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坤：有关资本主义势力在中国的若干问题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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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坤：有关资本主义势力在中国的若干问题
2021-09-23
立足于中国范围谈论资本主义，这是一个很复杂也很敏感的问题。就目前的状况与背景而言，对该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研究的可能性不大，时机与条件都不允许。但该课题又十分重要，萦绕在许多人的心头，可谓疑虑重重，所以这里笔者就不自量力地做点粗浅探索，鼓捣几束刍荛之议。
（一）资本主义势力在中国的几个基本事实
现如今资本主义势力在当代中国都有怎样的存在呢？请看如下基本事实。吸引外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经济政策，大量的外资企业由此来到中国。据报道，截止目前，外资（包括独资与合资）企业将近有100万家，其中有7万家属于美资企业，这些企业的管理运作都同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基本一样，总体而言别无二致，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实载体。所以，这些企业从经济角度来说是外资企业，从政治角度看，就是资本主义的表达与表现方式，它们在中国存在，客观上就是资本主义在中国的一种存在形式。人们通常所讲的资本主义，广义上包括三大板块，即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相应的思想价值体系，从狭义上看，“主义”往往就是指相应的思想价值，“资本主义”这个词的语义，很多时候都等同于相应的意识形态。资本主义的思想意识在当代中国广泛存在，有相当大的活跃与存在空间，相当一些中国人已成为这一思想体系的皈依者、拥护者与践行者，拥有很多受众，这也是资本主义在中国客观存在的具体表达形式。简单地判定当代中国是不是存在资产阶级，很难有说服力，对此我们不妨从财富占有情况入手来剖析这个问题。当今中国拥有一个巨大的“中等收入群体”，这是得到各方面都认可的最广泛的“共识”。既然有“中等收入群体”，相应地也就有“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三个群体分属不同社会阶层，这是当今中国社会在结构上的突出特征。“低收入群体”基本上是平民大众，属于老百姓阶层，是社会底层，这没有什么疑义。“中等收入群体”主要是一些靠工薪收入的人，其中也包括一些小业主，处于中间位置，属于社会中层，这个阶层里没有多少资产阶级的存在空间，这也是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经验，中国也不例外。剩下的就是“高收入群体”了。当代的中国的“高收入群体”位居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上层，在规模与质量上都位居世界前列，已发展发育到了相当的水平，有报道说已经达到近1亿人之多。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所谓“富豪大款”，据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20方太•胡润财富报告》数据，目前中国拥有亿元资产的家庭数量为13万户，千万资产的家庭数量为202万户，其中属于国际标准的超高净值家庭数量达到了8.6万户。这些应该就是高踞中国财富塔尖上的一些人。舆论普遍认为，当今中国富豪大款的总体规模已经位居世界前列，同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大国美国相比也毫不逊色。把“富豪大款”以及“高收入群体”一概指为资产阶级当然有失偏颇。因为其中有一些人只是特殊条件下的有钱人，比如明星大腕之类，但同时不能不承认的是，这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更是掌握与运作资本的人，他们是靠着资本主义经济方式而得以跻身中国社会上层，这些掌握大量资本的人，理所当然地属于资产阶级，而不是任何别的阶级，任何有关“阶层”与“群体”的描述，都不能掩盖这些人的阶级属性。简单地说，对于这些人，不能用“阶层”的概念代替“阶级”概念，也不能用“群体”的说法混淆“阶级”的界限，所谓当代中国有阶层无阶级或者有群体之分而无阶级之别的说法，一概都不能成立。当代中国的资产阶级是大资产阶级，这意味着，只有那些高收入并掌握资本者才堪称为当代中国货真价实的资产阶级，这个阶级位居中国社会的上层。这还意味着，“中等收入群体”其中的个体户、小业主是否应该算做资产阶级值得商榷。尽管这些人可能也掌握有一定的资本，本身或者是老板，或者属于食利者，但他们自己也大都是辛苦的劳力者，至多可算做是小资产者，而与当代中国的大资产阶级相距甚远。考虑到现代社会结构中阶级与阶层错综复杂的实际情况，不妨将这些类型的人视为平民大众到资产阶级的过渡地带，他们总体上处于中国社会的中下层而不属于上层。资本主义企业、资本主义思想意识和大资产阶级这样几个部分，综括联合在一起，构成当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势力，这是一股空前强大的势力，也是非常突出的社会存在。
（二）资本主义势力在中国进行自我表现与表达的几个特点
任何事物都要以其特有的方式展现和表达自己，当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势力也不例外。但中国的资本主义势力不可能被允许组织自己的政党、也不可能有政治大选的机遇，可能的政治空间相当有限，因此其表现与表达也具有诸多别致的特点与特征。有人称现如今的中国是多元社会。这种说法争议很大，因为从政治上讲，中国高度一元化，经济上也只能称做多样化，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状态，但如果从社会结构的角度而言，则确实具有多元的显著特征。这里所谓的多元，简单地形容，就是多个板块、多种层次或者多极的意思。从这个视角上看，当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势力隐约已成为中国多元社会中的“一元”。由此引出一个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所谓“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这是一个十分忌讳的话题，很少有人公开谈论涉及，但私下里议论很多，笔者以为，与其在底下窃窃私语，不如拿到台上公开议论。当代中国资本主义势力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元”，如果这样的判断能够成立，那么在此基础上，我们就可以认为，资本主义在中国实现了重生，或者说是一定程度的复辟。其实，这大概也是中国人的普遍感受，是客观而不带政治偏见的普遍认知。但同时不能不强调的是，迄今为止的复辟只是局限性与片面的复辟，距离全面、完整和系统性的复辟有相当大的差距。这导致当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势力自然而然就是一个残疾儿，不但同西方资本主义初期朝气蓬勃的样子无法比拟，同现如今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力量也不能相提并论。既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一元”，自身又带有很多残疾，这是当代中国资本主义势力的突出特点。长期以来，很多人都以为资本主义最有力的武器是其思想理论，尤其是冷战后曾一度掀起的“普世大潮”，更被一些人形容为“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当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势力手里当然也掌握有这件批判武器，但他们的这件武器碰到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中国文化面前，所谓的“普世大潮”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如同潮水撞到了岸上的礁石，尽管激起了缤纷澎湃的巨大浪花，但终归还是一体粉碎后退下去了。现在，这个所谓的“普世大潮”在全球范围内已经退潮，在中国则留下一片狼藉，正在被人们打扫清理之。也就是说，这个武器或杠杆在中国并不灵光，这是真切的经验与客观的现实。真正成为当代中国资本主义势力手中最有力杠杆的东西，仍然是他们所拥有的资本，简单地说，就是金钱。资本主义势力用金钱收买他们所需要的一切，这是当今中国社会关系中所流行一个十分重要的法则。在当今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有钱能使鬼推磨”，资本无孔不入，先是渗透浸润，接下来立足站稳、扩张阵地，然后就是控制操纵、为所欲为。目前比较明显和突出的有演艺文学领域、舆论媒体领域、理论学术领域等（有关这个问题，请参阅笔者《资本泛滥及其消极影响不可低估》一文），并进一步培养扶植了相当可观的思想与价值代言人、集团势力的代理人、利益立场的代表人等，比如著名的“为富人说话”者，或者设立什么基金之类。从这个意义上，资本所收买与占领的绝不仅仅是经济资源，而要从占有经济资源发展延伸，继续占有文化资源、思想资源、政治资源，这是一个必然要发生的历史过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并且这其中还不设底线、没有边界，资本的扩张就是一个无穷值，资本主义国家里是这样，世界上一切国家里都是这样，中国也不例外。这就不得不引出一个十分重大的政治命题，体制内会不会也出现资本主义势力的代理人呢？窃以为，这个问题不容回避，必须正面回答。答案就是，体制内资本主义势力的各种代理人大量存在。所谓的政商关系，其实就是控制与反控制、收买与反收买的关系。总体来看，体制系统属于防御和防守的一方，不时要打起战术性的反击，资本势力处于挺进和攻击的位置，视情况经常也要进行迂回和走间接路线。总之，资本势力一定要将“朝中有人”这一单买到手，并且还要实现效益的最大化。自从资本主义在中国出现以来，这一势力从来就不曾孤立存在，而总是同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联系在一切，大多时候都是更大范围、更加强势的外部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国附庸。现如今也是这样，今天中国资本主义势力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有十分密切的联系，总体而言，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是总体与部分的关系，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培育和滋养着中国的资本主义势力，中国的资本主义势力助长与烘托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功能与价值（有关资本主义体系的问题，请参阅笔者文章2016年《从英国脱欧，说到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正因为这样，所以西方集团一直都集体性地期盼和等待中国的变化，等待中国变化成他们所希望的样子，而中国的资本主义势力则以世界资本主义为战略大后方，为最根本的保障，道理很简单，因为一切所谓“全球化”、“一体化”，这些东西所依赖的都是这个体系，都是以这个平台为基础而滋生出来的产物，没有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就没有今天的这个经济“全球化”，没有经济上“全球化”，思想价值上的“普世化”和政治上的“一体化”也没有相应的基础，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是也。正因为这样，所以当今中国的资本主义势力最大最核心的战略诉求，就是要建立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牢固而便捷的通道，要实现彼此之间高效率的旋转，这将为他们的多样化发展与可靠性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否则，空喊什么“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类教条其实于事无补，关键时刻屁用不顶。
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在中国一直有人大喊大叫扩大对外开放，而闭口不谈“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他们鼓吹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开得越大越好，对外开放越彻底越好，坚决要把开放进行到底，其实，这些主张中的“开放”主要目标指向是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开放，而不是对第三世界贫穷国家开放。当然，我们不排除其中很多人出于发展经济实现GDP增长目的才这样喊，但也不可否认的是，深层次中也有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建立生死相依关系的考虑。有关“把开放进行到底”的说法令人深思，笔者也一直思考什么叫“到底”，其真正涵义概在于此。
资本主义势力在中国影响巨大、作用显著，这是任何人都不能不承认的事实。但有关这个问题人言人殊，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视角。笔者认为，所应引起高度注意的主要在于如下几点：资本有其特有的思想主义、政治理念和价值伦理，也有其自身所要求的特定的逻辑路线，简单地说，就是要拥有自己所喜爱的政治设计与经济方案。这就同中国既有的政治框架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冲撞，彼此之间将因此始终存在修正、适应，再修正、再适应的运动，这一运动循环往复，将只有节点而没有终点。这样一种情形，将使中国的政治稳定系数明显降低，将使中国政治板块始终面临碎片化的危险，将使中国始终要在不可忽视的政治风险中运行（有关这个问题，请参阅笔者《当今中国的主要政治危险是右而不是左》、《如何对待资本势力，已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政治课题》）等文章，也将使中国始终面临“和平演变”的现实威胁。从根本上说，现如今的中国既回不到封建王朝时代去，也走不到苏联模式那边，但却存在被内外资本主义联合力量所绑架或牵引的现实可能性。因此，资本主义势力就是当今中国政治危险的主要策源地，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从来都不友好、更不亲善，对于这一点，必须坦率地承认而不能虚情假意地予以回避。此前曾有一个时期，人们广泛关注和谈论所谓的“带路党”，即在政治上为西方带路者。其实，思想价值领域为西方带路的中国人更早、更多，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价值体系来到中国并在中国大地上滋生繁衍，主要得益于这些人的传播推销。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几十年来，中国社会涌现出一大批西方思想理论的二道贩子、江湖骗子、南郭先生，他们或者靠贩卖西方思想混饭，或者靠贩卖这些东西扬名，或者挟此登堂入室、指手画脚，或者以此为武器，在中国呼风唤雨……总之捞足了好处，出尽了风头，收获到十分可观的个人收益，但却给中国社会造成一波又一波的思想冲击，带来一场又一场思想混乱。前有著名的《河e殇》、“人道主义”，随后又出现了什么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宪政风潮，还要在中国搞什么新的思想启蒙运动，等等，没完没了地惹是生非、制造思想混乱。客观地说，西方世界对中国意识形态的进攻并非因他们而始作俑，但不能不承认的是，当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势力既是这一攻势的产物，同时又助推着这个攻势不断掀起新花样、新高潮，他们正日渐成为其中的主力军。同时还不能不说的是，资本主义势力在中国生长壮大，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外，还激发、催化和助长了其他各种思想价值浊流，比如金钱主义和极端个人泛滥、私欲膨胀、腐败蔓延，黑社会横行，封建主义沉渣泛起等，举凡种种市场经济的消极面、中国社会的阴暗面，相当一部分责任要归咎于资本主义，是这个东西所带来的罪恶。因为今天中国的这些东西并非是封建化带来的，而恰恰是“西化”和“资本化”的产物。冷战结束以来，几乎所有的“西化”国家一概都堕落不堪，都为上述类似社会问题所困扰，原因全在于他们的“西化”，“西化”越彻底，越是这副丑陋的模样。须知，西方战略家及其政客们处心积虑、日思夜想和千方百计要让中国“西化”，并非是要中国要像美国那样强大，让中国人民过上西方人同样水平的生活，而是要让中国或者像苏联那样解体，或者像多数已经“西化”了的国家那样，就此一蹶不振。当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势力总体而言缺少民族性（参阅笔者文章《当代中国的资产阶级为什么缺少民族性》），总体上对祖国民族的认同感与认可度很低，也没有起码的民族自信，根本不相信中国会超越西方而引领人类的未来。与此相对应，他们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有更为浓重的皈依感，渴望享受资本主义世界的阳光、空气和水，融合与融入到其中是他们的社会理想与人生目标。坦率地说，世纪之交的中国“西化”精英们甚至连当年搞洋务运动的那些人都不如，搞洋务运动的那些人还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当今中国的这些人绝不“制夷”，而是拼命地要使自己也成为“夷”，要把自己搞成是西方的同类，不仅经济上是同类，而且还要在政治上、文化上也成为同类，并认定这才是中华民族的出路和未来。同过去中国曾经有过的资本主义不同，当代中国资本主义身上鲜有中国历史文化印迹，这一势力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不感兴趣，爱国主义一钱不值，民族主义罪大恶极，对中华民族与历史总体上持否定的态度。在他们的思想感情里，未来的人类社会中已经没有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位置，中国未来只能归一于西方，成为西方主导下的一部分，从根本上否定中国自己的历史道路。因此，这一势力蔓延到哪个领域，波及到什么地方，相应地，那个领域和那个地方的祖国与民族认同感就相应地要发生动摇，香港、台湾等都是很生动的实例。
（四）资本主义势力在复兴框架下的前途与命运
中国正走在强起来的路上，我们从未像今天这样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了新时代，这是今天中国最基本的历史方位。在这样的历史方位之下，当代中国的资本主义的势力具有怎样的前途与出路呢？其实，一切思考中国前途与未来的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即当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势力是不是中国复兴崛起的一部分，是不是也要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一并复兴起来？而当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势力本身则着急，他们是现如今中国对自身前途与出路最为感到焦灼的一群人，出于本能，这个势力在总体上始终都带有强烈的危机感，他们一直在苦苦思索中国会不会再出现“杀富济贫”的那一天，为此总忍不住要跑路，动辄即搞所谓的“用脚投票”，搞财产转移，把大量的流动资产转移到他们所认可的西方金融机构里，中国越是接近实现民族复兴，他们就越是慌慌张茫然失落。我们认为，这是难以避免的事情。资本主义势力在中国不可能为所欲为、随心所愿，总体上看，这个势力将越来越不舒服或者说不可能太舒服，因为它必须受两个基本约束，一是受“共同富裕”的基本约束，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二是受“中华民族复兴”的强烈约束，不允许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对中国指手画脚、说三道四充当教师爷，更不允许他们操纵控制中国，这是中华民族全体人民的根本诉求。在两个约束之外，中国的资本主义势力还要经常性遭受一个冲击，即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的影响与冲击。当代中国强起来的道路艰险坎坷，已经成为全球范围的战略斗争的主战场，也是一个激烈博弈的历史进程，期间充满艰难险恶的斗争，国际战略关系以及折射到国内的政治关系都将因此而波诡云谲、跌宕翻腾，中国的资本主义势力在其中载浮载沉，生存状态将千变万化，也注定要命运多舛。这也导致这个势力根本凝不成一股绳，始终都处于支离破碎的状态下。尽管存在上述种种矛盾与冲突，但同时必须坦率地承认，当代中国资本主义势力仍然具有积极的一面，从正面看有助于刺激和调动一切中国人的积极性，从反面看则有助于增强社会肌体的免疫力，提升健康能力。因此，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大框架下，资本主义势力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二者彼此之间形成一种奇妙的共生关系，既不是你死我活的对抗性关系，也不是同呼吸、共命运的关系，如果直白地说，可能就类似于搭伙过日子一类的关系。这属于一个预测性的话题，现在只能做大概的描述，可能要走过如下几个阶段：一是共同生长发展阶段。这个阶段迄今已走过了四十年的时光，今后可能还要有几十年；二是共存共荣阶段。任何事物发展生长到一定程度后，都要进入一个平台期，中国的复兴事业也是这样，在这个平台期，中国的资本主义势力将既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部分，二者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与政治框架下共存共荣；三是改造适应阶段。中国的社会主义将不断迈上更高阶段和更高水平，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趋势下，一切此框架之下的东西都要接受相应的改造，以适应和跟上历史的脚步。中国的资本主义势力也不例外，也要经过一个改造与适应的过程；四是融合融入阶段。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到更高的历史阶段，中国资本主义势力将融入到其中成为有机组成部分。这意味着，中国不会出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种跨越几百年的富豪家族与金融寡头势力，形成所谓的豪门与贵族。中国历史上就有“富不过三代”一说，未来的中国可能还将在更高的政治水平上演绎这样的历史。展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那一天，那时中国的资本主义势力将会是什么样子呢？这的确是一个饶有趣味的深刻话题。（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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