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雷声：恩格斯在批判错误思潮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附恩格斯生前演讲唯一影像）

【 编者按】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与各种错误思潮的交锋和斗争中发展并彰显其生命价值的。恩格斯作为马克思的亲密战友、志同道合的伙伴，在与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中阐释、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具体表现在：恩格斯在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中阐释了共产主义的现实性、实现的阶级条件和宗旨；恩格斯在批判“讲坛社会主义”思潮中坚持了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理论的科学性和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恩格斯在批判“青年派”机会主义思潮中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以及唯物史观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恩格斯在批判错误思潮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我们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1893年，恩格斯演讲（生前唯一影像）】

 

恩格斯和马克思一样是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他和马克思一道建造起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大厦，为完成无产阶级的解放并最终解放全人类的事业、实现人类最崇高的共产主义目标，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恩格斯是马克思的亲密战友，是志同道合的伙伴，他甘当“第二提琴手”为世人塑造起了一座精神的丰碑。恩格斯一生在取得丰硕研究成果的同时，也为马克思从事理论研究提供了物质的和精神的支持，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作出了理论和编辑方面的贡献。特别是在与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中，恩格斯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阐释者、捍卫者和发展者。恩格斯与马克思的学术关系，书写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为世人称颂的篇章，恩格斯在批判错误思潮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也为我们拨开种种迷雾，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这里，选择其中三种主要的思潮批判来领略恩格斯的理论贡献。

 一、在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中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

在马克思、恩格斯于19世纪40年代创立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产生了“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干扰着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研究，阻碍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瓦解着无产阶级革命的斗志。对此，恩格斯与马克思一道对这一错误思潮进行了批判，在批判中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是19世纪40年代在德国出现的一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1842年产生，1848年匿迹。这一思潮的主要代表有莫泽斯·赫斯、卡尔·格律恩、奥拖·吕宁、海尔曼·克利盖等。他们批判资本主义的目的在于美化小生产者的私有制，把宗法式的小土地私有制理想化，主张把无产者变为小生产者，认为只有在小私有制的条件下，人们才能有幸福生活；他们宣扬的社会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的冒牌社会主义，反对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宣扬和平改良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并且，这些“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掌握着报刊作为发表错误言论的阵地，例如，赫斯主编《社会明镜》、吕宁主编《威斯特伐利亚汽船》、皮特曼主编《莱茵社会政治年鉴》、克利盖主编《人民论坛报》(在美国出版)、格律恩控制《特利尔日报》等，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对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危害极大。为使科学社会主义得到迅速传播和创建无产阶级政党工作顺利开展，从1845年恩格斯写的《“傅立叶论商业的片断”的前言和结束语》提出“真正的社会主义”是“劣等的德国理论”开始，中间经过恩格斯与马克思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反克利盖的通告》，以及恩格斯完成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德国的制宪问题》《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原理》等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到1848年恩格斯与马克思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对“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批判的总结概括，在这些经典文本中，恩格斯系统深入批判了“真正的社会主义”，并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首先，在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的理论基础中阐释共产主义的现实性。“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赋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真理”是黑格尔的思辨主义哲学体系和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哲学体系，“他们企图用德国的特别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意识形态，来阐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献的思想”，因此，他们从抽象的大写的“人”“人类”“全人类”“人道”出发，“这只会使一切实际问题变成虚幻的词句”，他们阉割了英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献中具有现实的批判内容的东西，掩盖了这些文献的战斗的革命热情，宣扬了普遍的人类之爱。这种“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把德国哲学、德国式的庸人伤感情绪和一些被歪曲了的共产主义口号掺混在一起”，“不过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和英国法国那些或多或少同它相近的党派在德国精神天国以及我们将要看到的德国情感天国中的变容而已”。它的理论实质就在于，“把这些共产主义的体系、评论和论战性著作同现实运动割裂开来”，然后又任意地把它们和德国哲学联系起来，从现实的历史基础回到意识形态的基础上。恩格斯在批判中强调，共产主义是植根于现实的基础之上的，英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献传入德国，必须要与德国的现实相结合。“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进一步说，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现实性的阐释，推进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其次，在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的阶级实质中阐释共产主义实现的阶级条件。“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沉溺于思辨领域，以博爱的市侩的感伤主义的说教，把社会主义当作一种先验的模式，当作一种恢复人的自然本性、消除利己主义和竞争、实现了人类和谐的“爱”的社会，因而他们把本来必须由革命来解决的社会问题诉诸“爱”，并号召无产阶级“永远不要参加革命”，宣扬“革命是过了时的政治手段”。英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献“在德国人手里已不再表现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于是德国人就认为：他们克服了‘法国人的片面性’，他们不代表真实的要求，而代表真理的要求，不代表无产者的利益，而代表人的本质的利益，即一般人的利益，这种人不属于任何阶级，根本不存在于现实界，而只存在于云雾弥漫的哲学幻想的太空”。恩格斯在批判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决不是什么先验模式，它作为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是无产阶级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的现实运动。在这个现实运动过程中，“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讲到底，“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

最后，在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的反动本质中阐释共产主义实现的宗旨。“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在政治倾向上是极其反动的，在德国还处于资产阶级革命前夜，它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反对正在团结一切民主力量进行反封建斗争的革命无产阶级，维护正在没落的封建专制制度。恩格斯讲得非常清楚，资产阶级是我们的自然敌人，必须打击它，但是，德国的封建专制现状横在我们和资产阶级之间，妨碍我们打击资产阶级，因而封建专制制度是我们更大的敌人。可见，“这种社会主义成了德意志各邦专制政府及其随从——僧侣、教员、容克和官僚求之不得的、吓唬来势汹汹的资产阶级的稻草人”。正因为如此，“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也就直接代表了一种反动的利益，即德国小市民的利益。“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把宗法的小土地所有制神圣化，把废除地租、无偿分给农民小块土地的社会改良运动看成共产主义运动，看成一切运动的最高目的，“它发展到最后，就直接反对共产主义的‘野蛮破坏的’倾向，并且宣布自己是不偏不倚地超乎任何阶级斗争之上的”。恩格斯在与“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斗争中对共产主义的宗旨作了如下三个方面的概括，即“(1)维护同资产者利益相反的无产者的利益；(2)用消灭私有制而代之以财产公有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点；(3)除了进行暴力的民主的革命以外，不承认有实现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宗旨的规定集中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观点。

二、在批判“讲坛社会主义”思潮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

经过对错误思潮的批判和斗争，曾经像瘟疫一样流行于德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及其影响，在1848年革命风暴的冲击下最终得以彻底清除。随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论在德国迅速传播，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发展。19世纪70年代开始，为扼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和工人运动的开展，“讲坛社会主义”开始流行起来，施穆勒、阿道夫·瓦格纳、约翰·卡尔·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阿基尔·洛里亚等一些代表人物，在大学讲坛上以社会主义为幌子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寻找能够消除社会主义和奴役工人的思想武器和统治手段。他们在理论上秉承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思想观点，反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攻击和中伤马克思及其理论和方法，在实践方面提出各项社会改良措施和计划，以适应资产阶级统治体制的需要，消解无产阶级革命。对此，恩格斯在驳斥这一错误思潮中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第一，恩格斯在驳斥洛贝尔图斯及其信徒对马克思的指责中坚持了剩余价值理论的科学性。马克思逝世以后，洛贝尔图斯及其信徒诬陷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剽窃的。洛贝尔图斯强调，剩余价值从哪里来的问题最初是由他“更简单、更明了地”说明的。为此，恩格斯阅读了洛贝尔图斯及其信徒们的著作，于1884年7-8月间在写给考茨基的信中提到，洛贝尔图斯在剩余价值问题上，“抄袭了李嘉图的东西，根本未能在经济学上创立什么新东西；只有马克思才前进了一步，推翻了整个旧的经济学”。同年10月，恩格斯在为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德文第1版写的“序言”中明确指出：“洛贝尔图斯这样做是肆意诽谤。这种诽谤只能解释为是这位无人赏识的才子的郁郁寡欢，以及他对普鲁士以外发生的事情，特别是对社会主义文献和经济学文献的惊人的无知。”马克思写作《哲学的贫困》时根本就没有读过洛贝尔图斯的《关于我国国家经济状况的认识》一书。在1885年出版的《资本论》第2卷“序言”中，恩格斯“提出有决定意义的证据”驳斥了洛贝尔图斯。其一，马克思直到1859年前后才从拉萨尔那里知道有一个洛贝尔图斯的经济学家，在这之前，“他对洛贝尔图斯的全部文字活动还是一无所知，而这时，他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在纲要上已经完成，而且在最重要的细节上也已经完成”。其二，洛贝尔图斯用“租”来表示剩余价值，它不过是“地租+利润之和”，其中地租是“完全错误的理论”，利润则是“盲目地接受了他的前辈的说法”，从而使剩余价值成为一种极不确定的东西。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根本不同于洛贝尔图斯的理论，它“是生产资料所有者不付等价物就占有的价值额的一般形式。这个价值额，按照马克思首先发现的一些十分独特的规律，分割为利润和地租这样一些特殊的转化形式”。恩格斯强调，从理解一般剩余价值到理解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和地租，从而理解剩余价值在资本家阶级内部进行分配的规律，需要经过很多的中间环节。其三，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新东西”，即劳动形成价值的特性、商品和货币的关系、货币向资本的转化、资本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剩余价值的两种形式、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等，既与前人“直接对立”，也是洛贝尔图斯“始终没有理解的”。恩格斯彻底驳斥了洛贝尔图斯及其信徒污蔑马克思剽窃的谰言，在捍卫马克思《资本论》的科学性中阐释了剩余价值基本原理。

第二，恩格斯在驳斥洛里亚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攻击中坚持了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性。自称马克思的学生和崇拜者的意大利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洛里亚，在马克思刚一去世后就对马克思发难，指责马克思的生产价格理论与劳动价值论存在矛盾。对此，恩格斯非常愤怒，明确指出：“这位伟大人物的去世使一些无耻之徒得到了一个替自己拼凑政治资本、著作资本甚至金钱的好机会。”以洛里亚为例，恩格斯对“讲坛社会主义”进行了批判，认为“这些堂堂的教授除非‘牺牲真理’就永远不能编造出自己的数不清的各种体系”。在《卡尔·马克思的逝世》《〈资本论〉第3卷“序言”》，以及《资本论》第3卷的增补《价值规律和利润率》等著述中，恩格斯批驳了洛里亚的错误言论，并对价值规律的客观性、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过程和平均利润率的形成等问题作出了科学阐释，捍卫和坚持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洛里亚首先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宣布为自己的发现。1883年，他在《最新集萃》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马克思的文章，歪曲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接着在1886年出版的《关于政治制度的经济学说》一书中把他歪曲了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宣布为自己的发现。恩格斯批判洛里亚把马克思的理论“已经降到十分庸俗的水平”，洛里亚所使用的历史证据和事例“充满了连四年级小学生都不容犯的错误”。洛里亚歪曲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其目的在于把马克思的全部理论说成是建立在自觉的诡辩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完成了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阐述，解决了剩余价值的量由可变资本决定的理论问题，洛里亚认为这与事实是不相符合的，马克思根本不打算写“续卷”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续卷”是马克思在拿不出科学论据时使用的一种诡计，并且断言这个问题是不能解决的。《资本论》第3卷出版了，从生产价格的形成上解决了价值规律和利润率问题。洛里亚则厚着脸皮凭借施米特关于商业利润形成这个支点，“转瞬之间就把那个他在10年前宣告为不能解决的问题解决了”。对于洛里亚的所作所为，恩格斯予以坚决的批判，并嘲讽他：“极端的厚颜无耻，混不下去时又像鳗鱼一样滑掉：挨了别人的脚踢还充英雄好汉；抢占别人的研究成果；死皮赖脸地大做广告：依靠同伙的吹捧捞取声誉——在这一切方面，还有谁比得上洛里亚先生呢？”在《资本论》第3卷的增补《价值规律和利润率》中，恩格斯强调，洛里亚等人“都没有充分注意到：不仅是纯粹的逻辑过程，而且是历史过程和对这个过程加以说明的思想反映，是对这个过程的内部联系的逻辑研究。”也就是说，商品价值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历史上都是先于生产价格的，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不仅是理论上的逻辑发展而且也是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生产价格的形成是由完全不同的利润率平均化为近似的平均率来调节的；生产价格的形成并没有改变价值规律的作用。恩格斯的分析解决了价值规律和利润率之间的矛盾关系，击中了洛里亚等人的要害，捍卫和坚持了马克思的理论成果。

第三，恩格斯在驳斥施穆勒、瓦格纳社会改良措施和计划及其实施中坚持了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施穆勒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主要倡导者，瓦格纳则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贴上了“国家社会主义”的标签。他们提出的“国家社会主义”意在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给予国家以管理社会经济和节制私有经济的权力，主张通过提高人的伦理道德、促进人的道德进步来实现社会改良，反对旨在颠覆现存国家和社会制度的那种社会主义，从而把社会主义的纲领局限于组织工人疾病和伤亡事故的保险，在工厂立法方面采取某些措施等。施穆勒、瓦格纳社会改良措施和计划直接体现在“俾斯麦国家社会主义”的社会政策中。“讲坛社会主义”成为“俾斯麦国家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讲坛社会主义”者瓦格纳成了俾斯麦的“特派员”，在德国各地为“俾斯麦国家社会主义”大肆鼓噪。1885年，恩格斯在给丹尼尔逊的信中，谈到德国学术界的状况时对“讲坛社会主义”进行了严厉批判，他指出：“在德国，全部历史科学，包括政治经济学在内，已经堕落到几乎是无以复加的地步。我们的讲坛社会主义者在理论方面一向顶多不过是一些略带博爱主义色彩的庸俗经济学家，而现在他们简直已经堕落到俾斯麦国家社会主义辩护士的地步。”施穆勒、瓦格纳认为国家是超阶级的组织，能调和敌对阶级关系，它们反对工人运动，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在他们的影响下，俾斯麦认为只有通过国家政权采取措施才能制止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混乱局面，并且以小恩小惠的利益诱骗工人阶级顺从“俾斯麦王朝”的统治。1886年，恩格斯在《纪念巴黎公社十五周年》中，以铁的事实嘲讽俾斯麦，“在德国，俾斯麦用尽了一切手段，直到最卑鄙的手段，来扼杀工人运动。结果是：在公社以前他的对头有四个社会主义议员，在他迫害以后，目前选出了二十五个。工人们嘲笑这位首相：即使出钱雇他，他的革命宣传也不会做得比现在更出色了”。恩格斯揭露了“俾斯麦国家社会主义”的实质就在于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他“从来没有弄出一点点自己的政治观念来，而只是把别人的现成的观念拼凑在一起”。恩格斯通过批判“讲坛社会主义”的假社会主义，强调了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必要性，说明了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对于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意义。

三、在批判“青年派”机会主义思潮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

19世纪90年代初，德国统治阶级开始采取“自由主义”政策，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手段发生了变化，剥削方式更加具有隐蔽性，无产阶级运动开始陷入空前的低潮；从另一方面来说，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工人运动中已经取得统治地位，加之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许多大学生、青年文学家，以及其他没落的年轻资产者纷纷涌入德国社会民主党，并自称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他们毫无斗争经验，不熟悉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实际条件，鼓吹机械论、宿命论和自发论，因而一方面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刻板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把唯物史观当作标签、套语和现成的公式，认为任何历史问题只要贴上这个标签就能得到解决：另一方面把唯物史观庸俗化、简单化，否认马克思对唯物史观的创立，用“经济唯物主义”“技术经济史观”等论点误解和歪曲唯物史观。以德国政论家和剧作家保尔·恩斯特为代表的“青年派”机会主义思潮开始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兴起。这一思潮歪曲马克思主义的策略原则，竭力反对党内的渐进主义的政治策略，鼓吹半无政府主义的冒险活动，其影响很大。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如莱比锡大学教授保尔·巴尔特就借用了“青年派”机会主义思潮的观点对唯物史观进行肆意歪曲和攻击。这一思潮的无政府主义行为，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实践活动中产生了极坏的影响，形成了“大学生骚动”。恩格斯对“青年派”机会主义思潮及其影响进行了严厉的分析与批判，对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内涵作了进一步的发展。

首先，恩格斯在批判“青年派”机会主义者对马克思理论观点的无知中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面对“青年派”机会主义思潮的出现，恩格斯于1890年8月在给保尔·拉法格的信中强调，“德国党内发生了大学生骚动。近两三年来，许多大学生、文学家和其他没落的年青资产者纷纷涌入党内。他们来得正是时候，可以在种类繁多的新报纸的编辑部中占据大部分位置；他们照例把资产阶级大学当做社会主义的圣西尔军校，以为从那里出来就有权带着军官官衔甚至将军官衔加入党的行列。”随后，“青年派”代表恩斯特写了一篇文章指责恩格斯，“既然恩格斯现在把我们反对派叫做‘大学生骚动’，那末我就要请他指出，我们在什么地方坚持过同他自己的和马克思本人的观点不同的观点……。”为驳回恩斯特的指责，恩格斯于1890年10月专门写了《答保尔·恩斯特先生》一文。在该文中，恩格斯首先明确强调，“大学生骚动”几乎表现在他们发表的每一篇文章里。对于“青年派”在“什么地方”坚持与马克思观点不同的观点，恩格斯以两个例子作出了回答。一是恩斯特寄给恩格斯的发表在《自由论坛》上的文章。恩格斯指出：“如果我向他说明，他把马克思的世界观简单地当做公式，按照它来裁剪各种历史事实，那末这正是我责备文学家老爷们‘显然不懂’这个世界观的一个例子。”恩格斯批驳了恩斯特按照德国的模式公式化地理解小市民阶层，并把这种理解搬到挪威国家去，这是违反历史事实的，这只能说明这些文学家老爷们对于在每一特定时刻起决定作用的历史事实是一无所知的。二是恩斯特发表在《人民论坛》上的文章即《马克思主义的危险》。恩格斯指出：“在那里他直截了当地重复他从形而上学者杜林那里学来的荒谬论断，说什么在马克思那里历史是完全自动地形成的，丝毫没有(正是创造历史的)人的参与，并且说什么经济关系(但是它们本身就是人创造的!)就像玩弄棋子一样地玩弄这些人。”恩格斯批驳了恩斯特把杜林对马克思理论的歪曲与马克思的理论混为一谈，这恰好证明了“青年派”机会主义者根本不懂马克思的理论。

其次，恩格斯在批判“青年派”机会主义者教条式地对待唯物史观的错误行为中阐发了唯物史观。1890年6月，恩格斯在给保尔·恩斯特的信中指出：“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末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恩格斯明确指出了“青年派”机会主义者教条式地对待唯物史观的危害。1890年8月，恩格斯在给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中指出：“对德国的许多著作家来说，‘唯物主义的’这个词只是一个套语，他们把这个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作进一步的研究，就是说，他们一把这个标签贴上去，就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方法。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恩格斯在指出“青年派”机会主义者教条式地对待唯物史观的实质同时阐发了唯物史观的意义。1890年9月，恩格斯在给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写道：“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恩格斯针对“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说明了经济因素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但他们从来未否定过政治上层建筑、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预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1890年10月，恩格斯又在给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中进一步阐发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说明了它们是“两种不相等的力量的交互作用”，从政治、国家权力、法、宗教、哲学等领域来看，“经济发展对这些领域的最终的支配作用，在我看来是无疑的”，经济运动会为自己开辟道路，但它也必定要经受上层建筑各领域的反作用，“青年派”机会主义者如果“认为我们否认经济运动的政治等等反映对这个运动本身的任何反作用，那他就简直是跟风车做斗争了”。恩格斯在批判“青年派”机会主义者中对唯物史观的精辟阐发和重大发展，对于我们今天深入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着重要意义。

最后，恩格斯在批判“青年派”机会主义者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态度中阐发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针对“青年派”机会主义者歪曲马克思主义还自称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行为，特别是针对其鼓吹马克思活着也会和他们有一样的想法，恩格斯和他们是一致的胡言乱语，1890年8月5日，恩格斯在致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中写道：“唯物史观现在也有许多朋友，而这些朋友是把它当作不研究历史的借口的。正象马克思关于七十年代末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所曾经说过的：‘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恩格斯以自己不是“青年派”机会主义者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来说明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从而与他们划清界限。之后不久，恩格斯在与保尔·拉法格的通信中，再次提到“青年派”机会主义者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态度时，明确指出：“所有这些先生们都在搞马克思主义，然而是十年前你在法国就很熟悉的那一种马克思主义，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恩格斯进一步批判了“青年派”机会主义者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态度，坚决反对用教条主义和学理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反对任意曲解糟蹋马克思主义的行为，他强调，必须“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进行研究”，必须结合实际，从实际出发灵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运用唯物史观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就可以“从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中探索出政治观念、法权观念和其他思想观念以及由这些观念所制约的行动”。恩格斯在批判“青年派”机会主义思潮中关于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对我们今天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廓清各种“非马”“反马”的迷雾，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有着极为重要的启示。

总而言之，恩格斯在批判错误思潮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与各种错误思潮的交锋和斗争中发展并彰显其生命价值的，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这一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马克思主义理论正是在与各种错误思潮的交锋和斗争中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恩格斯在批判错误思潮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也说明了实践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弘扬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重要动力，如习近平所说：“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在这种统一和互动中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新发展、新境界。恩格斯在批判错误思潮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还说明了准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习近平在很多场合都一再强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要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领悟其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并提出了老老实实、原原本本、反反复复、咬文嚼字读经典的科学方法。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态度是奠定探索真知、追求真理、辨析错误思潮的方法论基础。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精尖创新中心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正文原刊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0年第4期，视频选编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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