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新中国有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代。两个时期的中国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既有内在一致又有重大区别。了解两个时代的社会生产方式，对于新时代的中国社会经济革命具有启示意义。毋庸置疑，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伟大成就，同时也产生了诸多问题。中国工业革命和社会经济取得的伟大成就为新时代的中国革命准备了社会物质条件，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存在的诸多问题催生着新时代的中国社会革命，第四次工业革命呼唤着新时代的中国社会经济革命。新时代的中国社会经济革命，必将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进新境界。
新时代的中国社会经济革命，既是新时代中国社会革命的前提和基础，又是新时代中国社会革命的重要内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是在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并由此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但是，新中国有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代。两个时期的中国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既有内在一致又有重大区别。了解两个时代的社会生产方式，对于新时代的中国社会经济革命具有启示意义。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产生了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有些问题不仅影响和制约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而且还危及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新时代的中国社会经济革命，必须解决这些社会经济问题。新时代的中国社会经济革命必将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革命、所有制的革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革命、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革命和第四次工业革命。新时代的中国社会经济革命，必将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进新境界。
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及其启示意义
据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全年国内生产总值990865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70467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386165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534233亿元。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7.1%，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为39.0%，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53.9%。年末国家外汇储备31079亿美元，比上年末增加352亿美元。全年全部工业增加值317109亿元，比上年增长5.7%。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5.7%。在规模以上工业中，分经济类型看，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增长4.8%；股份制企业增长6.8%，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长2.0%；私营企业增长7.7%。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61996亿元。分经济类型看，国有控股企业利润16356亿元，股份制企业45284亿元，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15580亿元，私营企业18182亿元。据发改委公布的数据，中国总资产1300万亿元，人均资产93万元。又据国资部门公布的数据，全国国有经营性资产183万亿元。“进入世界500强企业的中国国有企业数，从1990年1家到2014年的83家。有此前提，中国才能用1%的全国实有企业总数，创造34.4%全国税收收入、29.4%的全国财政收入，为13.6亿人民所共享。”（《国企热点面对面3》）另据有关权威部门的数据，全国人均年收入3万元，有6亿人人均年收入不足12000元。据全国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工作公布的数据，全国共有集体土地总面积65.5亿亩，账面资产6.5亿元。其中经营性资产3.1亿元，非经营性资产3.4亿元。集体所属全资企业超过1.1万家，资产总额1.1亿元。国家统计局已经多年未公布所有制类别，但据学者的研究，公有制经济大约占三分之一强，私营和外资经济大约占三分之二的格局，并形成了“56789”的局面。这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数据至少给我们以下几个方面的启示。启示之一，当代中国经济规模庞大且制造业占据关键地位。GDP 总值达到990865亿元（12.4亿美元），达到了美国GDP的67%，稳居世界第二位；制造业总产值达到38619亿元（5.I2亿美元），比美、日、德制造业的总产值加起来还多，稳居世界第一，并且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所有工业门类齐全的国家。这表明，中国已经是前所未有地富裕起来了。启示之二，当代中国积累了较厚实的“家底”。全国总资产达1300万亿元，国有经营性资产达183万亿元，农村集体土地面积达65.5亿亩，账面资产达6.5亿元。这份“家底”是中国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这份家底，虽然与世界第一强国美国尚有一段距离，但与其他国家比较，不仅不逊色，甚至是鹤立鸡群，这足以令国人骄傲和自豪。启示之三，公有制经济具有较大的优势和较强的实力。从绝对量来说，全国公有制经营性资产达183万亿元，这是惊人的天文数字；从相对量来讲，虽然受到了严重削弱，但仍然提供了全国近百分之四十的总产值和全国百分之五十的税收。正因为中国有这样一份雄厚的公有制“家底”，中国政府才成为世界上最有底气和对经济调控、指挥能力最强的政府。启示之四，虽然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的调控能力还比较强大，但不能不承认，私有和外资经济在GDP中早就占据了主要地位。“56789”的现实，既是私有和外资经济运行的结果，又是中国私有和外资经济最直观的表达。这表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中国的经济生活中已经占据了重要地位。启示之五，虽然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基本实现了小康生活并整体上基本脱贫，但由于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发生重大改变，导致社会分化、贫富悬殊，至少全国尚有6亿人还只是聊备温饱而已。
中国是特色社会主义国家，而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不是其他什么主义。既然中国社会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经占据了重要地位，那人们就有责任讨论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以科学认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是一个历史自然过程。它在封建社会内部孕育诞生，它又由于其内部的基本矛盾的运动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而不断发展变化。但不论怎样发展变化，资本主义的生产总是为剩余价值的生产，因而追求资本利益最大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本质的东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在马克思那里早就作了科学的阐述。只是由于中国社会引进了资本主义生产而资本主义的生产还为当代中国所“需要”才成为新鲜事儿。但我们不能为了“需要”而讳疾忌医，甚至掩耳盗铃。只有科学认识和高度重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才能驾驭资本、控制资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否则，不是中国社会驾驭资本和控制资本，而是资本驾驭和控制中国社会！马克思指出，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就在于：物质的生产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的手中，而人民大众则只有人身的生产生产条件，即劳动力。”（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从而资本主义的生产表现为商品生产取得绝对统治地位的社会化大生产。这种生产，在宏观上是由商品流通、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或生产关系、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各生产部门的社会分工、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社会总资本一般的社会结构五个基本经济层面构成的。其中，不同经济层面相互之间，各层面内部的构成部分之间，都存在辩证的关系，都处在运动过程中；所有这些运动综合起来，就形成整个宏观经济系统的辩证运动。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就是关于“庞大的商品堆积”的商品生产。这种生产就是“为买而卖，为卖而买”的商品生产。这种商品交换，中国当代那位著名的“为穷人说话，替富人办事”的茅某，向我们推销了一条西方经济学铁律：“交换产生价值”从而增殖了资本，仿佛人们只要成为生意人，就会实现整个社会的发财致富梦。然而，事实告诉人们，这是天方夜谭。真正揭露商品交换秘密的是马克思。马克思告诉我们，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或者按照现代时髦的说法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商品交换或流通，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基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运行的“主体”即资本家所有制或资本产权或简称资本，“资本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又不能不在流通中产生。它必须既在流通中产生，又不在流通中产生。”（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第188页）因此，商品交换的市场机制，乃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体制基础。马克思指出，资本不是物，是一种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实质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或曰产权关系。这种所有制或产权关系，与历史上的其它私有制不同，表现为资本家的资本所有制，具体表现为资本家的银行、工厂、企业、土地等生产资料产权。这种资本只有一项具体的功能，即无休无止地增殖自己，“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己，创造剩余价值。”（《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3卷 第260页）因此，资本家作为资本的人格化，也表现为资本的功能：“绝对的致富欲”“价值的追逐狂”。但是，资本不能自行增殖自己，它必须找到一种商品与自己“平等地”交换，才能增殖自己。恰巧，历史创造了这样一种特殊的商品：自由的活的劳动力。首先，他是自由的，自己是自己人身的所有者，因而他有权决定自己的劳动力是否出售，当劳动者决定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时，买者和卖者的交换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并且为了能将这种买卖长期做下去，“他必须始终让买者只是在一定限期内支配他的劳动力，使用他的劳动力，就是说，他在让渡自己的劳动力时不放弃自己对它的所有权。”其次，他除了自己以外，一无所有生产资料，“劳动力所有者没有出卖有自己的劳动物化在内的商品，而不得不把只存在于他的活的身体中的劳动力本身当作商品出卖。”（《资本论》第一卷 第191页）这种具有自由的活的劳动力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能创造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生产工人即无产阶级。资本家在市场上购买了生产资料、生产原料和生产工人，于是就成了生产指挥官，于是就对自己的生产发号施令。于是，通过生产、流通、交换，资本家就像变戏法似的实现了自己的资本的价值增殖；于是，通过分配工人得到了工资、资本家得到了利润、货币所有者得到了利息。这在资本家和他的辩护士看来一切都十全十美，并且整个社会都实现了和谐安宁。然而，在资本家和它的辩护士看到资本主义社会和谐的地方，马克思却用铁的事实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不可调和。马克思揭示，资本家之所以要购买劳动力商品，而且这种购买能够成为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前提，是因为劳动力商品具有特殊的消费属性，“劳动力的价值和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的价值增殖，是两个不同的量。资本家购买劳动力时，正是看中了这个价值差额。......劳动力使用一天所创造的价值比劳动力自身一天的价值大一倍。这种情况对买者是一种特别的幸运，对卖者也决不是不公平。”（《资本论》 第一卷 第225-226页）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是资本家凭借生产资料拥有一切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的生产，资本家“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当然就占有产品并把它们变成商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三卷 第442页）因而在资本主义既定的生产条件下，劳动者总是用一定的时间为自己生产工资以购买生活资料，又用自己的剩余劳动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从而体现在法律下的平等一下子就转变为事实上的不平等，资本家对工人剩余劳动的无偿占有成为资本家发家致富的绝对秘密和源泉。这种资本家对工人剩余劳动的无偿占有，不是个别资本家的行为，而是资本家阶级的整个行为，从而资本主义的生产，一方面是社会化的生产，另一方面却是资本家的私人占有。所谓社会化的生产，无非是整个劳动者阶级既无产阶级投入自己的活劳动而创造的物质力量即生产力，客观上使生产力社会化了并且要求社会化了的生产力归劳动阶级所有，也就是从资本家拥有生产资料变为整个社会共同拥有生产资料；生产过程的社会化，也就是从资本家的行为变为整个社会的一系列共同行为；产品分配的社会化，也就是将生产出来的产品由资本家独占变为整个社会共享。所谓资本家的私人占有，不仅表现为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而且表现为资本家因占有生产资料而占有全部社会产品。这样，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就产生了剧烈的矛盾。这种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家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其它一切矛盾产生的母体，“这就是产生现代社会借以运动并在大工业中表现得特别明显的一切矛盾的基本矛盾。”（同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告诉我们，“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统治地位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 第253页）并且他至少用交换领域内的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了事实上的不平等，从而使资本主义看起来是平等的社会。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再生产极大地发展了社会生产力，“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同上 第256页）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再生产促进了人的自由和解放。它已经没有私自占有生产劳动者人身自由的形成——在劳动时间之外，劳动者的人身是自由的，因而无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无产阶级多少是有一定的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告诉我们，商品的价值是以凝结在商品中的人类一般劳动为价值尺度、商品的价值量是以凝结在商品中的人类一般劳动的价值量为价值标准的。这是人类社会发展了不起的进步。由此形成的价值规律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很有可能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律。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还得好好地利用价值规律，以及价值规律的市场表现即价格规律。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生产必然造成经济危机。这是因为资本家个人生产的计划化和组织化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相对立：资本家在自己的工厂企业里可以发号施令，有权决定一切，也有权经营管理一切。可是，资本家一旦越出自己发号施令的范围即来到交换市场，他就显得无能为力。商品体跃上金体，这是危险的一跃；如果这一跃不成功，摔伤的不是商品体，而是商品体背后的主人即资本家。当资本家的商品“一跃不成功”即将成为社会常态之时，资本主义的生产就会发生经济危机。而每一次经济危机的发生，都是对物质生产力的破坏，都在造成经济的倒退或停滞。因此，资本主义解放了生产力，也在不时地破坏生产力，从而造成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严重对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生产必然造成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一方面在造成资本家阶级的愈来愈富和无产阶级的愈来愈贫困化和相对贫困化：生产资料一旦变为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并集中到资本家手里，资本家就拥有了对产品的占有权力；而劳动者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因而只能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这样，资本主义的生产，使得“集中于资本家手中的生产资料和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生产者彻底分裂了。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三卷 第429页），因此，无论资产阶级是否流淌着道德的血液，资产阶级如果不对无产阶级进行剥削，就会失去发家致富的源泉；如果不造成无产阶级的贫困化和相对贫困化，资产阶级就会像皮尔先生一样可怜！因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的生产必然造成资本主义的灭亡。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存在内在的深刻对立：资本主义的生产必然造成资本的集中；资本的集中，必然造成“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资本日益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随着劳动阶级的贫困化和相对贫困化的日益加深，“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荣起来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同的地步”，就会发生社会革命，资本主义的外壳就会被炸毁。（《资本论》 第一卷 第831页）因此，无产阶级的革命和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不可阻挡的。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是自由资本主义成熟的时代。经过列宁时代的垄断资本主义，当代以美欧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以新自由主义为特征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时代。欧美新自由资本主义虽然出现了许多时代特征，但他的本质特征仍然是为了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再生产，是为了实现资本利润最大化企图不经过“物质生产”的生产和再生产，是为了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利益最大化的生产和再生产。欧美新自由资本主义最典型的特征是：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和全球化“四化”。其基本内容是：放松对资本的管制；鼓励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流动；放松金融管制，允许资本以“金融创新”的名义增强投机性；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社会保障私有化、商业化，削减税收，实质上是让资本横行无忌。（江宇：《大国新路》第181页）“让资本横行无忌！”的实质是让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横行无忌。威廉.恩道尔将其称为全球卡特尔联盟。他认为，这个联盟包括洛克菲勒家族、乔治·布什家族、杜邦家族、比尔·盖茨家族，以及一些闻所未闻的名字。他们的实力来自于手中的150家跨国公司，这些公司控制着世界经济的命脉。控制美联储、美国财政部、英格兰银行、欧洲央行货币政策的有下列大牌机构：美国的资本集团公司、美商道富银行、先锋集团、摩根大通、高盛、美林、摩根士丹利、美国银行、沃尔顿企业（沃尔玛为其旗下公司）；英国的巴克莱银行、法通保险；法国的保险巨头安盛、法国兴业银行；还有瑞银集团，瑞士信贷、三菱日联金融等。上述大牌机构拥有世界顶尖企业的核心股权，孟山都、波音、雷神、埃克森—美孚、哈利伯顿、BP、壳牌均俯首听命。这些企业涉及诸多领域，电信巨头有英国沃达丰、美国AT&T、韦里孙通信、法国电信；军工企业如波音、麦道；石油大亨像雪佛龙、埃克森—美孚、BP；农业方面是孟山都、先正达、杜邦、拜耳、嘉吉、阿丹米；房地产业包括印度的德里土地金融等。更不乏“赌城之父”史蒂夫·韦恩、微软创始人保罗·艾伦这样的名人。据《福布斯》杂志2011年统计，这些大公司当年的营业额达36万亿美元，净利润2.6万亿美元。他们的资本总额高达149万亿美元，等于全球GDP总和的2倍，是所有发展中国家GDP总和的6倍还多，员工更是多达8300万人。在他们背后操控全局的，就是华尔街和伦敦金融业屈指可数的一帮人。（《红旗文稿》《谁是我们真正的敌人》）又据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披露， 不平等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特征。约70％的世界人口生活在收入和工资方面日益不平等的条件下，同时，26个人却拥有世界财富的一半。（古特雷斯：《应对不平等大流行：新时代的新社会契约》）这些表明，新自由资本主义曾经在世界上至今还在世界上攻城略地、所向披靡。萨默斯的“俄罗斯私有化500天计划”将苏联60年的建设成果毁于一旦，拉丁美洲被认为是新自由主义“切开的血管”，“东南亚危机”将东盟十国倒退几十年。然而，新自由主义这一套明显为美国华尔街、伦敦金融城国际资本服务的政策，经过所谓的“科学”包装，竟成为人类的“共识”！并且全世界都要向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低头”！但是，新自由主义这一套，搞乱了的不仅仅是后发国家，搞衰了的还有新自由主义的老巢美欧自身。这种把“物质生产”看作“苦差事”的金融资本主义最终导致美欧国家产业的空心化，美欧资本主义最终在自己愚蠢的政策愚弄下走在了衰亡的路上。
三、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社会主义生产方式
社会主义社会是相对独立的社会形态，其生产方式也是一个历史自然的过程。中国社会主义已经经历了毛泽东时代和改革开放时代，并产生了两个时代的生产方式。这两个时代的生产方式既有基本一致又有重大区别。随着中国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日益推进和发展，必然会产生新时代的生产方式。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是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又经过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前提下形成的。毛泽东时代的所有制基础是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生产资料由联合劳动者共同所有、占有、支配和使用的所有制形式。由于受社会生产力的制约——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制约，中国实行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制度。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赖以存在的客观基础，也是社会主义区别于其他社会制度的根本标志。除此之外，尚有占比极少的个体劳动所有制和家庭劳动所有制。他们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但他们只是“有益补充”，因而这里存而不论。全民所有制即国家所有制，是国家代表全体人民占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形式。全民所有制经济即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和领导力量。全民所有制的生产资料包括属于全社会劳动者的工厂、农场、铁路、公路、银行、商店等，以及矿藏、水流、土地、森林、草原等自然资源。其基本特点是:在全社会范围内，全体劳动者在生产资料所有关系上是平等的，这不仅排除利用全民所有的生产资料来剥削别人，而且排除了由于生产资料占有上的不平等而引起的生活富裕程度的过份悬殊，并为在全社会范围内有计划地组织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提供了可能。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最高形式，是人类历史上一种先进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它的出现，使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使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状态开始得到解决，生产资料不再是剥削劳动人民而是为人民服务的手段。同时，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作为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和领导力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主要组成部分，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是社会主义建设资金最主要的来源。不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巩固和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条件。因此，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还是破坏和损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始终是一个坚持社会主义，还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重大原则问题。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简称，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归部分劳动群众集体共同占有的一种公有制形式。中国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农村表现为各种形式的地区性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和其他生产、供销、信用、消费、工副企业等合作经济;在城镇表现为手工业、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服务业、修理业等集体经济。集体所有制是部分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使其劳动者成为了社会生产资料的主人，使自原始社会解体以来第一次实现了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直接结合，因而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生产方式是社会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直接结合的生产，他不再是为了剩余价值的生产，是直接为全社会和劳动者自己的生产，从而生产的目的不再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的需要的生产。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总是产生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前提、基础和过程中。既然社会主义的生产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那么，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就是社会主义最基本的经济规律。由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生产资料属于全体人民并且全体人民成为了生产资料的主人和社会的主人，因而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生产的“社会产品”必然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不仅在逐步实现人的政治解放，而且在逐步实现人的经济解放和社会解放，总之是在促进和实现人的解放；不仅客观上要求劳动人民具有工作权、休息权、生命健康权和发展权，而且从根本上逐步实现人民管理企业、管理学校、管理军队和管理国家等上层建筑的权利。由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生产资料属于全体人民并且在社会主义不发达的时期只能由国家代表全体人民经营管理，因而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客观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动员组织各种人力和经济资源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实现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从而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就成为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由于中国社会主义实行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因而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客观上是有计划按比例的生产。但是，中国社会主义是在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起步的，因而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客观上要求在实现农轻重并举的前提下开展技术革命，优先发展制造装备等重工业，从而实行农轻重并举优先发展重工业就成为了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显然，以公有制为基础和前提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使得全社会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但是，这不是确定的理想状态，事实上存在诸多的矛盾。首先，存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生产的内在矛盾。社会主义的生产到底是产品生产还是商品生产，当时饱含争议，现在还尚有余烬。这里采用的是毛主席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的生产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一说。这与毛主席的崇高社会威望无关，倒是与他的理论的科学严谨性相关，因为毛主席认为，自原始社会解体以来就有商品。商朝为什么叫商朝？就因为商朝的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商品经济是什么性质，就看他与什么社会制度联系。与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生产，是由社会主义两种公有制作为生产的基本单位的。（《毛泽东文集》 第七卷 第439页）作为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理论上，它的生产资料和生产的产品是全体人民利益的国家公有财产，因而原则上应当由国家来统一管理。然而，全民所有制经济如此复杂，完全由国家直接管理事实上成为不可能，必须交给几万几十万个企业来分别管理，企业是这些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基层管理和生产单位，而国营企业的干部职工只是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和生产者。在生产领域，一方面，企业的生产资料和商品是全体人民的，因而企业的管理者和生产者必须向代表人民利益的国家负责，保护国家的公共财产，实现公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执行国家制订的生产计划，按照国家计划进行产品的分配和交换；另一方面，企业的管理者和生产者，必须对企业负责，尽力降低生产成本，减少物质消耗，竭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商品的数量质量；再一方面，企业的管理者和生产者还必须为自己个人负责，维护职工的权益，使职工的生活随着生产的发展而逐步有所改善。因此，全民所有制条件下的生产，使得国家、企业和职工个人三者之间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三者的共同努力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对物质文化的需要；在满足整个社会的需要的同时，也在满足企业的生产发展的需要；在满足整个社会和企业生产发展需要的同时，也在逐步提高职工的生活水平，逐步满足职工个人的物质文化需要。但是三者之间又是矛盾的。当国营企业作为商品生产的主体出现在商品市场上时，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者立刻就会恢复他们的商品生产者的面目：他们的劳动产品是人类一般劳动的凝结，他们用凝结在商品中的人类一般劳动作为价值尺度来衡量商品的价值，他们会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使自己生产的商品的价值得到完全实现，从而一方面，国家代表全体人民占有生产资料和分配的劳动商品，必须保证整个社会的利益最大化；另一方面，企业作为具体的生产组织也要追求企业利益的最大化；再一方面，企业的干部职工作为自身劳动力的拥有者，其劳动能力一定程度上属于“私有”，也会追求自己的私利，甚至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集体所有制的每一个集体经济单位也是一个独立的所有者。他们各自占有一部分生产资料，其劳动产品归各单位劳动集体所有，在扣除生产中的物质消耗和向国家提供积累后，剩余部分由各集体单位自己支配，因而同样存在一个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矛盾。无论是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在国家、企业（集体）和个人之间实际存在一个矛盾的生产方式：社会主义的生产必然是社会化的大生产，而这个社会化的大生产在全民所有制中是通过相对独立的国营企业来实现的，在集体所有制中是由集体内的所有成员经营管理集体内部的生产资料通过交换来实现的——而所谓相对独立，实际是承认企业和集体有自身的特殊利益，同时，劳动者或作为国企职工，或作为集体组织成员都有个人的利益！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生产是社会化的大生产，而生产的企业和集体都具有相对独立性。这种相对独立的社会化大生产是即相适应又相矛盾的。就相适应的一面来说，由于全社会根本利益的一致，他极大地促进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就其矛盾的一面来说，全社会的利益与企业（集体）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利益又是矛盾的，因而这个矛盾实质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相对独立由部分人所有、经营和管理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的特殊表现形式，因而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其次，存在两种所有制之间内在的矛盾。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制约，客观上要求中国社会主义实行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公有制；也正因为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决定了两种所有制关系的既相适应又相矛盾。就其相适应的一面来说，两者都是适应社会主义社会化大生产需要的生产组织，共同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多快好省地向前发展；就其矛盾的一面来说，二者的生产力水平是有巨大差别的。国营企业尤其是央企，是以机械化和电气化为基础的社会化大生产，它代表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最高水平，同时代表了中国社会全员劳动生产率的最高水平，从而国企职工投入较少的活劳动就能获得较多的劳动产品。集体企业尤其是农村集体所有制，则基本与落后的生产力联系在一起。以农村集体所有制为例，它不仅受到自然资源的约束，更受到人力和技术资源的限制。中国社会的特点就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可耕地面积少。然而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主人，拥有最大的生产资料就是土地。一个农民在集体内，拥有3、4亩的土地，就显得很“富有”了；而拥有1亩把耕地，也并不是社会的不公平。除此之外，农业虽然是一个战略产业但同时是一个低效产业。农业生产要想实现质的突破，就必须实现农业技术革命的飞跃，而农业技术革命的飞跃却是一个历史自然的过程。由于受到自然资源和人力技术资源的双约束，集体所有制经济发展的相对滞后就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一方面，全民所有制的生产一日千里；另一方面，集体所有制的生产又相对滞后，这就产生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两种所有制之间的矛盾。由两种所有制之间的矛盾，就必然引发下列一系列的矛盾：由于全民所有制的生产主要是工商业及基础设施的生产，而集体所有制主要是农业生产，这就产生了工农业生产之间的矛盾；由于全民所有制的生产经营者主要是工人，而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基本是农民，这就产生了工人农民之间的矛盾；由于全民所有制企业主要分布于城市尤其是大城市，而集体所有制主要分布于农村，这就产生了城乡之间的矛盾；由于全民所有制企业主要分布于东部沿海，内地分布相对较少，这就产生了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都是影响和制约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必须在实践中加以切实解决。再次，存在国家、企业（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内在矛盾。这主要体现在分配领域。在国营企业里，企业的劳动商品，扣除生产中的物质消耗后，分为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两大部分。其中积累基金是按照国家统一的计划和政策进行分配。消费基金，尤其是个人消费基金则主要是在国营企业工作的职工中进行分配，而国企的职工即劳动者获得劳动报酬即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工资时，等量劳动领取等量报酬的规律还在强制性地发挥作用：一方面，劳动者已经成为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者，劳动者和社会是一个所有制内部个人和“集体”的关系，是一家人；另一方面，社会还不能不默认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每个劳动者的天赋特权，因而等量劳动交换等量商品就成为社会主义分配的法则。正因为如此，全民所有制条件下的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结合，就采取了一种特殊方式：全体劳动人民利用他们共同占有的生产资料结合成生产共同体，同时按照各人所提供的劳动数量和质量领取劳动报酬。集体所有制也是如此，他的每一个集体经济单位也是一个独立的所有者。他们的劳动商品归各单位劳动集体所有，在扣除生产中的物质消耗和向国家提供积累后，剩余部分由各集体单位自己支配。积累基金归本单位使用，消费基金也在本单位内部分配。因而无论是全民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都存在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的矛盾，如何处理三者之间的矛盾关系就成为事关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又次，存在社会主义的计划和市场的内在矛盾。毛主席认为，计划是意识形态。意识是实际的反映，又对实际起反作用。像计划这类意识形态的东西，对经济的发展和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快慢，有很大的作用。（《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第119页）毛主席这段话说明，计划是人们的主观认识，人们的主管认识必须与客观实际相符合。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建立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这就有可能和有必要建立国民经济的计划管理制度——为了满足人民的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必须高速度、按比例地进行生产，并把各种社会商品在社会成员和各生产、建设部门之间进行合理分配。但是人们做出的计划，必须是在认识和反映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之上的计划。然而，经济规律总是隐蔽在经济现象之后，不会为人们轻易认识。当人们的计划，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基本相一致时，就必然极大地促进经济的发展，反之，就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尤其是那些仅凭长官意志，“拍脑袋、拍胸脯、拍屁股”的所谓计划，必然成为经济发展的桎梏。不仅如此，即使是合乎实际的计划，也不一定能得到切实的执行。例如，社会主义社会作为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有共产主义的因素，当人们的劳动积极性空前高涨、争先恐后地加入义务劳动时，社会创造的物质财富诸如毛泽东时代开垦的土地、修建的水利工程、义务修建的厂矿企业等是无法用货币价格来衡量的；反之，人民的劳动即使充分反映劳动价值，也并不见得能使经济高速发展。还不仅如此，即使人们认识到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但为了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也会牺牲一些经济发展速度而超常规发展关键部门的关键产品诸如“两弹一星”，从而人为让“规律”失灵。然而，规律是个“顽固分子”，它不因人们忽视它的存在就不表现自己。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客观上要求人们的主观计划反映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包括价值规律。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第34页）这毋宁是说，社会主义的生产还是以价值规律为基础的生产：人们制订的计划要反映价格，社会主义的市场要以价值规律为基础。这就产生了矛盾：一方面，社会主义的计划要按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甚至有时使规律失灵），另一方面，又客观要求按价值规律这个一般规律办事；一方面，社会主义的计划客观上有时要求价值规律失灵，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计划客观上要求遵循价值规律。社会主义计划与市场之间的这个矛盾，由于长期未得到很好解决，深刻地影响和制约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最后，存在社会主义商品与货币之间的内在矛盾。社会主义的生产还是商品生产。这不仅是因为有两种所有制之间的商品交换，还有国营企业与国营企业之间的产品交换——各国营企业作为具有特殊利益的独立的经济核算单位，它们在进行商品交换时，还必须承认对方的经济利益，像两个所有者那样进行等价交换。当然，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交换具有自己的特殊形式和特殊内容，但不能怎样特殊，它总要体现商品的一般。与社会主义商品相比，体现更特殊的是新中国的货币——人民币。人民币从来不通过金银——从来没有规定法定含金量和黄金的法定价格，也没有法定的黄金储备；人民币直接同各类商品保持联系——国家直接掌握绝大部分商品，各类商品的价格大都由国家制定，因而人民币是由国家强制通用的信用货币，“强制通用的国家纸币是价值符号的完成形式，是直接从金属流通或简单商品流通本身中产生出来的纸币唯一形式。信用货币属于社会生产过程的较高阶段，它受完全不同的规律支配。”“在价值符号的流通中，实际货币流通的一切规律都反着表现出来了颠倒过来了。金因为有价值才流通，而纸币却因为流通才有价值。”（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在理论上为国家货币做出的科学阐述，新中国用自己的国家货币人民币变成了现实——没有内在价值的人民币成为了社会商品价值的价值标准。因此，既然人民币是社会商品的价值标准，就必须实际反映社会商品的价值量。但是，为了加速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业化，不得不实行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制度，这就使得人民币不能实际反映工农业商品的实际价值；为了保持财政收支平衡，国家有时又不得不超发货币；社会主义市场也不是超稳定的结构，很难做到货币的流通数量与市场的流通需要高度吻合。一方面，人民币作为社会商品的外在价值标准需要它完全反映社会商品的价值；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又有不需要它反映的需求。一方面，人民币取得了衡量一切社会商品的权力；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生产客观上又不需要它全面衡量。社会主义商品与货币的这种内在矛盾，不仅影响和制约着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严重扭曲了对毛泽东时代建设成就的评价。总之，毛泽东时代的生产方式是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其相适应的一面，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促使中国仅用短短的三十年时间，就将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一个初步繁荣富强的工业化中国。其不相适应的一面，不仅影响和制约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而且为改革开放开辟了前进的道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决定》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项制度并列，都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做出的新概括，是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内涵做出的重要发展和深化。这个新概括实质也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具有时代特点的生产方式的概括。（一）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探索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形成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有效发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功能作用。健全支持民营经济、外商投资企业发展的法治环境，完善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政策体系，健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制度，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营造各种所有制主体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市场环境。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二）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坚持多劳多得，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强化税收调节，完善直接税制度并逐步提高其比重。完善相关制度和政策，合理调节城乡、区域、不同群体间分配关系。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鼓励勤劳致富，保护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调节过高收入，清理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三）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完善公平竞争制度，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改革生产许可制度，健全破产制度。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加强和改进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健全以公平为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建立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加强企业商业秘密保护。推进要素市场制度建设，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探索建立集体诉讼制度。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优化经济治理基础数据库。健全推动发展先进制造业、振兴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完善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制度政策，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但是，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蕴含的改革开放时代的社会生产方式本身不过是时代妥协的产物。它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值得反思。一是当代中国工业革命取得的伟大成就已使中国处于世界副中心的地位。程恩富等学者将当代世界的格局划分为中心——副中心——中间——副边缘——边缘五个部分。经过70年的艰苦奋斗、奋发图强，中国已经处于世界副中心的地位。这个副中心的位置说穿了不过是与世界第一强国还有一段距离。对此，中国虽不能得意忘形，但也犯不着妄自菲薄。因此，应该实事求是地估价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实力和国民经济实力。按照前面我们已经指出的中国工业革命已经形成的社会生产力，实际已促使中国走到了社会经济革命的前夜。不变革社会生产关系就会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有变更现有的社会生产关系，才能更好更快地推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变革现有的社会生产关系已成为时代的要求。二是宪法规定的中国社会主义所有制基础。宪法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虽然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但也说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只是过渡形态，它还是要过渡到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形态的。既然公有制或以公有制为主体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那么，公有制或以公有制为主体就应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制度。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仅仅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之一多少有降低所有制地位之嫌。三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宪法和决定都规定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但是，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仅在质的规定性方面处于模糊状态，而且在量的规定上更是模糊。当代民营经济已贡献了中国经济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还有90%以上的企业数量。民营经济或曰私有经济占到了“56789”，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中国社会中取得了事实上占据“主体”的重要地位。既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改革开放时代取得了实际“主体”地位，那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就是中国当代社会经济问题的总根源。毋庸置疑，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总结的：“我们党深刻认识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合乎时代潮流、顺应人民意愿，勇于改革开放，让党和人民事业始终充满奋勇前进的强大动力。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破除阻碍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一切思想和体制障碍，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同样毋庸置疑，中国改革开放在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产生了诸多问题。有些问题不仅会危及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而且会危及到中国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过度私有化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合乎国情的选择。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在过度私有化。我国已经多年没有按所有制结构公布GDP 了，按照民营经济“56789”反推，公有经济的占比已经不到40%却要负担50%左右的税收，还要上缴国家一大批的利润。问题还不在这里，问题还在私有化。就在当下一批著名学者还一边大力鼓吹私有化，支持“国退民进”，一边大力鼓吹“宪政”，鼓吹西方的普世价值，叫嚷要将国有经济占比降到10%以下——而这是他们心中的理想国的理想的国民经济结构。公有制经济占比不到40%，这一事实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已经名不副实，很难再自圆其说。“两个毫不动摇”而事实上是动摇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中国在所有制问题上客观存在着过度私有化的问题。如果像某些学者鼓吹的那样，降到10%以下，那是什么状况？那是典型的美国化，那就是典型的资本主义，那就是资本主义复辟！正因为中国存在过度私有化的问题，中国社会也在一定程度上染上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痼疾：形成了新的社会阶层，形成了社会分化，形成了贫富悬殊，形成了任××、潘××等为代表的新富阶层不仅向共产党要钱要权，而且还想要共产党的命！——过度市场化的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对此，我们必须坚持。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过度市场化。所谓过度市场化，就是把本来不属于市场经济领域的公共事业和民生事业也都市场化了。突出的例证就是公立学校和医院的私有化。一个时期卖学校、卖医院成为潮流，仇和式的改革就是对公共资产、公共资源、公共设施、公共单位变公为私、化公为私，卖、卖、卖！其结果在医疗卫生领域造成“莆田系”横行。“莆田系”是什么？“莆田系”就是利用他们承包公立医院积累的资金“蛇吞象”：承包和购买整个医院。他们大打广告，让患者来自己医院就医，——让患者被骗，于是，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患者去就医，而去就医的患者绝大多数不仅倾家荡产，甚至人财两空！其结果还造成“宿迁化”。“宿迁化”是什么？就是当初将当地最好的医院以7000万元卖掉，现在却要花近20亿元重办公立医院！其结果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比如今年在抗击新冠病毒时，靠得住的还是公立医院，还得靠公立医院的卫生战士坚守阵地，冲锋在前、竭力救治。——人民币发行外汇化的问题。新中国本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货币理论和货币发行实践。这就是国家直接掌握绝大部分社会商品，以国家掌握的这些社会商品为基础，发行国家信用货币人民币。人民币由于有雄厚的社会商品做基础，从而保持了人民币币值的长期稳定。当代中国不同了——竟盯住了中国掌握的大量外汇，说到底是盯住了美元发行人民币。由于中国掌握了大约3万亿美元的外汇，加上发行货币的乘数效益，十来年时间，中国竟超发了上100万亿的人民币。这不仅给美国交铸币税，而且更造成国内的通货膨胀；不仅不利于人民币的国际化，而且还有使人民币丧失主权货币之虞。
——国有经济脱实资本化的问题。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是实体形态和价值形态的统一，公有企业与公有资本的有机统一。公有制企业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实体形态，只有在企业中现实存在的劳动者与自己共同占有的生产资料相结合的方式，才决定了这种经济形式具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性质；而公有资本不过只是反映这种经济关系的价值形态，它是不能离开公有制企业这个实体基础的。没有公有制企业，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公有资本；没有公有制企业的做强做优做大，就不可能有公有资本的做强做优做大。但是，现在新的问题出来了。在国企改革中强调只管国有资本，不管国有企业，造成国有资本与国有企业相脱离。一些国有企业在混改中被外资、私资控股，改变了生产关系即所有制性质，而国有资本脱离国有企业实体基础，成为不能反映国有企业实际运行状况及其生产关系性质的虚拟价值符号。国有企业本来就是社会主义国有经济最本质、最基础的组织载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顶梁柱，也是我们党执政的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只有国有企业这个基础，才能体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体现国有资本价值形态和实物形态的统一，体现国家、企业和职工个人利益的统一。试问，如果国有企业被削弱了，生产关系性质被改变了，而只是价值形态的国有资本被做大，这意味着什么，能说明什么？国有经济被脱实资本化，那是很危险的！
——资产过度泡沫化的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然要按市场经济的规律办事，适度的价值与价格背离（泡沫）反映的正是市场的常态。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在资产的过度泡沫化。酒是用来喝的，不是用来炒的，结果“茅台”酒被炒成了天价，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总书记这句经典传播已有好些年了，但是，房价仍然居高不下，何哉？盖因是地方政府、银行和开发商（主要是私人资本）合谋吹起的房产泡沫尔！——地方政府低价圈地高价卖出，开发商拿到地到银行贷款造起房子抬高房价，银行收回本金利息实现利润增长，真是皆大欢喜，功德圆满。然而，凡事过度就会走向反面。地方政府被房价绑架，再难以抽身发展实体经济，不得不走上“买地、卖地”的怪圈；天价的房价不得不令绝大多数购房者望房兴叹；开发商因房价过高卖不出房子而陷入破产；银行因收不回贷款而增加不良资产，其结果是全社会受害。温州曾经靠发展实体经济而闻名遐迩、富甲一方；后来温州因走上炒房道路而沦为三流城市、发展几近停滞，脱实向虚的教训不能不汲取。——按劳分配严重弱化的问题。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原则有其历史合理性。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劳动所得远远低于资本得利。民营经济“56789”的现实表明，中国的劳动者大部分成为了资本集团的雇佣工人，而资本的利益是与工人的利益对立的：在新创造出来的价值一定的情况下，工人分配得多了，资本就拿得少了，工人的工资拿得多了，资本的利润部分就减少了。很不幸，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人本来就处于“鞣”的地位；更不幸，各级政府都在倡导“像保护人的眼睛一样保护企业家”从而使雇佣工人处于更加可怜的地位！这也就不难理解，中国为什么仅用短短的二、三十年时间就造就了一个暴富集团而六亿人的月收入不足1000元！撇开生产方式不说，这至少说明：按劳分配被严重弱化，资本利得得到强化。——地方政府公司化的问题。政企分开，政归政、企归企本来是机构改革的重要内容。然而，改来改去，竟改出了一个地方政府公司化！由于地方政府掌握着地方的土地、矿产、财政、银行资金、地方债和公共工程资源，各地的党政领导不想当老板都不行。有的是明着当，但大量的是暗里当。当来当去，地方领导成了“围猎”的对象，地方各种资源成了腐败的温床，损失的是那个地方社会整体的利益，损害的是党的执政根基和干部队伍的形象。——地方政府债务化的问题。前不久，媒体曝光了贵州省独山县的债务问题。独山固然是典型，但是，地方政府债务化却是个普遍的问题。据说，中国地方债总体可控。问题是，相当一部分地方，如果依靠自己的经济实力，八辈子都还不清债务！问题还是，如果背负如此之重的债务，地方政府又如何负重前行？问题还是，一些地方领导是抱着“我走后哪怕洪水滔天”的信条借债的，这样的债务能用到该用的地方去吗？——农业组织虚无化的问题。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四平考察农民专业合作社时指出：“合作社的路子怎么走，我们一直在探索。你们走出了一条适合自己的合作社发展道路，提高了农业机械化水平。发挥了得天独厚的土地优势，农业科技水平、农民科技素质和农业生产效益都有了很大提高，很有意义。”总书记的讲话对我国农业的发展很有指导意义。这实际上也揭示了当代中国这样一个状态，即自人民公社解体以来，中国农业基本处于组织虚无状态。这一状态已严重影响到中国农村、农民和农业的发展，必须将农民重新组织起来。中国工业革命和社会经济取得的伟大成就为新时代的中国革命准备了社会物质条件，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存在的诸多问题催生着新时代的中国社会革命，第四次工业革命呼唤着新时代的中国社会经济革命，新时代的中国必须进行社会经济革命。（一）变革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新中国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历史昭示人们，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也和社会主义制度一样，其发展也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当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不是想发展就能发展，想变革就能变革的，它是基于历史的要求、时代的呼唤。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和变革是基于这样的前提和事实：一是，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即使是在初级阶段，国有经济仍然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的是家庭经营、统分结合的体制。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归国家所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事实表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确定的状态，不是理想的天国，它会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和发展而走向中级和高级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也同样会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发展走向比较成熟和成熟。二是，新中国两种既有内在一致又有重大区别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既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优点也都有自己的缺陷和不足，新时代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客观要求汲取两个时代生产方式的精华，克服其缺陷。三是，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不能吃下新自由主义的毒药，致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社会主义中国取得事实上的主体地位，而公有制经济只剩名义上的主体地位。这一现实迫使新时代的生产方式回归社会主义。四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蓬勃兴起必然强制性地要求改变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以数字信息化为基础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使得生产资料更加公有化和公共化了，从而私有化的生产方式必然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才能适应第四次工业革命形成的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新时代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虽然现在还不能精致地描绘，但拿出基本的框架还是可能的，即：社会主义公有制取得绝对的主体和统治地位；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成为国际国内竞争中最主要的市场主体，国有经济不仅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和领导力量，而且是国民经济的基本支柱和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农村合作经济得到加强和巩固，农业和农村经济仍将发挥基础和战略作用；私有经济回归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地位，并将日渐走上与公有经济联合的道路；雇佣劳动将被规范和限制，劳工阶级的联合自主劳动将成为主流；劳工阶级管理企业、管理国家的民主权利将得到比较充分的实现；企业将逐步实现信息智能化，较少的活劳动投入将获得丰富的社会产品；劳动不再是为了生存的需要而不得不做的苦差使，将走向劳动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社会主义生产虽然还将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随着人们对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认识的逐渐深化和量子计算机等超级计算机工具的普及，建立在价值规律（市场）基础之上的新型计划经济体制将逐步建立起来。（二）加速推进中国第四次工业革命。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谁抢占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制高点，谁就赢得了未来发展的先机。为了中国站上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高峰，中国必须毫不动摇、不遗余力地推行《中国制造2025规划》。就是要加强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提高创新设计能力，推进科技成果产业化，完善国家制造业创新体系，加强标准体系建设，强化知识产权运用，提高国家制造业创新能力。就是要研究制定智能制造发展战略，加快发展智能制造装备和产品，推进制造过程智能化，深化互联网在制造领域的应用，加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就是要加强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先进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和产业技术基础（以下统称“四基”）等“四基”创新能力建设，推动整机企业和“四基”企业协同发展，强化工业基础能力。就是要推广先进质量管理技术和方法，加快提升产品质量，完善质量监管体系，夯实质量发展基础，推进制造业品牌建设加强质量品牌建设。就是要加快制造业绿色改造升级，推进资源高效循环利用，积极构建绿色制造体系，全面推行绿色制造。就是要大力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实现重点领域的突破发展。就是要持续推进企业技术改造，促进大中小企业协调发展，优化制造业发展布局，深入推进制造业结构调整。就是要推动发展服务型制造，加快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强化服务功能区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积极发展服务型制造和生产性服务业。就是要提高利用外资与国际合作水平，提升跨国经营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深化产业国际合作、加快企业走出去，积极发展服务型制造和生产性服务业。（三）建立起新时代宏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技术队伍。早在1950年代，毛主席就多次指出，没有一支宏大的无产阶级技术人才队伍，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新时代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更需要一支宏大的人才技术队伍。要以提高现代经营管理水平和企业竞争力为核心，实施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素质提升工程和国家中小企业银河培训工程，培养造就优秀企业家和高水平经营管理人才。以高层次、急需紧缺专业技术人才和创新型人才为重点，实施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和先进制造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在高等学校建设一批工程创新训练中心，打造高素质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强化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高等学校转型，建立一批实训基地，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示范，形成一支门类齐全、技艺精湛的技术技能人才队伍。鼓励企业与学校合作，培养制造业急需的科研人员、技术技能人才与复合型人才，深化相关领域工程博士、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和培养模式改革，积极推进产学研结合。使人才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人尽其才，在人尽其才过程中加速推进新时代的社会经济发展。（四）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尤其要着重发展国有高科技企业。公有经济对于社会主义的基础地位作用，早就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刻不容缓的现实实践问题，因为当前我国公有制企业下降得不能再下降了，公有制经济已经削弱得不能再削弱了，再下降、再削弱，就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社会最根本的问题，不在社会，而在经济基础，因而必须在着力放大现有公有资本的同时，要大力兴办和创办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以巩固、发展、壮大公有制经济的基础地位。发展公有经济的重点是发展国有高科技企业。现在各级地方政府是发展了国有企业的，但基本发展的是公共工程和基础设施。公共工程和基础设施不是不能发展，但只发展公共工程和基础设施的弊端日益突显。必须转变国有企业的发展方式，大力发展具有市场竞争力的高科技企业。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和领导作用。（五）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中国农民曾经有过严密的农村集体组织化的过程。据说，这种农村集体化严重束缚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于是，改革开放后经历了一个更长期的去农村组织化的过程。事实证明，这种以一家一户小农经济为基本特征的生产方式更加束缚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视察和号召办好农业合作社和农民专业合作社，这实际是定调了新时代农村组织化的发展方向。新时代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还处在探索之中，但不论怎么组织，都应从人民公社集体化中汲取经验教训。中国农业专家张文茂先生认为，中国农村这种从个体农业到合作化再到集体化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生产方式的变革，是由个体生产发展简单协作，再发展到分工协作的变革。所以，农村的社区集体经济，首先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是完全区别于个体生产的，也完全区别于资本主义的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从生产关系上讲，它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作为我国农村的一种基本经济制度，作为农村的一种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是完全区别于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基本经济制度，需要通过一定的经营方式来实现，还可以有其他很多具体经营方式。但是，这些具体的经营方式都不是永久不变的，而是随着集体经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不断调整的。选择哪种具体的经营方式，是每一个集体经济组织的自主选择权问题，党的政策应该给予方向性的指导。集体经济组织是一种特殊的法人主体，不同于一般的企业法人主体。因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拥有特定地理空间范围内的土地所有权，除国家征购以外，这些土地是不能分割、不能抵押、不能买卖转让、不能被兼并的。农村集体经济的经营体制和经营方式的变化，取决于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的演变情况。在农业机械化水平很低并且必须坚持以粮为纲的发展阶段，农业生产以简单劳动协作的方式发展，其经营方式也很简单。但是，当农村集体经济进入工业化进程以后，随着多种经营和社队企业的发展，分工分业发达起来，就必然使集体经济的经营体制和经营方式发生变革。集体经济组织治理结构，一个是民主管理的，一人一票制，而不是按资本股权多少投票决策的，这是最本质的区别，是公有制的特征。再一个是一定是党的基层组织(党委和党支部)起到核心领导作用，而不是什么乡贤治理。集体经济组织母体本身的管理模式和体制、机制，一定是民主制的，是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民主管理，而党的基层组织则起到政治保障的作用。张文茂先生的这些观点，应当受到重视。只有这样，才能将农民重新组织起来，也才能保证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六）坚持社会主义的混合经济改革。资本的生命，在于运动，在于不断的增殖。新时代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一定要吸取过去国企改革的教训，只能将国有企业改大了、改强了，决不能将国有企业改少了、改没了。要特别警惕那些借国企混改之名，行国企私有化之实的行为；要在国企混改中，确保国有资本的放大功能，迅速地扩张国有资本，通过混改巩固和增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要大力推行国有资本混改私企。根据Choice统计，截止12月9日为止，2019年已完成控制权变更的上市公司数量已超过188家。其中，有41家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由个人变更为中央国资委、地方国资委、地方政府等在内的国资系，占比超23％。在2019年的上市公司中，国资委、地方政府、中央事业单位等在内的国资系，依然是最大的买方力量，上述国资已经入主的41家上市公司的总市值超过2196亿元（《41家民企收归国有，公私合营逐步优化商业环境》）。如果此举属实，国资已经开始了混改民企的征程。这是一个好的开端，十几年、几十年地坚持下去，国有经济才能巩固和发展主导地位，进而形成统治地位，确保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不动摇。【本公众号所编发文章欢迎转载，为尊重和维护原创权利，请转载时务必注明原创作者、来源网站和公众号。阅读更多文章，请点击微信号最后左下角“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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