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7年前，1892年12月4日，中国伟大的军事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被称为“军神”的刘伯承出生。
1916年，在讨袁护国斗争中，刘伯承组织起四川护国军第四支队，很快这支队伍发展到两千余人。他率军攻下丰都，在反动军队的反扑他负重伤失去了右眼。然而，由于他指挥有方，作战勇敢，年仅二十四岁的刘伯承落下了川军名将的美称。
相继参加了北伐战争、八一南昌起义、土地革命战争、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
1927年4月被武汉国民政府任命为暂编第15军军长，这是中共党员在国民革命军中被任命的第一个军长职务。后赴苏联学习军事，先入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后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
1930年夏学成回国，先后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参谋长、长江局军委书记兼参谋长、中央军委委员，协助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处理军委日常工作，举办短期军事训练班，并负责讲授暴动方略、游击战、运动战等课程。
1932年10月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协助朱德、周恩来在前方指挥作战，取得第四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
1934年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因反对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在作战指挥上的教条主义和专横作风而被撤销总参谋长职务，降任第5军团参谋长。
1934年底复任红军总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
1935年1月指挥先遣部队突破乌江，智取遵义，甩开了敌军主力，使伤亡大半、疲惫不堪的中央红军获得了一次难得的短期休整。遵义会议上，他坚决拥护毛泽东的主张。会后，协助毛泽东等组织指挥了四渡赤水、二进遵义等战役，使部队跳出了敌军包围圈，直插云南北部，并亲率干部团抢占皎平渡，保障全军渡过天险金沙江。5月兼任红军先遣队司令，同政治委员聂荣臻率部进入大凉山，与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使全军顺利通过彝族聚居区。继而指挥所部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打开红军北上的通路。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北上抗日的方针，在逆境中和朱德一起同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斗争。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任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红军总参谋长、援西军司令员等职。
朱德元帅曾赞誉他“具有仁、信、智、勇、严的军人品质，有古名将风，为国家不可多得的将才”。陈毅元帅留下过“论兵新孙吴，守土古范韩”的名句。
从宁都会议到遵义会议，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者(以下简称三次“左”倾)排除了毛主席的领导两年零三个月之久。在这段时间内，三次“左”倾完全推翻了毛主席的作法，推行以公式教条为特征的作法。
第一，在苏区执行反富农的土地政策。
第二，在经济非常落后的地区，推行城市搞工会经济斗争的一套作法(八小时工作制、例假、增薪、双薪等)。
第三，从“九一八”日寇占满洲起，中日民族矛盾在迅速上升，反动营垒内部和各中间派中有人要求抗日，组织国防政府。此时三次“左”倾不知利用，仍认为他们是最危险的敌人。
第四，三次“左”倾把苏维埃共和国当成一个大国，盲目扩大自己的力量，认为中国面临的问题是两条道路的决战。提出“争取苏维埃在全国胜利”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口号。
第五，在军事方面，三次“左”倾也采取了完全和毛主席军事思想相反的一套作法。
1.在建军方面：
(1)否定党的民主集中制，强调单一首长制(突出了政委的权力，照搬苏联)。
(2)把红军的三大任务缩小成为打仗一项任务。
(3)否定人民战争的特点，不断将地方武装来扩大新军团和师。这样做既限制了游击战争对红军的配合，又影响了老兵团战斗后的补充和发展恢复，而对新兵团的初战也非常不利。
(4)强调红军的集中指挥、正规化(城市战、堡垒战、白刃战的训练等)，反对所谓“游击主义”，反对“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2.在战略战术方面：
(1)提出了积极进攻“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略，反对毛主席的诱敌深入。
(2)否定毛主席战略上的持久战，战役上的速决战的思想，要求战略的速决。认为“反五次‘围剿’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战”，然后即转为对帝国主义直接武力冲突。采取战役持久--以堡垒战对堡垒战、“短促突击”，同敌人拚消耗。
(3)否定毛主席的集中优势兵力，选敌弱点，歼敌一部或大部，各个击破的思想，采取了“阵地战”、“分兵把口”、“两个拳头打人”的分兵战术。
(4)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最大特点之一是力争战争的主动权，即攻势防御，承认敌对我是大“围剿”，但在战役上我对敌是小围剿;或者大“换防”，跳出外线去作战。三次“左”倾只是单纯防御，堡对堡，阵对阵，分兵把口，这样则把主动权让给敌人，使自己始终处于被动挨打地位。
(5)毛主席认为，红军“基本的是运动战”，这一点也被三次“左”倾否定。
这些做法导致反五次“围剿”的失败，不得不长征。长征又是退却逃跑，使红军遭受巨大损失，使党遭受危机。大家要开会解决三次“左”倾的领导问题，总结经验，这是遵义会议的由来。
……
在遵义会议上博古代表中央作主要报告，军委负责人作了副报告。博古的报告遭到大家反对，认为基本不正确，并展开了争论。最后博古承认了自己军事路线的错误是失败的主要原因。政治局对此作了决议。大多数人此时还不了解政治路线的错误。当时形势很紧张，这个问题也就暂时放了下来。
会议上主要争论的几点：
第一，博古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敌人过于强大，敌人直接用于进攻中央苏区兵力五十万，还有帝国主义的经济援助和顾问帮助蒋介石。大家认为是个原因，但不是主因：第一次反“围剿”敌兵十万，我兵不足四万，是2.5∶1;第二次反“围剿”敌兵二十万，我兵仍不足四万，是6∶1;第三次反“围剿”敌兵三十万，我兵三万多，是10∶1;第四次反“围剿”敌兵三十余万，我兵四万多，是8∶1;第五次反“围剿”敌兵五十万，我兵四万多(未计地方武装)，也是10∶1。
另外，第五次反“围剿”时有十九路军在福建和蒋作战，还有广东军阀陈济棠宣布自由行动，对蒋威胁。敌人内部发生矛盾，都靠近苏区。一至四次反“围剿”时，则无此有利条件。
第二，博古认为失败原因在于苏区物质条件不好。大家不同意，因为在“一切为了前线上的胜利”的口号下，红军扩大了(十万)，红军财政和粮食等其他物资需要都基本解决了。
第三，博古强调白区反敌反蒋运动没有显著进步，瓦解敌军的工作薄弱，游击战薄弱，各区呼应配合不够紧密。大家承认这是个原因，但仍不是主要原因。因为一至四次反“围剿”时，苏区也是被割裂的，苏区范围更小，瓦解白军工作也有一定的限度。
第四，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战略战术上的错误：
毛主席在遵义会议上发言，他对三次“左”倾战略战术上的批判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意见，三次“左”倾负责人之一的洛甫同志支持了毛主席的意见。这些意见概要如下：
1.三次“左”倾战略战术的第一个错误是堡垒对堡垒，使敌人的堡垒主义持久战的战略战术达到了目的。
敌人采取堡垒主义是企图避免和我们打运动战，迫使我们进行阵地战，即避开红军的长处和他们自己的短处，三次“左”倾采取堡垒主义就中了敌人计策。
粉碎堡垒主义的打法是运动战。博古认为第五次反“围剿”不能打运动战是不对的。在敌人这方面说，到处筑堡必然分散兵力(一九三四年一月不完全的统计，敌堡垒二千九百多个)，为了找我作战，它不能总呆在碉堡内不出来，不向我前进。另外，敌人总还不能在全国到处筑碉堡来限制我们活动。堡垒主义必然是敌人大大分兵，它终究还是要出来找我们打仗，就有在运动中挨打的可能。
在我们这方面来说，就是在敌人堡垒线前后左右、四面八方打游击战，袭击他，扰乱它，牵制它，迷惑它，以配合红军作战。红军或在堡垒线内，待敌前进时在运动中消灭他，或转到堡垒线外广大无堡垒的地带活动，调动敌人，迫使敌人不得不出来和我们打运动战。就在第五次反“围剿”时，运动战的机会也是很多的，如洵口、团村、将军殿、建宁、湖坊、温坊各战役，特别十九路军事变时，机会更多。在第三次反“围剿”时，敌人占领了全部苏区，虽无堡垒，工事还是有的。红军在苏区内活动有困难，是跳到敌包围圈后面打掉敌人两个师，把敌人都引到东面，红军再转到西面休整，以逸待劳，准备再战。可见，三次“左”倾对堡垒与堡垒主义的恐慌和投降。
由于对敌人堡垒主义估计过高，对自己运动战估计不足，产生战术致胜论。
博古、李德认为堡垒主义已不可能象一至四次反“围剿”时采用运动战那样，可以一次歼敌几个师团，因此认为只能依靠战术的胜利，只能靠不断的突击来不断的消灭敌人一个连一个营，积少成多，变成战役的胜利，以逐步引起战略上有利于我的变化。这是“短促突击”的由来。
在战争指挥上，不依靠正确的战略指导战役，并正确运用战术，而是靠战术致胜。这是军事领导、军事理论上的绝大错误。
2.三次“左”倾第二个错误是分散兵力。
在反第五次“围剿”中，敌战略布置分兵四路：东路蒋鼎文攻闽西(这是蒋介石击败十九路军事变后建立的一路);南路陈济棠攻赣南;西路何键攻湘赣区;北路顾祝同是主要突击方向，以陈诚、罗卓英主力向南打;另以薛岳、周浑元等三个纵队从东北、西北三个方向向苏区中心进攻。
……
三次“左”倾开始提出的“全线出击”在敌人节节进逼下变成了“全线抵御”--单纯防御，战术是短促突击。
毛主席认为，为了争取迅速反“围剿”胜利，不应在敌人的突击方向进行主力抗击，而应诱敌深入，用次要兵力吸引和钳制敌人，而把红军主力隐藏集结，待机突击。敌人要找红军主力决战，必使敌疲劳，红军的退却必使敌骄傲而轻敌懈怠，这就给我以突击的机会。
三次“左”倾的全线突击，分兵把口进行许多拚命的战斗(了毛山、三溪、平寮、广昌、高虎脑、万年亭等战役)得不偿失。在反第五次“围剿”中，指挥员们对这种打法提出意见，建议打运动战，集中主力打击敌一路，一下子可打敌几个师，均遭拒绝。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许多指挥员曾对军委领导提出批评意见。认为军委领导过于集中，根据地图指挥，而地图又不准确;指定部队任务，过于具体，而敌情变化很快，指挥不能机断专行，失掉许多战机;认为军委下决心过迟，等下了决心时，敌情已变化;认为军委战术不灵活，机械地实行短促突击，敌人就缩回去，我追上去，敌人即依托工事用密集火力给我重伤，因此建议红军主力打运动战。这些意见军委都未采纳。
3.在军事上不知利用十九路军事变，打击蒋介石，粉碎“围剿”。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在福建组成人民政府后，在政治上利用了它，以毛主席为谈判代表，签订了停战协定，推动它去反蒋，但在军事上没有利用这个机会。闽变后，蒋介石十多个师沿闽西苏区边界光泽、邵武、顺昌之线南下进攻十九路军，对我暂取守势。
有同志曾建议集中红军几个军团的主力向赣东北突击，消灭正在运动中的大量敌人，既配合十九路军，又粉碎“围剿”。三次“左”倾认为这样做是冒险，拒绝了这个意见。三、五军团在东线活动，并调一个军团去西线打永丰等地敌人的堡垒。
蒋介石在解决“闽变”之后，即在福建组成剿共东路军，以蒋鼎文为司令，对苏区造成包围之势。
4.在战略转移与突围行动上三次“左”倾的错误。
一九三四年四月广昌战役(四月十一日--四月二十八日)一、三、九军团曾与陈诚纵队硬拚了十八天后，红军主力损失颇大，敌各路已迫进赤区中心，此时从事内线作战已无胜利可能，应该退却，保守红军实力，转到广大无堡垒地带去作战，创造新苏区，以保卫老区。
在三次“左”倾的五--七月战略计划上，根本未考虑这个问题。此后敌情更加严重，中央已作出退出中央苏区的准备，但在八--十月的战略计划上仍提出“用一切力量捍卫苏区来求得战役上的大胜利”，“发展游击战争，加强辅助方向活动求得战略上情况的变更”。一方面准备突围，一方面还让红军去拚命，还不注意保守实力。这表现三次“左”倾此时已惊慌失措。
正因为惊慌失措，战略大转移过程重大行动既未在政治局讨论，又未做到政治动员，也未能在转移前给红军以必要的休整而仓促行动。
十月十六日开始长征，一、九军团为左路，三、八军团为右路，五军团后卫，保护中央长征。全军八万多人开始大搬家(后方机关过于庞大)，红军为了掩护中央，一路上被动挨打，三十多天中在赣南、湘东、湘南、桂北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十月二十一日在赣南安远、信丰间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十一月十五日在湘南宜章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十一月底在广西北部的兴安、全州之间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博古的意图是想到湘西根据地和二、六军团会师。但这意图被敌识破，敌人层层设防。十二月红军到达贵州东部地区(黎平、施秉)，博古仍然想到湘西去，遭到大多数同志反对。此时部队混乱现象严重，即在此休整三天，于一九三五年一月七日占领遵义。部队在遵义休整了十几天(八军团在黎平即并入五军团，教导师并入一、三、九军团)。
博古等有个错误观点，认为只有到了湘西和二、六军团会合后放下包袱才能打仗，所以一路避战。就是对孤立的、拖得疲劳不堪的敌军，也未主动反击，只是招架，实质是惊慌失措的退却逃跑。跑到遵义时，八万五千多红军剩下三万多人。
1.广昌战役后不应再拚，应保守实力，仍拚(高虎脑、万年亭、驿前战斗)。
2.转移应给红军必要休整，不给。
3.转移应作充分的政治动员，未做。
4.转移中完全可以打击追击的敌军，不敢打，一味逃跑，失去在湘南立足的机会，调动敌人间接保卫中央苏区的机会。
5.战略指导机械--在进入湘东(桂东)突破第二道封锁线，敌已知我意图是湘西而层层集兵设防，仍坚持不变--去湘南。到桂北，直到贵州北部，还想去湘西，战略方针机械。
还在第五次反“围剿”进行中，大家对三次“左”倾的打法有意见：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毛主席是有什么本钱打什么仗。但是很多人不敢提意见，提了就被说成是对战争的动摇，就是机会主义，前途是反ge命。这帽子吓人。
这时，按三次“左”倾“绝对正确”的打法，打了败仗，使党和红军遭遇绝大的危险。大家要求开会。毛主席为了挽救党的事业，在路上不断进行说服教育，不断和三次“左”倾斗争。三次“左”倾的领导者已没有办法，有的也多少有了点觉悟，而且贵州的军阀力量薄弱，就在遵义开了会(一月十七日结束)。
在这个会议上，清算了三次“左”倾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形势紧张，政治领导上的错误未清算)，重新由毛主席领导军队，在最危险情况下挽救了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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