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研究中国经济奇迹和发展成就的社会主义因素
——兼谈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些基本问题
【摘 要】新中国70年和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历史性成就，尤其是实现了长期高增长的经济奇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国家富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这些成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取得的，应当重视其中的社会主义因素，经济奇迹和发展成就背后有独特的制度优越性支撑，必须看到我国经济发展成就与自身社会主义制度、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与政治、社会主义市场与政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内在计划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经济与非公经济、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世界经济、我国内部市场与外部市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与生产动力、社会主义的劳动者与人力资源问题、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等一系列社会主义因素和独特优势所在。
新中国70年、改革开放40年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历史性成就。尤其是中国制造、中国速度、中国体量等指标构成的中国经济奇迹已经让世人有目共睹。由此，关于中国经济奇迹和发展成就成因的解读，必然成为前沿和热点问题。在外部，不论是希望学习借鉴中国者，还是将中国作为竞争对手者，都试图了解中国发展的真实原因。在内部，解读者的立场、观点、方法不尽相同，众说纷纭。舆论引导影响着世人对中国道路和发展方向的判断。
习近平反复强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
在新中国迎来70华诞之际，习近平在2019年全国“两会”上着重强调：
“共和国是红色的，不能淡化这个颜色。”
这里强调的是，新中国以社会主义立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是社会主义，那么对于中国经济成就的解读首先应该是对社会主义成就和因素的肯定。而学界在这方面的解读明显不够，以至于不少人在观念上认为中国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与社会主义不再相关。甚至可以说，如果中国学者看不到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就和优越性因素，就是“灯下黑”，还不如睁眼看中国的外国学者。如果说一些学者存在学科知识和立场局限，那么马克思主义学者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理应责无旁贷地去研究社会主义成就和因素。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70年，如果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不研究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成就、看不到中国奇迹的社会主义因素、不重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就有失职或跑偏之嫌。限于篇幅，这里仅从提出问题的角度，将中国经济奇迹的社会主义因素归纳为以下十个方面，以期引起学界关注，进一步深化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问题。
一、我国经济发展成就与自身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经济体量容易得到普遍认可。而对于中国经济的成就是如何取得的这一问题，普遍看法却并非全面和实事求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迎来几十年的高速增长，实现了经济振兴和国家富强，因此，改革开放后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发展中国，改革动力论毋庸置疑。然而，改革开放是有实际内容，也是有条件的，不能用改革开放解释一切。比如，世界上搞改革开放的国家不只是中国，难道说凡是实行改革开放的国家和地区都很成功吗？就拿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哪个国家不愿意改革开放？是否都能够改革开放？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前不也实行了改革开放吗？为什么偏偏中国的改革开放成就卓著？除此之外，社会舆论还普遍存在一种奇怪的主观印象，即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制度、体制机制不好、问题很多，改革开放就是否定过去，似乎否定得越彻底改革才越到位，改革俨然比革命还彻底。其实，改革本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发展和完善，这正是改革的初衷。改革是要割除现存体制机制存在的弊端，而且要不断创新体制机制，但不能对于支撑改革开放甚至决定改革开放成败的诸多已有制度优势熟视无睹。我们在舆论上往往更多肯定的是经济发展的过程和结果，而较少肯定我们社会主义制度自身的优越性。
比如，土地集体所有制就是我国农村社会主义的独特形式。它不但奠定了新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成功的基础，为广大农民翻身解放、新中国的工业化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作出了历史性贡献，而且在为改革开放新时期农村和农民生活长期安定提供保障的基础上，保证了为城乡提供源源不断的农村廉价劳动力，即使经济不景气公司破产倒闭，即使欠薪，农民工也能照样回家过年。农民工是为现代城市建设打工的农民，也是最不易闹事的工人，因为他们是能够满足基本吃住的土地的主人，他们的土地是不能随意被买卖支配的。这是中国的制度优势，没有这一点，企业哪来的“风景这边独好”？反过来看，如果改革开放消灭了土地集体所有制，绝大多数农民在失去土地的情况下进城，那么那样的中国社会必将危机四伏。因此，对于下一步的现代化战略，党中央不是一味强调城市化，而是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过去宣传城市化似乎要一步步消灭原有乡村，而当前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则意味着保留和保护乡村，这就是很大的不同之处。
像这样已形成的社会主义独特性还有很多。如果没有比较完备的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作为基础，改革开放后中国制造从何而来？如果没有政治建军之下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做坚强后盾，哪有改革开放长期安全稳定的国内外环境？如果没有无产阶级性质的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怎么可能形成强大的改革凝聚力和领导力？如果没有以马克思主义民族解放理论为指导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政策，就不会形成中华民族团结的生动局面，而必然发生民族分裂、民族战争的悲剧。世界历史发展至今，许多国家和地区一直在上演民族分裂的闹剧，唯有中国56个民族依然紧密团结在一起。如果取消了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和意识形态，党将变质，军队将失去战斗力，国家将四分五裂，改革开放将走向邪路，民族复兴和国家现代化不仅不可能，而且中国必将坠入深渊。因此，不仅要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而且要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这里内含着社会主义与改革开放的统一关系。邓小平指出：
“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对于改革开放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强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
改革绝不能改变社会主义性质，而是要更好地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也是有初衷的，那就是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商品经济不发达的课，大力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壮大完善社会主义。因此，党中央关于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是着力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与政治
和平时期，发展经济常常上升为国家的最大政治，进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也是如此，我们的许多工作和主要精力、资源都围绕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既然如此，就不能随便说政治与经济分开，就如同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党和执政党，不能随便说党政分开一样。政治经济功能不同、党政职能不同，但不宜简化为“政经分离”和“党政分开”。可以说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环境属于不同领域，但都在支持经济发展，都离不开经济发展，都不能与经济发展这个中心工作分开。没有党政领导、法治、文化、社会保障等各方面支持，经济不可能独立发展。因此，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发展和振兴，经济界不能将经济成就归功于自己却经常责怪党政干预，而一旦遇到困难又要求政府和全社会给予支持。应当说，世界各国任何党派上台执政都会或多或少地干预经济，在国际舞台上各国政府也都在为自己国家的经济发展争取利益。没有良好的政治秩序和基本的政治安定局面，经济发展也就没有基本保障。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的经济发展怎么能缺少强有力的政治支持，更何况我们有自己特殊的国情、党情、政情。
中国实现经济振兴的成就举世瞩目，而中国的政治稳定、社会安定也是最大优势，是实现经济振兴的政治基础。中国共产党不仅是执政党，更是作为领导党执政的，因为我们的国家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是领导一切的。中国政治稳定、社会安定得益于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到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各项制度，所有大政方针都是由党领导人民制定，所有战略部署都是党中央作出。
习近平强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因此，研究中国经济就必须研究中国政治，必须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必须跟着党的指导思想、发展理念和政策方针走。这是研究中国政治和经济发展的真正的落脚点。
例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基石。生产资料公有制性质的企事业单位、土地以及祖国的山川河流、资源矿产都是公有性质。这些公有财产、资产由谁负责掌管？在资源开发中，占有权、使用权与所有权的关系和利益分配原则等问题，不仅是经济领域的问题，而且可能涉及重大政治问题。公共资源的分配、开发、利用等具体运作，都需要各级党和政府、人大、政协共同承担责任和义务，对于一切有公有资产的任何企事业单位，都要加强党的领导和群众监督。凡是涉及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核心问题，党和国家机器的监管必须到位，人民监督必须到位。因此，社会主义经济学不应简单地提政经分开。
三、社会主义市场与政府
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是西方经济学反复谈论的老命题，上百年来，无数学者一直在老生常谈。其实这也是个伪命题，因为理论假定和结论总跟不上也对不上实际运作，总在纸上谈兵。比如，一些学者总在强调实现完全自由市场和最低干预市场的小政府、弱政府，而事实上就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当政者也不会按照书本进行市场运作。从早期的重商主义到当今的金融危机，哪个国家政府不在极力干预市场？哪个政府不是市场的代言人和开路先锋？政府的所作所为完全是根据实际需要而不是书本结论。西方经济学看似越来越深奥，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金融危机越来越严重。既然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学中不断反复的市场与政府关系理论都对解决自己国家的经济问题无能为力，我国的一些学者将其照搬过来指导中国经济岂不会乱套？这套市场原教旨主义理论让我们不少人奉为圣经、迷信上当，进而误国误民。如果市场化能促进经济发展，为何西方国家经济依然处于停滞且不断深陷危机？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实行公有制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党和政府主导改革，怎么可能这么快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包括小微企业在内的非公经济如果没有党和政府的大力扶植，能有今天的成就，能够靠其自身实力抵御世界性金融危机的风险吗？不能在日子好过时觉得政府没用、一味追求自由自在，到日子不好过时再想到政府、期待政府扶持、埋单、兜底。除此之外，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有很大体量的公有资源，社会主义国家政府是人民政府，人民信任、人民委托、人民授权政府管理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方面公共资源和公有资产，这样的政府怎么可能是小政府、弱政府？怎么能够不停放权？国企改革将政府与企业分开就一了百了，这样行吗？政府可以精兵简政提高效率、防止机构臃肿，但不能变弱和减少责任。过分放权的弱政府就是失职，若造成公有财产流失就是对人民的犯罪。现在普遍推行的第三方制度也要以此作为评判是否可行的标准。我们要做强市场，离开政府的推动和干预行吗？由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明确提出要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即要从我国实际国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从根本上维护好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不需要惧怕背上干预市场的嫌疑，不能总是简政放权一个调子不变。习近平强调：
“政府不是退出、不作为，而是政府和市场各就其位。”
政府该管的还要坚决管，放错的权更要收回来。该管不管是失职，管不好是无能，否则怎么去贯彻党中央制定的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一方针。总之，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中如何更好发挥好政府作用存在着许多值得深入研究的具体问题。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内在计划性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因为生产力落后和商品经济不发达，目的是通过商品经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补齐物质财富不够充足的短板。市场本是商品经济的基本运行规则和资源配置手段，既然是商品经济就需要运用市场机制。马克思说过：
“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这甚至在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成为规律。然而，这同用劳动时间计量交换价值（劳动或劳动产品）有本质区别。”
这说明，劳动时间按比例在各生产部门之间的分配，和劳动时间在利用中的节约，是集体化经济的第一经济规律。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正是在这一点上实现了认识上的突破，指出市场是手段，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后来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另外，商品经济是与社会化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商品经济从不发达到发达，也是生产的社会化（包括国际化）不断升级的过程，也是竞争和垄断矛盾日益尖锐的过程。市场这只手只是加剧这一矛盾的推手，一直将竞争和垄断推向悬崖却做不到悬崖勒马，只能通过坠入悬崖似的经济危机才能劫后余生，对人类社会造成的破坏性影响，一次比一次严重。这种状况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已经反复出现，而且得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科学理论论证。只要进入这种发展状态，任何国家都可能出现这种结果。商品生产的社会化性质客观上不仅需要建立市场激励机制而且要求发挥社会调控作用，应有一只强有力的拉住缰绳的大手，而生产的社会化（国际化）与生产资料的私有化相矛盾，决定了这种状况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下无法真正实现。资本主义国家尽管经济上渴望计划，但只有垄断财团和管理者试图借助垄断势力和政策力量做有限调控，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正是以此为基点，邓小平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和方法，资本主义也有计划。
既然邓小平晚年还多次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和经济手段，资本主义也在搞计划，那么社会主义国家搞了市场经济就不能有计划吗？有许多人已经在避讳谈“计划”两个字了。这恰恰不符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客观上，商品经济不断发展呈现的社会化与市场经济调节的不足这一矛盾，必然对计划调节提出要求，而只有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做到对计划进行调节，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还无法避免世界市场的外在冲击，但社会主义内部的自我调控恰恰是制度优势所在。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曾指出：
“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
虽然当时重在强调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但是邓小平并没有忽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涵的计划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提倡供给侧改革，不仅有效应对了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而且适应了新时代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要求，无论是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重质保量的供给侧改革，还是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作出的每个五年发展规划、“五位一体”战略布局、全面小康和现代化“两步走”战略，包括“一带一路”倡议，都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事实上，在资本主义依然主宰世界市场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我国经济既然参与其中，那么资本主义世界的金融经济危机也必然波及我国经济，而我国经济之所以依然坚挺，或者说“风景这边独好”，恰恰是因为我们有社会主义根基和经济因素。如果我国经济改革走向资本主义化，那么可以断定，我们也会发生越来越严重的资本主义危机，即使经济很快崛起，不久也将走向衰落，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平衡和不可持续规律使然。对此，我国经济学界不能对资本主义经济太过迷信，更不能对自己的社会主义经济太不自信。其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的计划性规律还需要人们重视并深入研究。
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经济与非公经济
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着与之相适应的生产资料所有制要求，支持公有经济和非公经济长期并存发展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改革开放破除了公有制独存的状况，形成了公有制经济与多种非公经济并存的经济成分多元化新格局，从而搞活了经济、提振了经济、壮大了经济。然而，这容易给人造成一种印象，这似乎主要是引入非公经济的功劳，而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公有制经济则是负面因素。更有甚者，在那些新旧自由主义者眼中，改革就是要取消公有制，改革是否彻底就是看消灭公有制是否彻底。尽管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只是说计划与市场多点少点不是问题，却并没有说公有制主体地位可有可无。但是，难免有人借题发挥作出得寸进尺的演绎，把所有制问题也与姓资、姓社脱钩，认为“不管黑猫白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句话也适合所有制变革。这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只有国有企业存在垄断、效率低、懒政不作为等情况，而私有企业就不会出问题一样。其实，无论国营民营，管好了都能发挥作用，管不好都会出问题，而管好管不好的标准，是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即
“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经济应该有一定占比，这是所有制在决定社会制度上的根本地位决定的。非公经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自身特殊性和发展规律，与公有制经济之间具有互补性。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环境中，不能只盯着国有大企业，更应看到私有经济很容易在多种行业形成垄断的趋势。比如大房地产商向文化、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社会生活领域多元化经营的不断扩张，经济文化生活领域的垄断势必左右当地政治权力，这就产生出如何看待非公经济的社会化生产发展趋势的问题。随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发展而带来的国情变化，适应新国情的所有制结构应该是动态变化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固定标准。这里又产生一个商品经济发达与不发达的标准问题。在当今探讨较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存在着公有制实现形式的量变质变度量标准是否明确的问题，进而产生社会主义本身的所有制标准是否明确的问题。类似问题还有社会主义国家能够承受私营经济和私有企业规模的最大限度是多少？国营企业与民营企业多少属于公有或私有？
非公经济中大小企业与政治的关系区别？教育、卫生等事业单位私营化的限度等。许多大是大非问题不应止步于不争论，一时说不清也可充分研讨、认真研究，而不能回避，更不能一直装糊涂。总之，要全面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重在全面，不能一手软一手硬。
六、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世界经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明确标识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是不同于以往世界历史和世界经济史上现代化模式的。资本主义扩张之下的人类交往、世界历史和世界经济，是由工业化开启的现代化道路，并由此打上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标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道路试图打破这一局面，但在面向这一世界经济的改革和开放过程中，他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遭遇严重挫折。没能解决好内部问题和外部关系问题，首先应当说他们生不逢时。一是因为社会主义作为新生事物从弱小开始成长，必然面对如日中天的资本主义列强的“围剿”，经历曲折挫折甚至夭折都在所难免。历史上任何旧制度下长出的新制度包括资本主义制度一开始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二是因为在苏东剧变过程中，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和新科技引发的生产力革命浪潮给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注入一针“强心剂”，虽然不久之后资本主义弊端和危机显现，资本主义国家连续陷入金融危机和社会危机的深坑难以自拔，但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却没能坚持到这一时刻的到来。相形之下，中国的改革开放成功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在快步实现经济振兴和稳步实现全面小康的基础上，已开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可以说，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不同以往，今天的资本主义也不同以往，当今世界正在经历一场新的大变革大变局，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必然包含其中。
当今世界历史和经济全球化给任何国家都提出了如何解决国内经济与外部经济关系的紧要问题。西方发达国家向何处演变？世界上广大发展中国家向何处发展？经济全球化将出现何种态势？中国经济“走出去”将采取何种方式？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具备何种经济基础？等等这些问题都值得深思。事实上，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和中国的对外开放实践已经展现出新时代中国处理与外部经济关系的新理念，通过成立国际金融机构、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等国际投资和经济合作，共建、共享、共同发展、共渡难关、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和谐包容等社会主义价值原则已经彰显了人类先进理念的魅力。可以说，中国全面开放中的“引进来”不会排斥外部先进的经济管理运行模式，中国的“走出去”也不会是走西方资本主义殖民扩张和强权霸凌的旧路。解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对外开放政策决不能忽视这一点，应该将其中的新内涵充分揭示出来。
七、我国内部市场与外部市场
20世纪出现过社会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峙局面，也出现过各自阵营内的两种市场论。在苏联解体结束两极格局之后，特别是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以来，世界各国经济的市场化和相互依赖的增强，确实大大削弱了市场的国界，强化了世界市场的同质性。我国在实施改革开放后，国内经济市场化转型的同时，与国际市场逐步接轨，虽然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很少意识到自身存在相对独立或独特的国内市场，以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提出多年，很多人依然搞不清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含义，或者认为世界上的市场经济都一样。确实一样吗？难道说只有一种性质的市场经济？难道说我国十几亿人和完整的国民生产体系是无足轻重或可以忽视的吗？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国人的购买力有限，我们在向往世界市场时容易忽视自身市场，那么随着中国走向富强，十几亿人的消费市场已备受关注。特别是这次，十多年前始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导致国际市场普遍出现危机，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我国经济增长指标依然保持前列，而出口占比已经很小，也就是说，虽然国际市场在萎缩，但我国国内市场成为主要支撑、自成一体，甚至还能及时而有效地实施供给侧改革。
事实越来越清楚，中国不仅有健全的国民经济体系，而且有国内大市场，是自成体系的超大经济体。我们不仅不应忽视这一点，而且到了应该重视的时候了。我们不排斥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国际化，一直是以更加积极、开放的姿态迎接经济全球化，努力开拓国际市场。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相当长时期内，世界经济政治的不平衡发展造成外围市场动荡不居，贸易壁垒不会消除，国际市场远未达到理想状态，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独特性和国内市场的成长性及其相对独立性越来越凸显出来。国际市场领域的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也会经历严重曲折，相比之下，我国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区域一体化正在形成之中。可以说，我国的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将长期并存发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支撑。这是否可以成为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学新的两个市场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定和特点到底是什么？是否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逻辑？等等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研究。
八、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与生产动力
社会制度性质决定社会生产目的，生产手段不能掩盖生产目的。虽然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和运用市场经济，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上依然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生产的最终目的是要让全体人民过上幸福生活、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也就是要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以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为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需要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促进社会化大生产，以此来发展壮大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规律要求企业生产追求经济效益，而社会主义企业追求经济效益既是目的又不是最终目的，其最终目的是增强壮大自己以服务于全社会，这就是常常强调的社会效益。因此，并非企业都是奔盈利而去，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根本上一致，能够盈利尽量盈利，以增强市场竞争力更好服务社会；有些企业为了维护国家和社会利益不盈利甚至亏损也要办，甚至需要举国家力量予以支持。在此情况下，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于垄断、亏损行业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社会制度性质内生社会生产动力。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背后有追求剩余价值的资本扩张力推，并通过不断塑造拜物教的消费观念和市场需求加以助推。社会主义本应以发达物质文明为基础追求超越物质文明的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也就是以先进文化来克服资本主义拜物教异化和精神危机，可以说社会主义存在基于人类理性的精神动力。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一个长期的物质文明建设过程，有一个长期的外部资本主义世界扩张的不利环境，在此过程中我国也会出现拜物教现象，对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扭曲和对先进文化的消解，并导致社会共同理想的丧失，从而使一部分人丧失社会主义发展的精神动力，进而有可能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演变为某种形式的虚幻。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仅要从事物质生产，而且要重视精神生产，才能确保社会主义成为人们可以感知的实践，才能维护好社会发展进步的精神之源。应该说，不仅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展需要精神动力，而且社会主义物质生产也需要精神动力。现实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往往通过经济利益调动人们的积极性，通过物质刺激、奖惩机制等规则激励或约束人的社会行为，在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人们精神领域的贫瘠，因为物欲泛滥必然消解精神意志，即成语道“利欲熏心”。于是我们发现，社会主义精神动力逐渐变得虚无，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空间被低俗、庸俗、媚俗“三俗”文化所挤压。动力机制物化的单一性必然对经济乃至整个社会造成危害，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如何抵御和扭转这种现象是个大问题。
科技只有在相应的制度中才能形成第一生产力，社会主义制度具有生成相应生产动力机制的优越性因素。马克思明确指出：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第一次使自然科学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同时，生产的发展反过来又为从理论上征服自然提供了手段。科学获得的使命是：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成为致富的手段。”“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才第一次把物质生产过程变成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变成运用于实践的科学，——但是，这只是通过使工人从属于资本，只是通过压制工人本身的智力和专业的发展来实现的。”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只是由于占有资本”才能攫取这些无偿的科技生产力。资本主义对技术的私有化和垄断仅给资本家带来剩余价值增值，并不能促进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和造福全人类。科学技术革命虽然一次次延长资本主义制度的寿命，但科技能否转化为促进生产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生产力则与制度密切相关。因此我们看到，西方发达国家虽然垄断高科技，却无法摆脱金融、经济、社会出现的一次次严重危机、经济衰退甚至长期停滞。相较而言，我国自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来，在科技和经济都比较落后的起点上，通过全民动员的自力更生、自主创新和艰苦奋斗，不仅成功研制出“两弹一星”等尖端科技，而且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制造业体系，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腾飞和可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同时，在经济之外，我国仅依靠自主创新的中医药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消灭梅毒、血吸虫、疟疾等疾病，达到全民医疗、全民健康的目标，人均寿命大大延长，教育文化体系不仅普及全民教育而且培养造就了大批科技英才。这都是社会主义全民共建共享制度优越性的最好例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揭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直接密切关联的一对矛盾，对生产力的最直接影响是生产关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最有效因素是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社会主义不搞封闭、垄断，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成为科技的主人，根本摆脱劳动与科技的敌对状态，科学技术才能成为第一生产力，大力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惠及全体人民。
九、社会主义的劳动者与人力资源问题
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社会，人是最可宝贵的。劳动者的地位和尊严至高无上，共建共享、公平正义是基本价值原则，人的社会价值首先体现为劳动奉献。因此，每个人都是劳动者，有劳动能力者自食其力，社会形成尊重劳动、崇尚劳动、热爱劳动的美德，按劳分配则是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原则。与社会主义社会强调人的地位和尊严、人是主体、劳动是第一需要、人人都是劳动者相对比，资本主义社会虽然以宣传虚假的人本主义起家，实则见物不见人。资本地位至高、金钱至上，通过雇佣劳动创造剩余价值，资本家群体掌控财富分配权，人沦为金钱的奴隶和彼此利用的工具。人们的观念也被资本塑造，就连劳动人民、劳动者等概念也很少体现。取而代之的则是，社会普遍关注和谈论人力资本、人力资源、劳动力等概念。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当今世界，非公经济、资本市场、雇佣劳动都还存在，我国每个公民既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和社会主义建设者，法理上享有按劳分配的基本原则，同时也会成为资本市场中的人力资源和劳动力。只不过当人们普遍习惯和适应以后，这种双重身份、双重角色、双重地位、双重概念在人们的意识上普遍淡化了，劳动光荣、劳动者地位崇高、主人翁精神等概念在舆论宣传的文化氛围中也渐趋模糊和少见了。不仅如此，这种模糊还会逐渐渗透落实到政策法规之中，影响企业经济政策、教育政策、人口政策、社保政策乃至发展战略的制定，最终导致社会根本制度的渐变和质变。经济和社会生活观念变革导致话语体系概念上变化，而话语体系演变往往标志一种制度及其时代的结束。
马克思指出：
“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
因此，观念与制度的关系也应该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和重视的问题域。
十、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有几百年发展演变历史，社会主义制度实践还很有限，而且是基于不很完备、不很理想的现实基础之上，因此两种制度被世人认知的程度差距明显。包括西方经济学在内，之前的经济学主要是关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就连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的旷世之作《资本论》也是对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科学揭示，是对资本主义本质及其经济、政治、文化特征进行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论证了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必然性，但并未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经济发展的具体形态作出具体描述，他们也不会对尚未形成实践的内容给出主观臆想的具体结论。社会主义实践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只能有待成熟的历史时机的到来，不过，他们已经贡献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之后，俄国最早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列宁在短短几年间只能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些许闪光思想，之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共理论家依据苏联模式进行了理论探讨，但这些理论探讨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而被丢弃或掩埋于历史尘埃之中，沉寂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和经济理论的喧嚣之中。
新中国成立不久，我国就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依然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中国70年的实践及其成就举世无双、世人瞩目，中国经济在振兴基础上实现腾飞。相比之下，经济学和经济理论中关于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成分却并不多。既然已有的很多经济学理论都是关于资本主义的研究，而西方经济理论连西方国家自己的病症都无法医治，那么这些理论怎么能直接“拿来”指导中国；既然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且已经卓有成效地发展了半个多世纪，那么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就已经有了实践依据。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
“要加强研究和探索，加强对规律性认识的总结，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推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建设”。
有人可能要问，我们现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状况不完全是社会主义，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并不符合实际情况。我们要说，若说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不合时宜，难道资本主义经济理论适合我国实际？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如果只有资本主义经济理论怎么能行？我们在发展商品经济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既然可以借鉴资本主义经济理论成果，为何不能好好继承社会主义成果？何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然是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正是党中央着重强调的制度原则。如果社会主义因素逐渐减少甚至消失，经济再发达也必然出现危机和衰败。因此，我们既有指导思想又有经验基础，理所应当好好探讨自己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常务副主编；来源：昆仑策网
【授权】，转自“毛邓理论研究”，原文刊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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