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玮：从全面脱贫到乡村振兴的常识与经验 ——读《走向乡村振兴》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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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玮：从全面脱贫到乡村振兴的常识与经验 ——读《走向乡村振兴》
2021-03-18
《天津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天津市委员会机关报，3月15日以“津报力荐”为题，推荐《走向乡村振兴》。
【推荐理由】这是一部反映现实、观照现实的长篇报告文学，是来自八年脱贫攻坚一线的乡村调研报告。笔墨述及内蒙古、新疆、河北、河南、山西等省的穷村或富村，以及湘西十八洞村……全书在关注全国脱贫攻坚大战场的同时，着重追踪采访了贵州省贫困人口最多的毕节市和发达地区的山东省烟台市，通过东西部两地党组织领导群众走合作化道路，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实践，令人信服地写出：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全面领导，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走向乡村振兴的必要举措。
《天津日报》同时刊登浙江大学博士生导师林玮的评介文章《从全面脱贫到乡村振兴的常识与经验》。 本书以大历史观看近代以来的乡村问题，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看乡村振兴。过去的八年，打赢脱贫攻坚战始终是中华民族迎向伟大复兴的核心要务。而今天，站在全面脱贫这一新的历史起点上，归纳经验，总结思想，将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基本前提。这场人类发展史上的伟大“战斗”，产生了一系列的模式、样本与范例，但作为人类社会消除贫困的带有价值方向性与理念制度性的实践活动，它还需要回到常识与经验的“地面”，从基层探索出发，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向乡村振兴》以清晰的立场和文学的表述，将“摆脱贫困”的起点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相连，阐释了这种优越性在乡村大地上发扬光大的可能性与可行性。在作家王宏甲笔下，乡村振兴的基本“常识”就是“组织起来”。正是基于这一“常识”，相当部分乡村快速有效地实现了全面脱贫。他们的经验充分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乡村实践中的深层逻辑，也将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加强党的领导”，看起来像一句常见的话。但在乡村振兴之中，它是基石与底色。在书中，王宏甲讲了一个相对漫长的故事：1985年6月，新华社记者向中央报告了毕节的贫困：断炊或即将断炊者已不罕见。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批示中用了三个感叹号表示严重警告，明确指出：“规定个时限，有个可行措施，有计划、有步骤扎扎实实地多做工作，改变这种面貌。”7月，胡锦涛调任贵州省委书记，而在后来出版的《胡锦涛文选》中，第一篇就是《建立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给毕节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的批示中说，它“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习仲勋到胡锦涛，再到习近平，他们看到的都不是“马上开仓放粮”的“青天口号”，不是一时之义愤或哀婉，而是“有计划、有步骤扎扎实实地多做工作”，把扶贫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工作，让优越性从工作中呈现出来。这种制度建设，直到今年的一号文件中，仍以“五级书记，一抓到底”的体制机制创新得到体现。这是“组织起来”这一常识的第一条经验。 1943年11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发表讲话，题目就叫《组织起来》。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小岗村主持召开农村改革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把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开展革命和建设，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伟大传统。贵州塘约村因为建立了“村社一体”的合作社，全村迅速脱贫致富，生动地体现了“组织起来”的力量。穷到村集体一分钱都没有的山东衣家村发明了“工票”，让几十个留守老人以劳动力入股，领取“工票”，“日后有钱了兑现”，他们以这种办法把村民组织起来，短短两三年，这个村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组织起来”的背后，站着理性和立场，更站着制度性的领导干部队伍建设。书中王宏甲直言“没有左文学，就学不了塘约”是对“塘约经验”的误读。因为脱贫攻坚不是某位基层干部的个人功绩，也不是某个村寨孤立的经验与选择，而是富有系统性与制度性的探索：不仅村党支部可以把人组织起来，避免农户单打独斗，上级党组织也应该把村庄组织起来，避免一个村的单打独斗。就像贵州毕节鸭池镇由“镇党委统领合作社”，承担前端的产业选择、技术培训和后端的销售等等，并让村级合作社有完整的管理和收益权；大方县成立县级合作联社，三级联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按资分配为辅”。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要求──县委书记要“当好乡村振兴‘一线总指挥’。” 乡村振兴不只是“农业”的振兴，它是依托土地而实现的新生活样态的创造。旧有的农村生产方式和生活，已经满足不了新一代农民对未来的向往，出现了“空心村”这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历史遗留问题。王宏甲写道，“村庄已罕见种地的青年农民”；在村集体重新组织化之前，塘约村“1400个劳动力竟有1100个外出打工，30%的土地撂荒”；内蒙古察右后旗“总人口22万，有9万人在外打工”；甚至在福建相对富裕的乡村，也人烟寥寥，满目荒芜。“城市”被简单地视为“富裕”，“乡村”则约等于“贫穷”。这种现象及其背后的逻辑，极大地影响了农民的自信，也使农业和农村长期处于产业链发展的低端，缺乏重新组织起来的物质基础与条件。因此，乡村必须有工业，依托特色资源，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在此基础上发展集体经济，这是走向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 实现乡村振兴，不能只靠留守的老人与儿童，希望在青年身上。而无论因考学而“走出大山”的高学历人才，还是出卖体力进城打工的青年，都难免对“故土”有眷恋。王宏甲描述离乡的“北漂”或“南漂”，“在黑夜中醒来，可能惊悚地感到，人身即使有个租屋可住了，灵魂没地方住。”而这正是习近平总书记说的“乡愁”，也是他反复强调的“逆城市化”现象。这种现象隐藏着乡村振兴的未来──召唤青年返乡。一个人只有被他人真诚地需要，他才不再是漂泊的“过客”，而是家园的主人。这是需要组织的，毕节“把村里的团组织再建起来”视为乡村“复活”的重要一步。在物质生活层面，返乡也有诸多建设性的巨变。以医疗条件为例，毕节在2020年为3704个行政村配备了超过8000位经过正规医学院校毕业的医护人员，把贫困户中初中毕业生推送至卫生学校学医，并为他们的返乡就业创造条件，这是一个重要经验。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代，“专家”遍地，“精英”成群，更彰显出乡村的“贫瘠”。可乡村真的“贫瘠”吗？对此，王宏甲动情地说：“多年来各种‘精英’宣传，给我们的干部和农民头脑里覆盖着怎样的印象？都说我们穷，所以引进外资。大资本、大老板，各种专家教授，演艺明星都是厉害的。农民是差的，最差的就是贫困户……还有‘专家’把贫困农民称为‘无贡献率人口’。”王宏甲重申了一个真理，那就是“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因为“脱离群众太久”，这一真理也被遮蔽得太久。《走向乡村振兴》高度张扬“扶志”：乡村缺的不是人以及人的“智”，而是一种精神焕发的状态。这种状态是烟台衣家村83岁的杨淑兰满脸皱纹说到“咱当社员”时的自豪感，是毕节银川村22岁的村干部高丽胆怯又惊喜地主持村民歌唱比赛，是“山河知道，庄稼知道”……这种状态的理论基础就是资本靠雇佣无组织的孤独劳动者而发达，“共产党人则是唤醒孤独的劳动者，并使他们做自己的主人。”在《摆脱贫困》一书中，习近平总书记说：“贫困地区的发展靠什么？千条万条，最根本的只有两条：一是党的领导，二是人民群众的力量。”王宏甲的《走向乡村振兴》写了诸多正在中国广阔乡村中发生的生动实践，基础则是一条常识和五条经验。这常识与经验，共同的特征就是“党的领导”和“人民力量”。（作者系浙江大学博士生导师；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宏甲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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