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光宗：失独早就不是小众问题，需要社会综合治理

 

　　然而，无论发生了什么，岁月仍将继续，失独之后是考验失独者生活态度和人生格局的严峻时刻。活着需要勇气，也是需要智慧的。参透人生的话，人生就是向死而生、不断丧失的无常过程，无论是养儿送终还是白发送黑发都是无常的表现。活着才是人生的王牌，而人生的幸福就在于活在当下、把握当下和快乐当下，甚至有超拔的智慧践行厚德载物自强不息，以苦为乐抑或不以苦为苦不以痛为痛，用超拔之大爱和胸襟将一切的不幸当作考验将一切的痛苦化为动力。为儿女而活、把儿女当作天和地、把养儿育女看成是人生意义全部的父母最脆弱，最可能在失独之后生活失重、精神彷徨，在持续的无意义感和痛苦回忆以及现实困难（如病苦缠身）的交织和压迫中倾向于自杀。由此可见，是不一样的亲子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决定了失独之后的人生走向：是坚强地站立，痛苦地沉沦还是绝望地倒下。

 

　　令人敬佩的是上海易解放女士这类大爱人士。当年易女士在日本痛失爱子之后回到祖国倾尽家财、化缘善财实现爱子未竞的绿化西北荒漠的愿望。在对祖国的大爱中升华了对儿子的小爱和私爱，共同谱写了不朽的爱的乐章。甚至，“易解放”这个名字也成了失独者自我拯救的一个符号和隐喻。“易”即变易和变动，一切事物都在变化、无常的过程中，即便是“我”的存在，也有“今日之我”和“昨日之我”的分别，人生也是如此。“解放”就是寻求更大的格局、更大的意义，就是去情执、破私爱的过程。意义赋予人生以精神和魂魄，新的意义将开拓新的人生。

 

　　问题在于，失独问题已经不是个别现象和小众问题，而是各界高度关注的社会现象和公共话题。中国15岁至30岁的独生子女总人数约有1.9亿人，这一年龄段的年死亡率为万分之四，因此每年约产生7.6万个失独家庭，按此统计，中国的失独家庭至少已超百万。预计到2050年，中国失独家庭未来将达到一千万。老年空巢化、空巢失能化已然是大势所趋。遗憾的是，失独老人的经济扶助、医疗救助、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等多个领域并未有国家层面的制度体系来进行保障。而造成失独悲剧的唯一性风险又与延续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密不可分。那么试问，现在尚且活跃老化的易解放们终有一天会年老，干不动了以后该怎么办？总不能国家不顾、社会不问、自生自灭吧。

 

 

　　首先，“失独的应急治理”往往最必要也最困难。失独父母亲有轻生念头的不在少数，尤其是在刚刚失去独生宝贝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心理干预极为重要，但那个阶段也是最难介入的。国家和社会团体需要协力建立失独者心理援助机制，为失独者提供必要的精神支持和情感慰藉。遗憾的是，这方面工作还有很多空白。对于年轻的失独者来说，再生育几乎是失独创伤治疗最有效的方式。

 

　　其次，“失独的源头治理”具有深远意义。包括两个方面的预防：一是事实表明，颇有一些独生子女青少年的“人生观”和“生命观”存在偏差，心理脆弱、情绪偏激，甚至人格不全、行为失常，容易因挫折而冲动自杀。为此，国家、社会和家庭要对独生子女青少年进行必要的挫折教育、责任教育和生命教育，提高其心理的包容度、耐挫力和承受力。二是更多的失独是因为意外和疾病。所以，国家有从政策层面杜绝政策性独生子女家庭，提倡至少生育二孩的“合适之家”这样的新家庭理念，从源头上消除家庭人口结构的脆弱性、唯一性风险，提高家庭抵御失独风险和相关风险的能力。

 

　　再次，“失独的末端治理”严重缺位。对于“失独”这个特殊时代背景下产生的社会性家庭悲剧，国家无疑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是严苛的独生子女政策带来了内生性、唯一性、脆弱性风险。所以，国家必须出面保护失独老人的养老权益，尽早考虑为失独者建立特别的社会保护制度以消除他们因无后导致的老年自卑、恐惧和忧患之心——老无所养、老无所依、老难善终，以“反歧视、反冷漠、反自杀”为方针，在《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增加保护保障失独老人的若干条款甚至独立为他们出台专门的《失独老人权益保障法》，为他们建立贯穿余生历程的、公益福利、绿色通行的医疗照护、养老保障以及更大范围的社会保护制度，做到特殊人群特殊对待、特殊困难特殊关爱、特殊问题特殊解决，例如失独老人手术签字是否可以自签或者免签按手印？一切以尊重和方便为原则，力争做到即便失独了也能老有所安、老有所归、老有所乐，才真正体现出老年人道主义和社会福祉共享的大原则和大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