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立虹：借鉴治理暴力拆迁，根治所谓“医闹”

 

北京民航医院杀医案，迅即引起全国人民的关注，网上惋惜被杀医生、声讨凶手的文章可谓铺天盖地，但更多的人们在愤恨扼腕的同时，进行了冷静的思考和分析，于是从指责凶手，指责医院，集中指向以赚钱为目的的医疗体制。李光满同志率先在昆仑策网发声，推出《关于医疗市场化的十八个反思》，继而该网又刊发郝贵生同志的《由医疗改革的“十八个反思”引起的再“反思”——医疗市场化利为谁所谋》、李玲同志的《医疗改革：新中国经验VS市场化教训》等文章，都立足忧国忧民的全局，提出了改善医患关系的治本之策。由此想到了曾经让人备受关注又为之胆战心惊的暴力拆迁，因果断废止支撑暴力拆迁的拆迁条例，又及时出台防止暴力拆迁的新条例，迅即根治了这个顽症，故而也必须借鉴治理暴力拆迁，根治所谓“医闹”。

众所周知，当时为了推进拆迁，开发商通过各种手段进行强制暴力拆迁，并发明了恰似当今“医闹”的专有名词“钉子户”。对付这些所谓的“钉子户”，停水、断电、放狗、放蛇有之，白天强行冲进拆迁户家中乱砸有之，放高音喇叭骚扰、雇人砸玻璃恐吓有之，半夜强趁人酣睡将房屋瞬间夷为平地有之，为此发生了很多骇人听闻的命案。老百姓对这些暴力拆迁行为深恶痛绝，后来为何基本得到平息？因为人民群众强烈反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强烈呼吁，国务院于2011年1月21日废止了支撑暴力拆迁的源头《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同时出台防止暴力拆迁、维护被拆迁人合法权益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为何废止了原来拆迁条例，就基本杜绝了暴力拆迁？因为造成暴力拆迁的是原条例有“强制拆迁”、“诉讼期间，拆迁人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先予执行”、“诉讼期间不停止拆迁的执行”，尤其是政府作强制拆迁后盾等导致暴力拆迁的条款（《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五条 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订立后，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在搬迁期限内拒绝搬迁的，拆迁人可以依法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诉讼期间，拆迁人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先予执行。第十六条 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或者拆迁人、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经当事人申请，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裁决。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是被拆迁人的，由同级人民政府裁决。裁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日内作出。当事人对裁决不服的，可以自裁决书送达之日起3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拆迁人依照本条例规定已对被拆迁人给予货币补偿或者提供拆迁安置用房、周转用房的，诉讼期间不停止拆迁的执行。第十七条 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在裁决规定的搬迁期限内未搬迁的，由房屋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或者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迁”）。可以说早先的拆迁条例是为促进拆迁而制定的，虽然表面上也有象征性维护被拆迁利益的条款，但最根本的是从各方面保证拆迁、运用各种手段甚至警力强制拆迁。而2011年新修订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是以防止暴力拆迁为目的的条例，所以各个方面防止暴力拆迁的霸道野蛮行为。

由彼及此，根治医患矛盾也是如此，不能扬汤止沸，而要釜底抽薪的治本，必须从根子上解决问题。因为杀医案看起来是典型的个案，但透过现象看本质，这个个案表现出来的医患矛盾却是普遍现象，以前出现的一起起医患纠纷，爆发的一起起所谓“医闹”，足以表明医患存在着很大矛盾。而医患矛盾表面看是医患双方的事，与他人无关，其实导致医患矛盾的根源，既不是医生，也不是医院，更不是患者，却是现有的市场化的医疗体制。医生的苦恼来源于此，最近有篇《目睹同病房两人命运，患者说了一句话让国人沉默》就足以表明医生不赞成先交钱再救人的制度（一位患者谈了自己的住院经历，先交5万押金，再交5万治病，同屋的患者交不起第二天抬到了太平间，医生一声长叹，出院时他儿子要给医生2万感谢费，被拒绝了，说“孩子，你把钱收起来，回去给你父亲买点好吃的吧。你们花了那么多钱，总是拣回了你父亲一条命，不容易啊？你别看这个社会病了，医院病了，可是我们医生没有病”。源自搜狐网2019-05-29《目睹同病房两人死亡，患者说了一句话让国人沉默》），所谓“医闹”的根子更在于此，因为医患双方患者始终是弱者。把准病脉，对症下药，是医生常讲的术语，那种动不动就严打“医闹”，让警察也全副武装助阵，“医闹”平息了吗？非但没有根治反倒越演越烈，根本原因就是没有抓住病根。进而言之，在医疗体制异化的过程中出现的怪胎，最终还要从医疗体制根子上解决，把医疗卫生改革的顶层设计放在医院是为人民防病治病的，不是用来赚钱的，医生不是赚钱的工具，而是救死扶伤的天使。如此，必然形成新的融洽的甚至友好的医患关系。

行文至此，不禁想起毛泽东时代的医患关系，简直亲如一家，那时医生遵循“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无论有没有钱都先治病，无论什么人到医院看病都把病人当成亲人，演绎出一曲曲“人民的好医生——李月华”赞歌。那时别说大医院了，就是农村的赤脚医生也是贫下中农人人夸，那时的工厂都有医院，工人们忙，孩子生病往医院一放就走了，家属生孩子本人不在场就生过了，厂医简直成了工人家庭的一员，怎么会有医患矛盾？那时毛主席针对农村医疗卫生落后面貌发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广大医务工作者深入乡村、山区为广大农民服务，解决长期以来农村一无医二无药的困境，保证人民群众的健康，对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尤其是对农村医疗卫生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那时医疗设备简陋、落后，药品也非常匮乏，但医疗体制的模式却是最先进的，不仅拥有最好的分级医疗，而且整个医疗服务体系都体现了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医患之间非常亲近，哪儿会有医患矛盾啊！现在医疗条件好了，人民富裕了，老百姓却看不起病了，医生水平高了，医疗队伍也壮大了，反倒为病人服务意识差了。症结就在于，医疗卫生改革把保障人民健康的卫生事业变成了拉动经济发展的产业，把医生治病救人的基本属性搞错了，由救死扶伤变成了以赢利为目的，有钱就给治病，没钱就赶出去，医生的目标不是治病，而是要完成赚钱的定额。于是扭曲了患者至上的价值观，抛弃了不能赚钱的预防为主，不管是否需要，不管大病小病，都要检查、化验，医学的社会责任丢失了，医疗不再是让人人能看得起病，而是怎样能让贵人、富人花大钱看病。由于在医疗体制根本上变了，医院和患者不是医患关系而是商业关系，也就埋下了医患冲突的祸根。医院要靠赚患者的钱来买设备、盖房子、发工资奖金，医生为了医院发展，也为了增加自己收入，必须变着法子让病人多花钱。医生不再钻研怎样服务病人，不再研究怎样帮助病人，演变成为既是患者多出血的制造者，又是医疗体制的受害者和牺牲品，这不能不说是医生的无奈和悲哀。

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具体到卫生行业就是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无论医疗怎么改革都必须坚持“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切实解决医疗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才能真正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让医生彻底告别赚钱的机器和工具，立刻回归治病救人的“医者仁心”，真正成为人们信赖的“白衣天使”，真正发展我们的医疗卫生事业。这就是借鉴治理暴力拆迁，根治所谓“医闹”生发的感悟。

（作者系昆仑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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