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明：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这五个语汇的科学内涵

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这五个语汇的科学内涵

——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

李慎明

 

【摘 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同义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指党的指导思想的全部内容。“中国道路”有三层含义：“大道路”包括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之路，“中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小道路”即“四个自信”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党领导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上层建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集中体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上层建筑。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二卷特别是第三卷中多次出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这五个十分重要的政治与理论概念。

2013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强调：“党的十八大精神，说一千道一万，归结为一点，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又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保持政治定力，坚持实干兴邦，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明确指出：“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动摇，勇敢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各方面创新，不断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鲜明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3]

 

通过原原本本、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地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正确理解和认识以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这五个概念的科学内涵，对于推动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于更加自觉地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对于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4]；“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5]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以上两个十分重要的判定，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同义语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大会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凝聚力量，攻坚克难，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6]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大会的主题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7]

有的同志对以上表述理解不够，认为尽管党的代表大会主题的提法略有不同，但都没有明确提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并据此对党的前途信心、信念不足，这其实是误解。根据以上两条论述，毫无疑问，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基础，已经包含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中了；或者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上完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分支或分店。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指党的指导思想的全部内容

 

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呢？党的十九大通过的党章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8]不难看出，这其中不仅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理论体系，同时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今中国实际和当今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坚持和发展。

 

二、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共产党建党近百年、新中国成立70多年、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建立的宏伟大业在全球引人瞩目。前些年，无论是在国际上还是国内，都在热议“北京共识”“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这三个概念。

笔者认为，不宜提“北京共识”。“北京共识”是西方政界和学界话语体系中的提法。所谓“北京共识”，仅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国垄断资本为维护自己的统治，针对拉美地区和原苏联东欧地区社会主义阵营推行新自由主义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失败的替代品。

也不宜提“中国模式”。“中国模式”的提法是从“苏联模式”甚至是从“斯大林模式”转换而来的。苏联在列宁和斯大林时期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其中包括的不断与时俱进的具体管理体制机制，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苏联的实践。实践证明，这一制度及其体制机制基本上是符合当时苏联实际的，总体上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西方一些学者和政治家却把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称为与希特勒法西斯制度相并列的“最残暴、最不人道”的“斯大林模式”或“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他们不仅把列宁、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制度，而且把世界上所有的社会主义制度都称为“最残暴、最不人道”的“斯大林模式”。在分析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时，他们对自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始直到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导致国家混乱、民族分裂的严重错误甚至罪孽不置一词，却把这一罪过移花接木地安在列宁和斯大林身上。1998年，戈尔巴乔夫明确地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所选择的那个‘模式’……这是布尔什维克还在斯大林之前就犯下的一个主要错误”。[9] 还应注意的是，戈尔巴乔夫不仅使用了“模式”提法，而且还明确把矛头指向“斯大林之前”，即列宁时期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这就为我们又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佐证：他们所说的“斯大林模式”实质上不仅要否定斯大林个人，而且要从根本上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值得指出的是，在戈尔巴乔夫之前，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从未采用过“斯大林模式”这一提法。1953年，英国学者休·塞顿-沃森（Hugh Seton.Watson）较早使用了“斯大林模式”一词，用“模式”一词说明社会主义是西方的习惯用语。苏联在戈尔巴乔夫时期才出现“社会主义模式”这种提法。可以说，早在提出之时，“斯大林模式”就被加上了“极权、暴政”等罪名，甚至被等同于“法西斯制度”，这一提法本身实质上已被巧妙地纳入了西方企图消灭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整体战略中。因此，笔者不赞成“苏联模式”“斯大林模式”和“中国模式”等提法，因为这样极容易落入西方话语体系的陷阱。

“中国模式”提法本身也是很有问题的。一是“模式”的提法是从工业制造中的模具转换而来的，给人有完成时和不再发展的凝固之感；二是“中国模式”有强加、推广和扩张之嫌；三是我国原有的经济发展方式仅是从我国特殊国情出发而采取的具体举措。1956年我国完成的“一化三改”中，把土地包括其中的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收归国有或集体所有；改革开放后，我们逐步通过“产权明晰”的市场化、国际化、数字化和货币化，把这些巨额财富的“红利”释放出来，分别量化到国家、内外资企业和个人，使得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几十年。但是，我国发展方式亟待转变，连我们自己都难以复制这一粗放的发展方式，更不能说我国已经形成一种固定的发展模式，并且这一发展方式立足我国国情，其他发展中国家可以借鉴的有很多，但很难说“完全复制”。70多年来，我国台湾地区想修一条环岛高速公路，修不起来，根本原因是土地私有、成本太高。

因此，党中央没有采用“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的提法，而是明确提出了“中国道路”这一概念，这是十分正确的。

笔者认为，“中国道路”有以下三层含义。

1. “大道路”包括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之路

这一光辉大道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先后指引下，在建立中国共产党至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艰辛探索、开辟和推进改革开放宏伟事业这三大历史时期形成的全部成果的总和。

2. “中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部内涵和党的指导思想的全部表述

早在1920年11月，毛泽东就形象地指出：“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10] 如前所述，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大会的主题中的“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除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外，同时包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是党的指导思想的代称。而按照党的十六大后党的历届代表大会报告的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特指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总和。“中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由五个部分组成：一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即小道路）；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3. “小道路”即“四个自信”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集中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它既体现着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体现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其他各方面建设；既表现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方面，又表现在坚持改革开放方面。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又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我们的经济社会中，经济是基础，既是政治上层建筑的基础，也是文化上层建筑的基础，这决定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主要和在根本上体现在经济发展道路上。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积极稳妥解决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上的差距，不断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迈进。只有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才能直接和在根本上体现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体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们党、国家和民族才有美好的前途。

 

三、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党领导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是我们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与我国改革开放新的实际与新的时代特征相结合，主要在我国改革开放新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如同为了表示列宁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在一些重要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因而将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从马克思主义中单列出来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若干重要方面也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因而可以将其单列出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不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而绝不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相割裂甚至相对立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1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适应这一新时代而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

 

四、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上层建筑。2019年9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制度进行了不懈努力，逐步确立并巩固了我们国家的国体、政体、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和各方面的重要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也不断健全。”[12] 以上重要论述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定义。毛泽东断定：“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13] 习近平总书记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政体、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放在基本经济制度和各方面的重要制度的前面，这也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与中国人民改造客观世界的主观能动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把国体、政体即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同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各方面体制机制等具体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这三者紧密有机结合起来，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个领域形成了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了有效制度保障。

什么是我国的根本制度？我国宪法总纲第一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14] 社会主义这一根本制度是我国最高层次和最根本的制度。根本制度是国体、是内容、是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而人民代表大会则是政体、是解决为什么人中如何为的问题。1954年，在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时范文澜问：“主席，您总讲国体、政体，我对此还不甚明白。”毛泽东回答说：“国体就是内容，政体就是形式。”范文澜当即说：“主席，我明白了。”毛泽东用哲学中形式与内容这一对基本范畴，把十分抽象的国体与政体的关系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根本制度所规定的国体，是国家的阶级性质，其本质就是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这一根本制度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核心，其他的任何制度都应服从和服务于这一根本制度，而不能与这一根本制度相并列甚至相违背。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中的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中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都不能与我们国体即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相并列，其他基本制度与重要制度更不能与此相并列。

在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根本制度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由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以及文化制度组成。

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们的根本政治制度。根本政治制度是政体，是形式，是解决为什么人中如何为的问题。二是基本政治制度。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同样是为实现国体服务的。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及相应的政治体制。

当然，道路与制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经济发展道路首先表现在政治上层建筑领域中，是一定阶级及其集团通过国家所确立的一定的经济制度，这可以称为“应然”；这一经济制度在经济领域运行的实际状况则属于经济基础范畴，这可以称为“实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体现为应然经济制度在实然经济领域的落实上，主要体现在所有制以及分配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实际状况上。

社会主义应然经济制度同样由三部分组成。一是经济制度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总纲第六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15] 强调这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我们“依宪治国”所必须遵循和履行的根本内容和根本职责。二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宪法》总纲第六条还明确指出：“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16] 必须明确，不能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误认为是或误表述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至少分为三个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中级阶段和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我们现在所处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而并不是社会主义中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更不是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同时也不是笼统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三是相应的经济体制机制。

 

我国的改革本质上是政治、经济体制机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不是改变国体即根本制度、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也不是改革经济制度的基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一些人所说的“一个总统”“两院制”“三权分立”“多党制”“新闻自由”“军队国家化”和“司法独立”等一、二、三、多、“两杆子”“一独立”，其实质是要改掉我们的国体和政体，也是要改掉其他基本制度。所以，改革绝不是不讲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原则。邓小平指出：“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这种右的倾向不是真正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17] 邓小平还曾指出：“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18] “我们实行改革开放，这是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为制度来说，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比如说两极分化。”[19] “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决不是要改掉社会主义制度。”[20] 习近平总书记也特别强调：“改革必须坚持正确方向，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21] “我们的方向就是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改弦易张。”[22] 

 

五、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集中体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上层建筑。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23] 

要弄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应首先弄清文化概念。文化概念的内涵十分丰富、外延非常宽泛，可从四个层次分析和定义。一是“泛文化”，指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进程中创造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二是“大文化”，指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创造的精神成果的总和，也可以说是自然科学加哲学社会科学。三是“中文化”，即从一定社会形态结构，也就是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形态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并反作用于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形态这种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中去界定，比如原始社会文化、奴隶社会文化、封建文化、资本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四是“小文化”，指与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直接相联系的观念、观点、概念的总和，包括政治法律思想、哲学、宗教、道德、文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等意识形态。一定的理论是一定的意识形态乃至一定社会文化的核心。

“泛文化”“大文化”“中文化”和“小文化”要大发展大繁荣，其根本前提是高度重视、坚持和发展正确的理论。对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只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仅文化建设，而且经济、政治、社会以及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才有正确的方向和灵魂。

文化与文明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不同社会形态有不同的文化与文明。在有阶级存在的任何社会形态的文化中，总有其精华，还有其糟粕。不同社会形态文化中的精华，组成了人类历史的文明。对于社会主义新文化诞生前的所有文化，我们应批判地汲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同社会形态文化中的精华，将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不断得到继承和发扬光大；其中的糟粕也必将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最终被人类新的进步的文化所抛弃。文明指人类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可特指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生物等自然科学和哲学、宗教、法律、文学、艺术等哲学社会科学的精神财富，亦可指社会发展从低级阶段逐步发展到较高阶段表现出来的状态。文化有先进与落后、精华与糟粕之分，但文明仅有程度上的高下，没有先进与落后、精华与糟粕之分。所以，我们不能笼统地说文化是“人民”精神生活的家园，而应该说文化是“人们”精神生活的家园。因为人以群分，不同的人生活在不同的文化即不同的精神生活家园中。例如，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火热生活中，极少部分人则生活在醉生梦死的腐朽文化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主要由四部分组成：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二是党领导人民在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产生的革命文化和在社会主义建设、改革时期产生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四是我国积极借鉴的世界各国、各民族的优秀文化。

以上这四个部分并不是并列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灵魂，党领导人民产生的革命文化和先进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基础，5000年来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丰厚沃壤，积极借鉴的世界各国、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有益滋养。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健全人民文化权益保障制度，完善坚持正确导向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建立健全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文化创作生产体制机制。

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这五者是紧密联系、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其中主义是管总的，规定了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根本性质和方向；道路是实现途径；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制度是根本保障；文化是深厚基础。它们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事业的伟大实践之中。

注 释：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22页。

[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3]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9日。

[4]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求是》2019年第7期。

[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9页。

[6]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8日。

[7]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8]《中国共产党章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页。

[9]〔俄〕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20页。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70页。

[1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12]习近平：《继续沿着党和人民开辟的正确道路前进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民日报》2019年9月25日。

[13]《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14页。

[14]《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7~8页。

[15]《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0页。

[16]《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0~11页。

[17]《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29页。

[18]《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97页。

[19]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317页。

[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01页。

[21]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

[2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5页。

[24]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原刊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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