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易风 ： 在历史和现实的研究上下苦功

  

【摘要】他被誉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不跟风、不媚俗，坚持对西方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展开深刻批判。他被称为“教书育人的好老师”。在2018年度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颁奖仪式上，获得终身成就奖的他，宣布捐出全部奖金和身后部分房产设立贫困生奖学金。87岁的吴易风，有人评价他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经济思想史“三通学者”。他却回应：做学问，通一门都不容易，哪有一蹴而就的事。

  

吴易风，1932年4月生于江苏高邮，中国人民大学首批一级教授，2016年在印度获颁世界马克思经济学奖，第七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学历最低的教师”

 

解放周末：有人说，您是人民大学“学历最低的教师”？

 

吴易风：确实，我什么“士”也不是：不是博士、不是硕士，就连学士证书也没有。我们那时候只给一个毕业文凭，没有学位。

严格来说，我也没有受过正规的小学教育，更上不起中学，只是在私塾里念过几年启蒙读物，然后读了“四书”和《古文观止》等。

1950年5月，我从扬州师范毕业，成为一名教师。先是在扬州苏北机关干部学校，后来调到江苏省转业干部速成中学，任语文教师和历史教师。当时，学校里不少学员是军队转业干部，是为革命出生入死的幸存者。跟他们在一起，我既要上好课，也把自己当成学生，特别注意学习他们的优秀品质。

 

解放周末：从语文老师、历史老师，又是怎么跨到经济学领域的？

 

吴易风：除了讲授语文和历史，当时学校还让我讲“经济建设常识”课程。要教这门课，只好自己赶快先学。先是反复学习《经济建设常识》读本，然后又自学被列为干部必读的《政治经济学》。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政治经济学，说实话许多地方并没有读懂，但很快就被政治经济学的博大精深所吸引，并产生了以经济学研究为终身事业的想法。

1955年，我幸运地考上了人民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专业。为什么说幸运呢？因为当时报考的条件是“高中毕业”或“相当程度”，我只是凭着“相当程度”这个资格来报考的。

大学期间，我利用课余时间阅读了大量经济学书，特别是投入很多精力反复阅读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学校的图书馆管理员对我很照顾，让我得以经常进入教师阅览室浏览各种书。应该说，这段数年如一日的勤学苦读，给我打下了较为扎实的学科功底。

 

解放周末：听说您还是“任助教时间最长的人大教师”？

 

吴易风：一共20余年。1959年，我大学毕业留校，在经济学说史教研室任教。

1969年12月，我被下放到江西余江劳动锻炼。但不管白天有多累，晚上都会看书学习。在干校的3年时间里，我通读了当时已有中译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还认真阅读了《资治通鉴》。

1978年4月，我重返学校，除继续讲授经济学说史外，还开始讲授西方经济学、数理经济学等课程。1984年，经特批破格晋升为教授。

 

 

 

解放周末：在成长过程中，老一辈经济学家是不是对您有很大影响？

 

吴易风：是的，我先后得到了陈岱孙、陶大镛、高鸿业等诸多先生的帮助。

高先生是我的良师、挚友和长期合作者。1956年初，高先生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受聘为密苏里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从半工半读的穷学生到安定舒适的大学教授，生活变化很大，但他并不留恋异国他乡的物质生活，而下定决心回国。

他说，如果整个生命都在国外度过、做“二等公民”，而不为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工作，将成为终生遗憾。1957年，高先生回到北京，受到祖国人民的热烈欢迎。

我跟高先生相处共事48年，感受最深的是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赤忱的报国之心。他写过一首七言律诗：“落叶归根意未休，甘跑龙套跟旗走；愿为梨园添春情，不卖色相充名优；末座有愧冷板凳，寸草报晖暖心头；老来犹唱满江红，只缘群夷窥神州。”这是爱国主义精神的最好表达，也是老一辈经济学家的共同品质。

高先生还曾总结自己看到的“两个极端”——改革开放前，对西方经济学的认识偏向于全盘否定；改革开放后，又偏向于全盘肯定。他认为，这两种态度都失之于偏颇，都不能使我们达到“洋为中用”目的。他主张，对西方经济学既不该统统骂倒，也不能全盘肯定，而要看到西方经济学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代表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总结，具有科学成分。

 

拜妻为师闯“数学关”

 

解放周末：在人大图书馆，可以看到您捐赠的几千册藏书，里面有为数不少的俄文、英文原版图书。您是不是特别重视外语能力？

 

吴易风：我的外语水平其实并不高。新中国成立初期，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是有志青年的追求。所以，我先后在苏北俄语学校和上海俄语广播学校学习俄语，并获得了上海俄语广播学校的毕业证书。

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全校的外语课只教俄语。由于基础课程内容我几乎都学过了，便萌生免修俄语的念头。后来，经吴玉章校长特批，我经过考试，得以免修俄语。多出来的时间怎么办？我便开始自学苏联版的英语教科书。

在下放劳动那段日子里，我也坚持自学外语。当时，带在身边的俄文版和英文版《毛泽东选集》，成为最好的学习材料。

 

解放周末：除了“外语关”，听说您还闯过了“数学关”？

 

吴易风：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对西方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深入，我发现对数学的要求越来越高，本科学的高等数学远远不够用。于是，我便请妻子刘天芬当我的“家庭教师”，她是北京邮电大学的数学教师。我从微积分开始一门一门地学，自学完概念和例题后做习题，最后交由她批改。

我这个“学生”还是很上进的。后来，我俩合译了英国经济学家艾伦的《数理经济学》，里面涵盖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论、数理统计等数学理念。

 

解放周末：经济学研究要有数学底子，但是不是也要警惕“数学滥用”？

 

吴易风：数学不仅是从事经济活动的必要工具，也是进行经济学研究必不可少的方法。它有助于使复杂问题简单化，还可以解决一些用语言文字无法解决的经济学问题。

马克思说过，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在《资本论》的写作过程中，他就使用了数学方法。那个年代，在经济学中使用数学方法还不普遍，使用高等数学方法更是凤毛麟角，可以说马克思走在了时代的前列。

不过，加强经济学科中的数学建设，并不是说数学方法运用得越多越好、越复杂越好。在经济学中使用数学方法，要坚持“解决同样问题，方法越简单越好”的原则，对不同的经济问题使用不同的数学方法，切忌机械地套用同一种。

尤其是不能将数学方法作为一种包装。如果仅仅把在经济学中使用数学方法看作一种潮流，看作评价经济学水平高低的唯一标志，在研究过程中为了用数学而用数学，而忘记了对经济问题自身的研究，那这时的数学就不再是经济学研究的工具和方法，而是成了包装，是不利于经济学发展的。

 

6年磨出近50万字书稿

 

解放周末：上世纪80年代，您的《现代西方经济学》出版，这本影响众多学子的教科书可说是您的代表作之一。它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出炉”的？

 

吴易风：说到《现代西方经济学》，必须先谈谈新中国第一套西方经济学统编教材的情况。

上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我国高校的政治经济学专业一般设有介绍和批判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的课程。为了满足这一课程教学的需要，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学者，集体编写了名为“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的教材。

这套教材分为五册，包括《凯恩斯主义》《垄断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经济计量学》和《“人民资本主义”》。其中，第三册《福利经济学》的编写工作于1965年基本完成，在征求意见并加以修改后，本拟付印，但因故未果。

1979年，编著此书的负责人巫宝三先生决定将旧稿交给厉以宁、我和李懿三人修改和补充，书名改为《西方福利经济学评述》，于1984年正式出版。

这套教材的出版，满足了当时高校的教学需要，受到师生的欢迎。当然，它也很难避免带有时代印记。比如，在分析、鉴别、批判方面，有一些不足之处，主要是分析少、鉴别少、批判多，而且批判的文字有简单化倾向。

后来，我和高鸿业先生在合作编写《现代西方经济学》时，就非常注重坚持两大原则：一是广泛参考多种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严格按照原貌来介绍西方经济学；二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西方经济学进行评论。这样的教科书，可以说是适合当代中国特点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

 

解放周末：您的另外两部代表作，应该是《英国古典经济理论》和《空想社会主义》。

 

吴易风：这两本书是我教经济思想史时的研究成果。《空想社会主义》出版于1980年。与之前大多讨论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著作不同，我把空想社会主义划分为4个阶段，全面探讨了它的产生、发展和渐趋没落，并对4个阶段中16位代表人物的学说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考察和分析，探索了科学社会主义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和继承关系，阐明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为科学是资本主义生产状况和阶级状况成熟的结果。这部书稿写好之后，我就起早贪黑地开始研究英国古典经济学。

现在复印条件、网络检索条件都很便利，研究和写作轻松多了。那个时候，一切写作都靠笔。写笔记、写卡片、抄资料，写稿子、改稿子、抄稿子，全都要用笔，每天握笔十多个小时。记得酷暑天的时候，没有电风扇，手上的汗都能把稿纸浸湿。

《英国古典经济理论》原本计划一两年内完成，结果用了6年时间。当把近50万字的书稿交给商务印书馆时，我才真正体验到什么叫轻松。

 

经济学家应该为现实“号脉”

 

解放周末：上世纪90年代，您发表的“访俄报告”曾掀起轩然大波。现在回过头来，您怎么看自己当时的判断和观点？

 

吴易风：1995年，我应俄罗斯科学院邀请，前往莫斯科、圣彼得堡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学术访问。在此期间，先后会见科学院经济学部主任、副主任和学部所属各研究所所长、副所长、研究员等，并顺访莫斯科大学经济系，讨论了俄罗斯经济问题以及中国经济问题。

回国后，我以《俄罗斯经济学家谈俄罗斯经济和中国经济问题》为题发表报告。这篇报告包括从苏联到今日俄罗斯的演变过程、私有化及其后果、两极分化和新资产阶级形成等内容，一个基本判断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给俄罗斯带来了一场空前的大灾难”。

这篇报告最初发表在学术期刊上，后来又有多家海内外媒体转载或报道，确实引发了不小的反响。对于这份访俄报告，反对者说很坏，支持者说很好。但我始终相信，经济学家犹如医生，需在历史与现实的研究上下苦功，为现实“号脉”，并对症开出药方。

与自然科学不同，经济学不是一门可以重复试验的科学。经济理论的试验不是实验室中的试验，而是社会的大试验。错误的经济理论一旦变成社会实践，就可能成为一场大灾难。

 

解放周末：说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这一学派似乎仍有不少信徒？

 

吴易风：在新自由主义学派中，形形色色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基本面虽然相似，但差异也不小。就西方国家采取和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体系来看，主要有英国的“撒切尔主义”、美国的“里根经济学”以及所谓的“华盛顿共识”等。

实践中，一些国家和地区在推行新自由主义之初，出现过短暂的经济较快增长。但从最终结果来看，可以说新自由主义推行到哪个国家和地区，那个国家或地区就会遭到巨大风险和灾难，如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和东欧国家。

在各种新自由主义思想中，对我国影响最大的是推销产权私有的美国经济学家科斯的思想。其追随者声称“私产制是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并提出中国需要一个“开放而自由的思想市场”。

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离开这一目标讲改革，就必然偏离正确的方向。本质上，“科斯热”是要在中国用生产资料私有制取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要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来取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果必然走上邪路。

 

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

 

解放周末：有观点提出，马克思也是西方人，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纳入“西方经济学”？

 

吴易风：传统上，我们用“西方经济学”或“现代西方经济学”来专指西方国家的理论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则用来专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经济学。

西方国家和我们在具体叫法上有不同，但有一点认识是相通的，那就是都承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不同的经济理论体系，因而需要用不同的概念来加以区分。实际上，不仅经济理论领域存在两大理论体系，而且哲学社会科学其他领域几乎都存在这样的不同，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和西方政治学等。

有的学者想追求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如果真有这样一种经济学，或许大家就能“团结在一面旗帜下”；诺贝尔经济学奖也就不会只发给西方经济学家，而没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份儿，更不会把左派凯恩斯主义者都拒之于门外。

 

 

 

可是，历史无情，现实无情。经济学家之所以没法“团结在一面旗帜下”，是因为经济学具有阶级性。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的：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西方学者也不都讳言自己的阶级立场，凯恩斯就说过：“如果当真要追求阶级利益，我是站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一边的。”

 

解放周末：还有种趋势是用“现代经济学”来指称“西方经济学”。

 

吴易风：如果这样定义西方经济学，是不是就意味着西方主流经济学是现代或当代唯一的经济学，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要归入古典经济学行列了？

事实上，西方经济学远非现代经济学的全部；古典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来源，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崭新的、科学的经济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之后依然在发展，因此绝不该将其“古典化”。

 

解放周末：那么，到底该如何把握好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

 

吴易风：应有的态度是，在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理论的过程中，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特别是，青年一代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用这一理论去分析、批判、借鉴西方的经济理论，而不是一味迷恋西方。

坦率地讲，西方经济学植根于西方国家，具有阶级性和特定条件下的实用性。但在我国，研究西方经济学往往存在两种倾向：一种是只看到西方经济学的阶级性而看不到它在特定条件下的实用性，另一种是只看到西方经济学的实用性而看不到它的阶级性。这两种倾向都是极端化、片面化的结果。

既然西方经济学具有二重性，我们就应该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对它进行科学、全面地剖析，分清哪些是意识形态成分，哪些是特定条件下有用的成分。对于前者，要进行必要的批判和揭露；对于后者，要借鉴和吸收。

借鉴和吸收也需要科学的态度：借鉴是把他人的经验和教训当作镜子，而不是照抄照搬；吸收是要经过消化系统的分解和吸收功能来汲取有营养的成分，而不是囫囵吞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