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探索过程中，虽经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是在毛泽东时代奠定的。概括来说，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的核心是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组织形式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同时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些基本政治制度延续至今，已为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而毛泽东时代所奠定的经济基础，则往往受到质疑：或由于在领导经济建设中有过严重失误，或认为没有系统的经济思想，或认为有些经济观点早已过时。本文拟对相关事实做些历史考察，希望能对我们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起步阶段，为以后的发展所奠定的经济基础有所说明。
一、领导全国人民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物质基础
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革”之前十年的评价所说：“我们现在赖以进行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这是一个基本事实。（一）建国头七年国民经济迅速恢复，“一五”计划超额完成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进行的经济建设，有四点需要特别提及：1、起步的基础之低，条件之恶劣。新中国成立之初，工农业生产和财政经济都极其困难。全国的基本状况：
一是工农业生产低下，物资极端匮乏，人民得不到起码的生活保障；二是工农业比例中工业比重小、基础薄弱，生产水平奇低，更谈不上形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三是工业布局极不合理，70%以上集中在东部沿海少数城市，内地特别是边远地区很少甚至根本没有现代工业；四是交通和通讯设备极为落后，几乎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五是财政经济状况混乱，财政赤字大、恶性通货膨胀、市场投机势力猖獗。由此看出建国之初起步之艰难。
首先是建立国有经济。1949年—1952年，通过没收官僚资本，管制、征用和收购在华外资企业，加上原革命根据地的公营经济，初步建立起新中国的国有经济。
其次是大力整顿财政金融秩序，稳定物价，统一财经体制，使城乡物资交流和工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三是农业的发展。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土改大大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加之采取一系列支援农业的政策、进行大规模水利建设等等，对促进农业增产起到重要作用。四是工业的发展。由于财经体制统一后宏观经济环境改善，工业经济很快恢复发展。到1952年，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比重大大增加，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不仅超过1949年水平，而且大多数超过了解放前最高年份。五是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到1952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已接近解放前最高年份，公路通车里程超过了解放前最高水平，民用航空则从刚解放时没有航线到1952年已有航线13123公里。
总之，经过三年努力，到1952年国民经济全面恢复,达到近代中国历史最高水平。尽管从社会生产力总体水平来说，人民生活仍相当艰苦，但新生的共和国经济毕竟由此起步了。
1955年3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致开幕词指出：“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实现党的总路线一个重大步骤”。会议通过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3、抗美援朝战争的进行，不可能不影响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中央制定“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把确保战争胜利放在第一位。财政上必须适当增加军费支出，相对减少建设项目的经费支出。与此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对我国实行全面封锁禁运，使我国无法对外开放，难以同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做生意。然而，在党的正确领导和全国人民共同努力下，我们不但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而且各条战线都取得重大成就，国民经济依然得到全面恢复发展。4、“一五”计划超额完成。经过三年恢复时期的努力，国民经济有了发展。但由于工业基础薄弱，农业生产力低下，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就整个国民经济水平及社会经济结构而言，仍属相当落后。为此，中央决定，从1953年起开始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经过全党、全国人民共同努力，加上苏联等国支援，“一五”计划于1956年底提前完成，到1957年底超额完成各项指标，各领域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奠定了初步基础，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1956年上半年三大改造完成后，党中央提出今后全党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把我国尽快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以后又逐步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从1957年到1966年的10年中，中国共产党正是按照这一战略目标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在此期间发生许多失误，造成了严重后果。但总体看，这个时期一直没有放松发展生产，特别是1961年至1965年进行五年国民经济调整，生产力有较大发展。成就主要有以下方面：1、工业生产成就巨大。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初具规模。工业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工业产量成倍增加；新兴工业部门迅速成长，新产品、新品种不断涌现，特别是电子、石化、原子能、导弹等新兴工业部门，从无到有逐步发展起来；工业地理布局，不但原有沿海工业基地得到进一步加强，而且广大内地和边疆各省、自治区及少数民族地区也都新建了不同规模的现代工业。2、交通运输业有相当大发展。全国除西藏外，各省、自治区都有了铁路，运输情况大大改善。大部分县、镇通了汽车。民航方面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建设一批机场，开辟了通往东南亚、欧洲和非洲的三条航线。通信网络延伸到农村，94%以上的乡通了电话。
1958年8月，毛泽东在河南省襄城县某农业合作社视察。3、农业基本建设初见成效。1958年初，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在广大农村掀起高潮，到1965年为止，建成大中型水利施工项目150多项，其中大部分都在抗洪抗旱、发展农业生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农业技术改造工作迅速开展，初步奠定了我国农业现代技术装备的基础，为农业生产持续增长创造了条件。4、科技事业进展显著，面貌有了根本改观。10年中，我国科技工作者克服西方封锁造成的种种困难，研究、设计和制造了一系列高水平设备，解决了许多科技难题。比如1964年，我国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结晶，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同年10月，我国首次核爆炸试验成功，1965年5月，第二次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从而打破了美、苏核垄断，提高了我国国防能力。5、教育事业有很大发展。学校教育的规模和质量都大为提高。新建、扩建各类高校近30所，高校在校生和毕业生都大大增长，各类中等学校的规模和质量也提高许多，从而大大增强了各行各业职工的文化素质。科技和管理队伍也壮大起来。
二、提出许多具有重大意义的经济战略思想
这段时期，毛泽东提出的一系列经济战略，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些至今仍有借鉴意义。举几个最主要的例子：毛泽东1950年6月提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而斗争”。1951年2月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重要战略构想，1952年9月以后多次提到要制定一条过渡时期总路线，紧接着提出以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主体的“一化三改”总路线和总任务。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泽东再次明确提出党的工作重心由以往的革命转移到经济建设和技术革命上来，向自然界开战，发展经济，发展文化。1956年9月党的八大一次会议宣布，今后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把我国尽快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为贯彻这一战略决策，毛泽东1957年3月17日在天津党员干部会议上讲：在过去，我们几十年，主要的工作就是阶级斗争工作。现在阶级斗争这件工作基本上结束。我们党要求搞建设，要学科学，跟自然界做斗争。19日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讲话提纲中又写道：“现在处在转变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4月30日，他在邀集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座谈时说：现在进入另一种战争，就是向自然界开战。其实，毛泽东并非认为阶级斗争已完全结束，只是认为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会是长期的。但他仍明确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此后，经历了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毛泽东重新判定阶级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使得工作重心的转移实际上未能完成。
1958年，毛泽东、林伯渠等人观看国产第一辆东风轿车（红旗轿车前身）。1958年1月“反右”结束后，毛泽东重新提出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所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了如下历史结论：“一九五八年，他（指毛泽东）又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这些都是‘八大’路线的继续发展，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1958年5月，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从根本上说是为了尽快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但在执行过程中，由于经验不足和对困难估计不足，违反了生产力发展规律，在全国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导致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盛行，给经济建设带来意想不到的损失。毛泽东很快觉察到这一错误。1962年初，在为切实做好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而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强调提出要加强对生产力方面知识的学习，积累经验，弄清规律。总之，毛泽东曾几次在历史转折关头提出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当然，他在领导经济建设过程中一度犯过急于求成，违反规律、片面追求高速度；在生产关系问题上一度脱离生产力水平，片面追求单一公有制；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指导下，没有处理好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的关系，常把阶级斗争放在不恰当的突出位置等错误。这些都影响了经济建设的正常进行。但可贵的是，他发现错误即及时努力纠正，并且始终表现出改变中国经济、技术落后状态的热切期望和发展国民经济、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决心。（二）提出摆脱苏联模式，找到适合中国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毛泽东在实践中逐渐发现苏联模式的一些弊端。1956年，毛泽东面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遇到的国内外一系列重大变化，特别是苏共二十大带来的风波，果断提出摆脱苏联模式，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为探索这条道路，八大前后，毛泽东带领全党在许多领域进行探索，取得了丰富的思想成果，集中体现在1956年4月的《论十大关系》讲话和1956年9月党的八大精神中。
1956年4月，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这是报告的单行本。尽管由于时代条件的局限和实践经验的不足，毛泽东最终没能从根本上完全突破苏联模式，也没能成功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他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率先提出突破苏联模式并付诸实践，是需要巨大勇气和创造性的。毛泽东反复强调建设社会主义要参考而不能照搬外国经验，要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他从中国是个农业大国的实际出发，提出要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经济内部存在的诸多矛盾，特别是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吸取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片面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造成粮食不足、市场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的教训。他提出：第一，发展工业必须与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能逐步积累足够的资金；第二，轻工业是提供消费品和积累资金的重要部门，发展重工业也离不开轻工业的发展；第三，以重工业为中心是工业化的关键，但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要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的“农、轻、重”顺序，是他对实现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上的一个杰出贡献。（四）提出中国要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提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我国刚开始社会主义建设时，苏联以“社会主义大家庭”为由反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毛泽东则予以抵制，提出中国一定要建立自己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实现经济独立，以保障政治独立。毛泽东还强调两点。一是就整个国家而言，它不是要求每个省、每个地区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各地应在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内，结合实际，扬长避短，发挥优势，讲求经济效益，因地制宜地发展工业；二是就整个世界而言，这种工业体系也不是完全封闭的，我国必须大力发展对外经济合作，引进外国先进设备，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促进本国生产力的发展，加快国内工业体系现代化。为实现这一目标，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和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在这一原则和方针指导下，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成功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包括帝国主义封锁和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等造成的困难，取得了经济建设的辉煌成就。到1979年国庆30周年时，叶剑英明确宣布：我国已建成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五）提出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总任务及分两步走的战略步骤1953年8月，毛泽东对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第一次作正式的文字表述：“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修改后，毛泽东将“国家工业化”改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1953年12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宣传部制发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在解释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时，提出了“促进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建立和巩固现代化的国防”。在1954年9月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中，毛泽东提出了“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国家”。周恩来在这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将这一思想具体化，明确提出：“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这是四个现代化思想的最早提法。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此后毛泽东在1957年2、3月分别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都提到将我国建成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959年底到1960年初，毛泽东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至此，“四个现代化”的完整提法有了。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公布：“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的说来，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1975年1月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这段话并特别指出：“遵循毛主席的指示，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曾经提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15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但由于十年动乱，1964年提出的纲领没有形成规划。1975年，国务院根据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提出的这个纲领，拟定了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计划纲要草案。但因草案遭到“四人帮”的阻挠、攻击，没有得到全面实施。直到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要求集中一切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我们才全面走上发展四个现代化的道路。建国前夕和建国之初，毛泽东提出的“一边倒”方针，是指在政治上同资本主义国家划清界限，而在经济上仍要与其进行贸易交往。此后他也一再强调：我们的方针是，一切外国人的长处，包括政治、经济、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好东西都要学，但不要盲目学，要能够独立思考；对外国的东西不加分析一概排斥，不加分析一概照搬都是不正确的。建国后，对我国极端敌视的美国政府胁迫其他国家，对我国实行长达20年之久的经济封锁和禁运政策。面对这种形势，党中央、毛主席一方面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另一方面灵活巧妙地开展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反封锁反禁运斗争。建国初，在把对外经济交往的重点放在联合东欧国家的同时，抛开意识形态的分歧和社会制度的差别，不论是建交的还是未建交的国家，只要尊重中国的独立和主权，都积极发展与他们的贸易往来。对美国，毛泽东一直表示愿意及早与之建立正常的政治经济交往关系。但美国政府长期不改变对中国政治上敌视、经济上封锁的政策。对此，毛泽东和党中央明确表示，在美国不改变敌视中国、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之前，是不能与美国进行贸易来往的。除以上外，毛泽东还提出过一些重大思想。诸如“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企业管理思想；统筹兼顾处理社会主义经济利益的思想；以及试办托拉斯、改革企业管理制度等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思想等。
三、提出过一些有重要意义的创新性思想
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了一些富有创见的思想。这些思想有些虽未贯彻实行，但对以后改革开放政策的提出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从七届二中全会到三大改造完成后的一段时间，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有了一定认识，多次讲建成社会主义15年只能打个基础，真正建成要50到100年。后来，在纠正“大跃进”的错误时，毛泽东经过深入思考，提出我国正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并说从“不发达”到“比较发达”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邓小平后来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社会主义消除商品经济”是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恩格斯曾说：“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这是以建立在高度发达生产力基础上的全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为前提的。当今现实没有任何国家达到这一水平，也就不能消除商品经济。但人们一度只注意到马恩的结论而忽略了他们说的前提。毛泽东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已形成传统的“社会主义消除商品经济”观念提出异议。他的观点总的来说是，发展商品生产，限制商品生产的消极作用。1956年4月的《论十大关系》报告中，毛泽东不同意苏联用义务销售制等办法来积累资金的政策，认为这样做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损害，提出：“工农业品的交换，我们是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
1959年3月1日，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进一步纠正高指标、“共产风”等“左”倾错误。1958年人民公社搞“共产风”、“一平二调”，实际是取消商品生产的做法。毛泽东初步觉察“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的错误后，在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1959年2月第二次郑州会议、1959年7月庐山政治局扩大会议时，提出一些纠正错误的理论和观点，其中就有针对废除商品的错误主张的。他指出：在社会主义时期废除商品是违背经济规律的；中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商品生产不是要消灭，而是要大大发展；价值法则是客观存在的经济法则，我们对于社会产品，只能实行等价交换，不能实行无偿占有；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毛泽东这些观点是非常正确的，可惜没能很好地贯彻在实践中，反而在晚年又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的观点。但他毕竟提出过上述有突破性的见解，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有一定开创意义。在所有制结构问题上，毛泽东的确是想建立一个纯粹的社会主义，“让资本主义绝种”，“让小生产绝种”。但在现实生活启示下，他改变了这种设想。在1956年底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中，他提出，对于我国的自由市场，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可以开私营工厂，可以开投资公司，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他把这称作“新经济政策”，认为这应实行相当长一个时期，怀疑俄国的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虽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这个认识没有深入展开也没有付诸实践，但毕竟已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各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的设想。苏共肃反扩大化引发的严重问题，引起我党高度重视。毛泽东适应历史发展需求，深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形成系统理论。
二，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三，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反映在政治上可以划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四，阐明了两类矛盾的不同解决方法，由此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及一系列方针；五，两类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会相互转化，应该创造主客观条件促使矛盾向好的方面转化。
这些重要观点，是具有重大意义的理论创造。遗憾的是，此后发生的“左”的错误，使这一正确理论提出的许多重要思想和原则没能很好贯彻，实际工作中大量混淆两类矛盾，即使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也有许多未能正确处理。这又从反面证明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特别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极端重要性。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这一科学论断，对社会主义改革与发展问题的探索是一个很大贡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的社会主义改革理论与此是一脉相承的。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浸透着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思考，既包含着他的失误，更包含着他的贡献。毛泽东不愧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与理论的开创者。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艰难征程的起步阶段，他作为我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在中国建立、巩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进行了最初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经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和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理论准备。（作者系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自“党史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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