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孝远：运用思想力量走进历史深处

朱孝远：运用思想力量走进历史深处

2020-10-04

撰写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关键在于取得重要发现，体现创造能力，具有理论高度、思想深度、研究力度，助力揭示历史规律和历史发展趋势。

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指出：“希望中国历史研究院团结凝聚全国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培养一批学贯中西的历史学家，充分发挥知古鉴今、资政育人作用，为推动中国历史研究发展、加强中国史学研究国际交流合作作出贡献。”历史研究要透过现象，进入历史深处，推出一批具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国历史研究工作者的殷切期望，为新时代中国的历史研究指明了方向。

具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是指观点正确、言之有物、知古鉴今，取得重要发现，体现创造能力，具有理论高度、思想深度、研究力度，助力揭示历史规律和历史发展趋势的历史论著。

产生具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必须全面占有史料。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记述历史，把历史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和深入细致的分析的基础之上。研究者只有对史实及其因果联系作透彻了解和准确把握后，才可产生完整的历史论述和评价。整体把握与局部把握是完全不同的，只占有部分史料，就很难产生历史大格局视野下的历史判断。我自己在对1524—1526年德意志农民战争革命性的研究中就有切身体会。如果只掌握部分史料，研究者会觉得这场运动的革命性主要表现为打击封建制度；而当更多的史料尤其是像农民战争领袖盖斯迈尔1526年撰写的《蒂罗尔宪章》这样的德意志农民战争政治纲领被发现后，研究者就可以发现，实现人民经济上的诉求、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才是这场运动的真正目标。因此，没有占有完整史料，没有厘清所有重要事实，对事件性质的判断就不可能准确。只有厘清了重要史实、对历史有了完整认识，对运动性质的判断才变得清晰起来。如果史料不够完整，研究呈碎片化，准确的历史评价是根本无从获得的。

产生具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必须深入历史本质。在谈到抗日战争研究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准确把握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主流、本质，正确评价重大事件、重要党派、重要人物”。有些重大问题，一开始仅从探讨一个现象入手，似乎并不能触及本质。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就会发现研究对象涉及面非常广泛，最后必然走向对重大本质问题的探讨。抗日战争是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反法西斯主义战争，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至1945年结束，共14年抗战。对于抗日战争的本质，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论持久战》不仅指出了战争的实质，还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了中国革命形势，确定了战略方针，是战略思维的典范。毛泽东从战略高度指出抗日战争需要经历“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三个阶段，并且阐明了战争各个阶段的任务和抗日战争总的发展趋势。抗日战争不仅对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且对于世界和平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为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独运用思想力量走进历史深处立和人民解放，为争取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可见，只有深入历史事件的本质，才能真正把握历史，才能真正理解其地位和意义并获得深刻的启示。

产生具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必须揭示历史规律，阐明历史趋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研究历史，为事件定性是最重要也是最为困难的。这不仅涉及理解的深度，而且涉及研究者的理论高度。以宗教改革为例。这是发生在16世纪德意志的重要运动，有人把它看作宗教运动，也有人把它看作社会改革运动，但恩格斯却称其为“第一号资产阶级革命”。恩格斯说：“宗教改革——路德的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这是包括农民战争这一危急事件在内的第一号资产阶级革命。”开始研究宗教改革，最先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宗教问题，如路德的“唯信称义”与天主教会的“行为称义”的不同。再进一步研究，会发现宗教改革对社会的影响，如关闭修道院、让僧侣还俗、没收教会财产、设立济贫制度，也主要集中在与宗教相关的事项上。研究更加深入后，还会看到宗教改革运动的基本趋势是通过宗教改革发展资本主义。恩格斯的著名论断与他之前的研究者相比，具有更强的思想穿透力，因为他揭示了历史规律，阐明了历史发展趋势。

产生具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必须做到中西贯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实施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工程，着力发现、培养、集聚一批有深厚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学贯中西的思想家和理论家”。学贯中西，关键在于一个“通”字。历史研究者不仅要“通古今之变”，更要通晓中国和外国的历史演变、民族特性和文化传统。做到中西皆通，可以加深对历史的理解，可以形成宏观思维，有助于发现历史演变规律，洞察历史发展趋势。著名历史学家、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开拓者和引领者吴于廑先生曾经深入研究过中国的“士”与古代封建制度的解体，后来他把研究重点放到探讨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和15—16世纪东西方的历史，写出了《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这样具有思想穿透力的佳作。又如西方学者在论述近代民族国家特征时，重点考虑的是国家统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官僚制度的建立、君主立宪以及文化凝聚力等，认为具备了这些条件，就能够称之为近代国家了。然而，如果以中国的经验来看，上述许多因素在秦汉时期就已具备，不足以被视为近代国家的特征。由此，在探讨欧洲近代国家兴起时，与西方学者很不相同，中国学者把重点放在探讨15、16 世纪之后世界格局的变化、资本主义的发展、民众政治参与程度的提高。这就能够发现西方学者未能发现的问题，找到史学创新的突破口。

撰写有思想穿透力的史学精品力作是一个很高的标准，要达到这一标准，需要历史学者付出艰苦的努力。当今历史研究日新月异，无论是史料、史实的发现，还是观点、看法的更新，都极为迅速。在这种情况下，稍作停留，就无法跟上时代发展的脚步。历史研究者要看到党和国家的期望，努力提高自己的研究水平。历史研究者会面临更大的机遇，也会面临更大的挑战，而这都是时代发展的大趋势所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做学问也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举不胜举。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历史中国”，原刊于《历史评论》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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