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尤其是“八一三”淞沪抗战之后，日本侵略军长驱直入，向上海、南京一带步步进逼，国内“亡国论”一度甚嚣尘上。
可是不到半年，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平型关伏击日本精锐板垣师团，歼敌千余人。徐州会战，李宗仁率部毙敌1万多人。捷报传来，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一些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一反过去的悲观情绪，唱起“速胜论”的高调来。在我们党内，也有人受机会主义的影响，说什么顶多四年就能打败日本侵略者。为了彻底批驳“亡国论”和“速胜论”，摆脱错误抗战路线的干扰， 把全国军民思想统一到“持久抗战、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轨道上来，并为持久抗战提供科学的理论根据，毛泽东决定写一部论持久抗战的理论专著。
1938年5月，毛泽东再次把自己关在了窑洞里，他七天七夜没有出门，除了一天两顿稀饭和咸菜外，就是不停地抽着劣质的纸烟，埋头写作，以至于连棉鞋被火盆烤着了，他也浑然不觉，警卫员贺清华后来说：“七天七夜不睡觉，就是铁人也要熬倒了啊，主席当时真是拼了命了。”冯玉祥得到这本书后，立即自费印了3千册，分送国民党要人，而白崇禧读后，更是大为叹服，他还从中归结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这两句话，如获至宝的白崇禧把在《论持久战》送给了蒋介石，而这一次，连蒋介石也不能不赞同毛泽东的战略思想了。抗战八年，国共两党携手共御外侮，而指导抗日战争的战略，则是由共产党人毛泽东提供的。
1956年秋，前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海军航空兵司令官远藤三郎，在北京见到了他毕生最崇敬的对手毛泽东。远藤三郎，1893年出生于日本山形县，15岁入日本士官学校，随后留学于法国陆军大学，在日本统治集团中，他被称为“有思想的军人”。山形，以出宝刀而闻名，就在那一次会见中，远藤三郎把祖传的宝刀献给了毛泽东，表达对中华民族的歉意。
1956年9月，毛泽东会见日本前军人访华代表全体成员时，与日本前陆军中将远藤三郎握手。
宝刀出自14世纪日本镰仓时代的“国匠”米国光之手，是远藤少年时代加入军校时，外祖父赠送给他的传家宝。这是出乎意料的举动，是日本军人所行的前所未有的大礼。远藤三郎说，败要败得明白，败在毛泽东手下，日本心悦诚服。而在此之前，远藤三郎却像大多数日本军人一样，对中国是根本不服气的。他认为，无论在军事、现代化程度还是国力上，日本都要远强于中国。他认为，日本是纯粹军事战略上的失败，其关键在于日本在“大陆政策”与“海洋政策”之间没有做出清晰的判断与选择。
发动侵略战争之初，日本战略的制定者是石原莞尔。按照石原莞尔的设想，如果日本在占领中国东三省之后全力进攻苏联，那么，在德国和日本东西夹攻之下，苏联很难不被打败。而如果以朝鲜、伪满洲国和日本本土为基地，假以20年的长期准备，再全力与美国争夺太平洋，那么，日本占领太平洋的东部，与美国“划洋而治”也绝非是不可能的。石原莞尔起初的设想就是如此：以“日、鲜、满 （伪满）一体化”为前提，实现“第二次产业革命”，这包括在远东建立一个年产2千万吨钢铁的大基地，计划年生产飞机1万架，将人造石油作为研发重点，大量生产飞机、汽车、船舶、工业机械，其中还包括打通朝鲜海峡海底隧道，建设一条从日本出发，经中亚到达欧洲的新干线计划。
而要实现这个计划，需要20年的时间。石原莞尔原本设想完成第二次产业革命之后，日本再举兵指向西伯利亚和太平洋。
但是，在远藤看来，由于“没有头脑”的东条英机代替了石原莞尔，这个宏大的计划搁浅了，而且，直到战败，日本的战略依旧还是在“大陆”与“海洋”之间徘徊，而在整个战争中，日本的最高统帅部都没有形成自己清晰的战略。这就是他所理解的日本战败的真正原因。
1947年2月，远藤作为战犯被关进了东京的巢鸭监狱，一年后，他被释放。从此，远藤三郎在琦玉县耕田为生，除了种地之外，他平日闭门不出，苦苦思考着日本战败的原因，直到他读到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他的思路从此轰毁，他说：自己“觉悟在一夜之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起码从三个方面击中了日本战略的要害，也击中了远藤三郎的要害。
首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中日之间的较量绝非单纯的军事较量，因为从根本上说，这是一场政治较量。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则是不流血的战争。
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例如中国的半独立地位，是日本帝国主义政治发展的障碍，日本要扫除它，所以发动了侵略战争。中国呢？帝国主义压迫，早就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障碍，所以有了很多次的解放战争，企图扫除这个障碍。
从历史上看，日本有一个武士阶层，而中国的劣势则在于统治者是文士阶层，这是两个社会结构的不同，这种社会结构的不同，则造成了政治动员方式的不同。日本的政治动员，是建立在封建武士制度的基础上，日本政治动员比较快，但范围有限，而中国的政·治动员虽然进行得慢，但深度和广度则比日本要大得多。
倘若中国能够进行全民族的广泛动员，并形成一支与人民在一起的军队，那么，日本军事制度就会被中国的全民皆兵所战胜，日本在军事方面的优势，就将被中国在政治动员方面的全面性、广泛性之优势所克服。
在《抗日的政治动员》一部分中，毛泽东全面论述了为什么全面的政治动员是抗战胜利的关键。他认为：
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抗日以前，没有抗日的政·治动员，这是中国的大缺陷。抗日以后，政治动员也非常之不普遍，人民的大多数，是从敌人的炮火和飞机炸弹那里听到消息的。这也是一种动员，但这是敌人替我们做的。这种情形必须改变，不然，拚死活的战争就得不到胜利。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要胜利又忽视政治动员，叫做“南其辕而北其辙”，结果必然取消了胜利。
毛泽东接着指出，政治动员，就是“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文化和宣传方面的较量，因此，抗战，也是一场文化的思想的战争与斗争。他认为：
什么是政治动员呢？首先是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必须把这个目的告诉一切军民人等，方能造成抗日的热潮，使几万万人齐心一致，贡献一切给战争。其次，还要说明达到此目的的步骤和政策，现在已经有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又有了一个《抗战建国纲领》，应把它们普及于军队和人民，并动员所有的军队和人民实行起来。没有一个明确的具体的政·治纲领，是不能动员全军全民抗日到底的。
怎样去动员？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体，靠干部人员。抗日战争的政治动员是经常的。要联系战争发展的情况，联系士兵和老百姓的生活，把战争的政治动员，变成经常的运动。这是一件绝大的事，战争首先要靠它取得胜利。
其次，《论持久战》指出，中日之间的较量，也不仅是现代化程度的较量，而且还是意志与人心的较量，是军队的政治素质的较量，如果中国军队能够不断提升政治素质，就会不断抵消日本在装备方面的优势。
在《兵民是胜利之本》这一部分中，毛泽东则讲了军队的政治优势与装备优势之间的关系。他认为：
革新军制离不了现代化，把技术条件增强起来，没有这一点，是不能把敌人赶过鸭绿江的。军队的使用需要进步的灵活的战略战术，没有这一点，也是不能胜利的。
然而军队的基础在士兵，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一切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础去发挥它们应有的效力。
随后，毛泽东再次论述了他的基本观点，中国走向衰落的基本原因，就在于人民没有组织，社会没有组织能力，一旦把人民组织起来，那么，中国的社会结构就会发生根本改变，日本的武士组织，就不能与中国广大的群众组织相抗衡。他说：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
只要人民组织起来，只要有一支人民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在中华民族陷入亡国灭种的时刻，毛泽东的自信的声音，如号角一般划破了漫漫长夜。
中日之间的较量，也并非两个国家之间的较量，而是全球战略的较量。它威胁了美国在太平洋上的利益，而日本吞并中国东北，同时也在大陆方向上对苏联构成了严重威胁，从表明上看，日本固然是把中国孤立起来了，但是，从全球战略上看，日本本身已经空前孤立，目前，中国只是与日本作战，而在不远的将来，日本将不得不与中美苏同时作战。
相对于中国，日本固然在军事、现代化程度和国力上都占据优势，但是，这种优势是表面的。实质上，日本在政治动员、意志较量和全球战略三个方面，都处于劣势，正是从政治动员、社会组织能力和全球战略三个方面看，日本必败，中国的抗战必胜。
远藤三郎后来在《日中十五年战争与我》一书中这样说：读到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我才知道日本的短板究竟是什么，中日两国、两军之间的差异在哪里，特别是——我这个日本将军，方才第一次真正明白了“日本的战略”实际上是什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已经准确地概括了日本的战略，而这个战略就是：“中间突破、两翼齐飞”。
毛泽东指出：日本的战略，便是以整个中国为基地，向“大陆”和“海洋”两个方面展开，而他用十几个字，就一举概括了日本的战略实质：“为了南攻南洋群岛，北攻西伯利亚起见，采取中间突破的方针，先打中国。”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在毛泽东看来，日本的战略并非不清晰，恰恰相反，日本的战略一开始是深谋远略，非常清晰的：柿子捡软的捏，首战找弱敌打，从中路突破，进攻最弱势的中国，然后以中国为基地，逐步向两翼展开——这本是极为精明的战略。
在毛泽东看来，这一战略成败之关键，不在远藤之流所谓的“两翼”，而在日本能否突破“中间”。然而，百密一疏，在这个精心的战略布局中，日本唯一没有想到的是：中国会抵抗，而且会如此长时间、如此持久、如此顽强的抵抗。中国的长期抵抗，使日本陷入了首战不利的兵家大忌，中国的抵抗，使日本陷入到久拖不决的战争泥潭中。
平型关伏击战
而从此之后，日本只能是步步被动，再也不能采取主动的战略。日本看起来是输在了“两翼”，但实际上却是输在了“中间”。
因此，根本的问题就在于：日本没有想到中国会抵抗，而且会如此顽强持久的抵抗，这是因为：日本自己从来不懂得“抵抗”究竟是什么，而且，日本还把中国对西方强权的抵抗视为亚洲式的保守、落后和“不开化”。“日本精神”中所缺乏的，正是对强者的抵抗。面对西方的冲击，近代以来的日本与中国的表现是完全不同的，面对西方的压力，日本没有经过抵抗，就立即放弃了自我，而转向了西方。但是，中国却把这种压力变成了自我变革的动力，在抵抗西方中，重新创造出一个新的中国，走出了一条中国道路。于是，日本的近代化，就是全盘西化，而中国在抵抗西方中，能够比西方想得更深，走的更远，而日本却在西方的压力下放弃了自我，日本的现代化道路只是模仿西方，它不可能比西方想得更深，走得更远。
日本之所以自夸自己比中国优秀，无非是因为自以为是“西方的好学生”，但是，这样的所谓“好学生”，却是为鲁迅所不齿的“弱者”和奴才。
鲁迅说：“强者受到欺凌，抽刀向更强者。而弱者受到欺凌，则抽刀向更弱者”。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就是西方列强的奴才，日本自己不但在西方面前不抵抗，而且，吉田松荫等“明治志士”们，反而提出了所谓“得失互偿论”：即“失之于欧美，补偿于邻国”，这当然就是“受到强者的欺凌，而抽刀向更弱者”，而福泽渝吉的《脱亚论》，不过是把这种最可悲的弱者，粉饰为强者的遮羞布而已。
《近代的超克》出版于1983年，回顾20世纪前半页的历史，作者竹内好感慨说：日本只认西方价值为普世价值，但是，忘记了西方的价值并不普世，因为西方的自由、平等只适用于西方的市民社会，并不包括西方的无产阶级，更不包括世界上的殖民地人民，中国的反抗，则是要求把自由、平等推行到所有的人之中，而这才是真正实现普世价值。另一位日本思想家丸山真男则说，无论西方和日本都不代表普世价值，因为代表普世价值的是中国革命，日本和西方的现代化是自上而下的，中国革命是自下而上的，它的目的就是把自由、平等推行到最下层的人民中。
丸山真男这样比较中国与日本的现代化进程说，日本的现代化不但没有引发内部的社会革命，反而加剧了日本社会的封建结构，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则是在反抗帝国主义的同时，则进行着内部的社会革命。中国在抵抗强权中，焕发了自我，进行了自我改造的革命，而且，中国革命不仅改造了中国，改造了东亚，也改造了世界。屹立在黄土高坡上的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一举回答了日本的战略是什么，以及什么叫“中国抵抗”。
正是中国的持久抵抗救了苏联，如果不是日本陆军被中国牵制并被极大地消弱，那么，日本原本早就可以挥师北上，而那个时候，在西线穷于应付希特勒的斯大林，还能够阻止日本的进攻吗？
也正是中国的持续抵抗救了美国，如果日本能够顺利占领中国本土，那么，日本就有足够的力量进行20年的准备，并依据广阔的大陆、新型的产业政策与美国争夺海洋霸权。那时美国还能从海上对日本进行封锁吗？
更为关键的是：中国的持续抵抗，实际上也救了日本，如果日本顺利地占领中国，那么，日本就将进行“两翼齐飞”的战略，即同时进攻苏联和美国，如果是那样，那么战争的规模将无限地扩大，全人类将为战争付出更大的代价，而日本最终将会失败得更惨。
日本之所以一直不承认道义上的失败，这就是在远藤三郎乃至石原莞尔等“有思想的军人”看来，日本发动战争的根本目的，就是力图以“东方的价值”，批判“西方的价值”。但是，读了《论持久战》之后，远藤三郎方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东方价值”。他说：真正的“东方价值”，就是抵抗强权，人类的普世价值就是和平，武的意义是“止戈”，“止戈”才是军人的道德，即“武德”。而这就是《论持久战》中所指出的——“为永久和平而战”。
当毛泽东写《论持久战》时，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有全面爆发，而毛泽东却预言说：这次大战与此前一切战争都不同，因为它将会产生一个极为重要的成果，这就是它将使全人类认识到：和平是全人类最普世的价值。“和为贵”，和平超越了“东方价值”和“西方价值”。而战争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消灭战争。
受到毛泽东所谓“为人类永久和平而战”论断的启发，二战结束后，远藤三郎最早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建立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远藤三郎差不多长毛泽东一年，但是，他却这样说：在他（毛泽东）面前，我好像是一个后辈见到前辈一样，心中充满了惶恐与感激。
陆地与海洋。这个问题岂止困扰着日本，而且也困扰着全人类那些最发达的头脑，最强悍的心灵，猛士决战，岂止在疆场。毛泽东与远藤三郎当年关于全球战略的对话，对于今天的我们，依然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1919年，英国战略家哈尔福德·约翰·麦金德提出了“陆权论”。他指出：欧亚大陆是世界的核心，是“世界岛”，而一切海洋国家，都处于边缘。“谁统治了东欧，谁就能主宰心脏地带；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就能主宰世界岛；谁能统治世界岛，谁就能主宰世界。”
基于这样的陆权理论，英国、德国和苏联，先后展开了对欧亚大陆——特别是其核心地带的争夺。“二战”期间，美国战略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则依据他的“三海战略”，提出了“海权论”。他指出：地中海是控制欧亚大陆和非洲的要塞，加勒比海是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的要冲，而中国南海则是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咽喉，谁控制了这三个“海”，谁就将控制世界。麦金德把欧亚大陆视为中心，把海洋视为边缘，但斯皮克曼则反其道而行之，他指出：只要以边缘包围中心，便可以瓦解中心。
冷战期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正是根据这样的战略，包围并瓦解了苏联。但是，冷战结束后，美国却转而追随麦金德的陆权战略，再次兴兵西亚和中亚，最终，今天的美国则困在了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之中。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当年，陷入了陆地与海洋之间的徘徊而顾此失彼的是日本，而今，同样陷入了陆地与海洋之间的徘徊和顾此失彼的，则是美国。
《南京条约》签订后，魏源发愤写下了伟大的战略著作《圣武纪》。
面对英军从东南海上来的危局，魏源提出了这样天才的构想，他指出：一味地固守东南沿海，与敌决胜于海上，这是错误的战略，而正确的战略，应是打到敌人后方去——即打到英属印度去。魏源指出：大陆就是海洋，陆权就是海权，而如果用今天的说法，这便是：“一带”即是“一路”。
1935年10月，在写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之前，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念奴娇·昆仑》。这首词，以包纳四宇的气魄，阐述、发挥并总结了魏源所开创的战略思想，它把陆地与海洋融合为一体：
何谓海洋？海洋就是夏日消融的大陆；何谓大陆？大陆就是江河横流的海洋。
海洋与大陆不是对立的。“海权”与“陆权”，本是一体。
“横空出世莽昆仑”，魏源和毛泽东，就是这样超越了单纯的“陆权论”和“海权论”。
正是在“倚天抽宝剑”的毛泽东面前，洪水一样蜂拥而上的强敌，无望地退却了。
读懂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就读懂了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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