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探寻和总结新中国历史发展的原因，不仅是新中国历史学者的研究课题，也是理论界和实际工作者探讨的问题；不仅受到发展中国家学者的重视，也引起许多发达国家学者的兴趣，成为世界性的课题，有人甚至提出“中国模式”的概念。我认为，世界上不存在“普世”的发展模式，我们不赞成中国照搬别国经验，也不赞成别国照搬中国经验。如果说有一个“中国模式”，这个“模式”只能是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一种模式。如果说这种“模式”具有普适的意义，这个意义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具体情况相结合。准确地说，“中国模式”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是新中国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也是发展的基本经验。
原因和结果，是构成世界普遍联系与发展的基本环节之一。人们之所以重视对历史因果关系的分析，目的在于通过正确认识因果关系，更好地总结历史，把握现在，预测未来。
新中国成立后，用了不到30年时间，就在落后农业国的基础上建立起了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用了不到50年就使钢产量由60万吨攀升到1亿吨，又用不到10年攀升到8亿吨，占世界钢产量一半；用了仅仅40年就使GDP由世界各国排名之外进入前10名，又用了10年跃居世界第二；人均GDP更是由不足50美元，仅用70年就达到了1万美元。在短短70年里，新中国由农业社会进入到工业社会，又开始跨进信息化社会。这种时空跨越，超过了中国古代的几千年，也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近代的三四百年。这样的变化速度，可以说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就发生了一个问题，即这种发展变化的原因何在？我们研究新中国史，不能不分析这个问题。
任何历史发展的原因都不可能是单一的，何况新中国历史的成就如此之大、发展如此之快，原因当然更是多方面的。但我认为，最基本、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新中国走了一条既不同于当代世界大多数国家所走的资本主义道路，也不完全相同于当年苏联和许多东欧国家所走的社会主义道路，而是从一开始就走了一条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尤其改革开放后，更走出了一条日益成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的优越性，说到底就在于领导人民建立了新中国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继续秉奉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向人类最美好社会共产主义前进的理想，并结合中国的国情和国际形势的实际，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前进动力的观点，创造并自觉运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矛盾的学说，充分发挥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历史能动性、主动性、选择性、创造性，从而呈现了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的完美统一。
现在国内外敌对势力集中攻击新中国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制度，这从反面说明，它恰恰是新中国成功的主要原因，说明我们做对了。那些人之所以指责它违背“普世价值”，“不民主”“不合法”“专制”，因为他们是用资本主义国家政党制度的尺子来衡量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马克思主义告诉人们：一个国家的上层建筑，特别是它的政治制度、政党制度，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新中国之所以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制度而不实行多党轮流执政，其根源就在于它的经济基础是以公有制为基础、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而不是由多个大财团为主导的资本家所有制。在这个经济基础上，人民内部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并且不允许有任何势力破坏这种利益的一致性。过去，中国共产党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是采用宪法序言叙述中国革命过程的形式加以体现的。中共在十八大后，进一步认识到，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因此，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根据实践发展的需要，把“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写进了宪法修正案总纲第一条。可见，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不仅有理可据，也是有法可依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制度之所以最适合经济后进国家追赶先进国家，关键在于这种制度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必要的政治内耗，最大限度地发动群众、调动资源、集中力量，最大限度地提高工作效率、加快建设效率，以此弥补自己的后进劣势。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和民族众多，历史上长期存在封建割据、民族分裂、一盘散沙的国家，如果不实行这种制度，力量更不容易得到集中。中国共产党在实行这种政治制度的同时，十分注意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并且重视处理党和非党、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比如：创立并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注意发挥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尽可能扩大地方权力，发挥地方积极性；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建立民族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自治乡。正是这些做法，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制度在追赶先进国家的过程中，更加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和威力。
当然，实行这种政治制度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确保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并确保自身不谋私利、不脱离群众、不改变颜色。改革开放前，我们接二连三地搞党内整风和政治运动，尽管其中有的存在简单、粗暴、扩大化的错误，但目的皆在于此。改革开放后，中共总结了经验教训，不再采取政治运动的形式，但整党和各种主题的党内集中教育一直没有停止，目的也在于此。
新中国历史成就大、发展快的原因，还在于中国的社会主义采取了一种结合自身需要和实际的经济体制。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适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采用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并相应进行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公有化改造，对短时间里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由于缺少经验、要求过急，致使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一统天下，计划经济集中过分，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生产经营的多样性、灵活性和群众的积极性。后来虽然也提出要统筹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实行以国家和集体经营、计划生产、国家市场为主体，以个体经营、自由生产、自由市场为补充的体制，但始终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很好做到，有的完全没有做到。改革开放后，创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允许发展个体和私营经济，不断加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同时，坚持把土地、矿藏等重要自然资源和金融、交通、通信、能源等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牢牢掌握在国家和国有企业手中，坚持发挥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作用。这种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一方面有利于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快速反映社会需求，有利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另一方面，有利于弥补市场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局限性的不足，防止资本控制国民经济的命脉和左右政策的制定，抵制国际经济危机的冲击，有利于保证公平竞争，维护市场秩序，促进共同富裕，保护生态环境，推动可持续发展。
当前，探寻和总结新中国历史发展的原因，不仅是新中国历史学者的研究课题，也是理论界和实际工作者探讨的问题；不仅受到发展中国家学者的重视，也引起许多发达国家学者的兴趣，成为世界性的课题，有人甚至提出“中国模式”的概念。我认为，世界上不存在“普世”的发展模式，我们不赞成中国照搬别国经验，也不赞成别国照搬中国经验。如果说有一个“中国模式”，这个“模式”只能是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一种模式。如果说这种“模式”具有普适的意义，这个意义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具体情况相结合。准确地说，“中国模式”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是新中国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也是发展的基本经验。
（作者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兼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来源：察网，本文摘自《当代中国史研究的理论范畴与方法论》一文第5部分，原载《广东党史与文献研究》2020年01期。原标题为“关于当代中国史发展的原因”。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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