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说明，当今社资关系，无论科学社会主义在哪个阶段，无论它多么弱小，无论它蹒跚学步多么踉踉跄跄，它的每一步成长，在外部，都是和现代资本主义的核心——新自由主义扼喉之战的结果；在内部，都是和脱离最广大人民群众、主客观分离的各种错误进行斗争的结果。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人类的这段曲折历史，凭借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两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正在沉着应对。
历史已水落石出。苏联崩溃，基本上是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演变国家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推动经济基础质变，最终改旗易帜的“二人转”杰作，叶利钦不过是收尸者。
1999年，正当前苏联人在浩劫中哀号时，前苏联末代意识形态主管雅科夫列夫，在其《一杯苦酒》序中致中国读者，这位年近八旬老者，虽有自嘲，却无法圆说由自己出谋划策的改革方案，在人类愚蠢中登峰造极的结果：不战而败，让一个超级大国沦为乞丐。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人已将苏联二十多年的修正主义演变，批得体无完肤。毛泽东同志指出：
“苏联这个社会，出了一层高薪分子，赫鲁晓夫反映的是这些人的思想”。[1]
并由此进行了反修防变预演。与中国不同，雅氏炮制，戈氏操作的“新思维”改革，是在修正主义特权化、人民离心离德的土壤上，可以迅速完成蜕变的临门一脚，其核心，即雅氏《一杯苦酒》的首句：布尔什维主义死亡。由此，踏上了一个伟大民族惊心动魄的趋近死亡历程。什么叫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回顾之，有两个节点令中国人心惊肉跳：
2、1990年10月1日实行的500天纲要（亦称休克疗法）大力私有化，把外国人持股不能超过49%扩大到100%。
此时，距苏联解体已不足两年。
经过四年“新思维”改革，苏修雪上加霜，坚定地拥抱社会民主党思潮，他们口头上“联合”，实际上背叛广大工农群众，把反映工农大众利益主张的人看作“左倾激进分子”或保守势力。组织解体之前，苏共首先是意识形态上的借尸还魂和碎片化。
《参考消息》1990年2月16日登载了一则消息：
[本报莫斯科1月26日电]莫斯科高级党校教师根据党内所持不同观点，认为苏共内部存在8种流派。
1、自由主义者 他们自命为社会民主主义者。其纲领是：混合经济、议会制的法制国家，瑞典或奥地利模式。其社会基础是知识分子，其中一部分人赞成成立由社会精华组成的党，同时准备与工人运动的进步侧翼联合。2、导下与广大工人、知识分子和左翼平民党运动结成联盟。他们的方针是：取消上级任命的职位表，混合经济、合作制、自治、特别强调市政自治的和生态的社会主义问题。3、 马列主义的革新派侧翼 这种派别观点的基础是新经济政策，同时他们把社会主义看作是文明的合作社工作人员的制度。其最重要的意向是完成苏共的民主化，使党的机关置于基层组织和经选举产生的机构的监督之下，同时保证革新后的苏联共产觉在政治舞台上的主导作用。4、为使苏共重新成为先锋型工人政党而斗争的斗士 他们不相信知识分子，最多把知识分子当作出主意的谋士。他们反对合作社和租赁制，赞成将企业的所有权交给企业集体。5、劳动人民联合阵线 反对复辟资本主义，认为广泛推广租赁制和市场关系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他们赞成用生产原则代替地区原则来选举苏维埃，认为这样可增加工人和农民在人民代表中的比重。6-7、“俄罗斯爱国阵线” 、“统一”以及其他保守分子的组织 这些组织的观点与“左倾激进分子”和“自由主义者”相对立。
由以上看出，苏共从病入膏肓到弥留、死亡之际，意识形态的四分五裂有几个特点：
1、无一不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以鄙视阶级斗争，将无产阶级专政视为“极权”的社会民主党药方，试图解决长期严重存在的特权官僚主义，亦即西方马克思主义占了上风。2、各种思想必然提出各自的经济主张：混合经济，再到全面私有化，是演变的主流。当然，无一不是打着富强苏联，政治正确的旗号。3、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主张是微弱的，奄奄一息。且被看作保守守旧。雷日科夫在苏联前部长会议主席任上，亲历了苏联解体的全过程。他回忆到“新思维”的自由化、“生产实践唯一标准”到全面私有化演变时的思想分歧。
雷日科夫认为：
“我们认为，在国家手中保持 50%—60%的所有权比较合理——这主要是指在国民经济的基础部门以及国防工业部门的企业。其余的 50%—40%可以是股份制形式或者个体形式……。
与这种观点相对立的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以及以雅科夫列夫为首的一群政治家们的观点，他们一心为私有制唱赞歌，坚持认为只有私有制才能自然而然地解决国家的所有社会经济问题。”[2]
接下来，全人类都看到了一场悲剧。
在“新思维”的政治体制改革中，戈、雅氏拱手相让，境外资本或代理人接管了舆论环境，新自由主义资本理念之“无形之手”，成了苏联全党全国的“无形指挥棒”。这场“产权清晰”，“人人平等”的改革，以新老资本家最终花费不到1千万美元，“买”进十万亿旧卢布的前苏联国民经济，前苏联人民寿命缩短10余岁而结束。历史上演了一幕罕见的民族浩劫。
苏联解体说明，当今社资关系，无论科学社会主义在哪个阶段，无论它多么弱小，无论它蹒跚学步多么踉踉跄跄，它的每一步成长，在外部，都是和现代资本主义的核心——新自由主义扼喉之战的结果；在内部，都是和脱离最广大人民群众、主客观分离的各种错误进行斗争的结果。
苏中两国，都起步于落后农业大国，两国对成熟的资本主义并不熟悉。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在吸收现代资本主义一切先进成果中，由于深厚的封建传统，公仆容易变为主人，也容易对资本的公平、自由和资本主义经济产生盲目期待，尽管中国人民历史上是以领教鸦片贸易的“市场公平”走入近代的。在新的时期，人民对特权专制的反弹，也渴望感受“产权清晰”的“人人平等”，这是新自由主义在苏中两国泛滥的原因。
早在25年前，前苏联总统顾问，院士亚列明在1995年说，
现在俄罗斯国企占30%，私企占70%。农村还是集体农庄，不过名称变成公司了。我最近访问了一趟中国。中国的国企比重越来越小。你们说俄罗斯变成资本主义了。依我看中国的资本主义也要超过社会主义经济。你们有什么办法保证中国不变成资本主义呢？[3]
2020年1月8日，习近平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必须以正视问题的勇气和刀刃向内的自觉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他说，
“注重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是我们党的鲜明特色和光荣传统。毛泽东同志曾说过：‘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共产党人的初心，不仅来自于对人民的朴素感情、对真理的执着追求，更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之上。”
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人类的这段曲折历史，凭借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两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正在沉着应对。
注 释：
[1] 《毛泽东年谱》第四卷，238，1959.11.12
[2] 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
[3] 吴易风：《俄罗斯经济学家谈俄罗斯经济和中国经济问题（下）》，《高校理论战线》1995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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