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之行：青年学者谈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道路

 

        地点：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政治学领域总是谈‘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我看我们更应该谈‘Bringing the people back in’,‘Bringing Socialism back in’”。在4月3日晚举行的第一期战略传播沙龙中，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潘维教授对当晚的精彩讨论做出了这样的概括。

由北京大学国家战略传播研究院主办的这次沙龙邀请到了《大道之行》一书的作者分享他们对中国政治的观察与思考，他们是分别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鄢一龙、章永乐、欧树军、何建宇。在讨论和对话中，潘维、殷之光、王洪喆三位嘉宾也贡献了精彩的观点。

 

 

图1：大道之行研讨会现场

讨论内容撷英

 

本期沙龙由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王维佳副教授主持。他在介绍《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一书的内容时指出，读者刚看到书名，可能会觉得这是一本很主流，很官方的著作，但是如果认真对待其中的内容，会发现书中的内容非常复杂和深入。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很多根本性问题的理论辩论在缺失了多年之后，被一群75后的年轻学人重新带回到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中。几位作者在传统到现代的历史转折视野中观察中国政治模式的变迁，同时又在全球化时代各种现实的民主化困境中对中西政治体制进行了严肃充分的比较，书中还饱含着“人民主体”，“人民社会”等充满社会主义理想的价值情怀。在这个意义上，这部书绝不是简单的理论框架和政治标签可以概括的，围绕此书展开更加丰富的思考和讨论十分必要。

 

 

图2：沙龙主持人王维佳

 

此后，四位作者分别对该书的内容、中国的治理模式、中国政治、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的相关问题展开讨论。

 

寻找共产党的“根”

 

清华大学的鄢一龙首先发言。他认为，本书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主题词，一是人民至上；二是共产党领导；三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国道路和中国体制的“铁三角”。针对潘维老师序言中提到党的“烂根”的现象，我们有必要在北大这个党的发源地重新来“寻根”。，鄢一龙认为产生这个问题与“三个化”有关，解决之道也要在破解这“三化”。

第一个“化”就是我们的政治体制的“精英化”。政治的精英化是全球同此凉热的现象，这本也无可厚非，但是任何政治体制都需要给普通老百姓提供舞台。我们党最初是要建立一个普通人民群众掌握权力的政权，最重要的组织就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让人民代表代表人民来掌握最高权力。然而，现在各级人大代表中，真正的一线工农代表数量少，官商比例过高，一些地方工人与农民代表的名额还经常被商人挤占，挂羊头卖狗肉。此外，党组织也出现精英化的趋势，农民、工人党员比例已经不足40%。。

第二个“化”是社会的“科层化”。科层化是韦伯说的现代社会的基石。但是科层化并不一定意味着“官僚化”。在这里，鄢一龙谈到了《真实的毛泽东》当中的一个故事。1933年当时毛泽东同志带领军队打仗的时候，非常重视群众路线的建设。当时有一个排长，官僚习气比较重，他习惯打骂和侮辱士兵。毛泽东得知这个事情以后就专门开了一个军人大会，他在那个会上讲了一段话值得我们铭记：干部和士兵只是分工上的不同，政治人格上一律平等，大家都是为了全国各族人民求解放，谋幸福这个共同目标走到一起的，因此，要严禁干部打骂士兵，这是第一条。第二，士兵自觉地服从尊重领导，服从指挥，遵守纪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越是并肩作战的队伍，越是能够无往而不胜，这是人民军队根本不同与国民党军队之处。科层制和民主是可以兼得的。。

第三个“化”是过度市场化。如何在市场化条件下保持党的主体性？鄢一龙谈到，该书中白钢提到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在市场化的条件下保持党的主体性，要使党的立足点放在老百姓身上，而不是资本家身上。此外，该书还认为社会主义有一些很重要的因素能够使得我们既利用资本又驾驭资本。书中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四个特点：顶层的战略规划，具有相当比重的公有资产，地方政府的经济组织功能，最后一个也是非常重要的，民生国家，要让市场的逻辑嵌入到民生的逻辑。

鄢一龙用毛泽东的话来结束自己对共产党寻“根”问题的讨论，只有我们真正地实行人民民主，象毛泽东当年说的那样，让劳动者享有管理国家、管理社会、管理企业的根本权利，共产党才能找到自己的根。

 

欧美政体带来严重的“短期化”倾向

 

接下来发言的作者是章永乐老师。他讨论了两种常见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有一种政体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种政体以一些所谓“普世价值”为追求。然而，追求一种价值并不等于就能实现这种价值，在不同的环境中实现同一种价值，往往需要不同的制度工具，“意外后果”层出不穷。

第二个观点建立在历史阶段论基础之上，认为欧美的政体在现阶段可能并不一定适合中国，但随着中国达到与欧美相当的发展阶段，就应当采取那样的政体。但这种观点并没有考虑到当代世界正在发生着新的变化， 即欧美自身的政治体系也在经历着严峻的考验。冷战从表面上看是西方赢了，但随后经济全球化波涛汹涌，信息技术的发展塑造了新的社会互动模式，这就给西方各国带来了新的挑战。全球化使得许多发达国家的资本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洼地”，导致发达国家出现明显的“去工业化”趋势，国家税基被削弱，财政上“开源”变得比较困难。但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和失业问题都使得福利支出持续增加。但在全球化条件下，不论执政者向富人加税还是削减穷人福利，都会导致丧失选票：既不能开源也不能节流，其结果就是高负债运作，但这就使得政府很难做有利于社会长远利益的投资。社会的信息化，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少数人群可以在短时间内放大自己的声音，对原有的代议制民主格局形成很大的冲击。各种否决力量此起彼伏，政府行为就出现了“短期化”倾向，很难有定力去做长线决策。

        章永乐认为，对处于工业化关键时期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迫切需要的是一个能够克服短期行为，做明智的长远决策的政府。但只在形式上建立某种政体，保证不了领导力。亚投行受到发展中国家很大的欢迎，其实就很能说明问题，这些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碰到的不仅仅是资金不足，同时也是政府领导能力不足，他们在中国看到的不仅是雄厚的资金和强大的制造能力，同时也是中国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事业的强有力的领导。

而关于有的观众提到一种认为“北欧有着十分发达的福利体系，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观点，章永乐回应道，“北欧国家的福利好，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它资源丰富，同时人口非常少。他们这样一个福利模式肯定是中国承担不起来的。”在他看来，中国如果在生产环节光讲效率拉大贫富差距，再在二次分配环节搞点福利兜底，很难实现社会的团结。“欧洲的福利社会可能有启发，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环节就是生产环节，因为究其根本，共产两个字并不是说消费环节我们大家一块儿花钱，更重要的是，在生产环节我们一块儿劳动。”

 

图3：发言作者鄢一龙、章永乐

 

     必须把中国的问题放到世界层面来思考

 

        接下来欧树军的发言，同样也是从分析中国发展的外部因素切入。他谈到，2007年美国的次贷危机演变成了影响至今的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刺激我们重新理解中国所处的世界体系。这个高度资本主义化的生产体系，的确存在一些周期性的问题，尤其是在金融、财政和经济上。尤其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欧树军把它的深层原因追溯到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那时候，西方国家在二战之后完成一个我们中国人更熟悉的“休养生息”阶段，经济繁荣不再持续，出现通胀、停滞甚至衰退，西方国家的人口也出现严重的老龄化。福利体系和人口老龄化叠加在一起，再加上经济衰退带来的经济停滞，从1970年代开始出现石油危机，石油危机反复地和美元霸权问题搅合在一起。这些问题在社会层面，表现为西方发达国家内部的贫富分化进程在加快，这也是《21世纪资本论》中谈到的问题。由于资本收益持续增加，而劳动收益长期止步不前，两者之间的差距持续扩大，最终导致贫富两极分化的全球化现象。最后，欧树军指出，这样的一个世界进程再次提醒我们，必须把中国的问题放到世界的层面，放在世界范围内，通盘思考；同时也需要更为全面的观察，不仅仅注意到全球化的积极层面，也要关注其消极的方面。

欧树军则进一步阐述了自己对对“共产”这一概念的理解，他说道“共产的重心不是分财产，而是共同生产，是通过共同劳动、群策群力、共同建设一个更为理想的共同体，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大家所能接受的，社会资源所能承受的，不仅对于当代人有意义，而且对于下一代人、下下代人同样有意义的，好的模式，好的道路，好的方向，好的生活。”他进一步指出，人民是非常现代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和高度普遍性的政治创造，强调人民，“是为了让大家对于直接影响自身生活质量、长远福祉和归属感的基层事务，包括身边事、社区事、单位事、企业事，能够拥有发言权、参与权、决定权，至少要在路线、政策、制度上往这个方向走。”

 

党和政府天然的应该去跟社会合作

 

 在前三位作者分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外因素之后，何建宇的发言则以社会治理主体的重建为例，介绍了书中如何结合在面向现实、面向人民、面向未来的基础上进行建设性探讨。这些年，社会重建是个热点话题，社会管理、社会治理等主题迅速进入中国的话语体系之中。就社会治理而言，何建宇认为它应该有两个面向，即面向政府的同时，也面向市场。 市场经济社会由国家、市场和社会三个部门组成。我们会去讲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会去讲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但是很少去讲市场与社会的关系。但实际上，社会的成长还有一个更基本的功能，即平衡市场力量，或者说平衡资本力量。

 

我们在解决会问题的时候，改革后的思路往往是很市场化的。“小政府、大社会”实际上成了“小政府、大市场”。因此，在经历了30多年市场化改革之后，需要把社会关系依附于经济关系、把人依附于资本的这么一个极端的关系，重新往回摆，政府需要承担发挥保护社会、促进社会自治的责任。在本书看来，重建社会需要鼓励社会组织起来进行参与。何建宇谈到，一个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体制当中，党和政府天然的应该去跟社会合作，因为不论是党的宗旨、党的历史经验都强调且善于通过群众路线的方式深入到社会当中、去跟社会合作的。因此，在当下背景下，怎样去保护人民主体，保护人民的平等参与社会治理，是政党和政府所需要去思考的。

 

 

图4：发言作者欧树军、何建宇

 

嘉宾点评摘要

 

       作者发言之后，三位嘉宾分别对作者的发言和书的内容谈了自己的感受。潘维教授提出要让关于“人民”和“社会主义”的讨论重回当下视野。关于“人民”，他谈到，“很多人都说人民这个词应该去掉，我也曾经这么想，人民邮局，人民电信，人民铁路，人民法院，人民这个人民那个，为什么都要加人民二字，但是到今天，我才发现，这人民可重要了，你要是把这人民两个字取消了，法院就归了律师了，很多机构成为有钱的人的地盘了，没有人民这两个字好多问题都解决不了，所以人民二字是需要的。”谈及社会主义，潘维教授说道，“什么叫资本主义，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至上，就是大家的利益至上，叫社会主义，那资本的利益至上叫资本主义。”“所以信仰社会主义还是信仰资本主义很重要，它关系着国家的前途。”

 

 

图5：发言嘉宾潘维、殷之光、王洪喆

 

中国道路是连接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过程

 

另一位嘉宾殷之光的讨论则是从政治理想与社会制度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谈起。他谈到，“什么是普遍的？所谓普遍是一种人人都会有的理想，人人都需要过好生活的理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今年是英国的大选年，BBC做了一个四集系列纪录片，将这种具有普遍性的理想概括为四个关键句：有房住，有饭吃，有工作，和有希望。这四个问题，放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不错。但是，如何能够真正地到达到这种理想的途径则是特殊的。将制度误会为一种承载着普遍性目标的万灵药，甚至将制度本身视为是普遍性的终极理想。这便忽略了制度的重要特性，即它实际上产生于特定空间与时间的语境下，是实践的产物。”

回到上述四个关键词上，所谓“有希望”实际上是最耐人寻味的内容。《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结尾用了一句话，叫做：“全世界的劳动者联合起来！全世界的屌丝互联起来！” 殷之光进一步提问，“当年像潘维老师那一代，把自己叫做劳动人民，这是一个光荣的称号，为什么我们今天叫自己屌丝呢？”殷之光认为，劳动者代表了我们上一代人所共有的、超越性的认同。这种认同建立在我们对社会历史本质问题的理解基础上。其体现的认识论是，劳动不但创造了世界，更在劳动之中，人类获得了自我价值确证。具有政治理想价值的“人民”观念，恰是在这种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当我们将人类自我价值确证的基础替换为消费之后，我们也便从光荣的创造财富和未来的“劳动者”，变为受压制的无希望的“屌丝”了。《大道之行》的讨论超出了简单的制度问题争辩，而希望从“道”的层面，去理解今天我们社会主义发展时所面对的问题。这个问题意识是具有普遍性价值的。

殷之光说到，“毛主席1956年时说过一句话，特别令我感动。他说如果我们中国人不把自己的生活建设好的话，那就得把自己开除球籍。如果没能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的话‘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这种表述超越了简单的内外、中西、敌我这种二元论范畴。在毛主席的世界观里，从来都是具有三个层面的。除了简单的二元对立之外，他特别强调辩证法的重要性。所以在他看来，中国革命的政治理想是追求普遍性的，但中国本身的历史与社会环境是特殊性的。从这种特殊性走向普遍性追求的过程则是实践的，是辩证的。恰恰是这种连接普遍与特殊的辩证过程是我们今天需要认真讨论的中国道路。”

 

从人民当家作主到共同富裕

 

第三位嘉宾王洪喆的讨论则更多地从传播学的角度切入。他谈到，“刚才各位老师谈到微信，或者说互联网技术，使得我们的政治治理进入了一个新的民主化的可能性。但问题是我们今天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新媒体科技，实际上它也是一种新的资本和权力形式。在我们去使用它的时候，实际上背后也是资本和利润积累的过程，信息经济使得资本主义进化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而这个阶段是跟我们的日常交流密切相关的，所以在这样一个中国的民族解放和发展主义现代化到了一个全新阶段的今天，我们如何去思考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这个铁三角当中最基础的维度，也就是它超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社会革命的可能性应该安放在哪。”

谈及人民、群众和群众路线，王洪喆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之所以能走到今天，恰恰是因为我们善于分析群众，我们不仅仅知道要去发动群众这件事情，我们也知道群众从来都不是一个整体，正是因为群众不是一个整体，所以如何认识、分析、和发动群众成为了中国革命这一路走过来非常核心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王洪喆认为，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做到分析群众和发动群众，就要正面处理知识分子的有机化问题。 “如果从葛兰西对知识分子的概念出发，学者不是唯一的知识分子，律师、医生、科学家，这个社会当中广大的中间阶层，那些知识的占有者和运用者，他们是这个知识的主体。所以今天如何让知识分子实现有机化，重建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的有机链接，让他们也能站在人民和国家的立场上去思考问题，如何将知识精英和普通劳动者组织成一个整体，这是今天我们去谈人民民主、人民至上所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发言的最后，王洪喆谈到，“在今天，我们的目标都是一致的，要把底层群众组织起来，实现人民当家做主，但是如果我们不触动现有的阶级关系和发展模式、不触动消费主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及其背后一整套的文化政治和所有制关系，如果在不触动这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前提下，我们将难以将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也难以让组织起来的人民群众愿意跟党走，或者说难以使党有效地回应组织起来的群众的需求，从而实现中国梦对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的普世追求。这个共同富裕在我的理解当中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再分配意义上的共同富裕，而一定是从马克思主义对于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这一整套关系出发的，是从毛泽东对于这一整套新的关系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落地生根出发的，这样一整套的政治理想、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文化自觉的架构中。所以最后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讨论是从政治创新和治理出发的，但是最终的效果一定是落脚在经济和文化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从人民当家作主到社会共同富裕。”

 

现场互动环节

 

 在现场互动环节，观众们的精彩提问激起了嘉宾和作者新的思考和讨论。有观众提到如何解决政治精英化的问题，以及用技术实现官僚制度的现实可能新问题，殷之光回应道，“毛主席在其政治实践中，一直强调要反对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这两个提法对理解今天政治精英化的问题都很有帮助。所有的东西拿过来，包括普遍性的理想拿过来，都存在着被教条化的可能，而如何把一种教条放在我们这个社会实践当中继续去真正进行本体化，这是非常重要的过程。我们的责任则需要不断反思类似制度决定论与市场万灵论等教条化的定见。在这种自觉基础上，从实践出发，从语境出发进行讨论。”

关于政治精英化的问题，鄢一龙补充说，“实际上中国的体制里边，它已经存在一个优势，就是说它能把人民的心声传递上来。”不论是决策者主动地调查研究，最高的领导人跟基层群众面对面座谈，通过公众建言献策活动征集建议，还是网络上的公开的民意表达都是民意表达机制的一种，但是，“问题并不是人民的心声不能被决策者听到，而在于民众缺乏参与感”，这就需要创新人民民主的实现形式。

针对有的观众问到关于“人民的力量”、“顶层设计”和“教育公平”等问题，潘维老师谈了自己的观点。“制度不是设计出来的，是长出来的”，“科层体系不能治国，不能单独治国，一定有另一个社会体系帮他治理”，因此人民必须得有组织。而人民要想组织起来需要两个基本要素，第一要有党的领导，第二要有经济基础。鄢一龙补充说，顶层战略规划是一个社会主义因素，它能从一个整体的长远的利益来考虑这个问题。“在一个公众关心的领域，有一个共产党这样的行动者，他来做顶层设计，就像做一个社会工程，输入的可能是各种变量，产生的结果就是人民利益最大化。”“我们有句话，所谓中国梦，第一条就是‘屌丝能够逆袭’。到我们这一代阶层还是能够向上流动的，现在确实像刚才那位同学谈到的，确实存在阶层固化的危险。”

在问答环节，观众提问的往往关乎人民、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共同的政治理想。如欧树军在发言中说的，“我们今天的确处在开启新的政治周期的历史节点上，我们已经在30多年当中尝试了一个方向，而且已经看到了它充分的好处，也看到了它充分的问题，而新的政治周期，无论是在政治，在经济，在文化，还是在社会层面，都需要认真对待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对于理解何为现代中国，何为中国人的共同政治理想，何为适合中国人的好社会、好政府、好政治，以及其他此类大本大源问题的意义。我们写作《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的初衷很简单，那就是希望通过我们年轻一代学者的声音，激发大家更多的去思考和讨论社会主义，更多的去思考和讨论共产党，以及二者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探寻并实践中国大道的意义。”

 

 

图6：现场观众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