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对敌后战场争论很多。看看敌人的评价，更有利于我们客观认识敌后战场。
日本华北方面军：可与重庆共存，不可容许共产党
对于中共，只有排除任何妥协，必须从各方面都采取彻底的对抗政策。就中共的信念而言，他们是要一直战斗到日军完全从中国撤退为止的。
--------日本战史《华北治安战》下册P473
华北方面军则认为这种看法是对共产党势力的本质认识不足。日本与重庆之间暂时处于战争状态，却又能够共存的性质。但是，日本与共产党势力之间这是不容许共存的。
……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田中于5月下旬审查推敲作战设想时，他在业务日志中写道：“攻占重庆后，抗战的中国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险，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估计，攻占重庆就只不过是极端危险的投机……
-------日本战史《华北治安战》下册P96
1943年6月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部接到华北方面军报告：“从今年1月到5月与共产军交战次数为5524次之多。……敌大半为中共军。与蒋军相反，在本年交战1.5万次中，和中共的作战占七成五。在交战的200万敌军中，半数以上也都是中共军。在我方所收容的19.9万具敌遗体中，中共军也占半数。但与此相比较，在我所收容的7.5万俘虏中，中共军所占的比例则只占一成五。这一方面暴露了重庆军的劣弱性，同时也说明了中共军交战意识的昂扬。……因此，华北皇军今后的任务是更增加其重要性了。只有对于为华北致命伤的中共军的灭绝性作战，才是华北皇军今后的重要使命。
白田钦太郎《春二回忆文献·概述》(“春二”：原春兵团第二大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为增补南方战区的兵力，在中国仅保留了最小限度的兵力。而与此同时，中国方面不仅重庆军队逐渐得到了美式武装的充实，中共军队也在急速地增强兵力，甚至在山里开设自己的兵工厂、意图大量生产武器。”“我们只能和中共军队作战。中共根据地正面的日军部队，面对渐渐实力增强的中共军队，在完全得不到自身补充的情况下，渐渐陷入苦战之中。就算得到一点点可怜的兵力补充，由于战况严峻，补充上来的兵员也是一眨眼就被淘汰光了。”“独混八旅自从1939年编成以来，始终以河北省为中心，与中共军队拼死周旋。八路军呢，我方有优势的时候绝对不靠近，等到我方处于劣势，则一举投入重兵加以包围、彻底实现歼灭。也就是说，要么不作战，一旦作战就以全歼为目标。”“与八路军的交手，据统计平均每个月达到四十次之多。”
北平伪《新民报》1943年12月4日伪中华社讯：“吾人对解决大东亚战争之关键之中国事迹之终局，乃在解决中国共产党军，此当再加确认者也。”
敌上海《朝日新闻》文友半月刊1卷6期《中共军内幕分析》：“共军的境遇是极其艰苦的，要克服物质上的缺乏，对抗恶劣的环境，必须有超乎常人之外的坚强意志与严密组织。”“共军在这方面的运用可算登峰造极，发挥无遗。……共军善于运用它的兵力和坚强政治力量所造成的非常高涨的战斗情绪，因而……视之为神通广大，莫测高深……”
伪山西《新民报》1943年载该报随军记者张文心《癸末春太行作战纪评》：“一向即以狡黠著称之共党军，彼等确有不可漠视之独特战法……共产军其所以几年仍未全灭者，实不能不归功于其特有战法，即彼等得意之游击战。……以上所述，皆为狡黠共产党军所用之战法……如中央军者，集则易乱，散则无力，其溃灭尚较为容易，而共产党军集则为整，化则为零，其每个散在之小组皆为有机体……”
日本战史刊物《历史群像》2002年第10期回忆录：“我和国民党军打过仗，也和八路军打过仗，论武器装备是国民党军好得多，但八路军极善运动，也就是说对战场的控制力极强，随时随地都会向你发动进攻。和他们作战我们无时无刻不在紧张中。作为战士我们更不愿和八路军交手。……和国民党军打仗，敌人败了就一跑了之，我们可以放心大胆地追击，和八路军打仗，即使撤退，他们也会设下各种陷阱，我们决不敢掉以轻心。”
日军十二军司令官土桥一次及其参谋长河野悦次郎认为：“应首先扫荡对抗日持观望态度的国民党军队,争取其中与日军有来往的一部归顺,以扩大政治影响;然后再扫荡坚决抗日的共产军。”
“晋南的重庆军牵制着日本军三个师团，首先将其消灭，日军即可自由行动，那时候可以全力对付中共军。”……“作为蒋系中央军扰乱治安基地的中条山脉据点，的确受到重大打击。但是这个所谓‘扰乱治安的游击基地’，实际上有名无实。拿它与共党系统相比，它的活动是极其差劲的。”
……“中条山会战以后，在新占据的地区内，以前的不安定势力即重庆军，被中共势力取而代之，逐渐浸透到各个方面，治安反而恶化了。”------（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记》3，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372页）
华北日军西蒲疃据点的上等兵田中在家信中这样写八路军和地方武装：
“头上是浓浓浮云，脚下是蔓蔓野草，北支那的一切是这样的荒凉阴森啊!然而就在荒凉阴森的境地中也不允许我们随便浏览。
我们没有一个随便行动。前天刚来的一位小队长官木，他不信服支那人的蛮悍，竟敢一个人在外巡逻，结果被村外的支那人可怕地杀死了。前几天维持会里的一个中国朋友，到街上买东西，也被支那人活活地捆走了。
他们蛮悍的支那人，时时地包围着我们。他们不是八路军就是普通的民兵，最耻辱的是他们竟敢伏在道沟里向我们大骂。我们反而不敢出去……。征服支那已经4年了，可是我们征服的只是一座一方丈大小的碉堡，除此外的每一寸土地都不是安稳的。我不能写下去了，外边的支那游击小组‘青抗先’又和我们捣乱来了!”
附文：
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民兵：民兵组织遍布敌后
60年前的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与日本侵略者进行的一场殊死搏斗。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战争中，我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之所以能最终战胜强大的日本侵略者，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有220万民兵和1000万以上的自卫队这样一支强大群众武装的配合和支援。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没有这些群众武装力量的配合，要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据不完全统计，在八年抗战中，民兵共作战29.6万余次，歼敌10.6万余人，缴获大量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谱写了人民战争的光辉篇章。
抗日烽火燃遍神州 民兵组织遍布敌后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于7月8日向全国发表了抗战宣言，要求全国人民用全力援助神圣的抗日自卫战争。7月23日，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指出：“武装民众实行自卫，并配合军队作战。……民力和军力相结合，将给日本帝国主义以致命的打击。”8月，我党召开了洛川会议，通过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了全面抗战的正确路线，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参加抗战。1938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强调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民族战争不依靠人民大众，毫无疑义将不能取得胜利。”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动员群众、武装群众、依靠群众进行人民战争的正确路线指引下，从陕甘宁到晋察冀，从晋绥到晋冀鲁豫，从山东到华中、华南，各抗日根据地纷纷建立了人民自卫军和民兵组织。开始，各地民兵称谓不尽相同，有的叫自卫军、“青抗先”，有的叫游击队、模范队，还有的叫做基干队，后备军等。最早正式称民兵的，是晋察冀的北岳区，以后各根据地逐步统一规范了称谓和分类，统称民兵和自卫队。
同抗日战争三个阶段相一致，民兵和自卫队的发展也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1937年至1940年，我军由3万人发展到50万人，民兵和自卫队发展到500万人，抗日根据地人口达到1亿;1941年至1942年，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阶段，我军减少到30万人，民兵和自卫队减少到200万人左右，根据地人口也减少到了5000万人以下;1943年到1945年，抗日战争进入了反攻阶段，我军发展到了91万余人，民兵和自卫军发展到了1220万人，全国19个解放区面积达95万平方公里，人口达到9550万人。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民兵建设和武装全体人民作为战胜日本侵略者的重要条件。各根据地党组织和军队的各级领导都十分重视民兵建设，把民兵看成是主力军的左膀右臂，当成是基层政权的坚强支撑。他们认为，民兵不但可以源源不断地为主力部队输送兵员，而且可以担负繁重的战场勤务;不仅可以协助和配合主力部队作战，而且可以独当一面单独作战;不仅在军事上起着主力军的后盾作用，而且在政治上起着维护后方稳定、巩固抗日政权的柱石作用，同时在经济建设上起着生力军和突击队的作用。民兵的这些作用，不单是一时的，而且是长期的;不单是一个地区一条战线的，而且是整个区域和各条战线的;不单是平时的，而且是战时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高度，各级党委和党政军领导同志，始终把民兵建设作为关系抗战成败的重大战略措施来抓，当作坚持敌后抗战的重大军事任务来完成，从而使民兵组织成为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一支伟大战略力量。
战争史上创造奇观 游击战法大显神通
八年抗战，艰苦卓绝。在党的领导和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指引下，在主力部队的指导和帮助下，各根据地的广大民兵和自卫队，活跃在敌后广阔的战场上，依托高山密林、江河湖泊、平原地道和青纱帐，到处摆开了杀敌的战场。原始的大刀、梭标、斧头，自然界的水、火、石头，都变成了他们杀敌的武器。他们以惊人的胆略和无穷的智慧，在人民战争的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生动活泼的活剧，创造了许多灵活巧妙、神出鬼没的独特战法，把日本侵略者打得晕头转向、丧魂落魄、顾此失彼、疲于应付，像一条野牛陷入我人民战争的沼泽泥潭中不能自拔。
麻雀战。这是民兵在抗战中经常运用的一种主要和基本的作战方法，也是最能发挥民兵特长的游击战法。其基本特点是以少量民兵组成战斗小组，出没在山野密林、狭窄隘口、街头巷尾、地道暗洞、青纱帐里，像麻雀啄食一样，东一枪、西一枪，忽聚忽散，忽来忽去，一会跳到这里，一会跳到那里，出敌不意，扭住敌人，一阵猛打;敌人反击时，就立即撤离，消失得无影无踪;敌人撤退时，就呼啸而来，枪声大作，杀声四起，使敌人打又打不着，追又追不上，甩又甩不掉，吃又吃不好，睡也睡不着，陷入心神不宁、狼狈不堪的苦境。麻雀战打得最出色的，就是全国民兵战斗英雄李殿冰领导的北岳区曲阳县尖地角村民兵游击小组。在1943年的3个多月里，他们先后对敌作战27次，打死打伤日伪军200多名，缴获步枪3支、电话3部、牲畜47头，战利品一批。
地雷战。地雷战首先是晋察冀根据地的民兵发展起来的战法。1940年春，河北省安国县东赵、西赵两村的民兵，在反“扫荡”中把两枚手榴弹埋入地下，炸死了两个敌人。于是，各村纷纷效仿，利用废铁壶、瓷瓶子、瓦罐子等，装上炸药，以杀伤来犯之敌，取得了显著的战果。此后，各地民兵就地取材，土法上马，制造了铁、木、石、瓷地雷等，发明了拉火雷、踏火雷、电火雷、定时雷、连环雷、绊雷、跳雷、飞雷等几十种埋雷方法，各式各样的地雷和雷阵，对于打击运动之敌、杀伤“扫荡”之敌，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取得了赫赫战果。北岳区阜平县五丈湾村著名的民兵爆炸英雄李勇和他的爆炸组，利用地雷战先后炸死炸伤日伪军362人，炸毁汽车25辆;山东海阳县赵疃村的赵守福和于化虎，带领民兵用地雷战炸死炸伤日伪军303名的事迹，全国闻名，威震敌胆。
地道战。抗日战争中期，由于日寇加紧对我根据地实行残酷的“扫荡”、“蚕食”、“清乡”，处在平原地区的抗日军民，没有山林和水泽可依，于是就发明了纵横交织、户户相通、村村相联、不怕水淹、不怕毒气，既能藏，又能打的地道战，成为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一大法宝。仅1944年冬季，各抗日根据地的平原地区就挖地道达1.25万公里，成为抗击日寇的一条伟大的地下长城。冀中清苑县冉庄民兵，就是因为运用地道战打了许多漂亮仗而驰名中外，他们的事迹被改编成了电影《地道战》。英雄的冉庄民兵先后作战157次，其中进行地道战17次，依托地道进行伏击、追击战斗55次，配合地方武装出村作战85次，共毙伤敌267名。当时，日伪军曾传出这样的禁令：“宁绕黑风口，不从冉庄走”。太行地区磁县山底村民兵、晋察冀地区满城县石井村民兵、北京市顺义县焦庄户民兵，都是利用地道战取得辉煌战果的英雄群体。民兵们曾用打油诗颂扬地道战：“地道好，地道妙，打了敌人钻地道;明里打，暗里挑，消灭敌人最可靠;鬼子气得干瞪眼，抗日军民哈哈笑”。
破袭战。这是广大民兵和群众创造的又一战法，它不仅适用于破坏敌人的交通和通信联络，如公路、铁路、桥梁、车站、码头等，而且适用于对敌人的仓库、工厂、矿山等进行破坏和袭击。在党的领导下，广大民兵经常以隐蔽、突袭的战斗，配合正规军对敌人的铁路、公路和交通枢纽进行破坏，挖路基、扒铁轨、炸桥梁、打火车、割电线、平围墙、阻河道、毁码头等等，有些地方在一夜之间就出动几万或几十万民兵和群众，把数百公里长的铁路、公路全部破坏，将电线割断，电杆锯倒，使敌人的交通和通信联络陷于瘫痪。1939年，安徽省肖县就出动20多万民兵和群众，参加了陇海铁路大破袭，一夜之间将100多里的铁路全部拆掉，枕木、铁轨、和电线、电杆一起运回根据地，日寇被迫停车10天，使其西运计划流产。在著名的“百团大战”中，仅冀中的民兵和群众，就有35万人参加了破袭敌交通线的斗争。1941年至1945年间，晋察冀全区共捣敌伪碉堡1140多座、炮楼300多个，炸毁敌汽车360多辆、火车头40多个，破坏公路3.76万公里、桥梁730多座。
围困战。就是对敌人的据点和碉堡实行封锁，把敌人围困在据点和碉堡里，使其没吃没喝、走投无路，最后将其挤跑、赶跑或歼灭。太岳沁源围困战，就是广大民兵和群众围困封锁、制服敌人的一个典型战例。1942年9月，日寇纠集了1万多人，分14路进犯我只有8万人的沁源县抗日根据地，并在沁源县城安了据点，妄图把沁源划为“剿共实验区”。这里的民兵在敌人到来之前，一面把人民群众转移到山里，一面实行“坚壁清野”。敌人占领沁源县城后，见不到人，吃不上饭，喝不上水，一切供应全靠外地。广大民兵和游击队又密切配合，到处截击，袭击敌人的运输队，无奈，敌人只好外出四处抢粮，可又遭到游击队和民兵打击，只好呆在据点杀马充饥……这场围困战，经过两年多的时间，终于把敌人困出了沁源县城。在此期间，沁源民兵共作战2700多次，毙伤俘敌4250多名，涌现出了民兵杀敌英雄100多人，爆破能手200多人，沁源县获得了民兵对敌斗争“模范县”光荣称号。
伏击战。一般分为待伏与诱伏两种。待伏，是在得知敌人出动的兵力、时间和必经之路后，预设埋伏，待机歼敌。如1944年农历4月的一天，太岳区安泽县风池、高壁等地的民兵，获悉日寇骑兵运输队要给府城的敌人送粮弹，民兵们便在距府城西12公里的柳寨村做好埋伏。当鬼子的运输队进入伏击区时，地雷“轰轰”地爆炸起来，一时浓烟滚滚，杀声四起。仅七八分钟时间，33个鬼子就被消灭了32个，只有一个受伤的逃进了府城据点。诱伏，就是先以主要力量在有利地域设伏，然后以少数民兵诱敌深入，等敌人进入伏击圈将其歼灭;或者佯攻一个方向，引诱敌人前来增援，在路上伏击敌人。如冀南区隆平县民兵自卫队在河上伏击鬼子汽艇，山东平原县塘坊民兵伏击日寇一小股机械化部队，都是采用的这种战法。
此外，抗战8年中，广大民兵和游击队还创造了窑洞战、联防战、捕捉战、水上游击战、拔点战、攻心战、坚壁清野等战法。这些神奇巧妙的战法，对于配合主力作战，粉碎日寇的“清乡”、“扫荡”、“蚕食”，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发挥了巨大作用，在抗日战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一面战斗一面生产 劳武结合保卫家园
在抗日战争中期，特别是1941年到1942年，是敌后根据地最困难的阶段。日寇集中其主力进行“扫荡”、“蚕食”、“清乡”，国民党顽固派也不断向我根据地进行挑衅，制造“摩擦”，企图把我军民困死、饿死。我各抗日根据地遭到了很大破坏和损失，生活极其艰难，军队和人民没有衣穿、没有粮食，有时不得不以树叶、草根为食。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领导军民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广大民兵发明了劳武结合的办法，一手拿枪，一手拿锄;一面战斗，一面生产，为保卫和建设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这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结合上：
民兵组织与变工组织相结合。民兵都参加变工组，平时和群众一道生产，战时直接参加战斗。民兵用战斗保卫群众生产，变工队则保证不影响民兵家中的生产，并负责民兵家属的安全转移。这样既有利于民兵与变工组织的进一步巩固，又便于密切民兵和群众的关系。比如定绥的宁武、鲁中的蒙阴、海滨的临沭等地的民兵和变工队员，一面集体生产，一面警戒敌人;敌人来了就打仗，敌人不来就生产。群众在生产，民兵就在附近巡逻、放哨。在夏收、秋收季节，通过民兵与变工组织，将劳力与武力统一组织起来，有专门负责掩护的，有专门负责抢收的。同时，通过民兵和群众的互助，生产、训练、战斗任务都能完成。
战斗队与生产队相结合。离敌人据点较近地区的民兵，为了使据点外的土地不荒芜，就组成单独的生产战斗小组，敌人出来就打，否则就进行生产。这样，战斗和生产两不误，使接敌区土地的耕种和收割有了较好的保证。许多地区还给民兵一定的生产资料，如公地、荒地、贷款办合作社等，使他们在战斗执勤之余，开展各种生产活动。这样，既可以发展生产，改善民兵和群众的生活;又可以巩固民兵组织，解决民兵战时供应问题和日常活动中的经费，减轻群众负担。据晋察冀阜平等5县的不完全统计，仅1944年，民兵就开荒3390多亩，修河滩地127亩，产米13万斤、菜17万斤，打柴18万斤，搞运输收入现金23万元，各村民兵平均都有20天到一个月的战备粮食。此外，有些地区民兵还组织了“打猎合作社”，经常上山打猎，既保护了群众生产，又增加了收入，还提高了射击技术，受到了群众的广泛赞扬。
变工与爆破相结合。有的地区民兵把变工与爆破战斗结合在一起，克服了过去打仗单靠民兵，生产单靠变工队员的情况。一旦有事，全体民兵和群众都可拿起武器投入战斗。变工与爆破结合起来后，既加强了对敌斗争的武装力量，人人都可以拿起武器保卫家乡，即便是妇女、儿童也可参加爆炸组，学会制造和埋设地雷;又使民兵与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民兵战斗生产都参加，变工队在完成生产的前提下，也参加地雷爆破，形成了全民皆兵的大好局面。
战斗指挥与生产指挥相结合。过去战斗与生产指挥分离，管生产的不管战斗，管作战的不管生产，二者经常出现矛盾。管生产的干部平时忙得不亦乐乎，战斗时袖手旁观;而管作战指挥的干部，不打仗时没事干，打起仗来又忙得不可开交。这样，生产和战斗的领导不能很好配合，影响了劳武结合。鉴此，一些地区把民兵组织与变工组织统一起来，战斗指挥与生产指挥两个机构合在一起，生产战斗统筹兼顾、通盘考虑，互相促进、相得益彰，提高了工作效益，加强了领导指挥力量。
缴获敌人武器与自己生产相结合。民兵的武器，除了向敌人夺取外，主要靠民兵自己生产。民兵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打铁、熬硝、铸雷，造子弹炸药。在资金困难时，他们就把自己开荒生产的粮食卖掉，或把打猎、办合作社赚来的资金用到武器弹药的制造上，从而使自己的武器装备得到发展。比如，晋绥民兵初建时3万多人，总共才有290多支枪，手榴弹6900多颗，猎枪827支，手枪2支。后来通过自力更生，军火达到了自给。到1944年，民兵发展到8万余人，民兵的武器平均每人1-2件，地雷、土炮、土枪、土掷弹筒、榆木大炮、来复枪应有尽有。到1945年夏季，岚县、宁武等5县，就有用于制造炸药的硝池129处，仅兴县民兵办的规模较大的造雷厂就有22个。
实践证明，坚持劳武结合方针，用武力保卫生产，用生产支援战争，是我敌后根据地长期坚持抗战的重要保证，也是搞好民兵建设、使这支群众武装保持强大生命力、凝聚力的有效途径。
历史经验弥足珍贵 光荣传统代代相传
八年抗战，中国民兵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创造了光辉的业绩，谱写了灿烂的篇章，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形成了光荣的传统。这是一笔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永远继承和发扬光大。
必须坚持党对民兵的绝对领导。从抗战开始，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就一直把民兵建设和武装人民，作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条件。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多次下发文件明确了民兵建设的方针、政策、原则、要求;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同志对民兵建设作了一系列非常重要而具体的指示，对民兵建设给予了强有力的指导。各抗日根据地的党组织和党政军领导，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有效地加强了对民兵和自卫军建设的领导，将其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当作关系战争全局胜败的战略措施来抓。中共北岳区党委《关于全面加强民兵建设的决定》指出，民兵建设是党在根据地军事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加强民兵建设，不但在今天坚持根据地是重要的，而且在保证战后长期残酷的革命斗争的胜利，也是非常重要的。《决定》要求党的领导机关、政府机关和军事指挥机关，均应以最大的关心注意民兵建设。冀中区党委决定，凡县以上的政府机关都设武装科，县以下的各级人民武装，则由同级党委和政府直接领导。晋绥区党委于1941年7月专门召开了晋西群众武装会议，着重整顿了民兵、自卫队的组织机构，进一步加强了对民兵工作的领导。此外，党组织还派出大批干部到民兵中去，使党员干部成为民兵工作的组织者、领导者。中共华北局、西北局、华中局，以及山东分局、太行分局，都先后制定和下发了加强民兵建设的通知、决定和实施措施。由于党的坚强领导，从而使民兵建设在政治上坚持了正确方向，在组织上不断发展壮大，在军事上不断提高，成为抗战的一支重要战略力量。
必须坚持以人民战争思想指导民兵建设。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创造性地运用于抗日战争的伟大实践，从而形成了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八年抗战的历史，就是一部人民战争的光辉历史;抗战中的民兵，就是在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指引下发展壮大并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正是在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指引下，从白山黑水到长城内外，从华北平原到太行山上，从大河上下到长江两岸，从东海之滨到天涯海角，广大民兵到处摆开了杀敌的战场，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民兵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这个传家宝任何时候都不能丢。
必须坚持“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抗日战争的实践充分证明，在党的领导下，紧紧依靠群众，实行人民战争，我们就可战胜任何强大的敌人。而这场人民战争的突出特点就是坚持了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1941年11月7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中就明确指出：“每个根据地的军事机构均应包含三个部分：(甲)主力军，(乙)地方军，(丙)人民武装(即不脱离生产的自卫队及民兵)。在根据地的建立时期，集中主要注意力于主力军之扩大与巩固上是正确的;然而最近敌我形势改变了，因此目前军事建设的中心注意力，应放在地方军及人民武装的扩大与巩固上。”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我党始终坚持了野战军、地方军与民兵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始终把野战军、地方军作为抗战的主力，把民兵和自卫队作为主力军的助手和后备力量。使三支力量相互补充，取长补短，相得益彰。抗战的历史告诉我们，“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是进行人民战争的体制，是战胜任何强大敌人的优良军事体制，对此，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绝不能有任何的削弱。
必须坚持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抗战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坚持广泛持久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是非常正确的。在华北正面战场作战基本结束后，特别是抗战转入相持阶段后，敌后游击战争成为抗日战争的基本形态。而这种游击战争，为广大民兵、自卫队提供了大显身手的广阔舞台。他们发挥人多势众、分布广泛、人熟地熟、机动灵活的优势，采取“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战术，运用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伏击战等神奇的战法，打得日本帝国主义日夜不宁、心惊胆战、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最后葬身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必须坚持“劳武结合”的原则。抗日战争中，中国民兵创造和形成的一手拿锄、一手拿枪，一面作战、一面生产的劳武结合原则，充分体现了民兵亦兵亦民的性质特点，正确地处理了劳力与武力、生产与战斗的关系，为夺取抗战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坚持了“劳武结合”原则，生产和战斗两副担子一肩挑，从而使民兵这一群众武装组织为广大人民所接受和拥护。在今后，“劳武结合”原则仍然是我国民兵建设必须遵循和坚持的重要原则。
抗日战争胜利已经60年了，中国民兵创造的光辉业绩已载入中国革命的史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一定要在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进一步加强我国民兵建设，发扬光荣传统，坚持改革创新，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再创中国民兵的辉煌!
(总参动员部民兵局副局长 宋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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