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在理论界和舆论界，除“中等收入陷阱”外，还有“马尔萨斯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等各种陷阱学说，以及“刘易斯拐点”“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等似是而非的学说。有学者指出，这些陷阱说有其话语体系和隐含逻辑，如果采用其逻辑，就会陷入其逻辑陷阱。很多所谓的陷阱往往只是局部经验、阶段总结，并不反映必然规律。[17]这些理论学说，在方法论上存在根本缺陷，并未上升到普遍规律的层次。在看待中国问题上，应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出发，坚持以下原则。 (一)不应将个别国家特有的问题总结为经济发展的普遍性问题 应当看到，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是复杂多样的，也是具体历史的，与所谓的中等收入其实并无直接的必然联系，人均收入这一概念只具有统计学的意义，而不反映任何经济规律。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么，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18]153比如，以现价美元计算，美国人均收入处于3000美元时，是19世纪80年代末，阿根廷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而中国则是在2008年。情况完全不同，不可同日而语。在当今世界，处在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有100多个，它们的发展阶段、社会制度、经济体制、资源禀赋和文化传统千差万别，面临的问题各不相同，很难用一个空泛的“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加以解释，否则就会抹杀矛盾的特殊性，陷入形而上学的泥潭。 (二)不应将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技术问题歪曲为制度性问题 虽然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但中国的经济政治制度保证了我们不会掉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掩盖了问题的本质，误导了改革方向，给走西方道路提供了口实。虽然“中等收入陷阱”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需要引起关注，防止此类问题在我国的发生。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趋势良好。尽管存在一些问题，但应明确，有些问题是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技术性问题，并非制度性问题。而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制度问题，资本主义国家会经历贫富分化、劳资冲突、经济危机等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则不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是如何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摆脱贫穷落后、被动挨打的宿命，提高国家的自主发展能力，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实现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显然，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问题，而是近代以来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主题，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主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的探索、努力和奋斗，已经找到了一条实现现代化、跨越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正确道路，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其根本之点在于，不断坚持、完善和创新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坚持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的基本战略，贯穿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和激烈国际竞争的过程中赢得发展的主动权。 (三)不能因为个别问题而否认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道路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尽管经济面临一些结构性问题，但我国仍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有些问题是需要在进一步发展中逐渐解决的问题，不能因为个别问题而否认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道路。我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质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我们完全有能力跨越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对“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在学术界进行深入讨论和研究，有益于我们澄清相关认识，深化对经济发展规律的理解和运用。但需要强调的是，由于“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普遍现象，“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掩盖了不发达问题的本质，忽视了不同历史条件和社会制度下经济发展的本质差别，无助于我们准确反映现阶段中国经济面临的阶段性特征并制定科学的战略和政策，特别是一些以“中等收入陷阱”为依据而主张中国应当完全照搬新自由主义政策的错误观点，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很大误导作用，需要高度警惕。 综上所述，“中等收入陷阱”并不适用于中国，如果对此概念不加以分析而直接套用，可能会对中国的改革和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对于“中等收入陷阱”，我们应持审慎态度，虽然在学术界可以深入研究，但在党和国家的主要媒体和公开宣传报道中应尽量少用或不用。与此概念类似，应慎用所谓“刘易斯拐点”“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全要素生产率”和“人力资本”等概念，尤其在关系中国经济发展重大问题和道路方向等议题上，应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建立和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掌握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话语权。 参考文献：[1] Indermit Gill, Yukon Huang, Homi Kharas. East Asian Visions: Perspective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World Bank Publications, 2006.[2] Indermit Gill, Homi Kharas. An East Asian Renaissance：Ideas for Economic Growth. World Bank Publications, 2007.[3] World Bank. Robust Recovery, Rising Risks. World Bank Publications, 2010.[4] World Bank. China 2030: Building a Modern, Harmonious,and Creative High-Income Society.World Bank Publications, 2012.[5] 蔡昉“. 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经验与针对性[J].经济学动态, 2011,(12).[6] 许小年深圳演讲：中国已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资本边际收益等于0 [DB/OL].搜狐财经, http://www.sohu.com/a/141016936_465444. 2017-05-16.[7] 许小年.数据显示出中国落入中等收入的信号[J].上海企业,2017,(10).[8] 张德荣“. 中等收入陷阱”发生机理与中国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动力[J].经济研究,2013,(9).[9] 郑秉文“. 中等收入陷阱”与中国发展道路[J].中国人口科学,2011,(1).[10]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与中国发展之路[J].中国市场,2012,(50).[11] 刘福垣.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伪命题[J].南风窗,2011,(16).[12] 张宇.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中等收入陷阱”[N].光明日报,2015-05-06.[13] 杨承训、张新宁.科学运用“两期论”把握阶段性特征——兼析“中等收入陷阱”论的非科学性[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2,(1).[14] Mylène Gaulard. A Marxist Approach of the Middle-Income Trap in China. World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5,(3).[1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6] 列宁选集(第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7] 王义桅“. 陷阱说”背后的双重逻辑[J].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8,(4).[1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作者系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来源：昆仑策网，原载《思想教育研究》2019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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