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病毒共存”的说法，最近引起很多讨论，首先要厘清概念。
如果“与病毒共存”指的是：这一年多来，人类还没有消灭新冠病毒，客观上就在同病毒“共存”，那么这是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没有必要作为新的主张提出来。如果指的是：人类要消灭新冠疫情流行还需要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将呈现人类与病毒共存的状态，要准备持久战，不能有“速胜论”。这个观点是成立的，但是表述可以更准确一些。与其说“与病毒共存”，不如说“与病毒长期斗争”，这样就不会引起误解。但是，还有一种“与病毒和谐共存”论认为：现有实践证明人类难以消灭病毒，因此不应以消灭病毒作为目标，要调整立足于消灭病毒的抗疫路线，容忍一定程度的疫情。还有人认为，如果中国坚持严防死守，在世界其他多数国家选择“与病毒共存”的情况下，中国就会变为“孤岛”，影响国际交往和经济发展，所以中国应该调整抗疫策略，像西方一样容忍疫情一定程度的流行，以便于打开国门，与西方“接轨”。这些主张是错误的，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
【根据WHO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8月12日，全球累计确诊人数累计超过约2.04亿，死亡人数超432万，全球接种疫苗数44.2亿。 图为累计确诊（每百万）全球概况。】
一、新冠病毒远远没有达到同人类“共存”的条件
人类和病毒并非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共存，但这是有条件的。自古以来，人类能否容忍一种病毒和自己共存，至少要考虑三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传染性如何，传染渠道是否容易阻断。
第二个因素：是否有方便廉价的预防和治疗手段。
第三个因素：疾病对人造成的危害和后遗症有多大。
例如，病毒性感冒。虽然很容易传染，但治疗也不难，而感冒对大部分人的伤害又比较小。所以，世界各国都没有采取完全消灭病毒性感冒的策略，而是容忍一定程度的共存。再如，艾滋病不符合后两个条件，它很难治愈，对人生命健康的损害又是致命的。但是，由于它符合第一个条件：传染性可控。只要人类规范自身行为，讲究卫生、洁身自好，正常的社会生活不会传染艾滋病。因此，尽管艾滋病是致命传染病，但是世界各国也选择容忍一定程度的流行，而不是花费巨大的社会成本追求“零发病”。同时必须指出，即使对这些病毒，人类选择“共存”，也仅仅是有限度的容忍。是在现有技术、经济条件的约束下，暂时容忍病毒在一定程度存在，不花费难以承受的人力物力追求完全消灭。但这绝不是说，“与病毒共存”就是理所当然的。只要是对人有危害的病毒，无论艾滋病、还是感冒，也都会对特定人群带来风险和痛苦，人类仍然要积极探索有效的防控策略，同这些病毒的斗争还没有结束。而那些不符合这三个条件的病毒——即那些传染性高、治愈难、后遗症大的病毒，和人类就是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关系。病毒活，人就得死；人要活，病毒就得死。对这类病毒，就没有任何“共存”的理由和空间。迄今为止，已经被人类基本有效控制的天花、鼠疫就是这种类型。对这种病毒，策略就是露头就打、除恶务尽，没有任何“共存”的空间，否则就会对人类生存带来巨大风险，甚至造成亡国灭种的后果，这是历史上是出现过的。很显然，截至目前的认识，新冠病毒就是这类必须除恶务尽的病毒——
第一，它传染性极高，特别是变异毒株传染性更高，未来变异病毒前景如何，还很难预测。
第二，治疗的难度较大，特别是重症患者。虽然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效果较好，但是如果预防不到位，产生大量病例，也会给治疗带来巨大压力。
第三，即使康复，也会给患者留下不可逆的终身伤害。
我们制定防疫策略，必须依据现有的认识，树立底线思维，避免最坏后果。而不是凭借主观的美好想象，预测“一旦放开，病毒的毒性就会降低到普通感冒”，至少从目前看，这种预测是没有依据的。即使病死率下降到流感那样的0.1%以下，一旦大范围发病（像美国那样几千万人患病），绝对的死亡人数也会很高，而且患病者在康复之后也会留下后遗症，这都是比流感大得多的社会代价。基于目前的情况，新冠病毒完全不具备“共存”的条件。因此，主张“和病毒共存”在技术上是完全不成立的。
二、实践证明，去年以来在党的领导下打人民战争、立足于消灭病毒的抗疫路线，是完全正确、有效、先进的
国际国内的事实已经充分证明，去年年初以来，我们通过党的坚强领导和强有力社会动员打人民战争，立足于消灭病毒的抗疫路线，是完全正确、有效和先进的。除非技术手段或者病毒自身特点发生重大变化，必须继续坚持。只要经过简单的计算就可以看出：立足于消灭病毒的抗疫路线，虽然暂时对经济发展造成了影响，但是换来了抗疫的优异成绩。尽管付出了一定社会成本，但这个成本远远小于一旦疫情失控带来的损失。截至2021年8月15日，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达到3744万，累计死亡63.7万人。而且疫情发展根本没有出现下降趋势。仅仅算经济账，这60多万人死亡、3744万终身带有后遗症的人口，就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的负担，严重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指出的是，美国是一个两极分化的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阶级可以利用比较好的居住和医疗条件独善其身，不顾这3000多万人的死活。但我们作为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有办法控制疫情的情况下，绝对不能放任疫情流行的发生。中国的老百姓是具有唯物论传统的先进群众，中华文化重视生命、重视亲情，不可能像美国、印度这种没有经过社会革命的国家一样，接受唯心主义世界观的洗脑，在疾病面前听天由命。一旦我国暴发疫情，必将带来比西方国家更严重的社会后果。这些都决定了，我们必须把现有技术和制度用到极致，采取严防死守、消灭病毒的策略。有人指出，今年7月爆发于南京等地的疫情，证明外来输入不可避免，“清零目标”就不可能实现，“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也因此不值得追求”。这种看法是颠倒了因果，过于片面。据媒体报道，就在南京禄口机场900米距离的尚洪村，与机场有密切的人员来往。但就是因为村党支部坚强有力，从7月20日起，就组织党员24小时轮流值班，严防死守，确保了到今天为止，没有发生一起病例。可见，所谓“防不住”，非不能也，实不为也。认为“输入不可避免”的实质还是以西方的标准来看中国，认为西方防不住、我们就一定防不住。一些主张“和病毒和谐共处”的观点，往往也是对西方的政治制度存在迷信，从去年疫情暴发以来就迷信和夸大美国的防疫能力的，往往现在容易接受“与病毒共存”的观点。只要放弃偏见，客观对比一下中美抗疫的差距，就能够增强信心。
三、认清西方主张的“与病毒共存”论的政治实质
最近，BBC等西方媒体和某些西方专家接连对中国提出政策建议，认为中国对新冠病毒的零容忍是不可持续的，应该放松抗疫措施，学会“与病毒共存”。这实质是一种连环计。西方在病毒面前一败涂地，有什么资格对中国提出这样的建议呢？与病毒共存还是不共存，在技术层面，是完全可以讨论的。我们也确实需要在确保防控有效的前提下，尽量减少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但是，必须认识到的是，我们正在进行的抗疫，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关系到民族生死存亡的政治问题。疫情暴发以来，西方利用疫情操弄政治手段、试图破坏我国发展局面的较量，已经进行了很多回合。我们必须在这个背景下，认识西方一些人主张“与病毒共存”论的实质。西方一些人主张和推销的“与病毒共存”论，有两个指向：
一是自我辩护，即为自己抗疫不力、造成巨大人员死亡的辩护。
二是拉人下水，即要打破中国抗疫“风景这边独好”的局面，破坏我们民族复兴和伟大斗争的形势。
西方的“与病毒共存”，不是主动采取的策略，而是抗疫失败的之后自我辩护的托词。人们不难记得，去年疫情刚刚爆发的时候，西方国家纷纷拿中国的疫情做文章，那时候为什么他们不主张“和疫情共存”呢？假如角色互换一下，是美国在本土消灭了新冠病毒，而中国疫情流行，那么西方还会主张“和疫情共存”这种明显违背科学、违背人道主义的观点吗？正是因为西方的无能，给世界树立了很坏的榜样，才导致世界疫情反复肆虐。我们有些人跟着西方宣传“和病毒共存”，就是因为习惯了把西方看成世界的领导者，习惯了以西方的标准为标准。实际上，我们已经形成了完善的防疫体制机制，虽然这些做法会带来一些负担、一些不便，但只要全国人民形成共识，严格遵照防疫规则，平均到每个人的负担就是比较轻的。但如果相信了西方的“与病毒共存”论，放弃我们经过艰辛努力建立的防疫体制机制，才真的会破坏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
四、反对“与病毒共存”，就是“反科学”吗？
在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中，还有一种把行政措施和科学对立起来的观点，认为通过行政手段、人民战争的方式不科学，而认为一些专家主张的“与病毒共存”的观点才是科学的。这种思维也是需要澄清的。自古以来，防疫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这次抗疫，我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功，从一开始就同在坚强政治领导下发挥科学家的作用是分不开的。疫情发生后，2019年12月31日国家卫健委专家组即抵达武汉开展工作，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成立了专家组，李兰娟、张伯礼、陈薇等院士冒着生命危险奋战在第一线，赢得人们的衷心爱戴。中国在病毒序列发布后的14天完成核酸检测试剂研发和上市，41天完成抗体检测试剂研发和上市。反观美国，特朗普和拜登当局为了一己私利，拒绝接受公共卫生学家的合理建议，这才是为了政治不顾科学，因为他们的政治是为少数人服务的政治。我们的政治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这就决定了我们为了维护人民利益，不仅会相信科学，而且会充分发挥科学家的作用。去年以来我们实施的防疫路线，正是在党中央领导下，广泛听取包括公共卫生专家在内的广大科学家的意见的基础上形成的。如果说只有“和病毒共存”是科学，“消灭病毒”就不是科学，那恐怕没有一个真正的科学家会同意。如果有人反对防疫采取行政手段，那么自古以来一切防疫措施都是政府组织实施的，都是行政手段。采取行政手段和讲究科学是不矛盾的。同时也要看到，防疫是一个关系全局的系统性工作，是一场全面的大战，单靠哪个专业的专家，都不足以完成回答如何抗疫的问题。必须在党的领导下统揽全局、协调各方，吸收各方面专家包括公共卫生专家的意见。我国公共卫生工作的一个成功历史经验，就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走干部、专家、群众“三结合”的路线，单纯强调哪一方都是不完整的。防治血吸虫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美国、日本、印度，都不缺具有专业知识的公共卫生专家，但是之所以在疫情面前一败涂地，就是因为缺乏政治领导能力、群众组织能力。实践已经证明，病毒清零就是最科学的办法。这一点，一些西方专家也已经认识到。《参考消息》9日刊登西班牙《世界报》网站《为什么我们不能与新冠病毒共存，就像与流感共存一样？》一文。其中指出，与流感相比，新冠病毒具有更强的传染能力，传播速度更快，而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它可能导致更严重的疾病并造成长期后果。《联合早报》8月6日报道，新加坡传染病专科医生梁浩楠表示，从流行病学角度来看，当下控制病毒的最佳方式就是清零。只要病毒继续传播，就有可能出现新的变种。这个在许多西方国家看来难以解决的问题，在中国有望通过清零得到控制。我国的抗疫取得世界上最好的成绩，这本身就说明我们的抗疫方针是科学的。当然要不断完善。但是要警惕有些舆论把反对“与病毒共存”的观点扣上“反对科学”的大帽子，并借此提出错误的主张。
五、实行严格的防疫措施，就会影响经济增长吗？
西方一些媒体鼓吹中国“和病毒共存”，拿出来的说辞是：实行严格的防疫措施会影响经济增长和对外开放。例如，8月10日，彭博社发文称：中国“病毒清零”的防疫策略将使其未来几年面临被孤立的危险。如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开始尝试与新冠病毒共存，而中国却试图长期彻底消灭新冠病毒，这将会付出很大代价。首先要搞清楚，人的生命健康和经济增长之间是什么关系。经济增长最根本的动力是人，人的生存和健康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基础。人都死了，经济还怎么增长？这是一个很简答的道理。从数据看，去年以来中国采取最严格的防疫措施，人均发病人数、死亡人数稳定在世界最低水平，同时成为世界唯一一个经济保持正增长的经济大国。这就充分说明，严格的防疫措施并不会影响经济增长，反而是经济增长的前提。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其制度决定了人的生命健康不会被纳入统治阶级考虑的重点目标，因为即使没有疫情，人民大众也只是资本增值的工具。所以西方是按照这个标准来计算抗疫对经济的影响的。去年年初，之所以美国不愿采取严格的防疫措施，一个主要考虑就是担心影响经济增长。但事与愿违，一旦疫情到难以扑灭的程度，整个社会生活在对疫情的恐惧当中，不仅会影响经济正常运行，而且新冠疫情给国民健康带来的伤害将在根本上损害未来的经济竞争力。我国是一个大国，具有广阔的内循环空间。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和资本主义不同，就在于其是为了满足人民真实需要，而不是为了满足资本利益最大化。从而社会主义可以根据真实需要，把劳动力安排在合理的岗位。在防疫的条件下，人们的衣食住行、文化教育娱乐等实际需要并没有减少，而只是改变了形式，这就决定了，只要发挥我们的制度优势，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结合起来，经济增长不可能丧失动力。
六、严守国门就会导致“被世界孤立”吗？
还有一种影响不小的观点认为，世界很多国家已经选择“和病毒共存”，从而可以互相开放。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还选择严防死守，那么就会被世界“孤立”。这种担忧完全是无稽之谈。在国际疫情严重反弹的情况下，我国必须坚持对入境人员实施严格的监测、隔离等防控措施，这不是切断与世界的联系，而是对人民健康和国家安全高度负责的表现。疫情虽然提高了进出口的难度，但是并没有切断物流的渠道。即使没有疫情，进出口检验检疫也是一项重要的工作，是对外开放的重要屏障。世界上不存在无限制的对外开放。既然日常的检验检疫并没有造成封锁，那么关于新冠疫情的进出口检验检疫也并不会造成封锁。2020年，在实行严格防疫政策而西方“躺平”的条件下，我国贸易额达32.16万亿，是全球外贸第一大国。这充分说明防疫并没有影响我国对外开放的格局，还要怎么“开放”呢？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要靠国际交往，但归根到底要靠自己。特别是在新发展阶段、要构建新发展格局，本来就要更加强调经济上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像彭博社宣传的，如果世界其他一部分国家“带毒开放”，其经济发展也必然是低效的、低质量的，不可能对我们构成竞争和威胁。在抗疫中，我国是先进者，西方是后进者，世界上哪有先进者怕被后进者封锁的事情呢？能封锁得住吗？世界其他国家只要愿意从疫情中走出来，迟早都要采取像我们这样严格的防疫措施。而不是反过来，因为其他国家还没有做到，我们就去降低自己的标准，迁就其他国家。率先控制疫情，对我们来说是难得的发展机遇。西方有些人希望我们“与病毒共存”，也就是要打破这种机遇。如果真的出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躺平”，导致疫情高水平流行、病毒进一步变异的局面，为了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中华民族繁衍生息，我们必须采取严格的防疫措施。这种“封锁”并不会影响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我国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土地，有巨大的国内市场，有科技进步的强大实力，有世界上最丰富的人力资源，有坚强伟大的党和团结一心的人民。靠国内大循环，完全可以正常地工作、生活并不断发展进步。我国一些信奉“和病毒和谐共处”论的人，认为西方“群体免疫”的政策比我们的路线更加优越，等西方完成群体免疫了，我们就会形成被动。这种说法是被迷信和偏见盖过了常识。当前病毒还在复杂的变异过程中，认为经过所谓“群体免疫”就会变成“大号流感”的可能性根本没有出现。再退一万步说，即使西方“群体免疫”的“躺平疗法”将来经过实践的证明是有效的、是真正可以把病毒的毒性“降低到感冒一样”的（尽管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小），那么，到时候对我们来说也不会造成任何被动。那时候，我们自己本来就没有几个病人，而国际上的病毒都变成普通感冒了，没有危险了，我们到那时候再从容地、有序地开放，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要在现在，美国还每天成百上千死人的时候，冒着巨大的危险打开国门，让人民付出巨大的代价呢？（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作者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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