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新时代的中美变局与世界前途

 

编者按：党的十九大之后，中国进入了新进代，但是美国也进入了“新时代”。不同的只是前一个是向着光明和进步，后一个是向着黑暗和反动。美国、英国及欧洲大陆国家内外政策出现的180度的逆转，说明世界政治也进入了新时代。如果说昨天的世界政治的特征是和平与发展，那么，21世纪的世界政治特征可能就是战争与和平。特朗普将美元增值的依赖路径从石油移至军工：割羊毛不成便要“杀羊”，喝血不成便直接“杀人”。这时的美国已前所未有地表现出它的最凶恶，同时也最虚弱的纸老虎本质。战争一旦成为美国的生意，那和平就成了美国的敌人。反和平，是当今特朗普以及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美国外交的本质。战争还是和平，光明还是黑暗，是在共同体共存互助，还是在四分五裂中相互杀戳，两种前途再一次推到世界人民面前。发生在欧洲的两次“世界大战”曾给美国军工集团带来“盛宴狂欢”，那么，为了世界和平，今后我们要放弃幻想，积极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英国文学家狄更斯这样描述工业革命发生后的时代。今天的世界似乎又回到了从黑暗向光明、从旧时代向新时代转变的临界点。

 

一  新时代的中美矛盾：本质和趋势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进入了新时代，中国提出新时代的依据是国内工作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发生了转变。但是同时不要忘记，美国也进入了“新时代”。不同的只是一个是向着光明和进步的新时代，一个是向着黑暗——本质是反动——的“新时代”。事实上，这两年美国、英国及欧洲大陆国家内外政策出现的180度的逆转，说明世界政治也进入了新时代。如果说昨天的世界政治的特征是和平与发展，那么，21世纪的世界政治特征可能就是战争与和平。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希望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挑战最为艰巨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中，中国的主要对手是美国，因为今天的美国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所揭示出的腐朽性、垂死性，以及当前所表现出的任性、凶恶和残酷的特征。需要说明的是：

这里说的“美国”有特定含义，它是指作为帝国的“美国”，而不是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其实，毛泽东同志在谈到美国的反动性时总是用“美帝国”的概念，他始终是将“美国人民”与“美帝国”区分开来[1]，这是列宁主义的语境。笔者在后面的论述中也是在这个语境中使用“美国”这个概念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进入了成熟的帝国主义阶段。苏联解体后，美国变成一个不受制衡的帝国主义兼霸权主义国家。“911”事件既是美帝国全面统治世界的开始，也是作为美帝国全面衰落的开始。小布什假“反恐”之名向世界统治权力发起冲锋，想不到美国在小布什“一鼓作气”之后便进入奥巴马时期的“再而衰”阶段。为了扭转美国的颓势，特朗普一改尼克松为美国建立的依赖石油美元、以石油美元拉动美国金融并以强大的金融掠夺世界财富的政策，将美元增值的依赖路径从石油移至军工：

割羊毛不成便要杀羊，喝血不成便直接杀人。这时的美国已前所未有地表现出它的最凶恶，同时也最虚弱的纸老虎本质。

 

华为事件，孟晚舟事件以及一系列对在美华裔科学家迫害持续升级事件说明，中美关系已进入类似20世纪20年代国共合作中断的“四·一二”前期，在美国是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主义登场前夕。

 

如果有人不理解今天中美关系变化的这一阶段性特征，请回顾一下1921年至1926年国共合作的“蜜月”后期及随后1927年“四·一二”大屠杀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制定并得到共产国际认可的政策是跟国民党长期合作，跟随国民党发展而获得自身发展[2]，等到社会主义条件成熟后再取代国民党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在国民党方面，国共合作之初他们也认为凭其大党地位完全可以将加入进来的共产党溶化掉；蒋介石还认为当时的主要矛盾是解决军阀、实现中国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国家统一，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前国民党还需要共产党的帮助，因此有必要与共产党合作——这些与昨天的中美合作产生的历史条件很像。

 

当时，只有毛泽东等少数党员清楚这场悲剧的实质。1927年3月，也就是在“四·一二”发生前夕，毛泽东发表《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他疾呼：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当时党内好多同志并没有理解毛泽东的预警，他们还是沿着旧的合作思路，对国民党的清党行为百思不解，觉得我们共产党没有要争领导地位，还帮助国民党完成北伐，国共两党共同治理中国，这样的“双赢”有什么不好？当时我们党内很多人都是沿着这个思路理解国共关系的。今天我们许多人也是这样认识中美关系的，认为这样的“双赢”，曾经的国民党、当今的美国都没有理由不同意。在理论上，与今天的一些同志僵化地理解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的意义一样，当时“陈独秀们”也是从对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出的“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3]的指示的僵化理解中认识中国国共合作的合理性的。

 

就在北伐主要任务基本完成的时候，共产党也在北伐中发展壮大，这时蒋介石考虑的是谁坐江山的问题。最先提出这个问题的是戴季陶，他1925年抛出《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小册子，认为国共两党水火不容，其结果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这与毛泽东“革命是暴动”的判断是一致的。但是我们党内很多同志没醒悟，认为国共两党合作已在北伐上见了成效，根本就不相信蒋介石会在这个时候变脸。他们不明白的理由是：中国共产党没有亏欠国民党，国民党没有翻脸的道理。其实，1925年5、6月戴季陶发表《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的时候，国民党已悄然改变了与共产党合作的路线，当年12月，毛泽东发表《中国社会各阶段分析》，提出戴季陶主义的危险性并提醒全党认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4]的问题。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已有国民党“清党”的征兆，当时大多数同志并没有意识问题的严重性，只有毛泽东等极少数同志意识到戴季陶文章所展示的“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c共产党”[5]的危险。这使人联想到2018年10月4日，美国副总统彭斯（Mike Pence）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就中美关系发表演讲，全面阐述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6]，很多同志也没意识到他的严重性。事实上，彭斯这个讲话相当于戴季陶讲话，更是1950年2月9日麦卡锡“炮打国务院”的讲话的翻版。后来大家才看出戴季陶讲话就是“四·一二”的前奏，而麦卡锡讲话是四个月后发生的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入侵朝鲜并由此引发中国“抗美援朝”的前奏。1927年3月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提出警告，谁知4月国民党率先摊牌，当时很多同志不知所措，也不知道这个摊牌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更不知国共分裂的形势要持续多久：其间有红军长征、国共合作抗战、解放战争等一长串斗争中合作、合作中斗争的事件。谁也没想到：国共斗争直到1949年才有结果。1950年2月麦卡锡讲话后仅半年，美国便向中苏摊牌，发动了“朝鲜战争”，从此中美关系恶化直到1972年。

 

“如无预见，即无领导，为了领导，必须预见，预见前途和可能发生的偏向。”[8]

 

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讨论七大报告结论时，面对抗战即将结束时的乐观情绪，毛泽东告诫全党“要准备吃亏”[9]，他说既要看到光明的一面，又要看到困难的一面，并举了今后可能出现的十七种困难，例如外国大骂、国内大骂，内战爆发，党内意见分歧，党员散掉三分之一，天灾，赤地千里等。毛泽东提醒全党高级干部要有充分对付非常不利的情况的准备[10]。今天的中美关系大概再次进入这一历史节点并将很快面临美国的“摊牌”形势，中国也要对可能出现一段非常不利、甚至非常残酷的时期有充分的估计，必须做好十年甚至几十年持久战的准备。

 

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况，这只能归结于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它本质上是不可调和的。毛泽东同志对国民党反共形势的较早预见就是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的认识成果，1925年年底毛泽东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对此讲得明明白白。今天我们也只有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才能认清美中关系的这场变局及其后果。

 

二  外因是由内因引起的，世界历史已进入了质变的临界点

 

造成美国目前外交政策的上述转变，还有其国内阶级矛盾激化的因素。与20世纪略有不同的是，21世纪的帝国主义的压迫对象已从南方世界扩大到北方世界。殖民地现象从第三世界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北方国家内部倒逼——这是21世纪初帝国主义腐朽性最突出的特点。由华尔街[11]国际资本对美利坚民族的压迫导致美国劳动者阶级以及包括民族资本家在内的最广泛阶层与华尔街及其买办集团的阶级斗争，已上升为美国国内的基本矛盾。列宁说： 

帝国主义不仅在新发现的国家，而且在老牌国家也在实行兼并，加紧民族压迫，因而也使反抗加剧起来。[12]

 

1942年1月22日，毛泽东在审改关于太平洋战争后沦陷区情况的通报材料时，加写这样一段话：

总之，极端毒狠的殖民地政策，现已推行于租界，不分阶级，有财即掠，表示了日本法西斯最后挣扎时期的紧张性。[13] 

 

如果将这段话中的“日本”换作今天的美国华尔街垄断资本集团，也会让人觉得很贴切当前的美国形势。

 

“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14]

 

今天美帝国的统治中心不在白宫而在华尔街。今天的美国是民族政治的中心白宫屈从于国际垄断资本中心华尔街。因此，2001年的“9•11事件”打击的对象是世贸大厦而不是白宫，2011年美国人发动的是“占领华尔街”而不是“占领白宫”的运动；以往美国人民运动是“进军华盛顿”即直接以政府为对象，今天第三世界和美国人民直接以华尔街国际资本为对象。与早期的工人砸机器行为不一样，而与中国1919年的“五四运动”有些相似，这两大事件的发起者和参与者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是也较早觉悟的人群。这说明，第三世界人民和美利坚民族正在觉醒：不管这种觉醒是自为的还是自发的，他们都意识到了世界问题的要害不是白宫而是华尔街，不是美利坚民族和美国人民而是国际资本垄断集团。值得注意的是，自“占领”运动后，美国出现了更具破坏性且愈演愈烈的“枪击案件”[15]和正在一些州涌动着的从联邦中分离出去的情绪[16]：前者即发起占领华尔运动的人民如果枪口一转就意味着社会革命，届时革命的对象不会是白宫而一定是华尔街。美国人民需要的不是依附于华尔街的而是代表民族利益的独立自主的国家。1965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与毛泽东谈话结束时“希望主席向美国人民说几句话”。毛泽东说：

祝他们进步。如果我祝他们获得解放，他们有些人可能不大赞成。我就祝那些认识到自己还没有解放的、生活上有困难的人获得解放……美国人需要再解放，这是他们自己的事。不是从英国的统治下解放，而是从垄断资本的统治下解放出来。[17]

 

造成美国危机的原因是国际垄断资本集团对美利坚民族的超负荷压迫，若无非常手段化解，美国的前景是非常不妙的。

 

今天的美国人民似乎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刻地意识到垄断资本的阶级压迫。2019年2月9日，美国民主党参议员沃伦（Elizabeth Warren）在其家乡劳伦斯——这里曾是美国昔日的制造业中心、劳工运动的象征地——美国最著名的一次罢工现场的红砖旧厂房下发表演讲，宣布她正在争取党内提名竞选总统，在2020年向特朗普发起挑战。她誓言要改变这个“被富人操纵”的国家，向富人发起“阶级斗争”。她说：“今天，有无数的美国家庭在被富人和关系硬的人操纵的体系中挣扎求生…我们受够了”，“当我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一些富人会大喊，这是‘阶级斗争！’”“几十年来，这些富人一直在向勤劳的民众发动阶级斗争，我想说，是时候反击了！”沃伦还表示，仅仅撤销本届政府的可怕行为是不够的，“我们不能只在边缘修修补补——这里实行税收抵免，那里实行监管。我们的战斗是为了实现重大的结构性改革”。[18]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网站2019年2月14日发表文章称：“社会主义”标签在美国政治中长期以来的形象正在改变，社会主义已重返美国政治。”[19]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2019年2月10日发表该报专栏作家E.J.迪翁的题为《特朗普的反社会主义战争将会失败》的文章称，特朗普“反社会主义”的表态完全是谋求连任的政治语言，但在今天的美国，攻击社会主义不再像过去那样容易。[20]

 

19世纪前半叶欧洲发生普遍革命（比如1848年爆发的遍及整个欧洲的大革命），它造成了欧洲帝国主义向远东扩张（比如侵华和侵印战争）并由此使欧洲垄断资本暂时摆脱了危机，20世纪前半叶西方发生危机，各国再次向东方俄国转嫁危机，结果“偷鸡不成”，反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及战后强大的社会主义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那么，进入21世纪不久的今天，在北美洲日益增长的革命情绪又造成美国的“战略东移”，其矛盾的焦点还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谁战胜准的问题。毛泽东同志说：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21]

 

风起于青蘋之末，东风将要压倒西风，世界历史已进入了质变临界点。

 

三  “特朗普主义”可能选择与世界前途

 

   (一)尼克松主义、里根主义、特朗普主义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标志着带有“尼克松主义”色彩的“特朗普主义”已经启航。“尼克松主义”的本质并不在于它对中国曾有过的友好倾向，而在于它要使美国避免两线作战。尼克松、基辛格带领美国做到了这一点并由此挽救了美国；表现为一手紧拉中国、一手死打苏联的里根主义，其本质是尼克松主义的强化和继续。所谓“特朗普主义”是特朗普时期内政外交政策的本质反映，搞得好，它是尼克松主义与里根主义合二而一的回归，搞得不好，它则是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机会主义合二而一在美国的翻版。

 

今天的特朗普身上有点当年的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的影子：赫鲁晓夫修柏林墙，特朗普修墨西哥墙；赫鲁晓夫想跟美国改善关系，却将手伸向古巴，弄出一个“古巴导弹危机”，这让他灰头土脸，除了美国人民的反感，结果是一无所获。特朗普想跟中国改善关系，却将手伸向朝鲜半岛，弄出个“萨德”导弹基地，其结果除了引起中国人民的反感外，也将是一无所获。还有，戈尔巴乔夫放弃华约（“华沙公约组织”），特朗普想放弃北约（“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并且已经放弃《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简称TPP）。美国开始跟过去的盟国“亲兄弟明算账”了——我支持你可以，但是你得给钱，你得买我的军火。当一个国家开始把政治当买卖来做的时候，就是在收缩了，就不再是强国了。尼克松在《真正的和平》一书中有段文字适用于描述当今美国特朗普的执政风格： 

当初，列宁非常清楚，西方人的天真对共产主义事业是多么有用。他以鄙夷的口吻称他们为“有用的白痴”。这些有用的白痴总是一本正经，对那些最为复杂的问题作出非常简单的、令人可笑的回答。他们这样做并非出于故意，而是出于无知。[22]

 

尼克松实现其战略目标是有历史前提的：当时中国、苏联、美国三家处在等边三角对峙关系之中，美国手头也有可与中国交换的——比如它的对台政策——筹码。但特朗普面临的则是完全不同的形势：目前中俄关系几乎是无缝对接，根本不存在尼克松时期“等边三角”的拉锯形势，美国目前又无足以动摇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交换筹码，而中俄两国目前的政治家也相当成熟——不存在中国历史三国时期因贪荆州小利而弃盟的孙权式或苏联后期为讨好西方而主动废国的戈尔巴乔夫那样不成熟的政治家。因此，特朗普今后若要仿效尼克松通过离间中俄关系来获利的外交策略，其成功的概率几乎为零。

 

黑格尔说，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都出现两次；马克思补充说：“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23]美国战后历史上出现的两次“尼克松主义”，其所扮演历史角色是不同的：前者已确定为悲剧（正剧），后者在历史中可能就是笑剧（滑稽）。

 

（二）世界的灾难，就是特朗普的机会

 

在内政方面，尼克松上台是牺牲美国军工集团、拉拢并得到金融垄断集团支持的结果，但条件是他上台后的政策要使金融资本家集团满意。为此，他牺牲美利坚民族的利益，将美元与石油挂钩。今天特朗普上台是牺牲他竞选演说中竭力攻击的金融集团——他因此得到“占领华尔街”之后美国选民拥护和军工资本家集团支持的结果。与蒋介石上台前后的选择相似，特朗普一上台，立即抛弃美国劳动者的利益转而依靠军工资本集团。但拿钱就得干活，这样，特朗普上任后，通过加大的政府的军工采购，迅速将石油美元转换成军工美元。但军工美元需要的就不是石油而是美国已无力参与的战争——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小型战争，不然特朗普就得不到来自军工集团的持续借贷，就要面对更多的“财政悬崖”。借钱不还而又无东西可卖，特朗普的政治命运就可想而知。

 

存在决定意识。特朗普上台后的现实环境决定其治国理政思路只能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具体说，就是学习里根，在国内通过拉动军工发展美国实体经济，在国际上开启“潘多拉盒子”，让世界陷入美国并不直接参战且越来越多的战争——最好是世界大战。

 

当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就是这么干的。1939年1月31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实际就是美国军工资本家集团）协商会议上全面倾吐了他对世界形势及美国战略的攻势性的考虑。他告诉其同僚： 

慕尼黑会议后，9月28日（原文如此，慕尼黑会议举行于9月29日——译者注）那天，英国人大为烦恼，他们受了惊吓，惊惶失措，派人来这里，确实定购了飞机。我不知道他们在此购买了多少飞机，然而我想是300-400架。

 

法国人的政府制度是每天早晨早餐前更换内阁。法国人开始讨论，这时的想法是，只有上帝才知道他们将要购买多少飞机。这是一个极好的想法。我们说：“越多越好！来，快来！使我们的工厂能进行批量生产，好！”

 

因此，最后在第三或第四次尝试从法国国库中拨出500万美元购买我国的飞机时，他们的态度变得足够认真了。我们说：“好极了！叫好有两个非常简单的理由。第一，目前我们的工厂闲置着。如果你们现在来订货，这些货物将在明年春天我们自己的订单开始到来之前大体完成。”这是一个理由，是国内的原因。[24]

 

在外交上，罗斯福在希特勒欧洲和苏联两面下注。在希特勒兵败斯大林格勒后，罗斯福迅速主动上门找到斯大林并与苏联结下反欧暗盟，战后欧洲便被美苏一分为二。至20世纪60年代，大英帝国及欧洲的海外资产已为美国一揽囊中。先与希特勒、后又与罗斯福联手搞垮欧洲的斯大林事后看得明白，1952年他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说：

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市场的斗争以及它们想把自己的竞争者淹死的愿望，在实践上是比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更为剧烈。[25]

 

但斯大林说这话的前提是社会主义国家自己不能被敌人打倒，不然戈尔巴乔夫治下的苏联及其后果就是前车之鉴。苏联解体后，美元指数迎来战后第二次高峰——第一次高峰是中国及亚洲“四小龙”加入世界市场体系给美元市场带来的庞大红利（1979～1989），同时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如图所示： 

 

里根曾以开动战争机器拉动军工，做到了既解决国内就业又让美国避免打仗，他最终以“空城计”的方式吓倒了戈尔巴乔夫并逼诱其自动废国。苏联自我解体又释放出巨大的浮财挽救了美国并使世界避免了大规模的战争。

 

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失控使华尔街金融资本集团严重受挫。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向华尔街金融资本开火，又把军工资本请了回来。但军工的市场主要是战场，这样美国的历史又回到20世纪50年代的逻辑，即不打仗就消化不了庞大的军工借款和投资。美国没有自己的国家银行和企业，借来的钱如不见利润，资本家不干，这样，特朗普就要下台。目前只有世界性大战才能提供特朗普需要返还的利润，阿富汗、伊拉克战后治理失败后，美国已没有再次发动大规模战争的能力，其他国家也不愿卷入战争。这样，世界和平就成了特朗普任内最大的敌人。这让特朗普很纠结。

 

“欧洲的灾难”，就是“美国的机会”，这是杰出的外交史学家塞缪尔·弗拉格·比米斯（Samuel Flagg Bemis）1926年写的《平克尼条约——对欧洲灾难和美国机会的研究》一书的主题[26]，当然这也是理解美国崛起进程中“战略机遇期”一拨拨出现的重要线索。如果将这句谶语式的判断进一步扩展，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世界的灾难就是今天特朗普的机会。发生在欧洲的两次“世界大战”曾给美国军工集团带来“盛宴狂欢”，今后如果中国和俄国不能被吓倒或打倒，为了还钱，那特朗普转移国内危机的可能方向就是欧洲，而欧洲再次分裂又为特朗普准备好了对其进一步施害的条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毛泽东基于当时美国经济对美国军工资本深度依赖的事实，一直坚持“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的战略判断。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讲话中指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27]20年后，毛泽东依然坚持这一看法。1970年5月20日，毛泽东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讲话中说：“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28]毛泽东这个判断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唯物主义的正确判断。

 

四  和平还是战争？

 

这里不能回避的问题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确没有爆发，这个和平期甚至比邓小平“至少十年打不起来”[29] 判断要长得多。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美国经济的依赖路径在尼克松之后发生了重大变化。两次世界大战美国造就了一个强大的“军工复合体”资本集团，当战争结束后，这个集团就反客为主成了左右美国政治的重要力量。在尼克松之前美国外交的重要政策都要优先满足这个资本集团的利益，而新任总统的第一要务是为这个政府财政的最大“借贷方”寻找市场——军工的市场就是战场。因此不断地制造战争便成了这一时期政府的主要任务。艾森豪威尔意识到这一危险，他执政期间结束了朝鲜战争，他卸任时“感到有必要就这些发展的危险性向全国再次发出警告”，他说： 

      庞大的军事编制和巨大的军火工业的这种结合，在美国是前所未有的。它的整个影响——经济的、政治的甚至精神的——在每座城市、每个州政府、每个联邦政府机构里都能感受到。我们承认这种发展是绝对必要。然而我们不可不看到它是牵连广远的。我们的劳动、资源和生计全都同它有牵连；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也是如此。

 

在政府的各种会议上，我们必须防止军事-工业复合体有意无意地施加不正当的影响。促成这种大权旁落的有害现象的潜在势力，目前存在，今后也将继续存在。

 

我们绝不可让这种结合的压力危及我们的自由和民主进程。我们不可掉以轻心。只有保持警惕和深明事理的公民集体，才能迫使巨大的工业和军事防务机器去紧密配合我们的和平方法和目标，这样，安全和自由才能共存共荣。[30]

 

注意：艾氏提到美国当时已出现的“大权旁落”即指军火财团支配政府决策的现象，今天随特朗普上任再次在美国政治舞台上粉墨登场。集中于华尔街的军工财团——哪怕在和平时期——需要的不是面包而是军火，而拉动军火工业只能是战争，最好是美国直接发动的战争。为了巩固其在美国已形成的反客为主的政治地位，这个“军工复合体”从部门利益出发就必须不断制造敌人。只要有战争，美国的军工集团就有军火赢利，由此它在美联储从而美国就有巩固的地位。巨大的利润——庞大的国内枪支销售利润只用于保底——增加了军工财团的收入，华尔街财团再拿出其中部分通过美联储反哺白宫并由此控制美国财政。如果白宫拿钱不办事，摆在白宫官员前面的不是“财政悬崖”就是直接被暗杀——比如肯尼迪总统。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枪击案频发而禁枪难以立法[31]，以及在获得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美国不但没有转入和平建设，反而又提出遏制理论并继续发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深层原因。毛泽东看透了这一点，1973年6月5日，他告诉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说，越南战争“花了1 200亿美元，打了11年。一个不能讲越南话的美国兵，离开美国多少公里，跑到越南送死，那个能持久啊？其所以能打11年，就是军火商人拼命消耗那些B-52之类。”[32]

 

20世纪80年代，“冷战之父”凯南也认识到美国政治已成为军工集团的附庸，由此造成战争成了美国经济的依赖路径。他说： 

由于我们在和平时期维持庞大的军事机构并向其他国家出售大批军火，成千上万的既得利益者业已形成，也就是说，我们在冷战中造成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我们已经使自己依赖于这种可憎的行径。而且如今我们对它的依赖程度已经很深，以致可以毫无偏见地说：假如没有俄国人和他们那莫须有的邪恶作为我们黩武有理的根据，我们还会想出另一些敌手来代替他们。[33]

 

凯南提出的这个问题，早在60年代就引起毛泽东的注意。1960年美国有关国家安全的各部门雇用的人员将达370万人。有关国家安全的各项主要开支共为457亿美元，约占政府预算的58%，占国民生产总值的9%。1950年至1959年，美国全国企业扩大了76.5%，而国防部开支则增加了246.2%。美国最大的50家公司获得了全部主要军事合同的65%。1960年6月8日，毛泽东在看到这份材料后批示：“此件印发各同志，值得研究。美国为什么不愿意裁军呢？答案就在这里。这是资产阶级，特别是垄断资产阶级，需要一个庞大的军力和一个庞大的武器库。”[34]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庞大的武器库”需要一个什么规模的销售市场（战场）呢？那只能是战争，而且还是世界规模的战争。鉴于此，毛泽东对始终坚持“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约翰逊时期美国大幅提升对越南的轰炸，以至将这种轰炸扩大到过去不允许的越南北方，其目的并不主要是打垮北越红色政权——约翰逊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而是因为美国政府急于将武器库中的“存货”通过南越政权的大规模购买转为利润。但是，武器向越南倾销的过程也是美国国力消耗的过程，大规模倾销武器对华尔街是滚滚利润，对美国国力却是加速耗竭。也就在美国国力实在支撑不住持续战争的时候，也是美国武器库基本“清仓”的时候，这为尼克松上台后的新政提供了可能性。与今天特朗普的“新政”正好相反，尼克松将美国经济的依赖路线从军工美元转为石油美元，适逢亚洲各国经济迅速崛起并由此拉动对美元的超大规模的需要。这内外因素使美国金融资本集团取代了军工资本集团，成为美元政治的主导力量；美国军工此时的任务就是配合金融资本，保证中东石油销售以美元结算。

 

此后，美国从世界——主要是从南方国家——获得利润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形象地说，以前军工集团实现利润的方式是“杀羊喝血”即用制造大规模战争的方式获得超额利润，而金融资本集团实现利润的方式则是一茬茬地“割羊毛”，至于羊长大与否，它并不关心。美国出现的这种剥削世界的方式的变化，为中国提供了难得的“战略机遇期”。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列宁、斯大林抓住当时历史出现的和平与多极化发展的机遇使苏联迅速崛起一样，自70年代后期，世界再次出现和平与多极化发展的苗头，邓小平同志以敏锐的政治眼光看到这点，反复告诉全党：“抓住时机，发展自己。”“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35]结果，中国抓住这个战略机遇，发展自己，成功实现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目标即从站起来到富起来。

 

现在的问题又来了，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失败及欧元出现、俄国、中国的崛起等因素，导致2008年后石油美元的衰落，特朗普又依靠军工资本家的支持，又将美国从石油美元增值的依赖路径转回到军工美元，庞大的军工生产机器已经开动[36]，特朗普接下来的任务如果不是军工产品的销售那又是什么呢？如果没有天下掉馅饼即苏联自行解体那样的事，那特朗普不追求战争，难道还会追求和平吗？

 

2019年1月1日，特朗普任命帕特里克·沙纳汉为美国国防部代理部长，看看这位新部长从哪来，就知道特朗普外交将向哪去： 

帕特里克·沙纳汉：1986年起，在波音供职，在波音供职多年，曾主管波音的导弹防御系统项目。目前负责波音的全球供应链策略以及高端制造技术应用。2008年至2016年，沙纳汉担任飞机项目高级副总裁。

 

曾有美国商业媒体把沙纳汉称为波音公司的“救火侠”，因为在波音787梦想客机早期出现生产问题后，是沙纳汉将项目扶回正轨。今天，战争，尤其是世界性的战争成了美国垄断资本的救命稻草，目前美国军工资本集团急需一位“救火侠”，因此，显然不能担负这一角色的詹姆斯·诺曼·马蒂斯上任才一年就为沙纳汉取代，便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2019年4月29日，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布最新报告披露，美国军费7年来首次增加，已达6490亿美元，是紧随其后的8国军费的总和。该研究所武器和军事开支项目主任奥德·弗勒朗说：“美国军费增加是特朗普政府从2017年开始实施新武器采购计划所推动的。”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武器和军事开支项目负责人奥德·弗勒朗博士强调：“增加支出的美国是这一费用总体上涨的（主要）责任者。其增长相对来说不算多（增加4.6%），但鉴于美国军事支出很高，影响依然很大。”凭借6490亿美元的军费，美国远远排在他国前面。[37]

 

战争一旦成为美国的生意，那和平就成了美国的敌人。反和平，是当今特朗普以及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美国外交的本质。

 

五  积极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一）提高探索和解决新时期基本问题的本领

 

伟大斗争需要正确的判断，而形成正确判断要有正确的认识方法，这个方法只能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与抗战前的形势一样，目前中国学界对中美关系大势及中国在其中的定位存在着“好得很”和“糟得很”的两极误判，由此产生出浪漫主义的“速胜论”和悲观主义的“失败论”。在研究方法上，双方都沉缅于西方社会学中的统计方法并将其绝对化，寻找了大量统计数据，得出了“厉害了我的国”或相反的结论。有什么样的认识论就有什么样的研究方法，造成这种两极对立的认识的原因就是他们的认识论脱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辩证法。

 

建立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并形成“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能力，是中国共产党目前迫切需要完成的学习任务。为此，当前我们还要重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这三本书的逻辑关系是：《资本论》研究的是资本主义从生成、发展和灭亡的一般规律；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研究的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特殊规律；毛泽东《论持久战》研究的是帝国主义规律在第三世界特别是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的表现及当地人民如何运用的规律。一百多年的历史反复证明，这三本书中所作的判断是科学和准确的。

 

可以设想，即使在资讯十分发达的今天，如果没有历史唯物主义即从历史大趋势的研究方法，而只是机械的数据比较的方式，我们不仅找不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垂死阶段、中国抗战经过防御、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后必然胜利的科学结论，而且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

 

辩证唯物主义研究方法其着重点不在于由偶然性（比如某一历史突出事件）生发出的枝节而在于由必然性（比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其相互作用）生发出的总规律。比如研究天凉落叶现象，辩证唯物主义并不从落叶数目的统计入手，而是从四季大势入手，由此得出的结论及应对策略就是：春天的落叶反映的是新生事物的生长，应对春天落叶的方法是支持新生事物的生长；秋天的落叶反映的是旧事物的衰亡，应对秋天落叶的方法是脱离正在衰亡的事物，以积极的姿态去迎接新的春天。

 

黑格尔说过，老人与儿童说的同一句话不是一个意思；同样，老人与儿童同得一个感冒，对他们的身体也具有不同甚至相反的意义。在这样的视域中，今天的美国不管它还有多少强项，它的总趋势是走向衰落，目前为它所做的“病诊”结论是：肾虚火大。肾脾的状况就是一个人的生命存在状况，中医病诊总是从肾脾切入的。对国家生命的“问诊”，与此同理。

 

（二）积极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政治浪漫主义和悲观主义都是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认识论的产物。浪漫主义和悲观主义迎来的结果一般都是事与愿违的。20世纪初，放弃了在斗争中求合作的路线的结果，令我们那些天真的共产党员大出所料，也令党内的一些天真的理论家们大跌眼镜：1927年，国民党对共产党大开杀戒，发动了骇人听闻的“四一·二”大屠杀；1950年6月，美国抛弃中美抗战中形成的友谊，出兵朝鲜，结果是美国对中国长达二十多年的封锁和包围。

 

“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38]今天的中美关系也是这样。有人说彭斯讲话在美国只代表是少数人的观点，在美国不占主流。这个说法没有阶级分析方法。什么叫不占主流，资本家只是资本化的人格，彭斯讲话也不是他个人行为，他的讲话在美国代表了大资本的利益。特朗普也是资本化的人格，不管他个人有如何的品质，他一旦进入白宫，他就是阶级的代表。现在整个庞大的军工集团都已经开工，特朗普从他们那里获得了天文数的投资，这使美国大批工人有了工作。但他们上班生产的可不是鞋子和袜子，也不是棉花和粮食，为了还军工资本家的钱，他们只能造武器。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武器的“市场”只能是战争。资本是讲利润的，而军工的利润不能在一般的市场而只能在战场中实现。特朗普开工的钱是从华尔街军工集团借的，借钱还债，因此，到处挑起战火，这便是特朗普主要考虑的事。当年里根也是这样，搞星球大战，弄那么大的架势，真是苏联要打仗吗?不是，是美国军工集团要用所谓“苏联威胁”制造开动军工生产从而发动战争的借口，不然美国政府就不能向人民解释为什么要生产这么多武器，就不能动员人民支持政府发动战争。明白了这些，也就明白了列宁说的“帝国主义就是战争”这话所表达的时代内容，也就明白了毛泽东曾预言的“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的科学依据。由此也就看明白了特朗普凡是和平的，他都要“退群”，凡是战争的，他都要支持和参加的外交特点产生的政治经济动因。

 

历史辩证法表明，国内基尼系数最大化的极限是激烈的阶级斗争国内化，国际基尼系数最大化的极限则是革命形势的全球化。当前日益扩大的南北差距便是基尼系数国际化的外观形式，“占领华尔街”运动表明，日益扩大基尼系数正在向金融资本的大本营美国延伸，这说明国际金融资本从全球化中获得剩余价值越来越少，资本全球化已走向尽头，世界形势正在出现逆转。反者道之动，世界历史质变的临界点正在到来。

 

战争还是和平，光明还是黑暗，是在共同体共存互助，还是在四分五裂中相互杀戳，两种前途再一次推到世界人民面前。两次世界大战已有前车之鉴，我们要放弃幻想，为了世界和平，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山雨欲来风满楼。山雨来临，有的人——比如张伯伦、达拉第等——忙着躲雨，结果输得精光；有的人——比如斯大林、罗斯福等——在雨前积极“插秧播种”，结果，当雨停的时候，已实现了相当的战略利益。为了迎接一个光明的前途，已来到新的历史起点上的中国，必须在“暴风雨”来临前做好“插秧播种”的准备。

 

还是那句老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来源：《太平洋学报》2019年第四期；作者：张文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