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继而引发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以来，不少西方学者对当代资本主义重新作了深刻的反思，反思是全方位的，从经济、政治直至西方世界价值之源的个人主义。正如美国《新闻周刊》国际版主编法里德·扎卡里亚所言：“这是一场金融危机、民主危机、全球化危机，从根本上说是道德危机。”金融危机背后深层次的是道德危机，那就是作为西方价值总汇的个人主义出现了问题。
一、“占领华尔街”运动引发的思考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人们对华尔街的贪婪怒不可遏，纷纷谴责这种只顾自己发财不惜坑害别人的卑劣行径。“占领华尔街”是一连串主要发生在纽约市的集会活动，活动的目标是要持续占领纽约市金融中心区的华尔街，以反抗大公司的贪婪不公和社会的不平等，反对大公司影响美国政治，以及金钱对民主和法律的负面影响。类似的集会运动出现在了美国各州并蔓延至南美洲、欧洲、亚洲、非洲、大洋洲各地，并在全球各大城市串连。“占领华尔街”运动虽已结束，但其影响发人深省，因为这是民众自发自觉公然质疑经济制度，是自20世纪50年代后第一个将资本主义整体作为批判对象的群众运动。这在过去50年中，不论工人阶级还是左派——有组织的还是无组织的——都是不可想象的。
2012年第42届达沃斯冬季论坛刮起了一股反思资本主义的劲风，论坛以“20世纪的资本主义是否适合21世纪”作为中心话题，“改造资本主义”、“重塑资本主义”亦成为热门议题。西方主流社会终于开始直面资本主义的“病人身份”,承认“不可一世的资本主义”眼下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陷入了“看不到尽头”的困境。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理查德·沃尔夫教授认为，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动荡不应被理解为金融危机或债务危机，而应被理解为资本主义的制度危机，而这场制度危机的背后价值根源就在于个人主义。反对国家监督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其核心就是这种个人主义。因为个人主义反对权威和对个人的各种各样的支配，特别是国家对个人的支配。《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主编莫蒂默·朱克曼撰文称：“从心理上说，我们的企业文化历来珍视个人主义、创业精神、务实态度和发明创新。随之而来的也有对法治的持久尊重。个人主义的理论看起来很美，但现实生活很残酷，每天都在发生的，却是一些个人和个人集团在侵犯、剥夺另一些个人和阶层的利益。”“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对这种金钱霸权的抗议。但是这种霸权太强大又太隐蔽了，所以，看似每人手中都握有一张选票，却无法用它来改变现实。
经济学家理查德·莱亚德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指出：“过度的个人主义和过度的贪婪，使我们落到了这个地步；我们必须重拾昔日美好时光的价值标准、互信和利他主义。”
二、 金融危机的幕后推手
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西方学者从不同视角探究其原因，大家基本形成一个共识，即引发危机的幕后推手就是美国金融街贪婪的金融资本家及效率低下的政府。美国学者福斯特和马格多夫在题为《金融内爆与停滞趋势》一文中指出，当前由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从20世纪60年代末的战后繁荣以来，实体经济中的生产和投资一直处于停滞趋势。于是，资本主义就通过使经济金融化的方式来弥补停滞趋势的后果，这使金融泡沫恶性膨胀并和实体经济的表现日渐脱离，最终导致了当前美国和世界的金融危机和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为这场危机首担其责的应是那些食利者阶层：华尔街金融资本家和投机炒客。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资本主义各种刺激因素已经日渐式微，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增速变缓，大量剩余资本开始寻找投机性的金融出路。于是，大规模的军费开支、债务和金融投机成为应对停滞的刺激经济手段。但这些饮鸩止渴的手段不仅根本不足以制止经济停滞重现，还会使问题随着时间的变化变得越来越严重。美国学者曼库尔·奥尔森在他的《国家的崛起与衰落》一书中认为，美国制度的老化产生了一种“资格文化”：“特殊利益集团通过优惠税额、特殊拨款、指定款项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特权，一点一点啃食国家财富。”本来，制造危机的罪魁祸首——靠金融投机爆发的最富有的有产阶级理应为这场危机埋单，这不仅是基于最基本的社会公平，更因为是他们的投机制造了这场危机。可他们却在竭尽所能利用资本主义制度的现有机制，以损害其他社会成员为代价来弥补损失、获取利益。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在2012年达沃斯论坛年会上指出：“放任无度的高薪福利严重败坏了经理人的从业风气”。最初的资本主义体系中分工明确：企业家承担投资风险并享有收益；经理人确保企业在长远的未来能为所有利益相关者带来利益。而如今，过度的红利体系使得经理人的收入与资本拥有者的利益紧密挂钩，从而颠倒了正常的分工体系。
长期旅居美国的日本学者神谷秀树在《贪婪的资本主义：华尔街的自我毁灭》一书中写到，华尔街的精英即便获得了MBA职位，职场中必须遵守的道德却一无所知；华尔街银行家的“工作方法”是：供职的金融公司如同出借资产负债表的房东，银行家则像是租房的住户。银行家会充分利用借来的资产负债表，尽可能地增大收益。在市场环境好时，银行家每人每年收入能达到数千万、数亿美元；市场环境恶化时，银行家们则抛下巨额亏损的资产负债表，拂袖而去，寻找下一个“房东”。“今天赚的给我，明天赔的归你”，他们认为只要“合法”就可以不择手段。投资银行家是全世界最贪婪的职业，人类的欲望已经膨胀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贪婪’如果一旦发病，就不可收拾，需要长期的、艰苦的、持久的治疗。”
金融危机的爆发，政府的失职显而易见。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证明，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会在危机中充当“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即在危机期间为金融体系提供流动性，为金融机构直接注入资本或在必要时直接对其进行国有化。但私有市场经济制度中的政府支出首要目标是维护有产阶级的利益。曾任克林顿政府劳工部长，现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公共政策学院教授罗伯特·赖克在《美国的逻辑：为什么美国的未来如此堪忧》一书中指出，金融危机使得社会两极分化严重，政策因素失误、政府监管缺位是一个重要原因，在这场危机中，政府有很大责任，“自由市场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赌场资本主义”是行不通的，而且会导致很大的灾难。
三、 金融危机背后深沉的文化根源
个人主义是西方的文化之根，金融危机的深重根源就是个人主义文化的危机。西方经济个人主义过于崇拜自己追求利益的正当性，甚至唯一性，从个人及其心理倾向中寻找社会经济组织的必然依据，相信个人的行为就足以提供社会经济组织的原则，自由放任的经济制度是最好的制度；政治个人主义过于看重自我的权利和自由，政府的目的在于使个人的需要得到满足，使个人的利益得到实现，个人权益得到保障，把国家看作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弊病，追求让“无形的手”自己发挥作用的“无为而治”；伦理个人主义认为道德的标准在于个人利益、个人需要，而对什么才是个人利益、个人需要，个人有着最终的仲裁权，个人是道德价值的标准，是道德的最高权威。
在个人主义的支配下，今天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已呈现出唯利是图、不思长远的社会风气。军火商只想多卖武器；议员的眼光只看到下一届自己还能不能当选；董事会里的股东们只想着今年和明年还能不能赢利。信用的缺失，责任的虚无，自私自利的风气弥漫在空气中的每个角落。美国学者保罗·法雷尔在市场观察网站刊发《十大爆炸性泡沫扼杀资本主义》一文，指出：“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急功近利的思想文化”，“自私削弱了我们作为领导者的地位，没有道德指南，没有未来眼光，看不到短视的后果。这三种威胁可能“导致资本主义和美国一起垮台。”退休空军将军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在《国家利益》双月刊上写道：“世界处于漂浮、转变甚至越来越混乱的状态”。斯考克罗夫特在他《转变的世界》一书的修订版中写道：“曾经我们被看作为所有人竭尽全力；现在我们被认为只专注于一己之利。”
从个人主义角度来看，资本家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愿望合情合理，无可指责。但资本主义的一大魔法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变成商品，正如美国学者埃里克·霍弗的名言：“每项伟大的事业都从运动开始，然后变成生意，最后变成勾当。”它可以冷酷无情地把一切珍贵的、高雅的、有尊严的、贞洁的东西，拿到市场上去展卖，变成赤祼祼的金钱交易。
罗伯特·赖克在《美国的逻辑：为什么美国的未来如此堪忧》一书中指出：“美国文化向外界传递了一个越来越混乱的信息：疯狂工作的同时又要尽情享受人生”，为了达成后一点，为了快速实现梦想和放纵欲望，人们愿意透支健康，将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工作上，“有关努力工作的论点总是建立在一个谎言之上，让人们相信有一天他们终将会得到满足，就算不是事业上的成功，也会是他们用努力工作换得购买他们想要的一切东西的能力——可是那一天似乎永远不会到来，在这条贪婪隧道的尽头根本没有光明”。
法国电力集团公司执行副总裁马识路2011年亦撰文指出：“盎格鲁——撒克逊社会的个人主义衍生形态50多年来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国家强制性地建立起来，其依据是，最能够代表总体利益的莫过于所有个体的利益，这一思想对人类是有害的，甚至是自杀性的。”马识路认为，中国文化可能根治西方的困局，“植根于一神论的西方在建构一种有关人与社会关系的个人主义观念时，中国却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方面发展了社群主义和整体主义的观念”，“世界需要中国，以审视自身的意识形态、政治和社会模式”。
四、每个人都是资本主义危机的共犯
个人主义的文化使得每个人置身其中而莫能度外，在一些西方学者大力批判贪婪的资本家、无能的决策者、效率低下的政府同时，亦在反思易被忽视的普通公众的思想和行为。如德国《时代》周刊的文章认为,美欧债务危机背后隐藏着福利国家制度危机。政府和民众组成了“毒贩和瘾君子”的共同体：政府为了赢得选举发放福利“毒品”,民众上瘾后希望得到更多,这导致政府债务不断增长。政府现在必须保持财政平衡,这意味着民众也必须接受“戒毒治疗”。罗伯特·赖克在《金融时报》发表题为《贪得无厌的消费者正在破坏民主制度》一文，认为将资本主义危机归咎于全球金融和高得离谱的高管薪酬实在太简单了。从更深的层面上讲，此次危机标志着消费者和投资者对劳动者和公民的胜利。既然大部分人都兼属这四种角色，那么真正的危机集中在：作为消费者和投资者时，人们越来越容易达成划算的买卖，而作为劳动者和公民时，人们让自己的声音获得重视的能力则越来越弱。文章指出，现代科技让人们能够实时购物，以最低的价格获得最佳品质和最高回报。人们可以通过网络即时获得相关信息，然后货比三家，并瞬间就完成付款。消费者和投资者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强大过。然而，这些划算买卖的代价是就业和薪酬，以及日益扩大的社会不平等。文章认为，消费者和投资者表现越来越不俗，但就业不安全感上升，社会差距日益拉大，社区变得更加不稳定，气候变化也在恶化。所有这些结果都无法长期持续，但迄今仍没有任何人找到让资本主义回归平衡的方式。人们尽可以指责全球金融和世界各地的企业，但请把一些指责留给那些贪得无厌的消费者和投资者吧——这些人几乎存在于每个人心中，每个人都是共犯。
可以说，以个人主义面目横行的拜金主义为核心的资本主义制度已经严重地损毁了美国、欧洲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和谐共存的基础。在泡沫经济中，一切都被贪婪与拜金主义所蒙蔽。这种思维方式引起了社会的巨大分裂，其中最为恶劣的便是以金钱为基准，把人分成“赢家”和“输家”（神谷秀树语），每个人都是赌徒，只不过是投机金融家、政府等庄家通吃，公众埋单。
五、 个人主义的世界并非美梦
西方学者从为资本主义辩护到反思资本主义,并从个人主义价值观层面深挖根源，人们不得不感叹“美国梦”破碎了，人们对自己和下一代能否过得更好似乎信心不足。美国《时代》周刊网站2012年1月19日的署名文章称：“资本主义显然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为所有人创造经济机遇和更美好的未来。我们在学校里学到，资本主义是一种奖励勤劳者和能人的精英模式。然而，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之后，得益于资本主义的往往是有背景和有特权的人。”这种制度奖励了投机者，惩罚了老实人。
克劳斯·施瓦布在第42届达沃斯论坛上亦指出：“今天全世界的人都在质问，我们竟然让那些贪婪的、无能的决策在缺乏有效监管的情况下被制定出来，这些决策不仅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可怕的后果，同时也影响着普通百姓的生活，令他们失去了养老金、房产以及工作。这些受到影响的人们无不感到震惊、困惑、恐惧和愤怒。而那时候人们还预期，这次危机将使我们彻底地重新审视全体从业高管人员的行为，尤其是在金融服务行业。而今，近3年时间过去了，我们仍然没有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引发国际金融危机的资本主义体系早已是一个过时的体系，如果我们继续忽视改进此体系的必要性，则将长期深陷危机泥沼。”
如何化解西方危局，不少学者转向东方。英国《金融时报》网站曾刊发《到亚洲的工厂看看资本主义的教训》一文，认为陷入危机的西方资本主义犯下了三个错误：一是把资本主义视作一种意识形态概念，而不是一种用来改善人类福祉的实用工具；二是忘记了欧洲资本家从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威胁中学到的教训；三是在向第三世界宣扬资本主义优点的同时，没有让其本国人民清楚“创造性毁灭”。由于存在种种缺陷，资本主义是一种不完美的制度。应当邀请西方决策者参观一下日本和韩国、中国和新加坡的工业中心和服务业中心。或许处处都有宝贵的经验值得他们学习。
德国外交政策协会研究所所长桑德·施奈德更是在《轻轻告别强势西方》一文中，巧妙引用了一句“中国谚语”：“变革之风吹起时，有人修筑围墙，有人修建风车”。施奈德对中国推崇有加，“山的一面是稳定，一面是危机，迄今中国在山脊上走得很好”。在中国当前深化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一方面我们应当自感欣慰与自豪，另一方面我们应保持清醒头脑，莫让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念迷糊了我们的双眼！
（本文系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009JJD720020]、北京市青年拔尖人才项目[CIT&TCD201304149]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来源：《红旗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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