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社会党在2017年法国大选中惨败之后，党内的讨论在多个层面进行。围绕着如何看待奥朗德政策和如何对待马克龙，社会党内出现分裂。在与其他政党的关系上，社会党对梅郎雄领导的激进左翼”不屈法国”持强烈批判态度，两者在诉求以及国际问题尤其是欧盟问题上立场不同，但两者在政治逻辑和行为方面依然存在许多相同之处，尤其是激进左翼赢得的众多支持主要来自传统左翼阵营。而对右翼民粹主义，社会党与”国民联盟”在各种问题上都持对立态度。尽管法国社会党在国家层面上颓势明显，但在”市镇自治制”的传统之下，社会党依然在法国社会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法国社会党的政治前景有待观察。
2005年，在法国社会党庆祝100周年诞辰之际，党内正在进行激烈的争论，焦点涉及法国政治生活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关于欧洲的争论。因为正是在2005年，欧盟宪法公投引发社会党内部分裂：党内大多数人宣称支持欧盟宪法。然而，投票结果显示，法国民众多数反对欧盟宪法，这加剧了社会党内的组织矛盾。三年后，让-吕克·梅朗雄率领一小部分党员脱离社会党，另行组建新的左翼政党。他先是以激进左翼的领袖自居，随后走上了民粹主义道路。
2012年，社会党克服了分裂带来的困难，战胜尼古拉·萨科齐领导的右翼政党，取得了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的胜利。然而，2017年，时任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放弃寻求连任总统，此后社会党溃不成军，在当年的总统选举中得票率不足7%。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中，社会党延续了总统选举的颓势，仅以占据数个席位的糟糕表现显示其在欧洲议会中的存在。
作为法国历史最悠久的政党之一，法国社会党如今的处境如何？如何解释社会党在近年选举中的溃败之态？其未来走向将会如何？本文力求对这些问题中的一些要点进行阐释。
选举失败之后：2017—2019年的社会党及其遭遇的新问题
社会党在2017年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中惨败。其总统候选人伯努瓦·阿蒙的得票率刚刚超过6%，这是社会党自1969年以来最差的得票记录。在总统选举之后举行的议会选举中，社会党仅保留了30余个席位，而它在上一届议会拥有近300个席位。
党内的讨论在多个层面展开。首先，严重的经费问题使组织活动的步伐放缓。社会党放弃了其位于巴黎市中心索尔费里诺大街极具历史意义的总部原址，购买了位于巴黎近郊塞纳河畔伊夫里的新址。此外，社会党选出了一位新的党主席奥利维耶·福尔。他是巴黎大区塞纳马恩省议员，曾任法国国民议会社会党党团主席。福尔在竞选党主席时战胜了竞争对手，特别是社会党内左派力量。党内左派主张对前总统奥朗德进行严格审查，从根本上重新调整社会党的未来走向。最终，福尔当选党主席，他虽然不认可奥朗德的一些观点和做法，但是拒绝完全否认奥朗德在2012—2017总统任期内的政策。事实上，党内左派对奥朗德的批评看起来就像是蛊惑人心的竞相许诺，这只会令前社会党人梅朗雄所主张的左翼民粹主义政治路线更受关注。
同所有政党一样，社会党在竞选失败之后也进行了一番痛定思痛的“全面清算”。然而，福尔最终选择了跟奥朗德一样的批判性立场，特别指出社会问题处理不当。尤其面对埃马纽埃尔·马克龙2017年当选法国总统后明显选择了自由主义方向，社会党领导层对大部分重大议题都采取了坚决反对的态度。起初，舆论认为社会党可能会在某些问题上支持马克龙，但事实上这种支持微乎其微。想要支持马克龙的人早自2016年底就加入了他本人的阵营。2017年，社会党中有很大一部分党员支持马克龙，其中某些人甚至成为政府的关键人物：比如2019年5月出任内政部长的克里斯多夫·卡斯塔内就是社会党前党员。其前任热拉尔·科隆曾长期出任法国第二大城市里昂的市长，过去也是社会党党员。简而言之，过去社会党内右派的相当一部分党员选择支持马克龙;他们当中仍然坚持支持马克龙的人离开了社会党。如今，留在社会党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反对马克龙。
社会党与其他左翼政党：”不屈法国”和法国共产党
2017年总统大选时，”不屈法国”的候选人梅朗雄得到了包括法国共产党在内的多个政党的支持，获得近20%的选票。然而在随后的议会选举中，“不屈法国”仅有不到20名议员当选，法国共产党当选的议员更少。2在议会党团中，社会党基本属于激进左翼的群体类型。法国总统选举的独特性容易突出非常强烈的个性化特点，扭曲真实的政治力量关系：梅朗雄具有高知名度且广受好评，但他所领导的政党的地位却相对不甚稳固，至少目前情况如此。由于主要领导的威权作风和内部运作的固化特点，“不屈法国”时常出现危机，其“不屈”的意识形态仍然无法最终界定，很难超出一种系统性地反对政权的立场。
社会党对“不屈法国”的政治路线持强烈批判态度。社会党认为目前同梅朗雄结成联盟的可能性不大，而梅朗雄也不想同社会党结盟。这具体体现在梅朗雄不再相信左右对抗。他认为，社会民主党和社会民主模式已经消亡，他们不能再自称“左翼”，因为左翼对公民而言不再具有意义。梅朗雄使用“左翼民粹主义”的概念，将精英和人民对立起来，主张“团结”人民，不再对人民进行群体性划分。而社会党仍然想要联合左翼，未来以左翼的名义治理法国。但是，现实情况变得更加微妙且复杂，梅朗雄摇摆不定，时而采取“民粹主义”的立场完全拒绝社会党，时而采取一种更加开放的态度旨在联合左翼。
梅朗雄在使用“民粹主义”之类的修辞支持黄马甲运动之后，接受了知名左翼媒体《解放报》的采访，号召团结各种左翼派别。尽管他没有明确拒绝承认“民粹主义”，但他在这次采访中列举了一些意味深长的例子：他特别强调在议会层面上，“不屈法国”、社会党和共产党在大部分议题上观点趋同，例如所有左翼议员都向国民议会提交了针对马克龙的不信任动议。因此，梅朗雄认为可以创建一项共同的政治计划。这事实上是一种“左翼联合”的形式，只是梅朗雄没有明确地表达出来。但是，支持民粹主义言论的一众人等强烈批判梅朗雄的这一指向，他们仍然想同其他左翼组织特别是社会党保持距离。争论还在继续。
激进左翼/左翼民粹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纲领的显著区别
在政治诉求方面，“不屈法国”的含糊不清表现得最为明显。比如，关于财富再分配的诉求，尽管在征税水平上存在不同的评估标准，但整体看来，“不屈法国”同社会党具有相同的再分配逻辑，都是受凯恩斯主义启发形成的。
再比如，“改良主义者”对抗“革命者”的旧方案如今也无法践行。当“不屈法国提到“革命”时，他们其实想说的是实施重要的改革，通过选举实现改变。不再考虑彻底地或者暴力地颠覆国家，即革命夺权。因此，“不屈法国”和社会党在方式方法上具有不容置疑的共同点。
此外，历史学家罗杰·马尔特利所做的关于选举的分析进一步证实了两党超越诉求上的区分和“民粹主义”的立场，实际具有相似的形式。马尔特利很好地阐明，“不屈法国”所获得的选票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得益于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左翼历史元素的根基。
一个强烈的印记同样说明了这一问题。近年来，大部分在选举中获胜的参加梅朗雄阵营的代言人和亲近者，都来自过去所谓“红色郊区”的巴黎近郊选区，这些地区在1945—1980年间一直都是法国共产党的势力范围。
例如，梅朗雄的主要代言人亚历克西·科尔比埃尔当选蒙特勒伊-巴尼奥莱的议员，自1936年组建人民阵线以来，该选区几乎一直由法国共产党把持。还有2008年梅朗雄创建的小党左翼党的主要领袖埃里克·科克雷尔当选圣旺-伊比奈的议员，这是另一个长期由法国共产党领导的选区。在其他地区，梅朗雄接续了传统社会党的势力范围：例如法国北部城市里尔，上届总统选举中梅朗雄在此地所获票数排名领先。里尔过去是一座工业城市，自1896年起一直由社会党的市长领导。
然而，分歧也是存在的，而且还不少。在国际政治问题上，左翼政党的分歧确实较大。最能体现强烈分歧的是关于俄罗斯的问题。从传统上看，法国和俄国具有联盟的历史：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两国就曾结成同盟；20世纪60年代，戴高乐也同苏联关系较为亲近，以平衡大西洋联盟的重要性。8社会党自1945年起便扎根于西方，加入大西洋阵营而不是共产主义阵营。尽管1991年苏联解体后社会党内部存在很多分歧，但基本上遵循了这条路线。因此，他们反对普京的国际政策，时常批判其对内政策。同时，社会党不想离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联盟成为美国同法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相连的纽带。
“不屈法国”承袭左翼共产党的立场观点，主张同俄罗斯尽可能地保持亲近关系，特别是在外交层面上。一些党员参加国际会议，就是为了能够有同俄罗斯的官方代表进行讨论的机会。首先关于外交路线：他们认为，法国和俄罗斯关系亲近，能够平衡美国的地位，有助于建立另一个多极世界。“不屈法国”特别宣称支持法国退出北约组织，这同法国共产党的观点一致。需要指出的是，随着几年前法国重返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戴高乐于20世纪60年代中叶退出这一机构，萨科齐出任总统期间宣布重新加入），关于北约的问题重新成为最受关注的时政热点。法国左翼因这一问题出现分化。与该问题相似的是，“不屈法国”支持委内瑞拉马杜罗政府，而社会党则对此强烈批判。
但是分歧最大的还是欧洲建设问题。这可能是目前妨碍左翼联盟的最主要因素之一。社会党支持欧洲社会民主党重新定位，但认为应当在欧盟框架内展开，并谴责所有希望脱离欧盟的言论。社会党主张建立另一个欧洲，或者说是“社会的欧洲”。他们认为有可能通过现有机构（特别是欧洲议会和欧盟委员会）积极转变欧盟的走向。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共产党也不希望退出欧盟，但是相反，他们强烈谴责当前的欧盟条约，想要重新制定该条约。
“不屈法国”则采取一种批判欧盟的政策，最为激进的一部分党员甚至主张简单干脆地退出欧盟。“不屈法国”推出的“A计划”是推翻现有欧盟条约，以期能够彻底改变欧盟政策;如果该党不能实现这一目标，则实行“B计划”，即启动脱欧程序，让法国完全自行行使主权。
“B计划”尚存在争议，还需观望，看起来“不屈法国”并没有比较严肃地考虑脱欧事宜。
事实上，脱欧已经成为欧洲激进左翼争论的核心话题。2015年1月，希腊总理阿莱克西斯·齐普拉斯胜选后，不再考虑退出欧盟。在英国，左翼的核心领袖杰里米·科尔宾几经犹豫后，仍然从根本上对英国“脱欧”表示疑虑。大部分法国左翼不想脱离欧盟，但是希望对其进行深层次的改革。梅朗雄对此了然于胸，但是他不希望一些最为激进的因素造成“不屈法国“内部的分裂，因此他在这些问题上采用比较含糊不清的论调；他必须应对极左翼或者民粹主义的小团体，这部分人比他更具批判态度，但是却能给他带来选票，而且往往是他选举成败的关键少数。
但需要指出的是，2007年4月法国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前一周，当时梅朗雄似乎很有希望进入第二轮投票并当选法国总统，因此他对欧盟框架的批判明显减弱，认为应当在欧盟内部解决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梅朗雄的表现跟希腊的情况如出一辙，虽然两者所处背景并不相同：激进左翼起初强烈批判欧盟框架，但是在接近政权或者参与执政后，不再从根本上质疑欧盟框架。
社会党和“国民联盟”：时时处处的对手
国民阵线是历史悠久的法国极右翼政党，2002年曾进入总统选举的第二轮角逐，显示了其不容小觑的实力和稳定性。2017年总统选举之后，国民阵线更名为”国民联盟”，以试图扩大选民基础，特别是其在右翼的基础。“国民联盟”在2019年5月欧洲议会的选举中拔得头筹，巩固了其重要政治力量的地位。一些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右翼小党派受到吸引，纷纷加入“国民联盟”。“国民联盟“成为笼络具有共同目标的右翼力量的平台，他们想要在2022年总统选举中取代马克龙，提出更值得信赖的替代方案。
相比国民联盟的主张，社会党在许多问题上都处于对立面。在国际政治方面，国民联盟对亲近俄罗斯持开放态度（甚至比”不屈法国”还要更亲俄），但是集中主要力量反对欧盟。国民联盟是最反欧盟的政党（该党并非真的主张退出欧盟，但是希望自身能在欧盟内部发挥影响力），社会党在这一点上却截然相反。国民联盟的目的是在欧盟框架下，它能够同与自己理念相近的执政党所领导的国家（匈牙利、奥地利）共同发挥影响。社会党则强调国民联盟同这些极右翼政府沆瀣一气。
另一个显著的分歧涉及种族主义和移民政策。自叙利亚战争以来，大批移民到达欧洲，这在许多欧洲国家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尽管社会党不主张接纳所有移民，但是他们对移民政策还是保持相对开放的态度，特别是在涉及避难权的问题上。相反，国民联盟完全支持封锁边界，阻止非洲的移民进入法国。国民联盟当中还包括一支种族主义的派系，他们非常关注所谓“大替换”言论，认为由于大量移民，法国白人成为少数族裔；虽然国民联盟领导层没有公开表示支持这一言论，但是他们容忍了持这类想法的人存在于党中。在法国经济增长乏力和伊斯兰恐怖主义危险丛生的背景下，国民联盟抓住时机，疏离社会党。需要指出的是，社会党在执政期间面对全国范围内的袭击浪潮时，对抗恐怖主义采取强硬措施；但是这不足以安抚这样一部分法国人，他们总是担心出现危险，积极拥护极右翼的相关言论。
法国社会民主党不可救药地衰落？
的确，欧洲的社会民主党正在经历一场严重的危机。法国作为欧洲第二大经济体和全球重要的政治大国，在这方面也成为典型。如果我们同21世纪初期进行比较，当时大部分欧洲政府由社会民主党及其同盟执掌（以法国为例，2000年，社会党人利昂内尔·若斯潘出任总理，得到绿党和法共的支持），那么现在的社会民主党确实明显衰弱，这是毫无疑问的。
然而，这个结论下得为时过早。在某些国家，社会民主党跌入了低谷（比如法国，意大利更甚，尽管左翼民主党还时有不确定的回升）；但在另一些国家，社会民主党处于中间水平（虽然出现衰弱的趋势，但是相对而言仍然具有较大影响力，比如德国）；此外，社会民主党在一些国家是重要的执政党。最后一类社会民主党，我们称其为“有活力的政党”，其具体情况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情况是社会民主党为反对党，但很快可能重新执政。在英国，科尔宾的工党是在野党，虽然其路线较为激进，同传统的工党政策决裂，却日益成为深受信赖的政党。另一种情况是社会民主党为执政党或者有望连任：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都属于这种情况。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情况比较乐观，有望长期执政；葡萄牙社会党正在领导执政联盟;希腊执政党激进左翼联盟党源自激进左翼，自2015年夏季上台以来正在向社会民主党靠近。在2019年4月中旬举行的芬兰议会选举中，社会民主党面对来自极右翼的强大竞争最终险胜。更具重大意义的是，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在2019年5月初举行的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成为议会第一大党，获得近1/3的选票，这使其获取牵头组建新政府的地位，而左翼民粹主义政党“我们能”党不得不面对较为重大的失败。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结果表明，社会民主党出现倒退，但还不至于崩溃。
因此，社会民主党可能还不至于处于全面危机的境地。根据2019年5月欧洲议会选举的表现，社会民主党得票率确实出现下滑，但是仍然大幅领先于激进左翼和民粹主义左翼，也领先于绿党。在整个欧洲范围内思考这一问题，我们可以认为法国社会党如今确实遭受重创，但是未来几年后还是很有可能重整旗鼓。
那么，是否可以说社会民主党明确放弃了其“传统道路”？同样，不要过于武断地得出这种结论。直至20世纪80年代，社会民主党似乎一直都是资本与劳动之间达成某种平衡的坚强后盾，积极捍卫自1945年社会和政治改革后形成的福利国家。尽管党内存在激烈的争论和巨大的分歧，但社会党表面上仍然同很大一部分既得社会福利密不可分。托尼·布莱尔（英国的”新工党”）和格哈德·施罗德（德国的”2010议程”）所倡导的道路质疑这种传统的平衡，令选民和社会民主党积极分子十分困惑和迷茫，成为社会民主党衰落的主因之一。近些年，一些政党特别是英国的政党，重新回到了原来的方向上，主张回归对基本问题的讨论（凯恩斯主义政策、公共投资优先、高工资等）。如今，法国社会党在反对马克龙时，也提出了类似的诉求。因此，我们不能说”传统道路”消失了。但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福利国家变得更加困难，因为欧洲国家的经济相互依存，这令传统道路变得非常脆弱。
当前，很大一部分法国人似乎对社会党持非常谨慎的态度。欧洲议会选举结果也充分证实了这一点：社会党仅获得不到7%的选票。社会党的辨识度变得很低，其政策也是如此。然而，应当对社会党的长期影响力进行评判，并且将该党放在历史的范畴中进行考量，以感知其未来。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党及其所代表的政治文化并没有在法国政治领域中消亡。一些重要人物，特别是大城市的市长，仍然聚集了相当高的人气：比如颇受争议的里尔市长玛蒂娜·奥布里，还有颇具名望的巴黎社会党籍市长安妮·伊达尔戈。
“市镇自治制”的重要性
我们必须着重探讨一个重要的问题：市镇政策。这一政策最早源自社会主义运动，当时被称为“市镇自治制”（municipalisme）。社会党保持影响力和长期定位的关键要素，就是所谓的“市镇社会主义”，即在市镇一级，社会党执掌规模各异的诸多法国城市。特别是在出现深刻危机的时期，这一要素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历史上，法国社会主义的最初胜利就是在市镇一级取得的：虽然直至1936年社会党成员才首次成为法国政府首脑（莱昂·布鲁姆出任人民阵线联合政府的总理），但是自19世纪80年代起社会党已经在地方层面获取了许多城市的政权。有些城市长期成为秉承这一政治传统的象征：比如上文提到的里尔，从前是法国的工业重镇，如今变成法国充满活力的重要大都市之一。1896年，社会党人古斯塔夫·多洛里获取了该城市的政权，而今天这里仍然由社会党籍的市长奥布里（1997—2002年间若斯潘政府的劳工部长，在国家层面上也拥有颇高人气）管理。社会党的改良派和革命派关于政权进行的激烈争论，特别是从19世纪末开始的争论，重点围绕市镇问题展开（正是由此时开始经常使用”市镇自治制”一词）。能否在市镇一级开始施行社会党的纲领？社会党领导的城市能否处于资本主义的环境之中？诚然，一个世纪以来，探讨这一问题的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社会党在市镇一级的影响力不减当年，社会党人在这一层面开展的实践活动对于理解法国左翼仍然发挥决定性作用。
如今，必须看到，诸多法国城市仍然是由社会党籍市长带领政治团队进行管理。在这些市长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巴黎市长伊达尔戈，她带领的团队由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生态主义者共同组成。
然而，2020年法国将举行市镇一级选举。到那个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评判社会党在法国还具有多大的信任度。如果社会党丢掉了一些长期主政的大城市，那么未来很可能将越来越黯淡。相反，如果社会党奋力保留了对许多城市的领导权（这也是完全可能的），那么社会党将展现出克服严重危机的能力，即使这种能力可能还并不够强。在这次选举中获胜或失败的幅度对社会党的未来、对法国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将至关重要，其意义远超政党本身。有些迹象表明，社会党可能会在市镇一级选举中表现得稍好一些，比如2018年3月在上加龙省举行的议会补选：社会党在该省遥遥领先于马克龙的“共和国前进！”党并最终获胜（70%∶30%），而一年多之前“共和国前进！”党是胜选方。如何解释这一年发生的逆转？诚然，这表明众多左翼选民对马克龙的幻想破灭，但是也反映出社会党维系其势力范围的能力：2017年6月，社会党在该省惨败，因为省议会选举刚好在总统选举之后举行，传统上法国民众一般会将选票投给总统所在的政党。但是，除却总统选举的例外影响因素后，政党在地方的表现和传统影响力就会重新发挥重要作用，社会党由此展现出翻盘的能力。因此，不要相信那些认为社会党已死的评论。长远来看，也不要相信那些宣称某一政党已经死亡的评论，因为实际情况往往跟预想的不同且复杂得多。
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在此对法国共产党（以下简称“法共”）进行比较研究可能更有价值。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法共的选举表现直线下降。许多观察家断言，法共即将消亡，残余的势力会被并入更大的政治团体之中。事实上，尽管法共在国家层面上的选举基础十分薄弱，但是积极分子和当选议员的势力不容忽视。2019年，法共仍然是从党员手中获取党费和捐助最高的政党，这得益于党员对法共的忠诚。更重要的是，法共在市镇一级的影响力助其在困难时期保持屹立不倒（尽管法共已大大衰落，但仍然存在一种“市镇的共产主义”）。
虽然2019年5月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中，法共仅获得了2.5%的微弱选票，但法共依然健在。我们可以认为，社会党正在经历困难时期，但由于其在市镇一级的影响力，社会党必定会继续生存下去。社会党能否恢复元气？是否必须同其他政治派别合并？或者改变名称？此刻，所有这些问题悬而未决。须待若干年后审视真实的状态，才能知道法国社会党是否还有未来。
什么样的同盟？
我们还需要观察社会党联合其他政治力量的能力。事实上，社会党从来不是独自胜选的。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起，社会党就有同左翼其他力量进行联合的传统。最近两次执政期间（1997—2002年和2012—2017年），社会党都是同其他政治力量共同组建政府的，包括激进派（目前规模很小，但是在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期间曾是居主导地位的政治力量）、生态主义者（相对较弱，但是随着生态主义问题的凸显，成为一支颇得民心且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政治力量）和共产主义者（在选举层面上已经非常衰弱，但是在社会抗争和地方影响力层面上仍然是一支持久的力量）。
1997—2002年间，所有这些同盟力量都团结在一起。2012年，同盟体系得以重建（当时法国共产党加入了梅朗雄的同盟）。随着2017年社会党参选结果的崩盘，这一同盟体系不复存在。从这一点来看，欧洲议会选举的经验可能代表了重要的转折。自欧洲议会开展选举以来（1979年），尽管时常面对困难和分裂，领头的总是社会主义者（社会党党员）。2019年，社会党选择支持一名非社会党党员，即来自公民社会的评论作家、参与人道主义斗争的媒体人、以前曾是亲右翼人士的拉斐尔·格卢克斯曼及其新近组建的“公众地位”党，该党旨在重塑左翼。这样一种选择招致党内诸多反对声音，他们谴责这种做法会产生组织消失的威胁。奥朗德时期的农业部长和政府发言人斯特凡·勒弗尔就对这一选择持消极态度。勒弗尔选择等待时机回到他的家乡勒芒（萨尔特省）任市长，以巩固社会党在市镇一级的影响力。
2020年的市镇选举将成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大节点，包括对于党内平衡而言。观察家经常将市镇选举称为“巨头较量”，也就是法国各大区颇具实力的社会党领导人参与角逐，因此市镇选举往往比国家层面的议会选举更有分量。欧洲议会的选举结果阻止了社会党危机的蔓延，因为其在欧洲的同盟取得了优异的表现。但是其他指标仍不容乐观：德国社民党的得票率非常低，成为历史上最糟的表现之一。德国同法国的情况一样，绿党似乎顺风顺水。但环境危机带来的东风只是短暂现象还是具有持久胜算？接下来的几年，即从现在起直至2022年总统选举将具有决定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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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山东大学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兼职研究员、法国鲁昂-诺曼底大学当代史讲师、欧洲左翼和社会主义历史专家；来源：本文原载“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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