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泽东关于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考与探索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等各个方面，因而他所留下的一系列思想成果也是极为丰富的，可以说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然而，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使他的一些理论主张与政策措施未能完全变为现实，收到他所预想的结果。但是，无论怎样，毛泽东在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过人的智慧与才能，坚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革命风范，那种一定要找出一条“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的理论勇气与创新精神，是无以伦比的。
毛泽东对“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考与探索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等各个方面，因而他所留下的一系列思想成果也是极为丰富的，可以说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这是他为我们今天的改革与发展留下的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永久珍惜。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从经济学的角度作个考察，不妥之处，敬请学界朋友批评指正。
一、毛泽东提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一问题的思想前提与现实基础
毛泽东对“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提出，绝不是他个人心血来潮或主观臆造，而是有着极深厚的思想渊源与现实基础的。其思想渊源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
马克思指出：
【“由生产关系本身产生的经济制度的全部结构,以及它的独特的政治结构,都是建立在上述（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榨取无酬剩余劳动的独特经济形式——笔者注）的经济形式上的。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形式总是自然地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找出最深的秘密,找出隐蔽的基础。不过，这并不妨碍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这些变异和程度差别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所提供的事实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1]891-892】
这说明，同一的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在社会层面可以甚至必然会有着极不相同的表现形式与个性特征。具体到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如此。
马克思（包括恩格斯）都曾认为，社会主义既可以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也可以在比较落后的、乃至半文明的国家实现。如果社会主义在前一类国家实现，就必然是一种全社会统一的高度集中的产品经济社会。社会主义如果在后一类国家取得胜利，它将不得不保留较多的旧社会痕迹，采取商品经济模式。[i]
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两种模式的基本构想，还只是一种抽象，或者说是一种观念形态的东西，如果一旦变为现实，它必然会呈现出更多的具体形式和丰富的民族特色。当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谈到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并运用这一政权进行社会变革时提出了10条具体措施，在此还特别强调：
【“要做到这一点，当然首先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暴力的干涉，……但是在运动进程中它们却会越出本身，成为变革全部生产方式所不可避免的手段。这些措施在各个不同的国家里当然会是各不相同的。”[2]490】
另外，在1850年1月，马克思曾为《新莱茵报》撰写过一篇国际时评，在那里谈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世界的传播与影响，其中特别明确地提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与“欧洲的社会主义”的问题，由此对社会主义在不同地域与民族所具有的某些形式差别作了一个总的概括。并指出：这种差别犹如“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的差别一样。[3]265
马克思的这一思想深深地烙在了毛泽东的脑海里。他历来坚持，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根本指导思想，我们一定要把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解决革命和建设中的各种问题，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和具有中国突出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来。他指出：
【“所谓特殊的规律，就是各国的差别点，就是说，各国无产阶级取得执政地位的具体道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一党制或者是在工人阶级革命政党领导下的多党制，改造旧生产关系的方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过渡时期所需要的时间，等等，因为各国不同的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都会有所差别。而这样的差别，在任何一个不同民族中都是存在的，而在有一些民族中就可能有更多的存在。如果以为有了差别性，就可以否认共同性，是错误的；如果以为有了共同性，就可以否认差别性，也是错误的。不可能设想，社会主义制度在各国的具体发展过程中，只能有一个千篇一律的格式（即我们现在所说的模式——笔者语）。我国是一个东方国家，又是一个大国。因此，我们不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而且在将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还会继续存在自己的许多特点。”[4]143】
从此，一个“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理念，就在毛泽东的脑海里悄悄地萌发了。
上述可见，毛泽东对“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思考，其思想基础与理论渊源正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唯一性与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原理。
另外，毛泽东对“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一问题的提出，还有其深厚的现实基础。这就是苏联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事实。
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与接踵而来的社会主义改造，使中国很快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新境地。这样，繁重的经济建设任务很快就被提到了我们党和国家的重要日程。这对毛泽东和全体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无疑不是一种严峻的考验。这一情况，在新中国建立之前毛泽东就预料到了，并提前向全党打了招呼。他在纪念党的28周年生日的著名文章，即《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明确指出：
【“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悉的东西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是困难。……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5]1480-1481】
但是，社会主义建设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史无前例的崭新事业，没有办法，只好一切都向当时社会主义的老大哥苏联学习。经过几年的实践，在我们学习苏联老大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的同时，也发现了不少问题，尤其是苏联方面暴露出来的诸如中央集中过多、统得太死，地方和企业缺乏积极性；农轻重关系处理不当，生活资料供应普遍不足，人民生活改善缓慢；市场紧张，物价不稳，等等。这些更使毛泽东对“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指出：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6]32】
他还指出：这里，“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总之，就是要“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更加努力地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7]10
可见，正是苏联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事实，才引起了毛泽东对“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考，才有了后来的实践与探索，才有了他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主张与实施方略。
二、毛泽东对“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主张与实施方略
1. 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路线，认清基本国情，按客观规律办事
毛泽东曾说过：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也不可能做好那件事。同样，要在中国搞社会主义，也必须懂得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否则，就不是一个清醒的、有作为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者。
毛泽东在1961年曾经这样说过：
【“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
为了认识中国的国情，掌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他反复告诫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来一个调查研究之年”。他要求：
【“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要下去蹲点，到生产大队、生产队，到工厂，到商店，去蹲点”，[8]302-303】
毛泽东要求切实“把实事求是的精神恢复起来”，[8]237并且他还身体力行，为全党作出表率。
在如何准确认识我国国情，把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问题上，毛泽东还特别强调要冷静，要有耐心，不要急。他指出：
【“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8]300】
还指出：
【“现在看来，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十分急了办不成事，越急就越办不成，不如缓一点，波浪式地向前发展。这同人走路一样，走一阵要休息一下。军队行军有大休息、小休息，劳逸结合，有劳有逸。”[8]236】
经过毛泽东及全党的共同努力，我们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终于有了一些规律性的认识与成功的经验。如我们当时已经出台的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工业企业七十条、高等教育六十条、科学研究工作十四条等各种条例，这就是明证。这些条例，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可能很肤浅，甚至觉得不太符合时宜。但是，应该说，它还是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我们在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规律性认识，实属不易，难能可贵。
2.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毛泽东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世界的普遍规律。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即使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也是如此。他还指出：
【“我们不要迷信，不要认为社会主义国家里的一切都是好的。事物都有两面性：有好的一面，有坏的一面。……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一万年以后也是这样。”[6]69】
另外，在这个问题上，他还针对斯大林的一些认识提出了批评。基于这一思想，毛泽东在1957年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作了全面深刻的分析与阐释。
首先，他提出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思想。文中，他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基本内涵、性质、表现形式以及解决的方法等重大问题作了具体分析与说明。这为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如何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出发，揭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寻找适合我国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以及如何适时调整或变革上层建筑，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比如，在国营企业经营管理权限到底应该是集中一些好还是让下面“搞点自由主义”好，其收入分配到底应该如何处理好国家、企业与职工之间的关系；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到底如何逐一过渡，其经营管理到底是应该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还是应该以小队为核算单位好等问题，毛泽东作都作过多次探索。这其中不论收效如何，或是成功与失败，但是，他那种敢吃螃蟹，决心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原理来解决我国建设实践中的重大问题的开拓精神是非常可贵的，更是值得称道的。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还正确分析和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具体阐述了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表现形式与性质之外，他还对如何正确处理这两类矛盾作了说明。他指出：
【“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简单地说起来，前者是分清敌我的问题，后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9]365】
他还指出：
【“我们历来主张，在人民民主专政的下面，解决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采用专政与民主这样两种不同的方法。”[9]371】
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从经济方面来说，就是要处理好重工业与轻工业、农业，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国家、企业与个人，中央与地方，汉族与少数民族，党与非党，革命与反革命，是与非，中国与外国等10个方面的关系。这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指出：
【“工业与农业、内地与沿海，中央与地方，国家、集体与个人，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这五条是主要的。”因此，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尤其要处理好。[10]484】
毛泽东之所以提出正确区分与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这其中，尤其要处理好这众多的关系，其良好用心就在于要创造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努力把党内外、国内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6]44这就是毛泽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确定的一条根本指导思想。
3.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无产阶级政治挂帅
毛泽东有一句经典名言：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11]350】
还指出：
【“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8]305】
这是毛泽东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几十年历史经验得出的一条真理性认识，也是对我国基本国情所作的高度概括。当然，党的领导，不是面面俱到，包揽一切，而主要是抓大事，揽全局，其具体工作则由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去抓，去落实。对此，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提出的“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 [6]355 就是这个意思。
经济建设，除了坚持党的领导之外，毛泽东还特别强调突出政治，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他指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9]305 只要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稍微一放松，经济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这是他在领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全过程中一以贯之的一条重要原则。他在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时又一再阐述与反复强调，并且针对教科书中的一些问题还做了许多商榷与批评。
毛泽东之所以如此强调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是因为在他看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在我国并没有完全解决，尤其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两个阶级的斗争还会长期存在，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无时不刻地不在试图侵入到人们的头脑，腐蚀人们的灵魂，即使是共产党人也不会例外。因此，如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其思想就会变坏，其行动也会偏离社会主义方向。另外，思想政治工作还是调动人的积极性，改善人的精神状态，提高工作效率的重要手段。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的谈话中曾多次说道：
【“提高劳动生产率一靠物质技术，二靠文化教育，三靠思想政治工作。”[8]125】
还说：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也可以变物质。[8]321毛泽东这些精辟论述真正体现他对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活的运用。恩格斯当年在他那“天才的经济学大纲”——《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就曾明确指出：
【“在一个超越利益的分裂......的合理状态下。精神要素自然会列入生产要素”。】
还说：
【“这样，我们就有了两个生产要素——自然和人，而后者还包括他的肉体活动和精神活动。”[12]67】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此还做过实证研究表明，劳动者的那种积极心理与良好精神状态对生产力所产生的促进作用是非常之大的。[13]362-363当然，他也不否认物质鼓励的作用，但那不是主要的，也不能持久，根本的还是靠精神鼓励。
4.以经济建设为重点，尽快发展社会生产力
毛泽东，作为一个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深知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同时，他领导中国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几十年，深知中国的贫穷与落后，所以，他始终不忘国家的经济建设。民主革命时期，在根据地，他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将群众“组织起来”，开展大生产运动，改善部队给养与群众生活；建国前夕，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提出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即从以战争为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重点的轨道上来，必须学会管理城市、建设城市与大力发展生产力。新中国建立之初（即1949年12月4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指出：
【“财政经济工作已经成为中央和中央局的主要议程，应该认真研究财政经济问题”。[11]25】
随即，恢复国民经济的各项工作在全国深入展开。社会主义改造期间，他始终把发展生产力放在突出位置，并把生产力是否得到发展作为衡量合作化与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标准。在他的坚持与指导下，的确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当时我国的农业每年以4.8%的速度递增，工业每年以21.8%的速度递增，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1956年，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当年8月，在党的七届七中全会上讨论即将召开的党的八大的政治报告时，毛泽东指出：
【“重点是两个，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一个是经济建设。这两个重点中，主要的还是在经济建设。”[10]511】
第二年，他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重要著作。其中，他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全面分析了国内的基本情况。他认为，大规模的、群众性的、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9]377 1958年10月，他提出：从今年起，要“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这个问题必须引起全党注意。” [6]351一年后，他在会见拉丁美洲17国共产党的代表团时又强调：今后10年到20年，我们的主要精力都要放到社会主义建设方面。
毛泽东的这个思想始终是明确坚定的，即使是在他往后的日子里，尽管运动不断，也没有动摇过。如在“四清”运动中，他仍然强调要抓好生产，要把是否增产作为检验“四清”运动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准；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开始就提出要“抓革命，促生产”；最后面对林彪、四人帮的疯狂干扰破坏，自己却因年事已高，健康状况恶化，无力回击时，还特别请出邓小平出面主持工作，强调一定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一定要在本世纪末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这里，我们不难看到，毛泽东对于抓经济建设和发展生产力的思想总是那样的清醒与坚定。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即使是“文革”期间，我国的经济也是向前发展的，并且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就。[ii]
5. 以农、轻、重为序发展国民经济，走一条中国式的工业化道路
工业化，是毛泽东梦寐以求的事，这是他一生最大的追求。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就提出了要在中国实现工业化的目标；新中国一成立，他立即着手恢复国民经济，为实现国家工业化做准备；尔后，他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把工业化与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一并提到党和国家工作的主要日程，并且矢志不渝地予以坚持。
那么，如何实现我国工业化？毛泽东既不走西方国家的路，也不走苏联的路，而是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之路。毛泽东指出：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与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9]400 即按农、轻、重为序推进国民经济发展，走一条用农业、轻工业的发展来促进重工业的发展，最后实现国家工业化的道路。。
按农、轻、重为序发展国民经济，能实现我国的工业化吗？这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毛泽东对此作出了明确回答。他指出，按农、轻、重为序发展国民经济，其实质不过就是：
【“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加重的结果怎么样？加重的结果，一可以更好地提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二可以更快地增加资金的积累，因而可以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6]25】
他还指出：
【“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
它不仅关系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而且还是轻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重工业的重要市场，更是出口创汇、增加积累的重要源泉。最后，他得出结论：
【“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工业。要说服工业部门面向农村，支援农业。要搞好工业化，就应该这样做。”[9]360-361】
就如何正确处理农、轻、重的关系，毛泽东经过几年的实践与探索，确立了“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基本思想，并将此作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总方针，以指导我国经济发展。新中国前三十年，由于我们坚持与执行了这一总方针，使我国的农业与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得到了较为均衡地发展，为我们后来的经济腾飞奠定了基础。
6.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利用价值规律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利用价值规律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是毛泽东所作的又一重要探索与思考。在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因特殊的战争环境，列宁采取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撇开了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尔后，转而实行“新经济政策”，利用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使国民经济得到了较好发展。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这个问题认识不是很明确，直到去世之前，才承认社会主义还有商品生产存在。不过，他认为这种商品生产只限于生活资料，而生产资料则被排斥在外。然而，毛泽东则不同，他是一个较彻底的商品生产论者，即不但承认生活资料是商品，而且承认生产资料也是商品。
毛泽东承认商品生产的存在，不是基于现实的不得已，而基于其深刻的理论认识。他认为，商品生产的存在，不仅与不同所有制的存在有关，而且最根本的还在于它与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有关。他在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谈话中指出：两种所有制的存在是商品生产的主要前提，但是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与生产力水平密切联系。因此，即使过渡到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生产力不发达，某些范围内商品生产仍有可能继续存在。毛泽东的这个认识，可以说是一种前无古人的卓越见解，即使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没有过。
毛泽东承认商品生产的存在，不是要想办法去消灭它，而是要发展它，利用它，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他指出：
【“我国是一个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还落后。……我们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6]435-436】
他还指出：在社会主义现阶段，商品生产，
【“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在现阶段，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货币制度、价值规律等形式，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生产、有利于向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有利于为将来向共产主义过渡逐步准备条件。”[14]566 】
此外，他还特别批评了当时党内存在的一些糊涂认识。他指出：
【“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要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6]439】
那么，毛泽东到底是如何利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第一，利用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这一形式，处理好国家与农民的关系，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毛泽东认为，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农民“唯一”能够接受的一种经济形式，也是国家处理同农民关系的“唯一”有效形方式。他指出:
【“在社会主义时期，应当利用商品生产来团结几亿农民。我以为有了人民公社以后，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发展，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废除商业，实行产品调拨，这就是剥夺农民，只会使台湾高兴。”[6]439】
他还指出：
【“为了五亿农民，应当充分利用这个工具发展社会主义生产。”[6]400】
第二，利用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的基本规律，即价值规律搞好国民经济的计划管理与企业核算，提高经济效益。在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的一系列谈话中，毛泽东说道，有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存在，价值规律就必然存在并发挥作用，对此，我们必须加以利用。一是将价值规律与按比例发展规律一同作为制定国民经济计划的有效工具；二是将价值规律作为确定商品价格的基础，以调节市场，平衡供求的工具。三是将价值规律作为做好经济核算的工具，提高企业效益。此外，毛泽东还提出，要利用价值规律教育我们的干部和人民，使他们懂得算账的重要性，以纠正当时出现的“一平二调”等形式的“共产风”问题。
7. 坚持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用先进的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建立以后，其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同生产力之间是基本适应的，但还有矛盾，因而，即使到了社会主义时期，仍然还会有“改革”。 [9]319
那么，到底该如何改革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毛泽东提出了如下几方对策。
第一，在所有制方面，两种形式的界限必须分清，同时也不要搞得太单调。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的谈话中强调，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在性质上是不同的两种所有制，二者之间的界限必须分清，不能混淆，过渡也“不能听凭人们的主观愿望，想迟就迟，想早就早。”[14]570另外，他主张在继续巩固和完善公有制的前提下，可以适当发展一些非公有制经济，如“可以开夫妻店”，“可以雇工”，可以“使地下工厂成为地上”工厂，甚至还可以在“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等，[6]170以此作为社会经济的有益补充。
第二，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大做文章。他认为，虽说所有制变革，在一定时期内是有底的，“但是人们在劳动生产和分配中的关系总要不断地改进，这方面很难说有什么底。”[8]136他还认为，“所有制问题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8]134因此，他大力倡导和积极推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以及领导人员、工人群众与技术人员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与技术革命等。
第三，在收入分配方面，要坚持统筹兼顾与按劳分配原则。他指出：在国家、集体与个人三者利益关系方面，过去我们遵循的原则是一国家、二集体、三个人的原则，现在应该倒过来，一个人、二集体、三国家。在个人收入分配方面，他强调坚持按劳分配，“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8]130 实现共同富裕。
上述可见，毛泽东在生产关系的调整与改革方面，可谓费尽了心思，动足了脑筋，贡献了他的卓越智慧与才能。
8. 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学习外国经验、争取外援为辅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毛泽东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一条重要原则，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就指出：
【“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靠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15]663】
建国之初搞经济建设，由于没有经验搬了苏联的一套，几年之后，毛泽东总觉得有些不舒服，尤其是与苏联的关系破裂之后，便下定决心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自己搞建设。1963年9月，他在一次谈话中指出：
【“我们已经找到一条道路。我们有两种经验,错误的经验和正确的经验，正确的经验鼓励了我们，错误的经验教训了我们。苏联把专家撤走，撕毁了合同，这对我们有好处。我们没办法，就靠自己，靠自己两只手。……到现在已经三年了，我们的工业建设搞出了许多自己的经验。离开了先生，学生就自己学。有先生有好处，也有坏处。不要先生，自己读书，自己写字，自己想问题。这是一条真理。”[8]338】
就这样，毛泽东在他的有生之年矢志不渝地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与智慧，在没有如何外援的情况下，造出了自己的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地球卫星，我们的工农业也得到了成倍的增长。
但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并不是不要外援，不学习外国的好经验，关起门来搞建设。对此，毛泽东在修改党的八大政治报告时指出：
【“中国的革命和中国的建设，都是依靠发挥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为主，争取外国的援助为辅，这一点也要弄清楚。那种丧失信心，以为自己什么也不行，决定中国命运的不是中国人自己，因而一切依赖外国的援助，这种思想是完全错误的。但是我们在肯定这点之后，又必须肯定另一点，即应当继续努力同苏联和一切兄弟国家团结一致，继续努力同世界上一切兄弟党、人民革命政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团结一致，取得他们的同情和援助。如果我们不肯定这一点，那也是完全错误的。”[4]145】
另外，1958年6月，他在对第二个五年计划报告的批示中也指出：
【“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6]380】
正是在这样一条路线的指引下，我们经过一番努力与奋斗，到上世纪60年代中就已经基本建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资技术基础。
四、简短的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毛泽东对“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所作的思考与探索所取得的思想成果，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这是他超越前人的伟大之处，是当时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项重大成果，表现出了他的那种过人的智慧与才能、坚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革命风范、一定要找出一条“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的理论勇气与创新精神。这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其他所有中国共产党人都无以伦比的。试想：有谁能第一个喊出“不可能设想，社会主义制度在各国的具体发展过程中，只能有一个千篇一律的格式”的最强音？有谁能第一个对苏联模式提出质疑，并告诫全党“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有谁能第一个提出“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战略主张？等等，等等。所以这些，不是别人，而正是毛泽东自己。因而，他是真正最受14亿中国各族人民和8千9百万共产党人景仰、爱戴与怀念的世纪伟人。
注释
[i]关于这一点，笔者曾有过专论，有兴趣的朋友可见拙作《马克思恩格斯所预想的社会主义只有一种模式吗》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法论解》二文（分别载《科学社会主义》1990年第4期和《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ii]《中国统计年鉴（1993）》（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版）显示，1967年至1976年的10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79%，社会总产值增长77.4%，国民收入总额（按当年价格计算）增长53%。其中，我国的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7.1%，社会总产值年均增长6.8%，国民收入年均增长4.9%。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5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8年版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7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9年版
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第6册.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2年版
5. 毛泽东选集 第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6. 毛泽东文集 第7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
7. 吴冷西 憶毛泽东 新华出版社 1995年版
8. 毛泽东文集 第8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
9. 毛泽东选集 第5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
10. 逢先知 金冲及 毛泽东传（1949-1976）（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年版
11.毛泽东文集 第6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
13.马克思 资本论 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
1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第7册.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2年版
15.毛泽东选读(下册)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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