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之鉴 ：私有化与国有化之争的实质是国家主权之争

 

       经过最近30年的实践，新自由主义及其私有化的政策在世界多个地区已经遭到唾骂。许多国家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前苏联和东欧地区、拉美地区的许多国家旗帜鲜明地反对新自由主义。就连西方国家的人民，也在西雅图、布拉格、华盛顿、达沃斯等地不断举行大规模抗议示威，反对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

　　但是在我们国内，新自由主义及其私有化的思想在许多媒体上、学者圈内却非常吃香。这些学者基本上都留过洋，在国外公司或者国际机构工作过，回国后有的还身居要职。

　　他们极其信奉市场原教旨主义，认为市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市场就是上帝。他们的理论主要归纳为三点：

　　一是政府必须铲除所有阻碍市场运行的法律法规，实现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也就是极端的市场化，国际国内资本自由竞争，进而让跨国公司控制国内产业；

　　二是政府应出售拥有的一切资产，土地、矿藏、铁路、航天、航天、军工、通信等等，由私人资本企业来经营，政府应该越来越小，私人资本应该越来越大，所谓的“小政府、大社会”的“公民社会”；

　　三是政府应该缩减开支，减少教育、医疗、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福利等领域的投入，由私人资本来经营。

　　这些观点在中国社会层面，引起了诸多争议。为此，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时郑重表明：从中国国情出发，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

　　很多没有读过什么书的老百姓都能明白的道理，个别学者却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一旦开始大规模地私有化，中国的产业、资源、经济主权、国家主权将为谁所控制？

　　世界历史已经多次回答了这个问题。上世纪90年代的苏东巨变、东南亚金融危机已经给了我们记忆犹新的答案。大规模的私有化，必然造就大规模的腐败；必然造就私人垄断资本家，操纵市场，危害社会公众的利益；必然导致大量的国有资产外流，国家经济、安全命脉被外资控制，从而导致经济主权、政治主权旁落。

　　而在被美国视为“后花园”的拉丁美洲，在独立以来的两百年历史上，表现得更为明显。拉美历史上一共经历了三次大的国有化浪潮，而这，正是源于每一轮国有化浪潮前，私有化高潮对拉美的政治、经济伤害所致。

　　私有化与国有化之争，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国进民退”、“国退民进”，不是国内事务，而是国际事务，是本国政府、人民和外国资本之间争夺本国经济主权、政治主权的斗争。

 

　　1820年至1930年的自由贸易和私有化——前驱狼，后迎虎

　　19世纪初，拉丁美洲独立运动高涨。拉美人民赶走了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者，迎来了新的殖民者大英帝国。拉美自独立之初，普遍以英国的自由贸易理论为国策。英国的自由贸易理论是19世纪的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体系，是1.0版本；而今天的新自由主义则是美国的全球化，是2.0版本。

　　当时拉美是世界上最开放的经济体。拉美一方面成为初级产品和资源的出口国，一方面又是英国等国的出口市场，拉美就这样被编织进了19世纪版本的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体系下。在国外廉价商品的冲击下，民族工业基本没有发展的可能性。英国通过投资、贷款、贸易等方式，逐渐控制了拉美国家的经济，将拉美国家大部分的公用事业、石油、硝石、铁路、港口控制在手中。

　　美国作为后起之秀，在1823年宣布了“门罗宣言”，宣称“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反对欧洲列强干涉美洲事务，意图由美国主导美洲事务。但由于此时美国实力不济，只是口头反对欧洲列强，并无实质性的举动。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后，奴隶制度被废除，进一步扫除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美国国力快速增长。

　　1898年美国与西班牙爆发战争，美国胜利。列宁称这次战争为世界上第一场为重新瓜分殖民地而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此战之后，美国开始大范围介入拉丁美洲事务。美国一手持美元投资和自由贸易，一手持战争大棒，在拉美迅速扩张。

　　从1898年至1932年，美国仅仅对加勒比国家，墨西哥、古巴、多米尼加、巴拿马、大哥伦比亚、海地、萨尔瓦多、尼加拉瓜等国进行了34次武装干涉。[1]

　　1914年，美国在拉丁美洲的投资达到英国的45%，而在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已经不相上下。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衰落，美国崛起。1929年，美国在拉美投资达到54.29亿美元，与英国的58.89亿美元相差无几。[2]

　　1929年，对外贸易领域，美国在拉美20国进出口总额比重分别高达38.7%和34%，大大超过了英、德的总和。[3]

　　美国公司在拉美大规模扩张，控制着中美洲的香蕉、咖啡生产，霸占了洪都拉斯20万公顷土地，垄断了铁路、港口、航运、电力、制造业、出口贸易部门，并拥有关税、运输、电讯等特权；霸占了危地马拉1/4国土、3个大港口，并垄断铁路、电力公司，完全控制了危地马拉经济；垄断着古巴制糖业和铁矿；控制着哥斯达黎加香蕉、铁路、电力、采矿、对外贸易；垄断着巴拿马运河，铁路；在秘鲁、圭亚那、厄瓜多尔、玻利维亚等国建立大型矿场；控制着巴西的橡胶；美孚石油公司在哥伦比亚取代了英国公司，1922年美孚石油公司进入玻利维亚，与英荷壳牌石油公司发生格兰查克战争。[4]

　　美国控制着拉美的经济命脉，开始在拉美地区占据主导地位。

　　上世纪30年代墨西哥、玻利维亚的国有化——因二战之剑高悬而获美国首肯

　　墨西哥土地，在1846年至1848年的美墨战争中，美国侵占了墨西哥一半的国土。

　　墨西哥从1917年开始主张实行国有化措施，摆脱美国的经济控制，但是直到30年代才部分实现计划。

　　1910年，美国在墨西哥的投资达10亿美元，比墨西哥本国政府投资还多33%。1912年，美国控制了墨西哥矿产的78%，钢铁企业的72%，石油开采的58%。美国还控制着大批甘蔗、咖啡、棉花、橡胶、染料、龙舌兰的种植园，占有的土地等于其他国家在墨西哥占有土地的一半。

　　1917年，卡兰萨政府颁布《1917年墨西哥宪法》，规定一切土地、水流、矿藏属于国家所有，对于外国垄断资本进行限制。此举激怒了美国政府，美国积极推动反墨势力。1920年5月墨西哥发生政变，卡兰萨被枪杀。

　　继任的奥夫雷贡政府起初也拒绝美国的要求，坚持国有化。但是最终不得不妥协，签署《布卡雷利协定》，规定美国公司和个人在新宪法生效前（1917年5月1日）在墨西哥所购置的产业不适用于《1917年墨西哥宪法》。

 

　　1924年继任的卡列斯政府，起初也力图贯彻1917年宪法，为此起草“石油法”，规定新宪法生效前在墨获得的油矿租借期为50年。美国又积极支持墨西哥的叛乱活动，最终迫使卡列斯政府于1928年宣布承认外国石油公司的石油开采权。墨西哥政府的国有化政策失败。[5]

　　1934年，国民革命党左翼人士拉萨罗·卡德纳斯当选总统。卡德纳斯政府对内实行土地改革，对外支持西班牙共和国反法西斯战争。1937年，卡德纳斯政府将铁路收归国有，1938年又决定将石油收归国有，其中包括17家美国和英国石油公司，并给予这些公司部分赔偿。

　　此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国际形势紧张。为了能在战争期间有一个稳定的拉美后院，为了抵消100万在拉美的德国侨民（其中超过10万是纳粹党员）的影响力，美国罗斯福政府改变了其前任的“大棒政策”，采取“睦邻政策”。在经历了近4年的谈判之后，美国政府同意了墨西哥的赔偿金额，同意了墨西哥的国有化政策。

　　1937年，玻利维亚政府把美孚石油公司收归国有。美国没有进行武装干涉。不过美国也中止了对玻利维亚的经济和技术援助。经过谈判，玻利维亚政府支付了赔偿金。

　　墨西哥和玻利维亚的国有化，是历史上美国政府第一次同意外国对美国公司国有化。此举使得拉美各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积极支持美国。如果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威胁，美国政府不可能允许墨西哥和玻利维亚政府的行为。

　　美国的“睦邻政策”并不是真正的“和平共处”、“平等互利”。美国学者托马斯·帕特森说：睦邻政策改变的不是美国称霸拉丁美洲的目标，而是确保这种霸权的方法，睦邻政策意味着新的策略，而不是目的。

　　美国的“睦邻政策”放弃了赤裸裸的武装干涉，但是却并没有放弃间接干涉。1933年，美国政府通过军事威胁等手段，干涉古巴，迫使起义成功的圣马丁政府垮台，扶持门迭塔亲美政府成立。1934年，美国大使参与谋杀了尼加拉瓜民族英雄塞萨尔·桑地诺，扶持独裁统治者索摩查上台。今天尼加拉瓜的进步组织“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便是以桑地诺的名字命名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于1979年推翻索摩查家族的独裁统治。[6]

　　二战后到上世纪50年代初的自由贸易和私有化——战后美国弃“睦邻”重拾扩张

　　1945年二战结束，美国抛弃“睦邻政策”，开始在拉美全面扩张其政治、经济、文化影响力。战争期间，美国在拉美地区建立了92个海、空军基地。

　　美国通过《克莱顿计划》、《第四点计划》，在拉美大力推行“自由贸易”、“自由投资”、“自由企业”，通过这些方法控制拉美国家的资源、产业和公用设施。签订《第四点计划》的国家，必须保证美国公司有“国民待遇”或“超国民待遇”，保证投资者有任意抽回资金和利润的自由，保证美国公司不被国有化，或者在实行国有化时候给予优厚的补偿。

　　到了50年代，美国控制了拉美石油产量的60%，炼油业的50%以及几乎全部的石油产品；控制了拉美铜生产的90%；控制了巴西、委内瑞拉、智利、秘鲁、古巴的铁矿开采，拉美的铁矿砂几乎全部运往美国；控制了墨西哥的锌和铅，古巴和巴西的镍，古巴的金和巴西大部分的金。

　　美洲大陆的电话公司、水电公司、航空公司几乎全部为美国控制。

　　农业上，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和糖公司几乎控制了拉美的咖啡、可可、香蕉、甘蔗的生产和出口。联合果品公司成为拉美国家的“国中之国”。

　　对外贸易上，美国几乎控制了拉美对外贸易的一半。[7]

　　二战后至上世纪50年代失败了的国有化——美国用政变及颠覆活动摧毁拉美独立

　　作为初级产品的出口国，拉美各国经济长期为国际资本所垄断操纵。经济极易受国际市场左右，处于依附型地位，缺乏经济独立。比如，1929年至1933年美国“大萧条”期间，拉美受到极大冲击。1932年的出口总额比1929年下降了63.4%。[8]

　　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迫使资本主义国家相继采取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经济措施。在此前后，苏联的国家计划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拉美各国为了实现国家的独立和富强，开始主张国家干预经济。

　　阿根廷、乌拉圭、智利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道路，上世纪50年代拉美各国开始大规模展开。进口替代的含义是摒弃之前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主张国家干预经济，通过限制某种工业产品的进口，限制外资，刺激和保护弱小的民族工业，以此促进本国的工业化。这样的国家发展战略明显不利于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利益。

　　与此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社会主义运动和第三世界民族解放浪潮的兴起，鼓舞了拉美人民。拉美独立之初，继承了殖民地时期的大地产庄园制度、社会等级制度、专制主义传统，各国内部的种族歧视问题非常严重。直到1974年，1%的拉美农户占有62.2%的土地，76.3%的农户占有4.5%的土地[9]。直到今天，拉美仍旧有1亿多非洲人后裔的贫困群体，数千万的印第安人仍旧处于社会最底层。在这样的背景下，拉美人民迫切要求参与到社会的变革当中，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关系。

　　一些进步的资产阶级政府代表了人民的要求，他们主张走工业化道路，建立起独立的民族经济和国内市场，改善劳资关系，进行土地改革，对一些产业实行了国有化，削弱国内寡头阶级势力。在对外政策上，有意无意地举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旗帜。

　　危地马拉、阿根廷、巴西、玻利维亚等国在这一时期实行了一些国有化、保护民族产业的措施。这些政策一方面触犯了国际帝国主义的利益，一方面触犯了国内利益集团的利益。此时的美国正处于二战后的扩张期，力量强大。据不完全统计，从1948年到1958年，美国在拉美策划的政变和颠覆活动达16次之多[10]。因此这些实行改革和国有化的政府，无一例外都被美国直接或者间接干涉，统统下台。改革和国有化政策大多数都失败了。危地马拉是其中最知名的例子。

　　危地马拉

　　1950年，阿本斯当选危地马拉总统，积极推动种族平等、民主改革，废除奴隶制度，推动教育、医疗卫生事业，保护工人利益。

　　阿本斯任内最重要的政策是土地改革。危地马拉的土地主要为国内大地主和美国联合果品公司所占有。1950年资料显示：“总人口的2%控制着全部耕地的74%，而76%的农业单位仅能获得9%的土地”。

　　美国的联合果品公司占有该国土地面积的 1/4，是危地马拉最大的地主，但是土地的利用率只有 8%。联合果品公司所控制的中美洲铁路公司，控制着通往加勒比海巴里奥斯港的铁路和沿海的 3个港口、所有航运、进出口。美国的危地马拉电力公司垄断着全国用电、电报、电话。

　　至1954年年中，阿本斯政府采用有偿购买的方式，购买了5548平方公里的闲置土地，其中1590平方公里是联合果品公司的土地(约占该公司所占土地的5%)。政府将土地分给了8.8万户农民。

　　为打破垄断，危地马拉修建了一条与铁路并行的公路，并计划在首都附近修建一座马里纳拉水电站。1953年10月，政府把中美洲国际铁路公司控制的铁路收归国有，并准备在租约期满后收回巴里奥斯、圣何塞、切佩里科等重要港口的主权。

　　阿本斯的行为惹怒了美国。1954年，美国策划了武装叛乱，美国飞机直接轰炸危地马拉，迫使阿本斯政府下台。继任的亲美政府立即推翻了阿本斯的政策，把土地归还大地主和联合果品公司，给中美洲国际铁路公司以特权，取缔工会、农会和民主党派，重新建立了独裁统治。

　　危地马拉的独裁统治，使得农民于1960年开始了持续36年的游击战。根据危地马拉真相委员会的报告，该国有20万人死亡，5万人失踪。 [11]

　　巴西

　　1951年至1954年，瓦加斯总统再度执政。瓦加斯政府采取了一些针对外资的限制措施。成立国家石油公司，对巴西石油的勘探、开采、加工实施垄断。宣布建立国营电力公司，将外国电力公司收归国有。并于1954年提出将最低工资提高1倍(同1951年比)。瓦加斯的政策，得到了中小资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支持。

　　1954年，巴西军事集团在美国驻巴西大使的策划和指挥下发动政变。瓦加斯迫于压力，自杀身亡。继任的政府采取了亲美政策。

　　直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外资仍旧掌握着巴西工业，汽车制造占90%，烟草占85%，电力占82%，机床制造占70%。[12]

　　玻利维亚

　　1950年，提出社会经济改革纲领的帕斯·埃斯登罗斯当选总统。然而，反对派发动政变，阻止了埃斯登罗斯履任。这是该国自1825年建国125年以来历史上第179次政变。

　　1952年，玻利维亚爆发人民武装起义，三天之后，帕斯·埃斯登罗斯领导的民族主义革命党上台。新政府准备实行锡矿国有化，土地改革，建立普选制度，实行教育改革和社会福利制度，给印第安人以平等权利。55%印第安人、30%的混血人口长期处于玻利维亚社会底层，出生婴儿中平均每三个就有一个死亡。

　　玻利维亚国家预算的75%来自采矿业，但是采矿业却全部为外资垄断。其中巴蒂诺公司1940年至1948年所得利润竟然达到投资额的452倍。在埃斯登罗斯上台后，美国多次策划政变，最终导致民族主义革命党渐渐改变了施政方针，特别是埃斯登罗斯之后的西莱斯政府。[13]

　　玻利维亚的变革之路由此被堵塞，其后出现了一件震动世界的事件——1967年，出生于阿根廷的古巴革命运动领袖之一切？格瓦拉跑去玻利维亚打游击战。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玻利维亚军方一起，杀害了格瓦拉和游击队员。

　　阿根廷

　　1946年胡安·庇隆当选阿根廷总统，他在任内将中央银行收归国有，向美国公司赎买了国家电话网，向英国公司赎买了2.4万公里铁路及法国公司的铁路。庇隆主义提倡反对帝国主义。1955年，阿根廷国内发生政变，亲美政府上台，积极维护国内资产阶级-地主的利益和外国垄断组织的利益。[14]

　　委内瑞拉

　　1947年大选，民主行动党领导人、著名作家罗慕洛·加列戈斯当选总统，颁布新宪法，对外国石油垄断公司的所得税提高50%。1948年11月，美国策划军事政变，佩雷斯·希门尼斯建立亲美独裁政权，废止了1947年宪法。仅1956年至1957年，便将100万平方公里石油储量丰富的区域租让美国。[15]

　　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振奋人心的国有化高潮——美国内外交困，拉美民族复兴

　　美国对拉美的剥削、压迫、军事干涉，激起了拉美人民极大愤怒。50年代后期，《纽约世界电讯与太阳报》登载，“怒火燃烧着拉丁美洲？？美国佬从加勒比海到合恩角到处受到攻击”。

　　1958年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出访拉美八国的经历就是最好的写照。拉美人民掀起空前强大的反美示威。尼克松刚到加拉加斯机场，首先看到的便是大字“再见，尼克松，我们不留你”。当他的汽车经过街道时，唾沫、棍棒、石子、烂水果、鸡蛋、垃圾全都投向汽车。汽车玻璃全部粉碎，车上的美国国旗也被撕掉。警察释放催泪瓦斯驱散抗议的群众，才把尼克松救出重围。[16]

　　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这是拉丁美洲历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动摇了美国的霸权，极大了鼓舞了拉美人民。

　　美国占有着1/5的古巴土地，武装力量和警察驻扎在古巴境内，并在关塔那摩拥有海军基地。美国资本操纵着古巴糖产量的40%，操纵着电力、电话、铁路、港口、海运、进口石油，以及主要矿产的开采。

　　古巴对外国资本和产业进行国有化，进行土地改革，接管全部私营银行，建立国家银行，实行社会主义改革。[17]

　　古巴国有化的做法触犯了美国的经济利益，其所实行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做法更是打痛了帝国主义。1961年4月17日，美国雇佣军入侵古巴，但是被击败。这是美国对拉美百年来侵略活动的第一次失败，极大鼓舞了拉美人民。

　　1960年代中期，美国介入越南战争，落入越南战争的泥淖。美国国内也掀起了黑人民权运动、反战运动。美国内外矛盾重重，力不从心，被迫进行战略调整。

　　此时，苏联在世界各地积极扩张，西欧、日本迅速崛起，中国所倡导的第三世界国家也渐渐崛起。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拉美各国的民族运动兴起，掀起了一场国有化高潮，其中包括秘鲁、玻利维亚、智利、委内瑞拉、墨西哥、厄瓜多尔、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圭亚那、牙买加、巴拿马、巴西等十几个国家。国有化的范围以石油、采矿、铁路、电力为主，还涉及到金融业、制造业、农牧业、渔业和服务业等部门。十多个拉美国家相继把外国公司控制的石油、铁、铜、铝土等工矿企业收归国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拉美几乎所有电站都为外资控制；1975年，该地区80%的发电量为国营公司控制。

　　这些国家国有化的主要措施有：限制和收归租让土地；通过参股办法，逐步收回外资企业的全部或部分股权；通过赎买、征收、没收的办法，将外资国有化。

　　从1960年至1976年，拉美有198家外国企业被收归国有，其中美资企业158家，英资企业8家。

　　不过即使有了如此大规模的国有化运动，至70年代中期，美国垄断资本依旧控制着拉丁美洲1/5的国内生产总值、1/3的工业生产，经营着1/3的对外贸易。[18]

　　此次拉美的国有化浪潮也有反复。如，推行国有化的智利、玻利维亚等政府被推翻。新政府上台后，又实行了私有化政策。但是从整体上来讲，此次国有化的成绩是巨大的。

　　秘鲁

　　贝拉斯科政府60年代末将美资石油公司、国际电话公司收归国有；70年代前半期，又先后征收了大通曼哈顿银行、秘鲁和孔查炼油公司、美资赛罗德帕斯克矿业公司、美资马尔科纳矿业公司。从1968年至1975年，共征收和没收17家外资企业，收回3100多个矿山租让地。1973年实现渔业国有化。建立了石油、矿业、渔业、电力、铁路、出口等行业的大型国营公司。国营公司数目从1968年的18家增至1975年的174家。[19]

　　玻利维亚

　　1969年，玻利维亚把控制全国石油生产80%的美国海湾石油公司收归国有。1970年规定国家对金属冶炼业，特别是炼锡业实行控制。1971年收回世界最大锌矿之一的马蒂尔德矿和美国国际金属加工公司的租让地。1976年5月宣布全部铁矿和锰矿由国家控制。[20]

　　委内瑞拉

　　1971年实现了天然气国有化。1975年实现铁矿国有化。1976年实现石油业国有化，征收了美资克里奥尔、英资壳牌石油公司等19家外资石油公司的全部资产，收回28800平方公里石油租让地、12000口油井、6000公里输油管道。[21]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1974年将壳牌石油公司的财产收归国有，1975年将属于特立尼达德士古股份有限公司的石油产品销售网收归国有。

　　牙买加

　　1974年收回了美国阿尔考公司霸占的铝土租让地，购买了51%的股份，1977年买了美国凯塞制铝与化学品公司、雷诺牙买加矿业公司51%的股份。

　　圭亚那

　　1975年对美国和加拿大公司所属的铝土矿和氧化铝实行国有化，糖业也实行国有化。又在1976年5月把外国资本经营了160 年的波克公司的全部资产收归国有。[22]

　　墨西哥

　　在过去国有化的基础上，又通过收买外国企业多数股票权（外资控股不得超过49%）的方式相继把美国资本的硫黄、铜等矿业公司收归国有，至1987年本国资本参与采矿工业的比重为87%。[23]

 

　　巴拿马

　　巴拿马人民从1920年代即开始要求修改美巴条约。美国控制着1432平方公里的运河区，实行美国法律，驻军上万。经过长期的斗争，1964年，美国政府不得不与巴拿马罗伯特·恰里政府签订联合声明，同意为达成一个“公平与平等的协定”而进行谈判。1977年，托雷霍斯政府与美国签订《巴拿马运河条约》、《关于巴拿马运河永久中立和运河营运条约》。美国政府为此附加了修正案，参议院批准：在2000年以后，如运河关闭或营运受阻时，美国有权单方面“使用军事力量”重开运河。1989年6月，美国为诺列加政府，出动2.6万名兵力，入侵巴拿马。造成600多军民死亡，2000多人受伤[24]。2000年，美国将运河管理权交给巴拿马政府。

　　上世纪7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首次试验——美国用“大棒”和“胡萝卜”重控拉美

　　上世纪70年代，美国支持智利、巴西、阿根廷、乌拉圭的军事集团发动政变，培植亲美军政府，借助军政府之手推行新自由主义。军政府采取屠杀、暗杀、中情局亲授的酷刑等暴力恐怖手段镇压群众，同时采用新自由主义的理论管理国家经济。自50年代起，中央情报局就资助弗里德曼及芝加哥大学，为拉美国家培养经济学家，这些学生后来被称为“芝加哥男孩”，他们为军政府实施了全套经济政策。“芝加哥男孩”后来又在苏东剧变、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拉美等国的经济危机期间大显身手，为美国谋取了不少利益。

　　智利

　　1970年，人民联盟的萨尔瓦多·阿连德当选智利总统。阿连德实施社会主义主义方向的变革。对铜、石油、煤炭、硝石等自然资源、生产资料、企业实行国有化；购买了26家私人银行中的18家，并对其他5家实行监督；进一步推动土地改革；实施全民卫生保健；逐渐实施免费教育；对儿童提供免费牛奶；并对国内的3个美军空军基地进行监督。[25]

　　阿连德当选总统之际，美国总统尼克松对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姆斯说：“让经济尖叫。”

　　阿连德当选之前，华盛顿的智利特别委员会就提出：“使智利经济崩溃来对抗阿连德。”这个委员会由在智利的美国垄断公司组成。美国暂停对智利的贷款，并要求美国商业银行也这么做，建议外国银行也这么做。美国动用了战略铜储备库，暂停智利的铜进口，并操纵国际铜价，使得铜价格从1971年的66美元/吨下降到1972年的48美元/吨。而铜的出口占到智利出口收入的一半。[26]外援的中断加上铜价的下降，给智利经济造成了极大困难。经济的恶化使得阿连德的变革之路面临巨大压力。

　　中央情报局局长科尔披露，美国政府批准1000万美元用于资助智利反对派，资助电台报刊进行反政府宣传，并组织一些行业罢工，策划了一次叛乱，未获成功。[27]

　　1973年9月11日（历史竟是如此吊诡，悲剧的“9·11”），美国支持皮诺切特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民主选举的总统阿连德。飞机轰炸总统府，总统在抵抗中死亡。皮诺切特开始屠杀，超过3200人失踪或处死，至少8万人被监禁，20万人逃离智利。

　　智利随后开始了经济领域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尝试。1975年更是大幅推进，削减公共支出至阿连德时代一半，医疗和教育首当其冲；近500家国营公司和银行近乎免费赠送。这一年，智利经济萎缩15%，失业率升到20%（阿连德时代不到3%），1974年通货膨胀率达到375%。

　　智利企业吃尽了新自由主义的苦头，惟一的受益者是跨国公司和金融投机资本家、军政府寡头。曾经坚定支持政变的智利民族企业家、基层制造商几乎全部破产。

　　不过在1990年代，智利经济情况有所好转，贫困率下降。很多人以此来判定新自由主义在智利获得了成功。不过这一观点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一点——皮诺切特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时期，一直将四大铜矿控制在国家手中，未进行私有化。80年代中期为了应对糟糕的经济，皮诺切特改变了经济政策，又将一部分公司国有化[28]。另外，阿连德的土地改革成果还保留了一部分。这几项政策与新自由主义无关。

　　巴西

　　1961年1月夸德罗斯当选巴西总统，因发展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他被迫于当年8月下台。副总统若·古拉特就任总统。古拉特恢复了与苏联的外交关系，并且采取了一些符合本民族利益的措施，限制外资利润外流（不得超过10%），对石油进行国有化。对沿国有铁路、公路、水利设施宽10公里以内未耕种土地实施国有化，废除矿山开采租让合同（如果公司对矿场尚未开采），对农业工人实施社会保险。

　　1964年，在美国支持下，巴西发生军事政变，建立了军人独裁统治。新政府废除了公民的民主和政治权利。前总统古拉特、夸德罗斯、库比契克被逮捕，工会被解散。[29]因为工人的抗议活动逐渐增加，军事当局逐渐采用了中情局酷刑之类的镇压手段。巴西后来成立的真相委员会指出，“国家杀人变成家常便饭”。 [30]

 

　　军事政变后，倡导新自由主义和私有化的“芝加哥男孩”在巴西经济部门获得要职，他们大力倡导吸引外国资本。国家投资的比重大规模降低，从1965年至1969年间的29.6%下降到1973年至1975年的16.7%。1972年巴西300家最大的公司中，49%处于外资控制之下。从1965年至1975年，10家外国大公司直接投资巴西9880万美元，但是汇出的利润却高达7.745亿美元。[31]

　　军人独裁期间，巴西劳动者实际工资几乎下降一半，通货膨胀，失业增加。1972年，巴西基尼系数高达0.66，居拉美国家之首。贫困家庭占家庭总数的49%。[32]

　　1973年，新自由主义的鼻祖米歇尔·弗里德曼访问巴西，宣称巴西的经济试验是“一个奇迹”。此时正是军政府采取暴力的高潮。

　　上世纪80至90年代美国借助债务危机迫使拉美实行新自由主义和私有化

　　债务危机的内因

拉丁美洲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进口替代国有化道路，1950年代大范围展开。进口替代战略为拉丁美洲带来了一定成就，但是到了70年代，各国的发展基本上都遇到了瓶颈，出现结构性的危机。

拉美各国工业化比欧美晚，因为技术质量问题，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国外市场非常有限。同时，拉美大多数国家都是小国(巴西除外)，人口有限，国内市场也非常有限。狭小的市场，阻碍了各国工业化的利润和资本积累、技术更新、产业升级，阻碍了生产的扩大，因此也阻碍了就业人口的增长，增加了社会矛盾。中国这样的大国，在被国际封锁的30年间，可以建立起门类齐备的国民经济体系，但是拉美各国却不具备这样的基础，其发展模式依旧是依附型的经济。

　　为了发展工业，拉美建立了区域经济一体化体系，互通有无。1972至1974年，各国间互惠贸易额达到对外贸易总额的13%，与美国、欧洲、日本的贸易额仍旧超过60%[33]。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对拉美经济的贡献仍相当有限。

　　拉美的农产品出口1974年占出口总量17.4%，原料商品出口1975年占80%[34]，据此判断，1975年的工业制成品出口仅为3%左右。为了工业化的发展，必须从国外引进技术、装备、材料，所需要的外汇来自两个渠道，一是农产品、矿产品出口收入，二是国际贷款和援助。

1973年，拉美地区的贸易赤字达到2.37亿美元。因为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的影响，石油涨价，1975年贸易赤字达到99亿美元。除委内瑞拉、玻利维亚等，拉美大多数国家都需要进口石油。在贸易赤字的情况下，拉美各国的目光投向了国际贷款。

1970年代之前，拉美各国的贷款主要来自其他政府、世界银行、IMF、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这些贷款虽然附有政治经济条件，但是贷款周期长、利息低。进入70年代，在美国的间接干涉下，这些政府和机构大幅削减对拉美的贷款，迫使拉美各国不得不把目光投向商业银行的短期贷款。

美国如何引爆债务危机

　　1972年，美国政府推倒布雷顿森林体系。因为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元在国际上的信誉遭到极大威胁。但是紧接着，美国操纵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石油价格暴涨，世界对美元的需求暴增。美国以石油、军事等作为基础，建立了美元的霸权体系。

　　中东各国获得了大量石油美元，按照美国与其签订的秘密协定，他们将这些美元输送至美国华尔街，然后，华尔街投资银行又以短期贷款的方式将美元借给拉美等第三世界国家，拉美等国家再将美元输送至中东等产油国家，中东产油国再将美元输往华尔街。由此建立了石油美元大循环。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得到了美元和利润，拉美等国则欠下了大批债务。

　　国际资本一边是掠食者，一边还扮演着救世主。因为拉美各国企业急需美元，国际资本便要求各国政府给外债以优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政府为其做担保。结果私人外债变成了政府外债，资本家的外债变成了国家和公众的外债。[35]

　　从1975年至1982年，拉美国家欠商业银行的贷款以每年20.4%的速度增长。外债规模从1975年的750亿美元，增加到1982年底的3312亿美元，占该地区GDP的50%以上，相当于当年出口（875亿美元）的3.8倍。

　　拉美各国还本付息的支出速度更快，从1975年的120亿美元，增加到1982年的660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出口收入的75%。1982年到1985年，又支付了1060亿美元的利息。

　　出口增长速度大约为12%，而外债还本付息增长速度高达24%，再加上每年进口工业技术、设备等的支出，拉丁美洲各国实际上已经失去还债能力。[36]

　　此时，美联储开始多次调高基准利率。从1979年9月的11.25%，提高到1981年6月的19%。1982年8月，拉美债务危机爆发。

　　美国借助债务危机迫使拉美实行新自由主义和私有化

　　债务危机爆发后，拉美11个主要债务国组建了卡塔赫纳集团，期望根据“以发展促还债”的方式与债务国直接谈判，而不是采取消极的紧缩经济、迫使债务国牺牲的方式来解决债务问题。但是遭到拒绝。

　　美欧等债权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牢牢掌握着主动权，从1982年至1989年共提出三个处理方案，其核心都是新自由主义。

　　此一时期恰好是国际秩序大变动的前夜，苏联深陷阿富汗战场，世界舆论一致批判苏联的帝国主义倾向，苏联国力下降，。接着戈尔巴乔夫在思想上向西方彻底投降，倡导“新思维改革”，1991年苏联解体，苏东剧变，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倒下。

　　也大约是在此一阶段，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开始改革开放，融入以美国和西方世界为主导的资本主义全球化世界分工体系。

　　与此相对，则是美国国力的增强，影响力的增大，美国的手伸的更长了。在美欧等国家的强大压力下，拉丁美洲各国（除古巴外）被迫吞下了新自由主义的改革苦果。

　　1984年，世界银行史上出现了第一次在贷款给一个国家时要求对方必须按照新自由主义进行经济改革的怪现象——墨西哥不幸成为了第一个，其他拉美国家则紧随其后。在此后的苏东剧变、东南亚金融危机中，这种情形又再度上演。

　　拉美成为世界上新自由主义实践得最为彻底的地区。这给拉美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拉丁美洲年均增长率为5.5%至6%，而80年代年均增长率仅为1%，被称为拉美历史上失去的十年。90年代，拉美借助世界性的原材料上涨，增长率上升到3.3%，但是也未达到70年代前的水平。

　　上世纪60年代，拉美失业率为4%，80年代失业率为7.5%，90年代至新世纪初失业率为9%。[37]

　　1970年，拉美家庭贫困率为40%，1980年为40.5%，但是1990年上升到48.3%。贫困人口1980年1.359亿人，1990年增加到2亿，2003年增加到2.26亿人。其中阿根廷表现得更为突出，1970年，阿根廷家庭贫困率只有8%，但是到了2002年却增加到51%。[38]

 

　　在此期间，拉美各国平均通货膨胀率急速增加：1983年由两位数增加到三位数，1990年达到1185.2%，1991年至1994年保持三位数起伏不定，1993年反弹至876.6%，1995年至1998年降至两位数。[39]

　　依靠通胀对拉美国家及民众财富的掠夺，大规模的私有化也开始了，随之而来的是外资直接投资在拉美几个大国增加尤为迅速，1990年至2003年，墨西哥增加3倍，巴西增加5倍，阿根廷增加9倍。其中超过40%的外资直接投资都是用于并购拉美的大型企业、资源。1991年至1996年，外资直接投资中用于并购的资金比例在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分别为38.9%、44.1%、15.6%；1997年至2002年，比例分别为82.3%、58.5%、42.6%，大量企业产权转向跨国公司。[40]

　　1990至1999年，拉美500强企业中，外资企业由1990至1992年的149家增加到1998年至1999年的230家，销售额从27.4%上升到43.0%。国有企业则从87家减少到64家，销售额从33.2%减少到18.8%。同期，拉美制造业100强企业中，外资销售额从53.2%增加到62.7%，国有企业则从4.2%降至1.2%。此外，1998年至1999年，拉美出口企业中，外资企业出口额占43.2%，国有企业仅仅占24.1%。外资企业重新占据了主导地位。[41]

　　在金融自由化的大背景下，1980年至1990年，拉美的净流出资金超过2000亿美元。与此同时，1990年的拉美各国还欠着4430亿美元[42]。拉美各国承担了私人资本的巨额外债，拉美各国的私人资本却投资到国外。

　　在吞下新自由主义的药方之后，拉美又发生了三次大的金融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的巴西货币危机，2001年的阿根廷经济危机。恰好是拉美三个最大的经济体，又一次重创了拉美经济。

　　新世纪以来拉美再掀国有化浪潮

　　社会矛盾激化、贫富差距悬殊，国家经济极度依附外国资本？？新自由主义及其私有化政策的灾难性后果。上世纪70至80年代，拉美许多国家国内都出现了武装斗争和游击战争。90年代以来，拉美各国又相继爆发了反对新自由主义、反对全球化的群众性运动。墨西哥萨帕塔农民起义，巴西无地农民运动，阿根廷拦路者运动、敲锅运动，玻利维亚的饮用水战争，秘鲁、危地马拉等国的反私有化运动等，此起彼伏。

　　1999年，委内瑞拉的查韦斯当选总统。拉美政局开始左转，左翼政府开始通过竞选上台执政，巴西劳工党领袖卢拉（2003年初）、乌拉圭进步联盟-广泛阵线主席瓦雷.巴斯克斯（2004年3月初）、玻利维亚争取社会主义领导人莫拉莱斯（2005年1月）、智利社会党领导人巴切莱特（2005年）等。2006年是拉美的大选年，又有一批拉美国家左翼领导人或者再次连任或者新当选为国家总统。它们是巴西、委内瑞拉、阿根廷、乌拉圭、多米尼加、巴拿马、秘鲁、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厄瓜多尔等左翼政党获得了执政权。

　　由此开始，拉美一些政府或者开始公开批判新自由主义，或者开始改革新自由主义。

　　委内瑞拉的查韦斯是反美英雄，与古巴的卡斯特罗关系密切。他激烈批判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是野蛮的、非人道的，如果不摆脱它，只有死路一条。”

　　上台之初，查韦斯实行玻利瓦尔计划：主张建立参与式民主的法制国家；开始了一系列减少贫困的计划，扫除文盲、医疗免费、食品补贴、住房改造，促进社会公正平等互助；重组工会和农民组织，推动土地改革；国际政策上，查韦斯大力对抗华盛顿共识，反对华盛顿共识和新自由主义，积极推动拉丁美洲国家的团结。他与足球明星马拉多纳肩并肩在第四届美洲国家峰会会场外高呼“埋葬美洲自由贸易区”（美国占据主导地位）。 有媒体把查韦斯、莫拉莱斯和科雷亚视为卡斯特罗以后的拉美新的“反美铁三角”。

　　2002年4月，在美国策动下，委内瑞拉发生政变，但是很快，在人民的强大压力下，查韦斯被救了出来，重新执政。

　　2005年，查韦斯提出“21世纪社会主义”。“我们承诺将玻利瓦尔计划引导到社会主义上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一种基于团结、互助、爱、正义、自由和平等的新的社会主义，一种21世纪的社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挽救人类，我们正在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书写历史的新篇章，过去邪恶的资本主义模式为少数人创造财富，给大多数人带来贫困”在政治上，主张以参与制民主代替代议制民主，充分调动广大民众参与国家的管理；在经济上，反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建立国有企业，将石油、电信、水泥、钢铁、银行、超市、咖啡、大米加工厂等进行了程度不同的国有化，加强国家对经济的管理和调控，建立以国有经济占主体地位的国家所有制、社会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的混合所有制体系；在社会方面，主张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自由和互助，注重社会福利，减少社会贫困；在对外政策上，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团结，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通过与其他国家的交流与合作实现外交的多元化等。推动拉美一体化，以“美洲玻利瓦尔替代方案”替代“美洲自由贸易区”。[43]

　　温和派的巴西卢拉政府于2002年，又兴建了30多家国有企业，力图重新加强国家在石油、天然气、电力、金融、交通运输等领域的控制能力。

　　阿根廷政府将最大的航空公司重新实现国有化，将美国军火商洛克希德-马丁在阿根廷的子公司圣马丁准将飞机制造厂国有化、养老金国有化，并且计划对石油天然气进行国有化。

　　玻利维亚，莫拉莱斯总统提出“社群社会主义”（富有印第安人的文化特色），又一次将石油、天然气、铁路国有化，这是该国历史上第三次国有化运动。他批评前任总统桑切斯的私有化，将价值约2500亿美元的国有资产以30亿美元的价格卖给外国公司，外国公司在其中占有82%，玻利维亚只占有18%。莫拉莱斯承诺在2011年他任期结束之前，要重新分配共2000万公顷的土地，包括现在私有的、但被认为是“闲置的”土地。他在联合国论坛提出富有印第安文化色彩的“十诫”，其中包括结束资本主义，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世界等。

　　尼加拉瓜，奥尔特加领导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于2007年重新执政。他反对新自由主义，计划将电力公司进行国有化。

　　厄瓜多尔，科雷亚总统也声称要建设“21世纪社会主义”，2010年7月颁布一项法律，旨在加强国家对石油产业的控制，为将不遵守规定的私营石油企业实施国有化铺路。

　　这些政府的措施，是对新自由主义的一次集体纠偏。

　　但由于长期以来遭受政变、颠覆的干扰，经济牢牢被外资掌控，拉美各国发展严重依赖原料产品出口，国内始终没能建立独立、健全的工业体系，至今，拉美各国依旧是依附型经济，极易受国际市场影响。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拉美经济也深受拖累，复苏脚步至今步履蹒跚。据拉美经委会2010年1月统计数据，安第斯共同体出口中原料所占的比例从2008年的81%增加到2009年的82.3%，南方共同市场从59.8%增加到63.1%，玻利维亚达到92.9%。经济大国巴西出口中原料所占的比例从2003年的48.5%增加到2009年的60.9%。因此，此轮拉美国有化浪潮效果还有待经济复苏过程中的检验。

　　中国不能也不应再交惨烈的学费

 

　　在全球化的社会，中国不可能封闭起来。作为后发国家，我们需要引进外资、引进技术，在这一过程中吃点亏、交点学费也是正常的。但是我们必须保证大方向，是我们在利用外资，而绝不能最后演变成外资控制我们。拉美的私有化与国有化之争已经清晰地说明，这不是简单的经济领域的交锋，而是国家主权之争。一个丧失了主权的国家，是没有能力保护本国企业（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和本国劳动人民的利益的。拉美地区已经为此付出了惨痛的巨额学费，现成的教材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不应也不能再为此交学费了！

新中国成立后，在西方帝国主义的封锁下，中国依旧顽强建立了自己的工业体系；30年来的改革开放，经济的高速发展，进一步健全了我们的工业体系。因此，与拉美依附型经济始终受制于人不同，中国有不重蹈覆辙的坚固基础，只要我们自己不折腾，牢牢记住苏东剧变之殷鉴，在拉美（小国）和前苏联（大国）身上发生过的悲剧就不会在中国上演。

注释：

[1] 转引自徐世澄主编《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P6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第一版。来源：托马斯A.白涞《美国人民外交史》纽约1942年版本，P504。

[2] 徐世澄主编《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P100。

[3] 徐世澄主编《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P105。

[4] 哥尼昂斯基《拉丁美洲和美国 1939-1959 外交关系史纲》P227-232，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7月第一版，内部读物；徐世澄主编《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P101-102。

[5] 徐世澄主编《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P82-90。

[6] 维·沃尔斯基主编《拉丁美洲概览》P618-619、645-65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12月第一版；徐世澄主编《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P118-119、P124-125。

[7] 维·沃尔斯基主编《拉丁美洲概览》P76；徐世澄主编《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P154-157。

[8] 徐世澄主编《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P112-113。

[9] 转引自（苏）维·沃尔斯基主编《拉丁美洲概览》P218，来源《格拉码报》1974年4月20日

[10] 徐世澄主编《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P164。

[11] 哥尼昂斯基《拉丁美洲和美国 1939-1959 外交关系史纲》P227-232；维·沃尔斯基主编《拉丁美洲概览》P494-497；徐世澄主编《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P166-167。

[12] 维·沃尔斯基主编《拉丁美洲概览》P414-418；徐世澄主编《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P165-166；苏振兴主编《拉美国家社会转型期的困惑》P32、33、39。

[13] 维·沃尔斯基主编《拉丁美洲概览》P390-418；徐世澄主编《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P177。哥尼昂斯基《拉丁美洲和美国 1939-1959 外交关系史纲》P363-367。

[14] 维·沃尔斯基主编《拉丁美洲概览》P351-352。

[15] 维·沃尔斯基主编《拉丁美洲概览》P449-450。

[16] 徐世澄主编《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P177-179。

[17] 维·沃尔斯基主编《拉丁美洲概览》P581-582。徐世澄主编《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P181。

[18] 维·沃尔斯基主编《拉丁美洲概览》P157-167。徐世澄主编《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P218-220。

[19] 徐世澄主编《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P219。

[20] 徐世澄主编《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P219-220。维·沃尔斯基主编《拉丁美洲概览》P157-167。

[21] 徐世澄主编《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P220；维·沃尔斯基主编《拉丁美洲概览》P179。

[22]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圭亚那、牙买加三国数据来源，维·沃尔斯基主编《拉丁美洲概览》P179-180。

[23] 维·沃尔斯基主编《拉丁美洲概览》P178、629。

[24] 徐世澄主编《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P198-201、230-234、276-279。

[25] 维·沃尔斯基主编《拉丁美洲概览》P777。

[26] 黄树东《选择和崛起：国家博弈下的中国危局》P199-200，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第一版。

[27] 蒂姆·韦纳《中情局的罪与罚》P281-289，海天出版社2009年6月第一版。

[28] 娜奥米·克莱恩《休克主义》P67-7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第一版

[29] 维·沃尔斯基主编《拉丁美洲概览》P418-420。

[30] 娜奥米·克莱恩《休克主义》P60；

[31]维·沃尔斯基主编《拉丁美洲概览》P421、423-424。

[32]苏振兴主编《拉美国家社会转型期的困惑》P38；维·沃尔斯基主编《拉丁美洲概览》P420-421。

[33]维·沃尔斯基主编《拉丁美洲概览》P156。

[34]维·沃尔斯基主编《拉丁美洲概览》P154-155。

[35]黄树东《选择和崛起：国家博弈下的中国危局》P205-222。

[36] 苏振兴主编《拉美国家社会转型期的困惑》P46，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年10月第一版； 黄树东《选择和崛起：国家博弈下的中国危局》P211、216。

[37] 《“新自由主义对拉美的影响”研讨会综述》，《拉丁美洲研究》2007年第6期

[38] 苏振兴主编《拉美国家社会转型期的困惑》P25、56-57，

[39] 苏振兴主编《拉美国家社会转型期的困惑》P54-55；

[40] 苏振兴主编《拉美国家社会转型期的困惑》P61-62。

[41] 苏振兴主编《拉美国家社会转型期的困惑》P52。

[42] 苏振兴主编《拉美国家社会转型期的困惑》P49。

[43] 徐世澄《查韦斯传》，人民出版社2011年4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