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的经济工作需要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创新。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实现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即满足社会的真实需要，而不是满足资本对价值增值的需要。包括房子是用来住的，金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医院是为人治病的，以及下一步怎样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如新基建、乡村振兴、西部开发等，就是要满足老百姓的真实需要，这样才能使经济增长获得动力。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发展和应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总书记在多次会议上讲，政治经济学没有过时，《资本论》没有过时，我们对西方经济学要去伪存真，坚持以我为主。上世纪90年代，总书记在福建宁德和福州工作的时候，也发表过多篇文章讲这方面的问题。
但是在具体的经济工作中，西方的新古典经济学仍然占据着主流地位，这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个格局，从经济学的学科设置、理论工具的使用、话语体系等多方面都存在这样的现象。
现在存在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和理论话语互相脱节的现象。一些人在正式场合讲坚持马克思主义，在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时候，往往表面上用的是中央文件的提法、总书记阐述的观点，但具体分析问题时所运用的理论内核，却是西方经济学的，甚至是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和方法。
随着我们进入新时代、新阶段，经济工作迫切需要基础理论的创新，首先要澄清一些似是而非的意见。
比如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19世纪的产物，那时连中央银行都没有，它怎么能适应今天的实际？还有人认为，政治经济学是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不是实际应用的科学。还有一种看法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历史中曾经走过很多弯路，说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错误的。还有人说，政治经济学没有数理基础，所以是不科学的。
这些观点实际上都是不成立的。从历史角度看，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路径和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历史上都是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边缘”国家，所以我们才运用政治经济学指导自己的革命和建设。不能反过来说，是因为错误地运用了政治经济学才会落后的。
如果中国不是坚持用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分析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并采取了重工业优先发展、靠组织协作完成国内积累、独立自主对外开放等措施，而是安装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主张融入全球体系，那么就不可能建立独立的经济体系和产业体系，并取得今天的成就。
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用于解决具体经济问题的疑问，我们应给以历史的分析。西方古典经济学产生于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从当时反封建的角度来说，它是进步的，它主张劳动价值论，主张市场经济，主张个人理性。直到19世纪，西方经济学的所谓“边际革命”，正是资本主义制度得到巩固的时期。
但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内部矛盾的暴露，西方经济学从科学变成了为资本主义辩护的学说；随着劳资矛盾的激化，劳动价值论也被放弃了。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前苏联过于强调政治经济学的政治性，忽略了它的科学性和应用性，也窒息了它的生命力。应该说，这个问题在中国也是存在的。这就导致上世纪80年代后西方经济学逐步成为指导经济工作的主流思想。
不过，这些都是暂时的现象。从长时段的历史来看，资本主义以来200多年的发展，并没有超出马克思的预料。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导致利润率周期性下降的规律，迄今为止并未改变。
有人问：马克思曾经预言“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但现在资本主义还好好的呀!列宁在20世纪初期就提出，“帝国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但是为什么至今还“垂而不死”、还有强大生命力?
答案很简单。西方国家并没有解决危机，仅仅是把危机转移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少数发达国家通过掠夺全世界的资源，在国内建设“福利社会”，缓解社会矛盾，其代价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然处在尖锐的两极分化中，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两极分化，则从来没有解决。
的确，二战以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进行了改良，采取了一些措施限制资本特权、改善社会公平、提高劳动者的经济和社会地位。
比如，发达国家普遍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缓解了贫富两极分化，实行宏观调控和国家干预，使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波动幅度大为减小，还建立了一些国有企业。
对此，20世纪20世纪50年代英国社会主义工党的理论家麦克莱伦认为，二战之后的资本主义同马克思、恩格斯所批判的资本主义已经有了显著差别，表现在资本不再具有支配一切的特权、知识经济让资本家和工人阶级的界限模糊、政府职能扩大到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普遍建立了福利制度等，从而他认为，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已经在欧洲出现了。
我国很多人也据此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拯救资本主义的“良药”，并不需要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公有制和共产党执政，就能够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了。
那么能否据此就认定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评不再有效、现代资本主义已经解决了其内在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已经实现“趋同”了呢?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能够“改良”，是建立在一系列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的。这些历史条件包括：
首先，是“二战”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多年来积累的过剩资本、资产泡沫进行了消耗，也削弱了过去的垄断资本集团，从而让二战之后的政府有条件采取措施约束资本、改善社会公平。
其次，是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竞争的外部压力。苏联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全民就业、劳动者有保障的国家，工人阶级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西方国家为了应对苏联的竞争，防止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不得不也发展社会福利事业。
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支持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工人运动，支持殖民地国家的反帝、反殖、反霸斗争，也给资本主义国家造成了压力。
但是，到20世纪20世纪80年代之后，这种外部压力逐步减弱和消失，西方国家的资本特权迅速膨胀，资本的力量大大超越制约资本的力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危机就再度出现了。
这就证明，西方国家20世纪50-20世纪70年代短暂出现的资本和劳动处于均势的局面(被一些学者称为“凯恩斯妥协”)，只是一系列条件下出现的偶然现象，而不说明资本主义社会自身能够解决其内在的矛盾。
再就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高福利”模式，是建立在剥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上的。这样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着历史形成的得天独厚的条件，但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走这条路没有条件。资本主义制度解决了少数国家发达的问题，但是没有解决大多数国家如何实现发展的问题。
资本主义并没有消灭危机，而仅仅是转移了危机。如果没有中国这样的“世界工厂”，西方的福利国家是不可能建成的。正如一句流行语所说——
从来就没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
上面的分析证明，资本主义以来200多年的发展，并没有超出马克思的预料。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导致利润率周期性下降的规律，迄今为止并未改变。
有人说，在马克思时代，对很多具体经济问题，包括银行理论、宏观经济学、产业组织，以及后来的信息经济学等等，或者没有研究，或者当时还没有遇到这些问题。你怎么说它能解决现实问题呢？
我们可以打个比方：政治经济学和现实经济问题，两者之间是“主机”和“软件”的关系。主机的操作系统是有严格的意识形态属性的，新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两者的基本立场、价值导向有根本的不同。但现实具体的经济问题和人的经济行为，东西方理论是有共通之处的。
意识形态和具体经济问题可以分开对待，取决于把“U盘”插在哪个机器上。现在很多实用性的学科，它背后默认的理论基础还是新古典经济学。我们要把“主机”换过来，但这些解决具体问题的软件可以继续用。
从西方金融危机开始，西方经济学遇到了危机，西方人自己也在反思。
第一，西方经济学缺乏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认定私有制和“个人理性”千古不变；
第二，西方经济学偏好静态、微观分析和均衡理论，缺乏辩证、系统观点，而经济运行大部分时间处在非均衡状态，甚至是远离均衡状态，从而导致分析严重偏离现实；
第三，西方经济学将政治和经济相互割裂，坚持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立场。当资本主义在上升时期，西方经济学理论上的不足可以被掩盖起来，而金融危机使得这些问题得以充分暴露。
我们处在新的发展阶段，遇到很多新问题，客观上需要政治经济学的新理论。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30年，我们在经济制度上进行了多方面探索和创新，但对其中的经验教训，缺乏系统的理论总结。
改革开放40多年，我国创造了经济发展奇迹，一是因为市场竞争和对外开放激活了内生动力，二是前30年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基础。但理论总是落后于实践，这一时期我们的经济理论还处于引进和跟随的状态。
现在可以看得比较清楚：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成功，有很多特殊历史性因素，使得它占据了全球化的先机。西方发展模式不能代表普遍发展规律，我们不能简单照搬。在发展中国家，凡是全盘照搬西方政治经济体制的，几乎没有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我们必须以自己的经验为基础，创造新的经济学理论。
现在对一些具体政策的争论，对问题的认识，必须运用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指导才能够解决。
第一，怎样认识百年未有大变局。习总书记讲过，百年未有的大变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长期周期的结束。
长期周期的理论依据就是《资本论》第三卷提出的“利润率下降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在其中写道：“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反过来生产资料只是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不断扩大的手段。以广大生产者群众的被剥夺和贫困化为基础的资本价值的保存和增殖，只能在一定的限制以内运动，这些限制不断与资本为它自身的目的而必须使用的并旨在无限制地增加生产，为生产而生产，无条件地发展劳动社会生产力的生产方法相矛盾”。而这种矛盾的解决办法必须是“一部分资本...闲置下来，甚至使它部分地毁灭”。（见《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78、282页）
这种矛盾运动，必然导致从自由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又从工业资本主义到商业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这样的周期。尽管西方社会还没有发生社会革命，但它肯定跳不出这个周期。认识到这一点，就能够看到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模式遇到的危机是不可能通过短期的政策调整解决的，从而在中美博弈中坚定我们的立场。
第二，怎样认识经济增速下降，特别是民营资本的投资不足。按照一些人的主张，只要再降低投资的门槛、降低劳动力的成本，就能够激发经济的活力。但从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这恰恰是我们过去过度降低投资门槛，地方靠降低税收、降低环境标准、降低劳动力成本，搞竞争性的招商引资，结果导致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供给的不平衡。
现在一般竞争性领域投资已经过剩，要加强投资拉动，必须扩大基础性、战略性领域的国家投资。至于鼓励消费的问题，因为居民收入苦乐不均，中产阶级以上人群的消费欲望已基本满足，但低收入者甚至买不起必需品，必须调整分配关系才能解决消费不足的问题。
关于通过大规模投资拉动经济问题，有人批评政府投资，认为解决内需不足，关键在于继续放松政府管制、继续政府退出经济。这实际上是陷入了西方经济学的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两派之争。
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都是西方发达国家为应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而采取的短期管理手段，而实践证明都是失败的。所以我们不能认为这两者非此即彼、非要选一个不可。
随着资本扩张，在剩余价值率不变的情况下，平均成本利润率存在持续下降的趋势。这种趋势使得资本主义经济存在着“技术革命-资本扩张-利润率下降-经济危机à资本消灭-新的产业革命”的周期性循环。
随着资本扩张，经济出现利润率下降、产能过剩、需求不足、两极分化等现象，资本通过金融扩张、海外扩张、削减工人福利等办法寻找出路、维护利润。
一旦这些手段穷尽，就会爆发经济危机，经济危机以及可能由此引发的战争消灭过剩资本，迎来新的发展周期。
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西方国家希望减少危机带来的震荡，“凯恩斯主义”登上历史舞台。
凯恩斯主义主张需求侧管理，认为商品总需求减少是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解决的对策是政府“放水”，即通过举办公共工程、社会福利、加强二次分配来扩大总需求、实现充分就业。
凯恩斯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不同的，凯恩斯主义认为可以不触动所有制和生产方式，仅仅通过再分配就可以消除危机，这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批判的拉萨尔主义。
需求侧管理为二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创造了条件，20世纪40至70年代是收入差距缩小、社会公平稳定、经济增长率较高的时期，这在西方历史上是罕见的。
但是，需求侧改革并没有消除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发生的机制和根源，仅仅是推迟了它的到来，“利润率下降规律”仍然顽强地发挥着作用。1973年开始，西方国家又陷入“滞胀”困境。
在“滞胀”面前，经过几十年和平发展又一次壮大的垄断资本力量，推动“供给学派”走上历史舞台。“供给学派”把“滞胀”归结于凯恩斯主义的需求扩张政策，认为是需求扩张导致了政府债务缠身、福利负担过重、企业缺乏竞争力，转而采取降低税收、提高劳动力市场流动性、削减社会福利、鼓励资本不受限制地流动等措施，由于这些措施都是着眼于生产领域，故而称为“供给学派”。
但“供给学派”存在着名实不符的问题。供给学派的理论基础有三点：
一是供给能够自动创造需求，只要抓好供给，需求就能够自动适应供给，从而恢复经济增长的活力;
二是经济增长来源于生产的质量和效率;
三是自由市场能够实现生产要素的最优配置。
其中，第二点是我们认可的，但第三点并不成立。“供给学派”的实质是以“改善供给质量”之名，行私有化和自由化之实，并没有充分实现改善供给质量的目标。
总之，西方的“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管理”都是在资本主义框架下，应对经济危机的不同政策主张。由于基本政治经济制度的限制，这两种办法都是仅仅从供给和需求这些表象出发，而没有触及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在理论上是不彻底的。同时，它们使用的主要手段是财政、货币、税收等间接调控手段，而并没有触及生产关系，即所有制、分配方式、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
这两种办法在短期内有一定效果，但只属于“对症治疗”，即“治标”，能够改善症状，但不能消除病因，而且在治疗症状的同时还可能造成“药物依赖”，甚至埋下更严重的隐患。
具体地说，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只刺激总需求，而没有改变分配关系，虽然通过雨露均沾起到了缓和劳资矛盾、扩大总需求的作用，但其扩大总需求的措施通过政府举债和剥夺第三世界而维持，不具备可持续性。
需求侧改革的措施，还阻碍了“资本消灭”的过程，导致20世纪80年代之后，西方国家并未从低利润率的脆弱状态中恢复。供给学派也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危机。
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放松管制加剧了经济金融化;削减税收和福利，实质是劫贫济富、劫公济私，打破了20世纪40年代之后形成的资本和劳工力量的平衡，导致两极分化扩大。通过发行货币和扩大债务刺激经济，形成高杠杆率。在难以调整一次分配的情况下，主要依靠二次分配维持高福利，以致造成福利陷阱。这些都是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
对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解，要脱离“非凯恩斯主义即供给学派”的陷阱。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学界的主流把西方经济学当作唯一科学的理论，导致在凯恩斯主义和供给学派两者中非此即彼的认识误区。
他们把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2008年以来我国政府采取的扩大基础设施投资等措施简单归结为“凯恩斯主义”，认为这是导致产能过剩的原因，并以此自然推导出：“需求侧改革是短期措施、供给侧改革是长期措施”、“需求侧改革就是政府干预、供给侧改革就是发挥市场作用”等不准确的观点。而没有看到，这两种办法在根本上都没有解决西方的问题，今天中国经济存在的困难不是市场经济自身周期性运动的结果，新自由主义的做法同缓解今天的经济困难是背道而驰的。
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依据应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其主要理论依据包括：
1、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循环中，生产起基础性作用，生产方式决定了分配和消费方式。
2、无政府状态的竞争导致产能过剩;
3、劳资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导致需求不足。
近年来，后一个问题已经开始缓解，目前最突出的矛盾在供给侧，供给侧的矛盾主要是结构性的，即在居民需求升级的情况下，供给水平适应不了需求的变化。
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是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对立面是资本主义生产目的，要抑制和纠正资本主义条件下以资本为中心的生产方式，避免资本周期性运动导致的经济危机和波动，实现以人的真实需求为目标的生产。
当前经济的主要结构性问题可以归结为：
一是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相比，实体经济薄弱。
二是在实体经济内部，基础性、战略性、公共性的领域和环节薄弱，一般竞争性领域和环节过剩。
三是在生产要素的供给方面，物质要素的供给能力已经达到较高水平，但是高水平人力资源的供给欠账较大。
在需求方也有结构性问题：
一是当前群众需要最迫切的不是一般竞争领域的消费品，而是医疗、教育、生态等公共产品;
二是需求特征的阶层分化突出：高收入群体有超强购买能力，但无法在国内满足。中低收入群体还有大量的基本需求、公共消费需求尚未满足，但购买力有限。
可见，解决上述这些问题，与新自由主义理念不同，都需要国家和市场同时起作用，特别是要补上生产和消费领域的公共品短板，还要稳定和提高劳动者的福利待遇，为转型升级打下人力资源基础。
劳动性市场不是流动性越强越好，最有所谓工匠精神的德国和日本，都是劳动力市场和福利比较稳定的国家。
我们要从西方经济学流派之争中跳出来，以政治经济学理论为指导，通过调整生产关系、调整党政关系，调整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才能产生新的经济增长动力。
第三，关于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问题。
我们曾经试图用西方经济理论证明医疗为什么要坚持公益性、坚持公立医院主导。西方经济理论以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为前提，要证明医疗领域的市场失效，就要用信息不对称、契约不完全等等理由进行复杂的推导。这样的证明，等于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给私有制的基础打补丁，理不直气不壮；而且推理太复杂，基层的同志也很难理解。
用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看，问题很清楚：不管是政府办还是市场办，只要把医疗作为商品，它就有价值和使用价值的背离。如果重视疾病的预防，医疗本身的价值就不能实现。而医疗的使用价值恰恰是要维护人的健康，人最好不生病。
所以在任何情况下，不能把医疗作为商品看待。这样就可以解释，现在我们大部分医院还是公立医院，而且已经取消了药品加提成，为什么医疗费用还这么高？就是因为“医疗商品化”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实现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即满足社会的真实需要，而不是满足资本对价值增值的需要。
包括房子是用来住的，金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医院是为人治病的，以及下一步怎样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如新基建、乡村振兴、西部开发等，就是要满足老百姓的真实需要，这样才能使经济增长获得动力。
1960年毛主席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中也提到，“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这个说法值得研究，社会主义社会中，没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很多，低收入者没有支付能力，基础科研没有支付能力，有人对医疗和教育没有支付能力。但如果满足了这些需求，对社会就是人的再生产，是长期经济发展的动力。
笔记中还讲到，对社会的产品要分析，有的用来扩大再生产，有的用于社会文化教育和福利保健事业，这是用于间接扩大再生产的。关于农业农村问题，他主张不应该把人都搞到城市去。这是用系统的观点，通过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增强经济增长的动力。这给我们启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有它内在的经济逻辑，完全可以用来解决我们经济中遇到的现实问题，而不仅是批判性的理论。
随着形势的变化，政治经济学广泛走入应用领域的条件已经逐步具备。在上世纪60-70年代，由于还没有引入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中到底存在什么问题，还缺乏实践知识，所以那时我们还没有条件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现在经过70年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探索，我们应该有条件进行理论的总结。
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是在批判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当代，我们有了丰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经验，对西方经济理论有了系统的了解，经过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我们完全有条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并实现螺旋式的上升。
加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和教学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是要明确定位。包括大学的学科设置，不应仅仅把政治经济学作为政治课的一个学科，而应认识到它是解决实际问题的工具。
当然研究过程中会涉及很多现实问题，比如在课堂上就会有学生问，为什么中国要发展民营经济，企业和职工之间是否存在剥削关系等等类似问题，这一定要从理论上说清楚，不能含糊，这样才能真正让大家接受这一理论。
二是要重视理论研究和创新。要改革僵化的课程和教材，促进政治经济学和现在“主流”经济学的对话，不同学科的学者要接触、交流、融合，不能各研究各的。
《资本论》的逻辑起点和论证脉络很清楚，从商品的两重性出发，推导出社会阶级的分化，逻辑是完整的。而西方经济学自身也有完整的逻辑，就是从供给和需求分析开始，形成整套理论体系，当然是以“私有制有效率”为基础。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需要有这样的逻辑完整的理论体系。
（来源：“共和国经济史”微信公号，原载《经济导刊》2020.11
；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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