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全盘学苏联”盛行，鱼龙混杂在所难免。在当时的中国遗传学领域，有一段时间独尊苏联的李森科为社会主义学派，指责美国的摩尔根为资本主义学派。后来的事实证明，受到斯大林支持的李森科，利用斯大林的影响在组织上排除异己，在学术上压制不同意见，对苏联的科学事业，乃至对当时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些国家的科学事业，都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1956年4月28 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针对当时在学术界一些领域乱贴政治标签的现象，例如把摩尔根的遗传学贴上资本主义的标签等，说道：“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多。”5月2日，毛泽东又强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楚，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学派。就是社会科学，也有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谈。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
谈家桢和他的老师李汝祺都是都先后从师摩尔根，是坚定的摩尔根学派。1948年，谈家桢代表中国遗传学界出席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第八届国际遗传学会议。当时，许多人劝谈家桢不要回国。理由是在共产党统治下的苏联，摩尔根遗传学者已横遭迫害，那么共产党在中国执政后，是否也会遭到如此命运呢?谈家桢却坚定地选择了回国。他认为，共产党总比国民党好，中国共产党不一定会学李森科那一套。
从北京回来不久，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开始。不久前受到毛泽东一番当面鼓励的谈家桢，信心十足也勇气十足。他直言不讳地提出了三大意见，其中最敏感的是“学习苏联”问题。但他以“不要怕”的精神，大胆直言：由于全盘学习苏联，致使中国的遗传学事业受到巨大损失。李森科在斯大林的扶持下，倒行逆施，不仅没有改变和挽救苏联农业落后的局面，反而使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李森科主义”的影响，后果严重。
在毛泽东的鼓励下，1961年年底，复旦大学的遗传学教研室升格为遗传学研究所，成为了国内高等院校的第一家遗传学研究所。担任所长的谈家桢带领一批中青年人向着遗传学高峰攀登。到1966年前夕，这个科研集体共发表科学研究论文50余篇，出版专著、译作和讨论集16部。谈家桢学习摩尔根的治学方法，培养了一大批有为的遗传学工作者。
1978年，年近七旬的谈家桢，应邀参加了他的母校，美国加州工学院生物系成立50周年纪念会。他以海外校友的身份，作了《遗传学在新中国》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概要地叙述了“李森科主义”在中国遗传学道路上造成的灾难性影响，叙述了毛泽东主席对中国遗传学事业的关爱，以及中国遗传学事业富有戏剧性的几度起落。他的报告引起了与会科学家的极大重视。随着全国科技大会把遗传工程列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之后，中国的遗传学研究开始驶上了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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