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恩富：中国不能进行民主社会主义改革和新自由主义改革

 

   【摘要】进行戈尔巴乔夫式的民主社会主义改革和叶利钦式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必然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我国不能犯颠覆性错误。目前共产党长期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只剩五个了。要联合全世界左翼政党、左翼学会、左翼媒体、左翼运动，与公开或秘密的左翼人士建立紧密联系，以马克思主义左翼为核心，新成立一个共产国际。作为共产党掌权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最终要实现全球共产主义。这就是“中国梦”的战略愿景。

 

 

我的原题目是“拿什么拯救社会主义”，我改一下，叫做“拿什么来复兴和发展社会主义”。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我认为就是用科学创新的中外马克思主义来复兴和发展社会主义。其中，在很大程度上，世界社会主义的未来取决于当代无产阶级联合的水平和工作效率。

 

一、实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应加强六个途径的工作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我们不能仅仅理解为在全球私有企业中的雇佣工人联合起来，而是应理解为全球整个劳动阶级及其各种代表性组织和人士要联合起来，具体有下列六个途径或形式。

 

　　一是全世界劳动阶级性质的左翼政党联合起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注意到，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已经定期召开年会。中共由于比较谨慎，有时只是作为观察员出席。既然各国社会党、工党和社民党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但存在一个积极活动的社会党国际，那么，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和劳动党也可以新成立一个共产国际。新共产国际应当汲取各种性质的政党国际工作的经验教训，改变以往苏联领导政党国际的某些不良方式方法，以新的组织原则和思维方式开展工作。中共可以暂时不作为正式成员参加，但也不宜害怕美国而过份有意疏远各国共产党及其国际论坛和国际联盟。这是因为，改革以来我党已采取十分低调地对待别国共产党及其国际论坛，又与社会党国际等保持联系，美欧日还不是变本加厉地在我国周边实行军事包围和挑衅，还不是不断接见中国分裂分子和授予造谣或违法分子各类奖励？欧洲左翼党以及欧洲议会左翼党联盟的成立，也都是一个好的现象。今后应该进一步加强与社会党国际有重要区别的全球左翼政党的多种联合。

 

　　二是全世界劳动阶级性质的左翼工会联合起来。目前世界上的两个国际工会联盟，据有关消息，领导权实际是掌握在具有社民党倾向的人手中，因而作用有限。改变这一状况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就是，各个国家共产党和真正的左翼工会要培养出高水平的工会活动家，逐渐担任这两个国际工会组织的主要领导，从而从其内部来改变其政策，更好的代表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的权益。这是最佳方案。当然，也可以从外部来改变，由各国共产党和左翼党领导的工会组织起来成立第三个国际工会，从而真正反对新自由主义等错误思想和政策，纠正世界劳动者福利和收入增长相对缓慢或下降的局面。在葡萄牙，共产党和社民党就各有一个自己领导的独立工会。最近，美国工会支持具有民主社会主义观点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桑德斯，总比支持希拉里这位极力要包围和遏制中国的极右政治家要具有进步性。今后，各国工会应加强交流和合作，共同呼应和组织进步运动。

 

　　三是全世界马克思主义和左翼性质的学会联合起来。作为学者，我们将身体力行地注重这一途径。现在国际上很多社会科学的学会基本上都不掌握在马克思主义和左翼学者的手中，如世界经济学学会、世界哲学学会等。但是在十年前，我们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主要和发达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正式发起成立了“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我们每年召开一次年会，已先后在中国、日本、法国、美国、墨西哥、越南、巴西、南非等召开了十届年会和国际论坛。每届都有20多个国家的100多位学者出席，每届年会发表一个共识宣言。从前五年开始，出版了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的会刊《世界政治经济学评论》，而且每年颁发两个奖项，一个是“21世纪世界政治经济学杰出成果奖”，另一个是“世界马克思经济学奖”。今后，应当适时成立全球左翼学会联合会。

 

　　四是全世界马克思主义和左翼性质的媒体联合起来。目前，我们除了编辑出版《世界政治经济学评论》，从前四年开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支持下，又创办了一个新的英文国际学术杂志《国际批判思想》（中文翻译为《国际思想评论》），由我和美国、法国两位著名马克思主义教授共同主编。《国际批判思想》是全球马克思主义和左翼社会科学的一个杂志，而《世界政治经济学评论》是全球马克思主义和左翼经济学杂志。这两个杂志都是在英国出版的，并已在全球发行约两千份电子版刊物。目前已进入西方主流大学和研究机构，我们希望在今后几年内进入西方主流检索系统。今后，应该成立全球左翼杂志、报纸和网络的协会，加强交流和合作，共同营造科学社会主义的国际氛围。

 

　　五是全世界马克思主义和左翼性质的论坛联合起来。近十年，中国社科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曾派出了四位学者出席在英国《历史唯物主义》杂志召开的有200多人出席的大型国际研讨会，派出经济学教授出席法国和英国政治经济学学会等在法国召开的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研讨会；本人出席过2006年“纽约左翼社会主义论坛”，主编的《国际批判思想》杂志以及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曾举办过几届国际论坛和国际对话会。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已举办十几届国际性“世界社会主义论坛”。2015年秋季，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办了“首届世界文化论坛”，并发表了观点鲜明和颇具影响力的论坛共识；北京大学主办了“首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也颇具影响力。今后，应加强各类国际论坛的合作和相互呼应。

 

　　六是全世界劳动阶级和左翼性质的运动联合起来。其中包括应高度关注世界社会论坛和欧洲社会论坛所形成的国际运动。中国不仅要出席由新自由主义、跨国公司支持的世界经济论坛，而且还应该出席世界社会论坛。作为共产党掌权的社会主义大国，只参加一些右翼性质的论坛，而不参加一些左翼论坛，或者领导人只接见到中国来访的美国弗里德曼和卢卡斯这类著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而不接见国际著名马克思主义者和左翼经济学家等等，这种学术和政治导向是不恰当的，容易使中外舆论产生误解，也不符合大国对等接见的国际惯例。曾被美国暴力镇压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是美国上世纪70年代以来规模最大、扩散范围最广的抗议活动，体现出不同于一般性社会运动的若干特点。与反战、环保、劳资争议等一般抗议仅局限于个别或数个城市不同，“占领华尔街”波及面非常广泛。抗议从华尔街所在地纽约发起，浪潮很快漫延至洛杉矶、波士顿、芝加哥等各大城市，并席卷包括欧洲主要国家在内的80多个国家、近千个大城市，成为一场具有国际性的全球社会运动。“占领华尔街”的主张非常明确，抗议活动表面指向华尔街金融寡头“贪婪”、金融系统弊病、高失业率和政府监管不力，但表达的却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满。尽管人们身份不同、职业不同，但他们共同宣称：“我们是占总人口99%的普通大众，对于仅占总数1%的人贪婪和腐败，我们再也无法忍受。”对此，我和两位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有对话分析，曾发表在《中国教育报》上，《国际批判思想》也刊发了研究和评论性文章。继“占领华尔街”国际运动以后，2016年3月31日由法国进步人士和组织发起的在巴黎共和国广场“黑夜站立”活动，以反对新自由主义修改的劳动法为源头，正在法国和比利时发达国家等众多城市持续展开，也受到我们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高度重视。今后，应加强各种运动的报道、合作和积极参与。

 

二、马克思主义和左翼人士应注重九大战略和策略

 

　　首先，要加强左翼理论、战略和策略的互相交流，求大同存小异，减少不必要的争论。要吸取过去中苏论战的教训。中苏论战的有些理论问题和战略问题不是说没有意义，但是当时在国际共运中开展这样一种大规模的争论，并扩大到两个最大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交锋交战关系，尤其还发展到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破裂，这些都过于偏激，实际上是弊大于利。这直接导致帝国主义国家利用中苏论战来反对这个共产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对此，邓小平曾经说过，在这次论战中双方都说了很多空话。我认为，中国也要承担一半的说空话等责任。前几年，我们注意到近期希腊共产党与美国共产党之间的争论。我个人经过研究，感到这两个共产党主要都是从本国的国情和党情出发来作出的理论和政策选择，可以相互交换意见和保留并存，但要防止出现中苏论战的局面。近年来，欧洲有些共产党也不赞成欧洲左翼党的理论和政策，这些都是可以温和地交流、改进或保留的。至于比利时工人党认为法国共产党领导层严重脱离马克思主义，而不邀请法共出席国际论坛，这是会议邀请方的权利，当然也应开展内部必要的理论探讨和商榷。印度、尼泊尔、俄罗斯、英国等国都有两、三个甚至更多的共产党和左翼党，在一般情况下应当以合作共存为主，而非相互争斗为主。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右翼政党，如英国保守党等，以及中右翼和中翼政党，如英国工党、社会党国际等，才是我们左翼力量的主要论战对象。至于有的国家共产党批评a中国共产党推行以“民营化或私有化”的“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我们也不必大惊小怪、拒之门外，而可以采取“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高姿态。

 

　　第二，要以马克思主义左翼为核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泛左翼力量，形成广泛的社会主义国际统一战线。例如，对待托洛斯基派的第四国际，也要以团结和联合为主。我曾经对英国共产党、印度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等负责人以及日本托派的著名科学史教授等，都交换过这个观点。这是因为，苏东国家解体以后，托派对苏联的评价有所改变，他们新的国际纲领的最终目标和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很大的本质区别。他们新的纲领强调用托洛斯基30年代的话来评价苏联，说苏联是“畸形的工人国家”，似乎承认它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只不过民主很不够，甚至于犯了严重错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资本主义国家是惋惜和痛心的，而不应是幸灾乐祸的。日本共产党认为“苏联霸权主义”国家垮台是非常好的事，说苏联本来就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与日共领导人表示过，在西方国家持续妖魔化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下，他们这样评价过于偏激。二战及以后的20世纪对人类历史和文明进步起负面影响的人要排序的话，一是德国希特勒，二是苏联戈尔巴乔夫，三是日本裕仁天皇。从某种意义上讲，戈尔巴乔夫比希特勒对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负面作用还要大。2011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第六期上发表了长篇文章，分析苏联剧变的三大主要原因，而且把国际上所有认为苏联垮台的主要原因做了全面的评析，认为它们大多数观点是片面或错误的。其中包括：日本共产党认为苏联本来就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垮了最好；包括我的朋友、莫斯科大学经济系布兹加林教授的“斯大林体制必然导致资本主义论”，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大卫.科茨教授的“改革失控论”。科茨认为，戈尔巴乔夫是由于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革，但慢慢失控了，所以导致了苏东国家剧变。很多善良的人还认为戈尔巴乔夫是个好人，只不过他掌权以后，他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但最后没有坚持住，这是一个善意的天真说法。赫鲁晓夫是一个比较鲁莽的、水平比较低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戈尔巴乔夫则是共产党内典型的社民党观点的人。查韦斯和萨米尔.阿明都曾主张建立“第五国际”。在目前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和慢复苏的总体形势下，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多一些政治性或研究性或交流性的平台和组织，只要操作得法，都是利大于弊。诚然，这会遭到各种右翼的反对，纯属常态。当前，鉴于美国是现阶段阻碍世界和平和发展及包围我国的第一力量，因而无论对于世界还是中国，形成反制美国霸权的国际统一战线，是当务之急。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者应是“鸽派”与“鹰派”的统一体，“应鸽即鸽、应鹰即鹰”，而非吴建民式的“鸵派”（鸵鸟思维）和庸臣，更非亲西崇西美西的“奸派”（奸臣和汉奸思维）。

 

　　第三，要在工会、学校等各界单位中积极发展左翼团队，与公开或秘密或潜在的左翼人士建立紧密联系。当下各国垄断资产阶级仍然经常采用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全球共济会这类半秘密或秘密的组织及其公开或秘密的工作方式，去实现在全球反人类和反共产主义的活动和目标。左翼必须破除传统僵化和教条主义的思想，采取合法和合理的多种工作方式，使各界工会、学生会、妇女会、绿色组织等摆脱社会党国际等的不良影响，更多地支持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各国共产党的经验表明，如果在学校、尤其在大学里没有教师是共产党员的话，该国青年人中党员和左翼的人数便不可能较多。

 

　　第四，要在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成立和发展各国和世界性的马克思主义学会，主办报刊、网站和出版社等多种媒体，并应在高校和社会上开设马克思主义课程和社会性的公开讲坛。除了共产党直接主办媒体以外，要以非政府组织和非盈利性组织的名义，主办各种学术的或大众的媒体（含有线电视和手机等新媒体）。英国共产党只有约两千名党员，但其下属的《晨星日报》有两万份发行量，说明积极发展大众化的媒体是可能的。比利时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只有10个专职研究人员，但他们主办杂志等工作颇有成效和影响。

 

　　第五，要在各种左翼运动中物色和提拔坚定的具有创新精神的马克思主义和左翼人士，使其掌握关键的领导权。我赞成印共（马）主席2011年回答本人的提问，他强调印共（马）与印共的分歧之一，是关于民主革命阶段的领导权要不要掌握在共产党手中的问题。这个问题列宁曾经与孟什维克关有过争论，写过关于《两种策略》一文，这是“十月革命”成功的一个重要前提。中共当时在二、三十年代，毛泽东等人和陈独秀、王明的争论，实际上都涉及到要不要重视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苏共垮台的重要的组织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提拔了一大批反马克思主义的干部。中国现在出现的某些深层次问题，也是首先和领导权不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密切相关。

 

　　第六，要以公开或隐蔽等多种方式积极地影响、参与和引导国内外左翼运动和进步运动。这里的关键就是要参与和引导，否则这些运动不可能真正成为持久进步的运动。中共成立后，所有重要的进步运动都是共产党公开或秘密支持和领导的。现在要使类似“占领华尔街”国际运动、“黑夜站立”运动等能够在众多国家广泛持久发展下去，就需要马克思主义学者、共产党员、左翼人士积极参与并成为中坚力量，而不是坐失良机。英国托派积极参与和组织这类是有道理的，而英国共产党不参与是难以理解的。

 

　　第七，只要不违反现行法律，共产党等有关左翼组织应当积极创办和壮大盈利性企业或事业单位，以便为各项活动直接或间接地提供经费支持。例如，日本共产党等均自办企业。因为仅仅依赖党费，是难以开展很多必要活动的。伦敦马克思纪念图书馆等也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募捐，同时像德国社民党基金会管理的特里尔马克思故居（博物馆）那样，制作各种供销售的纪念性和广告性商品，以扩大规模和国际影响。

 

　　第八，社会主义国家一定要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局为重，冷静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各种矛盾和争端。过去中国联合美国反对苏联的战略不值得效仿。目前共产党长期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只剩五个了。中国和越南关系应从大局出发，越南不应采取联合美国等反对中国的战略和策略，以防止资本主义霸权国家挑拨离间，须双方采取互相妥协的一揽子方案处理南海岛屿争端。对于朝鲜，我们没有必要去批评其继续实行计划社会主义模式，因为多样化的社会主义模式可以继续试验和互相借鉴（顺便说一下，根本解决朝鲜半岛难题的关键在于，美国放弃在发展核武器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和大规模军演，以及美国和朝鲜签订或六方共同签订全面撤军的和平协定，须与朝鲜不搞核武的协定同时签订）。

 

　　第九，要加大宣传各国的左翼实践典型，让人民群众从典型中领悟左翼的价值观和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这里讲三个案例。

 

　　1、日本的“山岸村”。它在七个国家有这样的共产主义集体经济组织，日本有几千人工作和生活在其中。它没有宗教色彩，也没有宣称与社会主义思想等有关，但这不影响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经济组织的实质。日本共产党应当团结他们，而不是满足于误解。

 

　　2、西班牙的“孟德拉贡”。我四年前去参观过这个合作集团公司。这是实际上管理和发展最好的合作经济性质的企业集团或跨国公司。如果马克思活着，肯定会大力赞扬它，因为《资本论》中就称赞合作社是对资本主义的“积极扬弃”，而私有化股份制只是“消极扬弃”。

 

　　3、白俄罗斯模式。要关注白俄罗斯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它改革了20多年，其国有经济在工业里要占70%以上，而中国只约占20%。

 

　　这印证了我在十几年前一个观点，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种模式（越南、老挝与中国非常相同），并不排斥可以有其它模式存在，现在白俄罗斯就是另外一种模式。中国由于私有制的比例逐渐超过了公有制，所以引起了经济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很多矛盾和问题。不过，简单地认为世界社会主义的复兴和胜利主要取决于分散或碎片化的某些成功案例，而反对有效的组织和必要的国际联合，便显得幼稚可笑了。

 

三、创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可以从学理上支撑中外科学社会主义繁荣

 

　　当前，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政治发展可能性和走向均与思想理论密切相关，实际上都渗透在或者说反映在下列七大社会思潮之中：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新左派、折衷马克思主义、传统马克思主义、复古主义和创新马克思主义。这里的社会思潮是一个中性概念，知识界的马克思主义也算其中的一种思潮。在一些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和理论方面，创新马克思主义学派与党中央是真正一致的。

 

　　首先，在指导思想上，创新马克思主义认为，中国必须坚持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指导地位。当然，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其指导思想的提法有所不同，越南是以马列主义胡志明思想为指导，古巴以马列主义与何塞•马蒂思想为指导，朝鲜以金日成的主体思想为指导。笔者认为，我国在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不应分开的提法上应该统一为简称——以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全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治国理政思想；或者较为简称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包括邓小平理论、江泽民理论、胡锦涛理论、习近平理论）为指导和行动指南，而不是越来越长，引起某些中外人士反感甚至讥笑。

 

　　其次，在政治制度上，创新马克思主义认为，中国必须坚持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坚持共产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和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共产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现阶段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及政治协商制度，而民主集中制是共产党及其执政国家的根本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是正确处理党内外各种关系的政治准则。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的政治体制改革，合理调整政党、人大和政府三者关系，充分发扬政党民主和人民民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不宜照搬西方资本主义法律体系，而是要真正创新和实现“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民主，而非“寡头至上”、“以寡头为中心”的金钱民主、寡头民主和家族民主为本质特征的西方民主制度。

 

　　再次，在经济制度上，创新马克思主义认为，中国必须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在社会总资产和经营性资产中形成质与量的优势。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基本经济制度上具有本质的区别就在于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结构，以质与量都占优势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并以此为基础实行“公私共进”而非“公退私进”的战略调整，这对于强国富民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公有制经济和非公经济都是初级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或经济成分，而公有制经济是共产党执政等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基础或经济成分。目前，必须重点发展以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处理好市场在一般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国家（人大和政府）的重要作用（张德江委员长在今年两会期间的报告中明确提出要紧紧围绕市场和政府两个作用，而非只围绕市场一个作用）。

 

　　第四，在奋斗目标上，创新马克思主义认为，中国必须坚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两个主体基础上的共富共享的社会主义本质和原则，并最终要在生产力极大发展的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无（生产资料）私有制、无商品、无阶级、无国家和无战争的全球共产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与科学社会主义有根本不同的一种社会制度和所谓来源于封建社会（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而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和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将来会演化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部分质变的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最终实现继续发展和不断提升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和制度创新历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仰，这是切中时弊和极为重要的。

 

　　创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第一代表人物是中国社科院特邀顾问、原副院长、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学部委员，笔者也被认为是主要代表人物之一。《马克思主义研究》、《海派经济学》、《红旗文稿》、《思想理论导刊》、《管理学刊》等中文杂志是创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刊物，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文摘》比较简洁地反映了新马派的理论与政策观点。

 

　　刘国光和笔者均认为，中国理论创新、理论研究或政策制定最终根据国情而定，但还须对“世情”有所了解。无论是改革开放，还是涉及发展的重要举措，应该是先了解世情和国情，再作一定规范，然后去试点或推行。如果把这个顺序颠倒过来，比如先进行心中无数的试点，或者根据长官已有意志进行肯定性的所谓试点，那么很有可能处于无法、无规章的境况，推广起来往往会留下一大堆让人头疼的后遗症和弊端。总之，创新马克思主义学派要在“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的学术原则下，以“世情为鉴，国情为据，党情为要”，进行“综合创新”。

 

　　下面，进一步阐明创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理论和政策要点。我们强调，中国在21世纪发展的社会主义及其科学方向，必须重点发展和完善现代治理体系和制度体系。

 

　　第一，在经济制度建设方面，要不断完善公有主体型的多种类产权制度、劳动主体型的多要素分配制度、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制度和自力主导型的多方位开放制度这“四位一体经济制度”。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别强调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基本经济制度上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就在于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结构（邓小平语），以质与量都占优势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积极发展集体和合作经济，适度发展非公经济，这对于又好又快地发展经济社会和改善民生，是共产党执政等上层建筑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江泽民语、习近平语）。尽管由于现阶段中国生产力不够发达，还不能实现完全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但在发展各种私有制经济的同时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只有坚持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才能真正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财富和收入分配制度，以此为基础实现共富共享和公平正义，才能真正落实以人民利益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或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并为人民民主提供经济基础，加速实现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第二，在政治制度建设方面，要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一国两制”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这“五位一体政治制度”，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创新和发展，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其中，要维护共产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改善民主集中制原则，改进政党、人大和政府等各种重要关系和权力制衡（如改进以党代政、政强议弱等），圆满实现共产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依宪高效有序领导。在新的科学技术革命面前，工人阶级仍然是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代表和先进生产关系的体现者，仍然是推翻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历史使命的承担者。在多种社会阶级和阶层出现和并存的新格局下，共产党仍然必须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现阶段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而科学的民主集中制是共产党及其执政国家的根本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是正确处理党内外各种关系的政治准则。

 

　　第三，在文化制度建设方面，要不断完善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体、包容多样性的文化传播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权制度，以文化产业为主体、发展公益性文化的企事业制度，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的文化开放制度，以党政责任为主体、发挥市场积极作用的文化调节制度这“五位一体文化制度”。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完善用马克思主义为灵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主要价值观引领各种社会思潮和社会实践，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基础，应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占指导地位。以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为指导，就是要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现阶段的实际结合起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与时俱进的中外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随着科学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前进的科学体系，具有强大的持久的学术生命力和实践引导力，能够科学解释和解决国内外一切重大现实问题。

 

　　第四，在社会制度建设方面，要不断完善以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为特质的社会管理制度，以适度均等化和城乡统筹为基石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以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和可持续为内涵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国家主导、多方协调与个人维权为特征的群众权益维护制度，以预防和应急并重、社会化和市场化协同、政府主导与公众参与结合的公共安全管理制度这“五位一体社会制度”，继续共建共享以人为本的社会和谐环境。要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推动建立政府调控机制同社会协调机制互联、政府行政功能同社会自治功能互补、政府管理力量同社会调节力量互动的社会管理网络，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

 

　　应当指出，由于社会主义自由民主制度还不够完善，使得社会上一些对社会主义缺乏了解，又对中国现实不满的人在资本主义与自由民主、社会主义与专制之间划了等号。如果我们仅仅去批判新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的虚伪，而不去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自由民主制度，那我们永远都不可能铲除西方自由民主在我国存在的土壤。超越西方自由民主的武器之一，就是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能够在人民自由民主、社会公平正义和国强民富等方面持续做出比其他国家更大的成就，充分发挥出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

 

　　当前，在以中国梦为战略愿景、以社会主义现代化治理体系为战略目标、以经济、政治（含党建）、文化、社会、生态、军事和外交“七位一体”为战略领域、以“四个全面”为战略布局、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战略思想，实行全方位各层面的科学治国理政的新形势下，我们完全有条件和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仅就经济来说，西方经济困境持续的新常态相比，我国社会主义方向的经济新常态根本不会“硬着陆”，更不会“崩溃”。而如果步戈尔巴乔夫式的民主社会主义改革和叶利钦式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之后尘，必然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我国决不能重蹈覆辙，犯颠覆性错误。

 

　　最后应当指出，中国的创新马克思主义学派能否在学界等成为主流，将与政界联动决定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的方向和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