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俊杰：如何跳出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危机循环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一直在经济萎缩阶段的凯恩斯主义“看得见的手”与经济扩张阶段的新自由主义“看不见的手”之间打转，亦即在生产环节的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之间打转而无视分配环节的不公平导致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三大结构性矛盾（商品生产能力的不断扩大与消费能力的相对不足的矛盾、资本的不断集中与贫困化人口的扩大的矛盾、利润率不断下降与社会生产延续性的矛盾）。2007年美国凯恩斯主义政策导致的次贷危机诱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进而蔓延为全球性的“占领×××”运动并导致新自由主义政策反弹。2020年疫情导致此类政策打转的前景是资本主义改良余地越来越小而社会主义改良色彩越来越重，新冠病毒“全球化”有望加速这一进程。

 

 

第一，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经济理论比较。一是产生背景，凯恩斯经济学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直接产物，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兴起的历史背景是自20世纪60年代末期以来西方经济由战后初期的繁荣阶段步入停滞膨胀阶段，凯恩斯主义主义则无法解释；二是主要流派，凯恩斯主义下有新古典综合派、新剑桥学派、新凯恩斯主义、新凯恩斯主义、新兴的新古典综合等流派，而新自由主义下有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新奥地利学派、公共选择学派、伦敦学派、新制度经济学等流派；三是经济观点，凯恩斯经济学包括总量分析法、充分就业理论、有效需求理论、消费倾向与乘数理论、流动偏好与货币数量论、经济周期理论、国民收入决定理论等，而新自由主义并非是一个统一的团体，经济观点上有所不同；四是政策主张，凯恩斯经济学提出国家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主张私有制而反对公有制，而新自由主义主张自由经营，反对国家干预，提出“自然失业”理论，反对工会组织，坚持健全财政原则，反对通货膨胀，宣扬自由贸易，鼓吹经济全球化；五是实际贡献，凯恩斯经济学的政策主张为当时的资本主义经济摆脱危机与困境，提供了一条现实可行的途径并最终挽救了资本主义，而新自由主义在英美的实施均不同程度地带来了负面效应。经济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都是近代西方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两种思潮以表面上对立的形式代表了不同历史时期西方社会的两大派统治经济思想。两种思潮的对立是有限的，其阶级性的同一是本质的。它们都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反对工人阶级，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主要不同之处是经济政策方面，国家干预主义学派主张国家加强对经济生活的管理，新自由主义学派则主张放松对经济生活的管理。类似于中国经济的“一收就死、一放就乱”，资本主义经济一管就“剩”、一推就“萎”，只在生产环节打转而纵容分配环节的错配则终将危及经济全局的均衡性。

 

第二，金融熔断机制启动后反凯恩斯主义的供给侧改革。2015年“供给侧”一词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迎来重大转折，未来它将影响到每家企业的经营乃至每个人的生活。2015年11月10日，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与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这是高层首次提出“供给侧改革”，它显示政府的经济判断与治理思路出现调整。较之于供给侧，之前中国管理经济的思路是凯恩斯主义的需求侧管理，“投资、消费、出口是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是后者惯常的提法。但“新常态”以来的种种迹象表明，单纯的需求管理难以帮助中国经济走向复苏。2016年金融熔断机制启动前后央行已五次降息降准、发改委新批基建项目超过2万亿元，但经济未见起色。无论是2009年至2010年的四万亿元还是目前的投资刺激均收效不佳。由此可见，中国经济面临的不是短期的、周期性的、外部的冲击，而是中长期的、结构性的、内部的压力，刺激政策对此无能为力。在许多经济领域，供给侧改革的开放程度决定了消费侧活跃度。以近年来受冲击最大的出租车行业为例，乘客打车难打车贵、出租车司机不赚钱的根本原因在于出租车实施牌照管理，供给侧牢牢控制在政府手中导致出租车总量供不应求，无论如何刺激需求端都无法解决打车难问题，滴滴、Uber等网络约车正是从供给侧解决问题。再如房地产，全国房价飙升十余年，一、二线城市“地王”频出的前提是土地供给量远远不足，政府以土地换收入的冲动让他们刻意控制土地供给、抬高单价实现利益最大化。只有从供给侧着手，增加土地供给、改善供给结构、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住房问题。同理，当前社会最为突出的看病难、上学难也是“抑制供给”所致，如果敢于打破上述行业中广泛存在的各种行政管制以及与此相伴的垄断与既得利益阻碍，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并参与公平、透明的市场竞争，高效率供给的增加无疑将有助于满足民众日益增加的对各种社会服务的需求，让全体公民以合理的成本公平享受到教育、医疗等基本的公民权利。“供给侧改革”就是指从供给、生产端入手，通过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其核心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政策手段包括简政放权、金融改革、国企改革、提高创新能力等。这套理论来自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供给经济学（Supply-side Economics）与凯恩斯主义针锋相对。凯恩斯主义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但这一理论破产于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涨。凯恩斯主义对增长乏力开出的药方是：需求不足，政府应刺激需求。而供给经济学则认为，问题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给侧出了问题，不该生产的生产太多，同时消费者要的东西缺乏供给。在这种情况下，简单刺激需求，只会令问题变得更糟。导致供给不足的原因，要么是政府管制太多扼杀了创新，要么是税负太重抑制了供给。可见，供给经济学的要义是如何让供给变得有效。供给学派最重要的两项主张是：一是减少政府管制，促进企业家的创新；二是降低税负，提高个人与企业家工作的积极性。前者符合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总体经济思路，后者能比所有刺激需求的政策更有效地刺激需求。近年来的中国，一边是政府高喊扩大需求，一边是赴港游客被称为“蝗虫”抵制，赴日游客将电饭煲、吹风机、马桶盖一扫而光，海外代购形成完整产业链，走出国门的中国人在任何国家都是购买力惊人的代名词。这一现象最重要的原因是价格，同一件商品香港、海外价格往往只是国内的七折乃至更低，而价格背后的原因是高税收。汽车业对此印象深刻，购置税减半的政策已两次被验证是汽车市场低迷时最有效的兴奋剂。税费过高不仅抑制消费，还会从源头抑制生产与创造。2014年中国的GDP为63.6万亿元，全国一般公共财政收入14万亿元，包括各项行政性收费在内的“政府性基金收入”5.4万亿元，社保基金收入3.76万亿元，政府收入合计23.2万亿元，占GDP比率达到36.5%，人均1.69万元。这相当于全国每创造100元财富有36.5元进入政府口袋，上一年每个中国公民交给政府1.69万元。36.5%的宏观税负远远高于18%~25%的发展中国家水平，与发达国家接近，但中国却没有提供发达国家高税收对应的高福利。政府收入占GDP比重过大，意味着企业、居民的税负过重。供给经济学认为，降低税率能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就在1974年，经济学家拉弗（Arthur Laffer）在与拉姆斯菲尔德（后任小布什的国防部长）、切尼（后任小布什的副总统）共进晚餐时，在一张餐巾纸上画出了拉弗曲线。拉姆斯菲尔德说：“理论简单得令我震惊，如果税率100％则政府获得的税收为0。”这一简单明了的曲线，也成了里根政府减税的理论基础。里根就任总统后，果断推行“30%减税计划”，个人最高税从70%降为28%、企业所得税从46%降至33%。一系列经济举措让美国摆脱了滞涨泥潭，财政收入从1980年的5170亿美元升至1990年的1.03万亿美元，奠定了美国长达25年的经济繁荣。再看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归根结底是市场力量不断增强的结果。面对从世纪初出现的“国进民退、政府权力膨胀”，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无疑是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中央提出加强供给侧改革，体现了当前经济问题的准确判断。中国面临的问题显然并非简单的需求不足：一方面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国民蜂拥到日本买马桶；一方面国内奶粉行业陷入困境，另一方面澳洲、德国的奶粉被国人买得断货。中国经济真正的问题在于供给侧的结构性缺陷：要素价格扭曲导致资源不能有效配置，一些行业过度投资过度发展；政府管制太多、法治薄弱，严重抑制了创新活动，减少了有效供给；中国企业普遍停留在低成本竞争阶段，中国目前的供给现状是低端供给过剩、高端供给不足，无法适应居民消费升级的需求结构。但若只减少管制与减税这两条，政府是不是甘于放弃短期利益、降低存在感？要实现供给侧改革，政府首先要过自己这道关；为了有效实现供给侧改革，政府还必须大幅度整治监管产品质量问题，让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的人无处可藏，绝不姑息；需求与供给之间还有一个关键纽带是信任，失去消费者的信任则供给侧的改革意图很难见效而难逃“塔西佗陷阱”。

 

第三，疫期反新自由主义的四万亿元新基建补短板。2020年新冠病毒疫情在中国逐步得到遏制，如何稳定经济增长以完成既定的2020年全面脱贫、全面小康的任务成为中央关心的重点。受到严重的疫情冲击与可能导致的全球经济危机，启动新一轮投资以稳定增长是大概率事件，新基建迅速成为坊间热词并逐步进入高层视野。近期政治局常委会也决定加大公共卫生服务，应急物资保障领域投入，加快5G网络、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与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基建建设，注重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据媒体汇总，各省总投资额达到四十万亿元之巨。新基建概念一出就伴随着四万亿元重来的争论，尽管不少倡议者坚称新基建投入不多，但2020年作为中国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阶段性节点有着较强的增长目标约束，很难确保最终不会超过四万亿元。当然，四万亿元确实帮助中国在全球经济体中率先恢复并留下高铁、4G等帮助中国形成新动能的重要基础设施推动近年来中国服务业与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但也因为大水漫灌而将支出责任主要下放给地方等方式而留下产能过剩、杠杆过高，房价热涨等一系列问题，本届政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持续着力推动以“三去一降一补”为核心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很大程度上正是为了消化这些后遗症。自二战以来，世界上无论哪种体制的政府与公共机构都面会在疫期积极干预经济，本次疫情也导致多国央行纷纷降息。因此，考虑应急政策与刺激政策的核心不是政府要不要有为而是怎么有为，只有通过政府的有为促进市场的有效，克服潜在新动能发展的瓶颈以释放新动能才能转危为机。因此，讨论新基建是不是四万亿元，一是要看中国新动能发展中还有什么瓶颈与短板以及新基建能不能有效地补足这些短板，二是要讨论政府应以什么样的方式参与到新基建的投资中。关于“补什么短板”的问题，中国2019年人均GDP已超过1万美元，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发达地区与主要城市甚至摸到了发达国家的门槛。上述新基建的七个领域将显著推进中国的数字经济、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等产业的发展，促进城市群、都市圈的集聚，都是重要的补短板措施。但要发展这些新产业，人力资本可能是更重要的短板。要把人口红利转为人才红利，必须解决在危机中曝露出来的医疗健康（而不仅仅是公共卫生），以及长期以来存在的教育、文化等公共服务短缺问题。这些领域不仅存在机制问题，根本上还是总量不足的问题。比如2018年中国医疗卫生费用占GDP的比例是6.6%，甚至低于不少世界卫生组织定义的低收入国家水平，也远低于全世界9.9%的平均水平；政府卫生支出占比维持在30%左右，低于世界平均的61.8%，更低于欧洲国家政府平均值的76%。2018年中国千人拥有护士数为2.9人，而世界多数国家的千人护士数在3人以上，OECD国家平均达到8人。与其降低外国人入籍的门槛，不如政府投入更多一点，既能更好地提高本国的人力资本，也能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些传统上视为公共服务的投入，其实也并非没有产业回报。比如医疗卫生的公共投入必将促进制药与医疗器械等产业发展，而这些产业正是中国必须进入的新动能领域。中国传统制药行业以原料药、仿制药为主，医疗器械也以低价值耗材为主，规模大但效益低。近年来，伴随这基因技术、生物技术、AI技术、新材料的出现，中国得益于充裕的生物人才与数字人才并拥有健全的制造业体系，制药与医疗器械等产业领域正迎来一个能换道加快追赶的机遇。在这一领域，医疗卫生机构的公共机构采购是扩大新产品应用以推动产业发展的第一个驱动力，同样的机会在教育、文化领域也正在涌现。“怎么补短板的”的问题涉及哪些基础设施必须或最好由政府来做，哪些其实是产业而不是基础设施则由社会资本参与更好。一般来说，基础设施应有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一个使用者对该物品的使用并不减少对其他使用者的供应。新基建中的5G网络、轨道交通、特高压等更像是基础设施，政府的大力投入有显著的外部性，会带动一系列产业的发展，甚至会带来意想不到的产业变革，但这些领域也肯定有社会资本愿进入其中。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则介于两者之间，而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或概念更大一点，产业互联网）则更像是产业方应做的事。比如产业互联网，目前看能分为两个发展部分。一个是面向服务业B端的产业互联网，比如在疫情期间大热的在线办公、在线会议、在线教育与在线医疗等应用，腾讯等数字平台企业在帮助传统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政府只要不断完善与改进治理模式即可；在面向制造业B端的工业互联网领域中，短期内很难做到像消费互联网那样的一张网，每个产业有自己的特点，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需求，在整个“十四五”期间可能很难打通，政府甚至很难找到集中的投入方向。政府在数字技术这些领域该怎么做？一是加强政府自身的数字化建设，加强运用数字技术的能力，此次疫情中广东、浙江等数字经济与智慧政务发展得好的地区，疫情响应与复工响应都更好，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与数字平台企业合作，用好了数字助手；二是抓住这一轮换道超车的机遇投资于基础研发，尤其是人才的引进培养，帮助企业、科研院所在各国引进人才或设立研发机构、并购优质企业以加快技术追赶，同时重点补贴工业软件研发、智能设备制造等产业短板，做好推动企业数字化的政策引导。补短板要细分央地支出责任，在5G网络、轨道交通、特高压等偏向基础设施的领域加强中央支出，在更偏产业的领域加强地方对产业因地制宜的引导，政府引导基金等市场化方式会更有效。逆周期调控是宏观经济政策的本义，但正像近期李克强总理强调的，“越是遇到困难就越是要扩大改革开放”。政府支出不是为刺激而支出，而是为发展而投资。在经济萎缩阶段，企业不愿做、不能做、做不好的领域由政府牵头破除新动能发展瓶颈，补足产业发展的短板，相比之下不失为成本较低而效果较好的超越凯恩斯主义短板的一种次优政策选择。

 

第四，跳出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危机循环的出路是社会主义。破解经济危机困局、实现公平而持续的经济发展是各国关心的共同主题，但由于疫期国际金融危机的肆虐，世界经济、贸易与工业生产增速迅速放缓。世界各主要经济体都采取了反危机的各种措施，但美国产能利用率至今仍处较低水平而失业率居高不下，欧盟经济受主权债务危机拖累而被迫紧缩财政赤字，日本经济继续面临通货紧缩压力而经济增长缓慢，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则有快有慢，通胀压力普遍较大。由于各国经济刺激计划陆续出台，就业、赤字、债务、产能过剩、通胀与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等引发的不确定性风险继续释放，世界经济发展面临严峻挑战。一百八十年前马克思就已指出，世界市场危机必须看作资产阶级经济一切矛盾的现实综合与强制平衡。2020年疫期的资本主义经济仍然要通过一次经济危机的强制平衡来延续，但危机的根源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仍然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其表现形式。新自由主义在全球横行而社会主义被“历史终结”后，嬗变为国际垄断资本的经济范式与政治纲领的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药方并没带来经济繁荣，却带来了更严重的全球性经济动荡，贫富分化的矛盾更尖锐了，地区差距、国家差距、民族差距与阶级差距越来越大。断言以资本主义私有化与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为人类方向的“普世价值”与“历史终结”神话并没变成现实，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世界政治与军事形势也没因为“一超”主导与欧盟“集体帝国主义”（萨米尔·阿明语）行为而更稳定，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与军事的价值观带给各国的不是劳动人民的自由，而是垄断资本的自由及其导致的前所未有的混乱与无序。疫期由美国主导的各种资产阶级理论与政策不仅不能挽救资本主义，反而大大地加深了世界经济体系的矛盾，成了历史的反面教材。就连曾主张“历史终结论”的福山也不得不在其《新保守主义之后》一书中承认：对美国保守主义的批评实在是很让人信服的，而解决方法则是改善既成事实搭建“多极世界”。资本主义危机就像一面镜子，折射了世界的未来发展方向。在资本主义危机下，资本增值要求与劳动者生活状态恶化、国际垄断资本扩张与民族经济发展、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紧张关系加剧，不断加速世界经济的分化、重组与重建进程，世界格局与世界秩序“一超独霸”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疫后世界格局将发生三个超越：一是在经济发展上超越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枷锁，重新认识国际垄断资本主导下的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的局限性，使普通民众摆脱贫困的努力建立在其真正的经济权利、特别是对生产资料所有权的掌控之上，构建公正的经济全球化、地区化与集团化机制；二是在政治发展上超越“一超”主导的世界政治力量版图，摆脱少数西方国家频频干涉别国内政与人权进步的状态，保障自由民主的人民性、自由民主表达的多样性，构建民主的政治多极化与国防自卫化机制；三是在文化发展上将超越资本主义的单一价值观，确认各国与各民族文化的差异性，构建丰富的文化多样化与交互化机制。疫后深化的资本主义危机将不断唤醒世界各国人民对更高社会形态的渴望与探索，逐渐增强世界社会主义理论与运动的力量。对后资本主义的未来与更高社会形态的不懈探索是20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的伟大壮举，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严重的曲折。苏联解体快30年了，这一巨变使世界由两极对立演变为“一超”主导格局，加速了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导致世界范围内的金融、资源、环境、领土、民族、宗教等问题也日益突出。苏联解体并不表明社会主义行不通，更不表明马克思主义已过时。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其计划经济缺陷与生活水平低下与民主程度不够，而是苏联领导集团主动背叛马克思主义而放弃社会主义制度。然而，抛弃社会主义制度并没给俄罗斯与东欧国家带来经济奇迹，却纷纷陷入了经济衰退与发展缓慢的泥潭。与此同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与越南、实行“市场社会主义”的白俄罗斯与实行“21世纪社会主义”的委内瑞拉则有了发展又好又快的新局面，其成功经验表明各种社会主义特征的新型经济体制模式比美国等新自由主义与北欧等凯恩斯主义主导下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框架更有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发展中大国的一种有益探索，其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是实行公有主体型的多种类产权制度、劳动主体型的多要素分配制度、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制度与自立主导型的多方位开放制度。西方国家通过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全世界推广其经济价值观、理论与政策，但这个奖的全称是“瑞典国家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而“瑞典银行”的股权并不由瑞典人拥有，也不是由瑞典这个国家拥有，而是由“国际出资人”拥有，使该奖实质上成为借诺贝尔之名颁发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奖，以半秘密的右翼团体即共济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为标准而有了鲜明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涵义，美国倡导“新社会主义”的加尔布雷斯、英国沟通凯恩斯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剑桥学派”等带有一定进步性的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被排挤而未曾获得此奖。对于这种情况，诺贝尔侄孙彼得·诺贝尔先生称之为“占诺贝尔之名的布谷鸟”。2011年第六届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论坛发表题为“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回应：超越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共同宣言，鉴于当前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产出已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一些分析人士声称经济大衰退已结束，但始于2007年的经济危机并未结束。资本家收益增加、首席执行官们涨工资时多数国家失业率仍居高不下，工人们工资持续减少，中等人均收入都在下降，公共服务与社会事务质量骤降正影响了百万劳动者的收入，贫穷与饥饿的情形越来越严重。2008年至2009年间，大银行与非金融公司面临倒闭威胁，资本主义宣称暂时放弃浮夸的自由市场策略，用纳税人的钱帮助他们脱离困境并制定高开支计划来阻止经济崩盘。一旦完成救助，经济产出上的一落千丈的状况停下来，“精英舆论”将迅速变为支持财政紧缩的政策。全球资产阶级设法利用经济危机的形势更加全面地执行声名狼藉的新自由主义行为，却突然发现政府预算平衡的优点并籍此收回工人阶级在过去政治斗争中所赢得的一切社会利益，暗中破坏公共部门的工会运动。财政出问题不应归咎于社会项目法规纰漏，这种变相的美国式危害一再证明过高地发放工资与红利根本行不通，公共部门工人的工会代表权也应适度。很多实际问题是晚期资本主义所特有：毫无节制的金融投机，为保护企业利润的减薪需要而勉强要求有钱人公平缴纳应付的税款，高额的私有化医疗开支、军费开支、帝国主义战争开支（最后一条在美国尤为严重）。资本家们甚至连福利领域的增值机会也不放过，尤其是电力、市容、医疗、电信服务。诸如此次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期总会诱发重大的危险，正当无数人遭受着经济危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时，右翼学术与政治势力正试图把人们的视线从大银行、大公司与资本主义制度这些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身上引开，而将贫困移民、少数民族或非主流宗教作为替罪羊以赢得公众的支持。在美国，相关的危险还来自对其他国家发展的恐惧。不择手段的政客们把自身的问题怪罪到其他国家。例如，美国的政客与大众媒体将他们的愤怒发泄到近期经济发展迅速而过去贫穷的国家，尤其是中国与印度。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这场理论与政策斗争中应发挥如下作用：一是推动各个国家出台调控政策与经济计划以迅速扭转工人所处的恶化环境，二是批判右翼学术与政治势力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实际问题转向世界各国的工人阶级的主张，三是推动发展非传统意义的21世纪社会主义以解决资本主义产生的各种问题，四是分析新自由资本主义导致产生这场经济危机的路径与制度根源，五是制止以新帝国主义战争作为解救资本主义危机的手段。此次危机再次暴露了资本主义的非理性与新自由主义行为的非法化，而中国正在为超越各种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作出表率。

 

 

“占领华尔街”运动是代表99%的美国人的草根阶层对代表1%的美国上层金融、政治精英的无奈的情感宣泄，进而诱发“占领×××”运动蔓延全球。在资产阶级的内部矛盾冲突与普通民众的压力下，西方社会中涌现了替代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各种思潮并推进了对指向社会主义的各类替代计划的新一轮探讨。对于当今世界的绝大多数国家来说，很多经济问题的长远解决方案是放弃资本主义制度而建构全球化的社会主义制度。对于资本主义制造的巨大麻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有责任面向急切的公众给出问题的答案。在理想的社会主义制度之下，每个人都能获得一份工作与满意的工作环境而不是失业与过劳；每个人都会有一份足够的收入，而不是一小部分人富有而大多数人过着入不敷出的生活。社会主义制度足以提供共同的消费需求而不是去削减有价值的公共项目，保证每个人从出生到终老都有满意的居住条件而不是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持续不稳定状况。社会主义制度全球化是确保相互尊重国家主权的和平国际关系成为可能的制度，而不是被富于侵略性的资本主义驱使去控制他国的市场、技术、资源与生态。较之于全世界工人阶级在持续到底的战斗中以彼此对抗为前提的国际经济格局，社会主义有望为全世界带来一套基于合作与互利的经济制度。

 

作者：陈俊杰  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