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篇名为《我们将回到1950-1960年的自由主义时代》的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观点报》访谈文章（见【附录1】）和一篇名为《新自由主义的终结与历史的新生》的斯蒂格利茨的文章（见【附录2】）在微信流传。两篇文章看似有争论，但其实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点，那就是它们虽然都赞成否定新自由主义，但又都赞成旧自由主义。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欧美的学者都发现，新自由主义太自由了，给予了垄断资产阶级太多自由了。我怀疑，《观点报》之所以刊登对福山的访谈，背后是资本的运作，是国际垄断资本在为选择一块后退阵地进行舆论铺垫。这意味着它们希望继续延续自由主义对中国的统治。对中国而言，则应该下大力气根除自由主义，包括理论界和政策界的自由主义。因为自由主义是中国国家发展、人民幸福的大敌！斯蒂格利茨说福山是新自由主义者。福山否认自己是新自由主义者，认为自己只是“描述了一个体系（自由主义者将国家视为主要敌人的体系）的绝对地位”，这并不意味着自己“赞同该体系的价值观”。因为新自由主义和旧自由主义的差别不大，都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福山认为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就否定了社会主义的合理性，当然意味着他赞成资本主义，因此，也必然赞成新自由主义和旧自由主义的内核——即资本的自由。如果福山不是新自由主义者，新自由主义的媒体、学术也不会给福山那么多的舞台。而且，到目前为止，没有什么证据表明福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在拥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二元对立、二项选择中，我们只能推出福山是新自由主义者，至少过去是。现在，新自由主义不吃香了，福山就退而求其次，表明自己支持1950-1960年的自由主义了。这两种自由主义是50步和100步的差异，可以在我们的理论中忽略不计，尽管它在资本主义现实中有造成较大差别的可能（概率应该远远低于50%）。福山的许多基本观点是自相矛盾的。他一方面说“认为政体的类型与应对疫情的治理效果之间有任何联系”，另一方面又说“唯一的例外是中国”，“中国模式是非西方模式中最成功的一个”。假如政体类型与应对疫情的治理效果之间如福山所说没有任何联系，例外就不会发生在中国。很显然，中国的政体是与西方国家不同的，西方国家之间的政体也在大同的基础上有小的差异。如果考虑到一种政体对于包括公共卫生设施、卫生政策在内的整个经济社会的塑造作用，政体类型与应对疫情的治理效果之间的关系就更不能否认了。再推而广之，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看，政体类型与一个国家的治理效果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国家的上层建筑与一个国家的社会形态、发展潜力的关系。二者怎么可能任何联系呢？福山是在推行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吧！福山一方面说“中国模式是非西方模式中最成功的一个”，“我们不要忘了中国悠久的权力集中的历史，这一传统在日、韩等一些邻国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另一方面又说“这种模式无法被亚洲以外的国家复制借鉴，例如在拉丁美洲，这种强大政府的传统并不存在。”这就更是无视历史了。资本主义模式首先在欧洲的荷兰兴起，后来被英国复制；再通过英国被法国、德国复制；再通过法国等国被美国复制；再通过美国被日本复制。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史不仅是贸易、投资的扩张，而且是经济政治模式的复制史。既然（一时）占优的资本主义模式可以被复制，在20世纪和21世纪占优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模式为什么就不能被复制？谈论历史的历史学者竟然无视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其笑话更甚于有的中国海归学者把Mencius（孟子）翻译成中文的时候翻译成“孟休斯”。福山一方面说“如今我们看到了这种新自由主义的彗星尾巴，它已经死了”，另一方面说“我们将回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自由主义，即市场经济、对私有财产的尊重、以及通过干预手段减少社会及经济不平等的高效的国家三者并存”。首先，只要福山还在，只要比福山还右的人还在，只有比福山左不了多少的人还在，新自由主义就没有在理论上死透。其次，只要资本主义还在，还没有被社会主义替代，新自由主义就没有在实践上死透。而新自由主义只要在实践上没有死透，就不可能在理论上死透。第三，所谓市场经济、对私有财产的尊重可说正是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在中国应用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基本上是为私有化背书。在中国，尊重私有财产在相当程度上就是不尊重公有财产，其潜台词甚至可能是化公为私。第四，西方国家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也没有减少多少不平等。基尼系数的涨落只是资本主义的阶段性的变化，无关质变。而且，与其把这种不平等的减少看作是国家的作用，或许还不如把它看成是战争的结果。福山一方面在其它地方承认他的关于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的观点有误，另一方面在这个访谈中又认为“这些民粹主义进一步证明了我们确实经历着‘历史的终结’”。历史永远不会终结的。福山一方面认为“一个国家为了生存，首先需要专家，需要一个无私致力于公众利益的人，然后还需要能听取前者意见并做出相应决定的领导人，而我们的总统却花了两个月时间在说大流行与我们无关”，另一方面却认为，资本主义依然是可行的。仿佛资本主义会培养出无偏向资产阶级之私的领导人来似的。由以上分析就可以知道，福山的逻辑是漏洞百出的。为什么一个逻辑漏洞百出的人会有报刊去访谈他呢？为什么这样一个在世界重大事务上前言不搭后语的人会是世界著名学者呢？为什么中国一些人会相信这样的专家的看法呢？为什么与他相反的意见却难登上西方的报刊电视网络呢？长期以来，斯蒂格利茨是从新古典经济学阵营里杀出的反对新古典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的学者。斯蒂格利茨也是这样认识自己的。他在年轻时就意识到，如果不首先遵从新古典，就不可能成长起来。他是在遵从新古典的范式的前提下，通过引入信息，阐明他早已感觉和发现到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巨大逻辑矛盾的。实际上，如斯蒂格利茨这样的出于新古典却反新古典的人大有人在。西方发展经济学20世纪40、50年代的兴起，就是由一批受新古典训练而反新古典的人造成的。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一些著名的学术杂志在过去20年中也逐渐陷入到新古典范式之中，至今依然不能自拔。它们在十余年里几乎只发包含计量研究的文章，实际上认为无计量不学术。这些计量文章许多大量错误套用西方新古典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所使用的计量工具也是漏洞百出（这是国内一位发表了大量计量文章的学者告诉我的；我当然也是持有这种观点的）。这就表明，斯蒂格利茨、阿克勒夫等人用信息经济学的方法所传递出的新古典经济学并不是真理的信息，并没有得到中国经济学界的普遍吸收。从这个意义上看，被一些人视为中国经济学主流的经济学实际上还处于非常幼稚的状态。一些学者私下里也承认，过去20年来发表的大量计量文章是错误的，但又认为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学习过程。诚然，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范式在形式上是有了很大进步，得到了国际学者的认可，但这并不是中国经济学应该达到的水平。中国经济学研究放弃马克思主义指导放弃的太多了！也就是自由化太多了！斯蒂格利茨是一位博学的学者，但还是有自己的局限。他对社会主义还是一知半解。这由2011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他的著作《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可以看出。他是生于资本主义长于资本主义的学者，对资本主义有批判精神，但还不够深。斯蒂格利茨知道马克思谈论过剥削，但他对剥削的认识还不够深刻，因为他没有走到否定资本主义这一步。斯蒂格利茨是一位多产的学者。然而，正如《道德经》所说“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马克思主义的大道被废弃不用，搁置一旁，才有斯蒂格利茨等人的多产。“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如果部分绝弃斯蒂格利茨等人的成果（“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对于中国将是一件大好事。西方经济学的还不算歪曲的学术，如斯蒂格利茨和萨缪尔森否定比较优势的文章，大部分是故意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不这样，文章就写不长，就写不多。但这样一来，就白白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资源。正是西方的学术市场使得宝贵的学术资源被浪费到鸡毛蒜皮的小事上。比如，信息经济学就主要研究保险市场、金融市场等次要的方面，而把人们对所有制安排这一根本大事的注意力转移了。这就是言不及义，好行小惠了。这就有点儿类似中国晋朝时期士大夫的清谈、玄谈了。至于那些歪曲的学术（如公地的悲剧、计划经济等同于奴役、资本主义等同于自由等新自由主义说教），就把（资本主义国家）人们的意识引导到错误的方向上去了。
三、根除自由主义是新时代中国伟大文化斗争
从理论上说，自马克思以来，西方自由主义就死掉了，新自由主义根本不用产生。然而，在马克思逝世后，19世纪9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在英国产生了。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就是标志。该书可以看作是新自由主义的创世之作。20世纪9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又在中国大规模登陆了。中国学界为了抗击新古典经济学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新古典经济学还是侵入到了中国大学的课堂，中国的学术杂志，中国的政策话语甚至政策文件之中，使得中国的意识形态和政策深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现在，就连福山这样的人都认为，新自由主义已经死掉了。这是一件大好事！它预示着，西方一百多年来的新自由主义的学术努力（从1870年西方经济学边际主义革命算起）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付之东流，特别是作为其经济学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努力可能付之东流。然而，旧的意识是顽固的。新自由主义和旧自由主义在西方根深蒂固。这种旧的意识虽然在中国早已被破除过，但现在也已经多多少少地透过各种途径和时间或长或短地嵌入到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生活中。华盛顿共识在中国已经失去光环，但代表着资产阶级意识的拜金主义、私有观念、要素分配、凯恩斯主义等等依然盛行。中国农村可能还在执行一种由一些中国人自己设计的通过解构村社最终将中国农村土地、农业生产私有化的政策。解构了村舍，中国农村必将形成类似美国那种大农场的生产结构。这是将中国人彻底无产阶级化（许多家庭流离失所，大量家庭年均储蓄不到400美元）的一种政策。而中国正在执行一种农村确权和实验家庭农场的政策有通向这种绝境的危险。这种种现象都说明，彻底地拔除自由主义还有待时日。对待新自由主义正确的态度依然是“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反对自由主义可能是反对普通人的步调不一，但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是反对当权派的自由主义。实际上，在苏联，自赫鲁晓夫以来，否定斯大林的主要是一些变了质的当权派官员。他们有的认为自己的认识比斯大林的认识还更符合实际；有的口头上信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实际上要谋的是个人私利，想的是如何特上加特；有的则可能只是沽西方之名钓西方之誉。斯大林时期虽然干部特权问题已经有所发展，但斯大林所塑造的基本政治、经济制度与监督体系对广大干部形成了实质上的约束。不仅斯大林模式成为了那些谋求私利的变质官员达到自己目的的最大障碍，而且斯大林理论成为了那些试图推行自己理论和试图沽西方之名钓西方之誉的变质官员达到自己目的的最大障碍。虽然目的不同，但三者在反对斯大林主义上殊途同归：不从根本上反对斯大林，他们的许多理论和行动就会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抵制。他们认为，只有把斯大林污名化，才是他们获得理论和物质自由的根本。历史告诉我们，斯大林模式可能存在问题，但自赫鲁晓夫以来的苏联的改革问题更大。历史也告诉我们，赫鲁晓夫之流最终也没有获得多少自由。国内外历史和对西方观点的逻辑分析都告诉我们，中国应该坚决地根除自由主义。这是新时代中国伟大的文化斗争。只有坚决地根除代表着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诉求的自由主义的影响，中国的意识形态才能安全！只有中国的意识形态安全了，中国才会有经济的安全，才会有民族的自由和人民的自由。
福山：我们将回到1950-1960年的自由主义时代
(原题: Nous allons revenir à un libéralisme des années 1950-1960)
✪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2020年4月9日发表于《观点报》(Le Point)，“法意读书”编译首发）观点报：柏林墙倒塌后，您断定了自由民主制国家的胜利。但是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些国家对抗病毒时竟表现得如此差？
福山：我不认为政体的类型与应对疫情的治理效果之间有任何联系。唯一的例外是中国，它本可以表现的更好，但是在它提供的数据方面却仍然存在一些疑点，而且它还使病毒传播到了其领土外。在民主政体中，有些国家表现的很好，例如韩国、德国和北欧国家，有些则要糟得多，例如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如果一定要找到关联的话，大概要着眼于民粹主义国家或由民粹主义领导人领导的国家，例如特朗普在的美国，博索纳罗在的巴西，洛佩斯·奥夫拉多尔在的墨西哥，欧尔班在的匈牙利。这些国家的情况都很糟，因为他们的领导人一直否认这场疫情，为保持统治者的声望而故意淡化疫情。因为拒绝采取必要的行动，他们使整个国家走向了灾难。同样，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等独裁政权也将受到疫情的重创。
观点报：真正削弱西方的敌人竟是一场流感，您是否对此感到惊讶？
福山：我并不觉得这令人惊讶，它只是一系列意外事件的一个，我们不知道这些事件何时会发生，但却考虑过有这个可能性。我们可以将这类事件与气候变化进行比较，尽管气候变化的节奏会更慢些。我们知道所有国家在解决过程中都将遇到很大的困难，但同时也知道这是我们未来生活的一部分。
福山：确实，国家能力是关键。这一切都取决于国家对公共卫生和紧急情况作出反应的能力，但这同样也依赖于人民对其国家、领导人及领袖才智的信任。于是问题就变成了：为什么有些民主国家快速、高效，而另一些却相反？真正的分界线在于，有的国家国力强大并拥有高效的卫生政策（无论是以何种形式），而另一些国家国力较弱且没有这种卫生政策（例如印度次大陆或非洲），后者将会经历一场灾难。
观点报：虽然中国采取的措施仍受到一些质疑，但中国难道不是再次证明了，它是自由民主模式的真正替代方案？
福山：中国模式是非西方模式中最成功的一个：国家干预和准资本主义的混合体。这个国家所关切的，即便不能说是实现人民福祉，至少也是向人民提供帮助。我们不要忘了中国悠久的权力集中的历史，这一传统在日、韩等一些邻国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但是，这种模式无法被亚洲以外的国家复制借鉴，例如在拉丁美洲，这种强大政府的传统并不存在。像中国这样的政权更有能力应对紧急情况，但韩国等其他国家若想取得同样好的成绩，则不必诉诸这种强制手段。因此，这次疫情并不能证明中国制度的优越性。
观点报：我们正处于剧烈的逆全球化趋势中。您对其未来有何预见？
福山：在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前，全球化已经达到了它的最大界限，我们正在考虑遏制全球化。这次疫情将促使人们思考。不过在许多公司都打算调整散布在世界各地的供应链以便优化资源时，如果仍认为整个经济领域将把产业调回本国以实现自给自足，那无疑将是荒谬的。要世界退回到五十年前的发展水平，这是不可能的。尽管逆全球化极有可能出现，但要考虑的只是程度问题。观点报：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最近在美国发表了一篇题为《新自由主义的终结与历史的复兴》的文章。您是否也相信这个体系已走向迟暮？
福山：在这篇文章中，斯蒂格利茨把我列为新自由主义者之一并对我进行了攻击，原因仍在于我写的书《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但是，并不能说因为我描述了一个体系（自由主义者将国家视为主要敌人的体系）的绝对地位，就意味着我赞同该体系的价值观。相反，我认为如今我们看到了这种新自由主义的彗星尾巴，它已经死了，我们将回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自由主义，即市场经济、对私有财产的尊重、以及通过干预手段减少社会及经济不平等的高效的国家三者并存。大流行再次表明，一个强大的国家是必要的。观点报：若要颠覆您的书名，这可能是个新故事的开始吗？
福山：这一定要谨慎。我们不会因为听到蛊惑，就完全抛弃自由主义模式，但是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改变自由主义、社会保障和国家干预之间的平衡。
观点报：在您的书名中，“最后一个人”使人想到尼采，也想到那些没有“权力意志”、沉迷于无聊和安逸中的虚无主义者。我们是生活在这种情况中吗？
福山：在民粹主义政权和民粹浪潮抬头的欧洲及美国社会尤其如此。民粹政权向人民保证了现状，但并不真的关心人民的主要诉求，也不为争取地位和获得承认而进行斗争。我认为，这些民粹主义进一步证明了我们确实经历着“历史的终结”，因为它们以削弱了的形式重演着那些已经存在的想法：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但是这种重演也适用于社会民主主义……
观点报：法国正在围绕口罩问题争辩不休。目前我们缺少口罩，美国是什么情况呢？
福山：真糟糕，我们似乎有着同样的担忧。口罩和呼吸机的短缺从一月份起就已经被预料到了，但是人们没有采取任何重启相关生产的措施。这证明一个国家为了生存，首先需要专家，需要一个无私致力于公众利益的人，然后还需要能听取前者意见并做出相应决定的领导人，而我们的总统却花了两个月时间在说大流行与我们无关。
福山：一个政治教训。作为美国人，我坚持认为，我们绝不能相信像特朗普这样的总统。在他当选之前，这个罔顾事实真相并且自恋无知的跳梁小丑已经让我们十分担忧了，但是真正考验这类领导人的，是我们正在经历的危机。此外，他并未能建立起克服危机所必须的团结和集体信任。如果在发生了这么多事后，他仍能在十一月连任，那么美国人的问题就真的很严重了。如果是别人当选，那我们就可以将此作为重要的教训铭记在心。
(原题: The End of Neoliberalism and the Rebirth of History)✪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2019年11月4日由报业辛迪加发布，“聽贰拾肆橋”编译首发）
冷战结束之际，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完成了一篇题为《历史的终结？》的著名文章。他认为，共产主义的崩溃将为全世界迈向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的最终命运扫清最后的障碍。很多人同意这一点。今天，我们遭遇的是基于规则的自由主义全球秩序的衰退。此时此刻，福山的主张显得陈旧而幼稚。但它强化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原则，这一原则在过去四十年间盛行于世。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将不受约束的市场视作实现共同繁荣的最无可置疑的手段，这一信念的可靠性眼下岌岌可危。很好，理当如此。人们对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的信心同时衰退，这并非偶然或者仅有相关关系。新自由主义为害民主已有四十年。作为新自由主义之药方的那种形式的全球化令个人和整个社会无力控制关乎他们自身命运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这一点，哈佛大学的丹尼·罗德里克已有相当透彻的阐发，我在我的近著《全球化逆潮》和《人民、权力与利润》中也有申述。资本-市场自由化的影响尤其令人厌恶：假如某个新兴市场的头号总统候选人失去了华尔街的青睐，银行就会将它们的资金从该国撤出。随后，选民得直面残酷的选择：要么向华尔街屈服，要么遭遇严重的金融危机。就好像华尔街比该国的民众拥有更强大的政治力量。甚至在富国，普通民众也被告知：“你无法落实你想要的那些政策”——不论那些政策是充分的社会保障、体面的工资、累进税，还是受到良好监管的金融系统——“因为国家将丧失竞争力，工作机会将消失，而你会蒙受大麻烦。”富国和穷国的精英都承诺，新自由主义政策将推动经济增长，由此得到的福利会形成涓滴效应，包括最穷困人群在内的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将获得改善。但要实现这一点，工人不得不接受更低的工资，所有民众都不得不接受重大政府规划遭到削减。精英宣称，他们的承诺有科学的经济模型和“实证研究”作为依据。很好，四十年后，数字俱在：增长放缓，增长的果实绝大多数到了身居最顶层的极少数人手中。随着工资的停滞和股市的高涨，收入和财富在向上流动，而不是形成滴涓效应，向下流动。抑制工资——以获得或者维持竞争力——且削减政府规划，怎么可能提高生活水平？普通民众觉得，他们买到的是纸上的财富。他们认为自己被骗了，这一感受恰如其分。我们正在经历这一巨大骗局的政治后果：怀疑精英，怀疑作为新自由主义之基础的经济“科学”，怀疑促成这一切的被金钱腐蚀的政治制度。现实是，尽管“自由主义”这个名字还在，但这个新自由主义的时代远不是那么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强行确立了一种思想正统，其守卫者完全不能宽容异见。立场离经叛道的经济学家被视作异教徒，旁人避之唯恐不及，他们最多被分流到了少数孤立无助的研究机构中。新自由主义与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提倡的“开放社会”之间几乎没有相似性。如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所强调的那样，波普尔承认，我们的社会是一个复杂难解、不断演化中的系统，我们在这个系统中学到的东西越多，我们的知识对这个系统运转状态的改变就越多。没有哪个领域的不宽容更甚于宏观经济学。在这个领域，流行的模型排除了如我们2008年经历的那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当不可能之事发生，人们看待这件事就好像是五百年一遇的洪水：没有什么模型可能预测这种反常事件的发生。即便是在今天，提倡这些理论的人仍拒绝接受这一点：他们信赖市场的自我监管，拒斥外部性，要么认为外部性不存在，要么认为外部性无关紧要，由此导致的去监管化问题对引发2008年那场危机起到了枢纽作用。假如2008年的金融危机未能令我们意识到不受约束的市场无法运转，眼下的气候危机理当令我们意识到：新自由主义确实将终结我们的文明。但一样清楚的是，那些善于蛊惑人心的政客希望我们无视科学和宽容精神，他们只会加剧事态的恶化。前进的唯一道路，拯救我们的星球和文明的唯一办法，是历史的重生。我们必须复兴启蒙运动，再度致力于伸张这样一些启蒙运动的价值：自由、尊重知识、民主。
（作者系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导，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
【原创】，附录文和图片摘编自“文化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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