澶渊之盟是北宋在辽国大举南侵的压力下与之签订的城下之盟，从此，北宋开始了对外输币纳绢、割地求和的屈辱历史。研究澶渊之盟以及北宋的战略失误，对我们从中吸取深刻教训，极其重要。
一、澶渊之盟与两种路线的斗争
公元1004年，辽国萧太后与辽圣宗耶律隆绪以收回瓦桥关为借口，亲率20万辽军南侵。辽军兵分三路，深入北宋腹地。“十一月，庚午，攻破德清军。壬申，次澶渊。”离辽圣宗饮马黄河的梦想仅一步之遥。
辽军长驱直入，北宋朝野震动。以王钦若为代表的畏战派以“请幸”金陵、成都为名，向宋真宗赵恒提出南撤主张。 所谓的“请幸”其实就是畏战逃跑。在一帮畏战派的怂恿下，赵恒的意志开始动摇。
事实上，由于沿途宋军的坚决抵抗，辽军的战斗力、战斗意志都已明显下降。而且，辽军的后勤补给线越拉越长，被沿途宋军袭扰，军需供应随时有被掐断的危险。换句话说，到了澶渊，辽军的战略势能已经到了极限，战场形势对辽军开始不利了。
对辽军的情况，北宋宰相寇准心知肚明。所以，赵恒拿着畏战派的南撤意见问寇准时，“（寇）准心知二人谋，乃阳不知，曰‘谁为陛下画此策者，罪可诛也。’” 接着，寇准冷静地向赵恒分析战局：“今陛下神武，将臣协和，若大驾亲征，贼自当遁去。不然，出奇以挠其谋，坚守以老其师，劳佚之势，我得胜算矣。奈何弃庙社欲幸楚、蜀远地，所在人心崩溃，贼乘势深入，天下可复保邪?” 寇准不愧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把战略态势的发展、正反两个方面的结果分析得十分透彻。
对于当时宋军在战略上的优势，军事将领杨延昭 在奏章中也说得很精辟：“契丹顿澶渊，去北境千里，人马俱乏，虽众易败，凡有剽掠，率在马上。愿饬诸军，扼其要路，众可歼焉，即幽、易数州，可袭可取。”
以寇准和杨延昭为代表的的主战派的立场和观点一言以蔽之，就是辽军“去北境千里”，军需补给是它的“阿喀琉斯之踵”，所以，辽军看似强大，其实已是强弩之末。只要宋军战略、战术应对得当，严阵高墙，坚壁清野，不断袭扰辽军补给线，辽军自乱。那时就可以全歼辽军，夺回燕云十六州。
在寇准和杨延昭等人的力谏下，赵恒同意御驾亲征。“丙子，帝次澶州。” 但是，即便是御驾亲征也是一波三折。到了澶渊南城 ，赵恒和畏战派大臣的畏战情绪又开始作祟了。他们不愿意渡过黄河到宋辽两军对阵的澶渊北城去。于是，主战派和畏战派在澶渊南城又发生了激烈的斗争。
“及至南城，契丹兵方盛，众请驻跸以觇军势。寇准固请曰：‘陛下不过河，则人心益危，非所以取威决胜也。且王超领劲兵屯中山以扼其亢，李继隆、石保吉分大阵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镇赴援者日至，何疑而不进？’”
事实证明，御驾过黄河的必要性和安全性是毋容置疑的，可畏战的赵恒和大臣们依然不肯渡河。在这个关键时刻，寇准为国家利益奋不顾身的可贵品质发挥了作用，他看见太尉高琼在另一个屋内，就拿话激他：“太尉受国恩，今日有以报乎？” 高琼被寇准的抗战决心和凛然正气所感染，当即回答：“琼武人，愿效死。”
这样，寇准找到了强有力的志同道合者。面对畏战情绪笼罩下的朝廷，寇准力挽狂澜，力排众议，力促过河。对这一段历史，史书记载得非常详细：
“（寇）准复入对，琼随立庭下，准厉声曰：‘陛下不以臣言为然，盍试问琼等。’琼即仰奏曰：‘寇准言是。’”
“高琼亦固以请，且曰：‘陛下若不幸北城，百姓如丧考批。’签书枢密院事冯拯 在旁呵之，琼怒曰：‘君以文章致位两府，今敌骑充斥如此，犹责琼无礼，君何不赋一诗韵退敌骑耶？’”
“准曰：‘机不可失，宜趣驾。’琼即麾卫士进辇，帝遂渡河……”
史书记载，到了浮桥上，御驾又打退堂鼓了。
“至浮桥，犹驻车未进，琼乃执挝筑车夫背曰：‘何不亟行！今以至此，尚何疑焉？’上乃命进辇。既至，登北门城楼，张黄龙旗，诸军皆呼万岁，声闻数十里，气势百倍，敌相视益怖骇。”
赵恒虽不敢过黄河，但是在寇准、杨延昭、高琼等大臣的推动下，完成了渡过黄河的历史性之举。当赵恒登上北城城门楼时，几十万宋朝军队和老百姓信心大振，辽军惊恐万分，对战双方的士气就是这样此消彼长地发生了改变。事实证明，统帅的意志是影响士气的重要因素。
到了澶渊，辽军无法再往南推进一步，军需补给相当困难，辽军统帅萧太后和耶律隆绪都有退兵的想法，而赵恒亲征对辽军士气打击也很大。后来，更令辽军统帅沮丧的事情发生了：在两军对峙期间，辽方统兵大将萧挞览在阵前中被宋军的远程武器三弓床弩射杀，使得辽军更无心恋战。但是，萧太后和耶律隆绪心中都很清楚，辽国安全撤军的前提是宋军不进行打击，否则在自己撤退的过程中，军心涣散，再被沿途的宋军合围，萧太后和耶律隆绪母子都可能成为宋军的俘虏。这时，投降辽国的王继忠 给二人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赵恒和不少大臣都希望和谈。得到这一重要的信息后，萧太后和耶律隆绪决定“密奉书请盟”，令王继忠给赵恒接连写信求和。
赵恒看到信后大喜过望，准备立即派人以向辽国纳币的条件议和，但是寇准坚决反对，他提出了和谈的条件：辽国向宋朝称臣，“且献幽州地” 。很明显，寇准的立场和态度令赵恒难以接受。在他看来，寇准已经成为自己急于和谈的障碍。“帝厌兵，欲羁縻不绝而已。有谮准幸兵以自取重者，准不得已，许之。帝遣曹利用如军中议岁币，曰:‘百万以下皆可许也’”。“幸兵以取自重”是一顶巨大的“帽子”，面对畏战派强大的政治压力和舆论压力，寇准不得已，只好同意赵恒的以岁币换和平的停战条件。但对于百万岁币这样的条件，寇准当然要反对。所以，在曹利用出使辽军前，寇准要进行止损，“准召利用至幄，语曰:“虽有敕，汝所许毋过三十万，过三十万，吾斩汝矣。”
在与辽军谈判的过程中，曹利用虽然坚持了寇准的底线，也严词拒绝了辽国的索地要求 ，但他也不敢提出让辽军承认侵宋的严重错误以及退还燕云十六州等条件。最后，宋辽签订了澶渊之盟，双方约定如下：
1、宋辽为兄弟之国，辽圣宗年幼，称宋真宗为兄，后世仍以齿论。 2、宋辽以白沟河为界，双方撤兵;此后凡有越界盗贼逃犯，彼此不得停匿;两朝沿边城池，一切如常，不得创筑城隍。3、宋每年向辽提供“助军旅之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至雄州交割。4、双方于边境设置边境贸易市场，开展互市贸易。
谈判结束后，赵恒十分高兴。“遣监西京左藏库李继昌使契丹定和，戒诸将勿出兵邀其归路”。萧太后和辽圣宗率领辽军顺利撤回幽州。这一过程史称澶渊之役。在这个过程中，北宋内部始终存在着积极抗战和苟安妥协两种路线的斗争，最终，苟安妥协路线占据上风，而澶渊之盟便是这一斗争的结果。
二、厘清澶渊之盟的两个关键问题
第一，澶渊之盟中，宋辽双方的得失
对宋朝而言，在战局有利的情况下，接受了城下之盟，不但给侵略者以战争赔款，还失去了打击侵略者的最佳时机。对于这一点，宰相富弼看得非常清楚：“澶渊之役，苟从诸将言，北兵无得脱者。”更令人痛心的是，澶渊之盟意味着宋朝以法律形式承认了辽国对燕云十六州的主权，从此不敢言北进。
最为严重的是，澶渊之盟后，北宋大量削减河北和山西等地的武装：
“景德元年十二月，丙戍，遣使抚谕怀、孟、泽、潞、郑、滑等州，放强壮归农。”“甲申，改威虏诸军名。”“景德二年春正月，壬子，罢诸路行营，合镇、定两路都部署为一。乙卯，罢北面部署、钤辖、都监、使臣二百九十余员。” “省河北戍兵十之五，缘边三之一。”
北宋从此放松了军备，待到辽军和金军再次南侵时，就毫无抵抗之力，只好纳币割地，以求苟全。对于朝廷忘战去兵的危害，富弼在《条上河北守御十二策》中说的十分中肯：
“而所可痛者，当国大臣，论和之后，武备皆废。以边臣用心者，谓之引惹生事；以搢绅虑患者，谓之迂阔背时。大率忌人談兵，幸时无事，谓敌不敢背约，谓边不必预防，谓世常安，谓兵永息，恬然自处，都不为忧。……是致宝元元年，元昊祸发，数载用兵，西人困穷，未有胜算。又至庆历二年，契丹观衅而动，嫚书上闻，中外仓皇，莫知为计。不免益以金帛，苟且一時之安。二边所以敢然者何？国家向來轻敌忘战，不为预备之所致也。”
对辽国统治者萧太后和辽圣宗来说，这次南侵犯了严重的战略错误。他们一直以为，辽国骑兵在战场上将摧枯拉朽地横扫宋军。但是，结果恰恰相反，宋军的抵抗意志很坚韧，辽军每进一步都必须付出惨重的代价。除了宋军外，当时辽军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军需给养的严重匮乏。寒冬来临，战局胶着，坚城之下，粮草难觅，后继无援，对辽军来说，灭顶之灾旋即将至。可是，就在辽国统帅一筹莫展的时候，北宋朝庭向他们头上砸下来一个“大馅饼”—宋朝愿意与辽军达成停战协议。宋方不但没有向辽国提出任何本可以提出的要求，比如索回燕云十六州和主张战争赔款等，还同意给辽国每年出十万两白银和二十万匹绢。这一切都让萧太后和辽圣宗以及几十万辽军喜出望外，睡觉都要笑出声来—终于可以逃出生天了。回到南京幽州 后，辽国举行盛大庆祝，大赏三军将士。
但这还不是辽国获得的最大战略利益，最大战略利益就是辽军通过军事上并不成功的南侵，居然让综合实力最强大的宋朝屈服。一时间，辽国地缘形势空前优化，呈现了“四海宾服，万国来朝”的局面 。
第二，澶渊之盟的本质
对于澶渊之盟，许多史学研究者有着各种不同的性质判断，但笔者认为，必须认清澶渊之盟的本质。
第一，澶渊之盟是一个被侵略者向侵略者进行战争赔款的停战协议。作为战局不利的侵略方，辽军如果急于达成停战协议，就必须受到惩罚，向宋朝作出战争赔偿。而事实上恰恰相反，被侵略的宋朝却向侵略者辽国作出了巨额的战争赔偿。
第二，澶渊之盟是一个侵略者在不利情况下，获得了战场上没有获得的利益的停战协议。普鲁雷希特 说过：“无法在战场上获得的利益也是绝对不可能在谈判桌上获得的。”但澶渊之盟属于例外。对宋朝而言，幽云十六州的大部分土地还未能收回，北方的战略屏障依然在辽国手中，当时战局对己方有利，却急于停战、和谈、进贡。对辽国而言，在不利的军事情势下占了大便宜，得到了战场上得不到的战略利益。
第三，澶渊之盟是一个以经济利益换和平但却没有换来真正和平的停战协议。尽管宋朝每年给辽国送去十万两白银和二十万匹绢，但尝到甜头的辽国在后来变本加厉，不断以战争相威胁，增加索要额度。1042年(宋仁宗庆历二年)，辽乘北宋同西夏交战的机会，向北宋勒索土地 。北宋增给辽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另一次是1074年(宋神宗熙宁七年)，辽借口北宋在山西边境增修堡垒破坏边界，要求划界。第二年，宋朝接受以分水岭为界，对辽国割让六百里土地。
由此可见，澶渊之盟成为北宋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此之后，北宋开启了长期屈辱苟安的历史，一旦发生外部入侵，很少进行有力的抵抗，基本上是以白银和绢布进贡，而不是用武备御敌，更别说开疆拓土。用富弼的话就是：宋朝真宗、仁宗、英宗三朝“忘战去兵”，（禁军河北军和京师军）“武备皆废”，“自此河湟百姓，几四十年不识干戈”。而所有进贡的岁币又都成为北宋百姓的沉重负担，“天下财力日益困穷” ，进一步加深了宋朝的社会矛盾。
三、从澶渊之盟看北宋的战略失误及其深刻教训
第一，深刻吸取澶渊之役的教训，保持战略定力和战略决心，绝不走苟安主义路线。
澶渊之役中，抗击辽军侵略的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北宋朝廷却被极度的悲观主义所左右，不能正确分析战场形势，不积极调集军队和各种资源进行坚决的军事斗争，而是忙于讨论“南幸”及“南幸”路线。除了极个别官员外，整个执政集团无战略定力、战略视野和战略决心，只想逃跑避战，妥协苟安。澶渊之盟的事实证明，寇准和杨延昭等坚持的积极抗战路线在强大的苟安主义路线面前显得势单力薄，能够争取赵恒和朝廷过河已经是主战派作用的极限，对于苟安主义尽快妥协投降的政治决定，他们无力回天。
而澶渊之盟后，北宋历朝面对敌人的军事威胁，一味输金纳绢，花钱买和平，把苟安主义贯彻到底。对苟安主义之害，苏洵在《六国论》中阐述得很深刻：“六国破灭，非兵不利 ，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富弼在《条上河北守御十二策》中也痛陈苟安主义的严重危害：“前既轻敌妄战，不为预备，致二敌连祸，为朝廷深忧，今又欲以苟安之势，遂为无事，二敌各获厚利，退而养勇，不数年相应而起，则无复以金帛可啗而盟谊可纳也。” 事实证明，花钱买来的和平注定是短暂的，北宋每一次屈服都成为外敌进行下一次军事侵略和战略讹诈的动力。而元朝宰相脱脱在总结宋朝政治得失时，对这种苟安主义路线批判得更为彻底：面对虎视眈眈的强敌，北宋君臣“不思修本以制敌”，却“封禅事作，祥瑞沓臻，天书屡降，导迎奠安，如病狂然，吁，可怪也。”这样粉饰太平，自我麻醉，苟且偷生，的确丧心病狂。
“修本”，就是坚持国家大政上的实事求是，即唯物辩证法：既要富国强军，又要敢于、善于斗争。即使面对强大对手的武力威胁，也要坚决捍卫国家核心利益。这一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最为坚定。共和国建国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国家急需要治疗战争创伤。但是当美国把战火烧过三八线时，毛泽东毅然力排众议，决定抗美援朝，与美国纠集的所谓联合国军队在朝鲜展开殊死较量，以坚韧不拔的精神意志和艰苦卓越的军事斗争，最终“打出一个真理来”，赢得了胜利。而当时美国在朝鲜半岛的最高司令官克拉克不得不以一种极度失望的情绪感叹：“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将军”。毛泽东说过：“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就是绝不走苟安主义路线。
近代以来的历史证明，在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时，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人民不会屈服于任何内外压力。当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和中国人民正以坚如磐石的战略定力和战略意志，积极应对霸权主义的极限施压和战略讹诈，“任凭风吹浪打，我自岿然不动”。
事实上，霸权主义看起来虽然很强大，但全球环境正朝着对中国有利的方向转变。目前，美国国内社会严重分裂，国家形象恶化，信誉持续降低，国际号召力减弱，欧洲、日本等传统盟友正与美国离心离德，欧美、日美、印美相互加征关税的摩擦也在进行中。同时，欧洲和新兴经济体更倾向于与中国合作，多数发展中国家视中国为榜样和值得信赖的伙伴。这些外部有利环境足以让我们信心倍增。只要我们“修本”强身，坚定信念，冷静地分析霸权主义的国力极限和现实困难，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就一定能够不断地取得胜利。
第二，深刻吸取北宋前期战略冒进的教训，绝不透支国家实力。
北宋初期对外军事斗争中，突出的战略失误就是犯了冒进主义错误。公元979年，在准备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宋太宗赵光义连续发动了对北汉和辽国的北伐 战争，结果使国力透支，在对辽战争中以惨败收场。
“太平兴国四年二月甲子，帝发京师。”“三月丁亥，郭进 破北汉西龙门砦，禽获甚众。……”“五月癸未，进攻，将士尽奋。若将屠之。是夜，继元遣使纳款。甲申，继元降，北汉平，凡得州十、县四十、户三万五千二百二十。”“六月甲寅，以将伐幽蓟，遣发京东、河北诸州军储赴北面行营。”北宋经过近五个月艰苦的战争完成对北汉的统一，军队已经十分疲惫，但赵光义决定继续攻取幽州。此时，担心宋军犯冒进主义错误的宰相赵普向赵光义进谏—“（辽军）弓劲马肥，我军久困”，千万不要“兴无名之师，深蹈不测之地”—放弃征辽计划。赵普谈及仓促对辽作战的两个重要问题：客观不利条件－辽军强大而宋军困乏（弓劲马肥，我军久困）和对幽蓟情况不清楚（不测之地）；主观不利条件－宋朝师出无名，政治上不利（兴无名之师）。主客观的不利条件都是关系战略、政治、军事上的大问题。历史证明，赵普当时的意见是极为正确的。辽国在此之前是北宋的邦交国 ，突然发动对辽作战将使北宋在政治上陷入被动，而且还让辽宋提前进入敌对状态，这对北宋而言，战略、政治、军事上都将极为不利。
但是赵光义被收复北汉的胜利冲昏头脑，没有接受赵普的逆耳忠告，无视军队疲惫不堪和军需不足等严重情况，依然不切实际地命令各路疲师跨越600多公里，强攻辽军重兵把守的幽州。“六月庚午，次幽州城南，驻跸宝光寺。契丹军城北，帝率众击走之。壬申，命节度使定国宋偓、河阳崔彦进、章信刘遇、定武孟玄喆 四面分兵攻城。”“（六月）丁丑，帝乘辇督攻城。”攻城战役进行了一个多月，依然没有攻下幽州。“七月癸未，帝督诸军及契丹大战于高粱河，” 辽军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在幽州城外的高梁河包围了宋军，大获全胜，“获兵仗、器甲、符印、粮馈、货币不计其数。”宋军近乎全军覆没，赵光义在此次战役中遭遇了人生的滑铁卢，靠一辆驴车“遁去”，收复北部战略屏障燕云十六州的目标就在这次军事冒进中沉沙折戟。
北宋犯的冒进主义就是既不正视对手的强大实力，又不正视自身的严重不足，冒险激进，其后果是严重的。回看历史，我们会发现，当时的辽国通过连续征战，已经成为东到日本海，西至阿尔泰山，北到额尔古纳河、大兴安岭一带，南到河北南部的白沟河的强大军事帝国 ，而北宋当时的国力、军事实力根本不足以支撑收复北汉后的对辽战争。统一北汉后，宋朝本应该消化业已到手的战略利益，并及时向辽国示好，以放松其战略警惕。而实际上，对宋朝收复北汉，辽国也默认这个既成事实。在宋军攻击幽州之前，辽国也没有想立即与宋朝开战，待到宋军进攻到幽州城外的沙河 ，辽军才开始应战。 但是，冒进的赵光义就像毛泽东批评博古李德的那样，“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地、平原还是河流，只知道在地图上一划，限定时间打”。结果，“扁担未扎，两头失散”，既不可能完成收复燕云十六州的任务，同时又过早地为宋朝树立了辽国这样的强敌。所以，毛泽东在后来评价犯冒进主义的赵光义“此人不知兵，非契丹敌手”。
冒进主义前期激进冒险，继而在失败之余就变得消极保守，最终便发展成为苟安主义和逃跑主义。这一规律在北宋与辽国的战争史上体现得十分明显。赵光义前期对夺取幽蓟等战略要地采取轻率冒进的攻势，在公元979年、980年、986年遭到连续的军事失败。在后期便保守起来，以至于淳化二年女真（金）上表请共同讨伐契丹都“不许”，得不到同盟军的支持后，女真只好归顺辽国 。而宋朝对辽战略从此转入消极防御阶段，将部队放在城镇据点中，消极应对灵活机动的辽国骑兵，结果自然是“敌势益张，兵折于外者二十余年”。到了宋真宗赵恒时期，苟安主义就在政治上占据主导，逃跑主义开始有了较大政治市场，以至于“南幸”这样的逃跑主张都能成为朝廷的政治议题。由此可见，澶渊之盟也是北宋军事冒进主义的一系列后果之一。
历来的冒进主义错误的教训都是惨痛的。冒进主义错误给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也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当时，冒进主义不顾实际条件的不成熟，要求全党执行“以城市为中心”的激进路线，结果在南昌、长沙、赣州等地接连遭到惨重失败。到后来，冒进主义使党的白区组织几乎丧失了百分之百，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损失了百分之九十，教训十分深刻。
一段时间以来，有不少言论鼓动中国在中亚、南亚、南海等地区采取进攻姿势，强硬应对印度、南海诸国。但这样做会透支我们的国力，破坏我们精心营造和维护的周边格局。历史是最好的“清醒剂”，今天的中国一定要力戒战略冒进。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在战略规划和实施中坚持实事求是，切忌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在南海地区、南亚、中亚等地采取不必要的态势，避免战略冒进。
第三，深刻吸取北宋长期两面作战的惨痛教训，抓住国际关系中的主要矛盾，处理好国家力量与战略目标之间的辩证关系。
抓不住国家对外战略中的主要矛盾，没有处理好国家实力和战略目标之间的辩证关系，长期两线作战，这是北宋所犯的重大战略错误。如前文所讲，公元979年，宋太宗开始对北方军事强国辽国的燕云十六州发动军事进攻，从此宋辽双方展开长达25年的战争，直到公元1004年的澶渊之盟才以屈辱的方式结束。
公元984年，在北宋一系列错误政策的刺激下，北宋与西夏党项人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终于在该年十月爆发战争 ，从此，北宋与西夏进行了长达一百多年的战争。从雍熙元年开始，为了打通与西域的战略通道 ，北宋开始了全面控制河西走廊一带的努力。在这一过程中，宋朝政府不光对西夏党项李继迁的割据力量进行打击，还错误地对制衡李继迁部的西蕃息利族、保族、洗族、浪悉讹、岌伽罗腻、三族砦等力量进行了打击：
“（雍熙二年）夏四月，辛丑，夏州行营破西蕃息利族，斩其代州刺史折罗遇并弟埋乞，又破保、洗两族，降五十余族。”
“（雍熙二年）五月，王侁、李继隆等又破银州杏子平东北山谷内没邵、浪悉讹等族，及浊轮川东、兔头川西诸族”，生擒七十八人，枭五十九人，俘二百三十六人，牛羊驴马千二百六十，招降千四百五十二户。”
“（雍熙二年）六月，岌伽罗腻十四族拒命，宪等纵兵斩首千余级，俘擒百人，焚千余帐，获牛马羊七千余计。又降银麟夏等州、三族砦诸部一百二十五族，合万六千一百八十九户。”
这样不讲策略的全面开战，既没有使北宋有效控制河西走廊，客观上又为李继迁扫清了在西部扩大势力的制衡力量，而包括羌族在内的许多西部部落在宋朝的错误政策下，或与宋朝为敌，或倒向李继迁 。于是，李继迁率领西夏党项人就开始了顺利的横扫西北的进程，最终，西夏在李继迁的孙子李元昊时期完成了对河西走廊广大地区的控制，彻底切断了宋朝与西域的战略通道，同时也切断了宋朝的战马和铁器的主要来源。
北宋对西夏屡征不定，而西夏却在与北宋的战争中却不断壮大，最终成为北宋西北部一个强大的敌人 。同时，北宋由于在西面被西夏所牵制，又无法全力以赴地与辽军在北面进行持久斗争，所以，才会在长期的对辽作战中输多赢少，终处下风。而澶渊之役，正是辽国利用北宋被西夏牵制之机 发动的战争。长期两面作战，疲于应付，导致北宋战略上处于不利态势，使得苟安主义和逃跑主义在北宋朝庭有了发挥的空间。因此，澶渊之盟也是北宋两面作战的后果之一。
战略家张文木有一句名言，“在国力极限处发动攻势，是国家崩溃的开始。”纵观人类历史，凡是长期两面或者两面以上作战的国家，国力很少有不崩溃的。当我们分析北宋国家战略的时候就会发现，北宋自宋太宗之后的历代政权始终没有抓住优化国家安全格局的主要矛盾。当时，对宋朝威胁最严重的就是北方的辽国，也就说，优先应对辽国的战略威胁就是宋朝亟需解决的国家安全的主要矛盾。北宋初期，本应该将国家资源和军事力量配置在解决这一主要矛盾上。而宋朝与西夏的矛盾是次要矛盾，为了有利地解决宋辽矛盾，就必须团结西夏等力量。同时，北宋既与辽国开战，就应该在战略重视这样的对手，要充分利用辽国在各个方向征伐暴掠、树敌过多的条件，积极团结包括西夏、高丽、女真等被辽国欺负过的力量，建立广泛的抗辽统一战线，使辽国孤立。当然，团结西夏等力量并不意味着对它们作无原则的退让，更不是出卖国家的核心利益，而是在守住底线原则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它们与辽国之间矛盾，加强统战工作，使之成为共同抗辽的同盟军。一方面可以优化北宋西部的安全环境，保证当时的战略物质－军马和制造兵器的铁器－顺利进入境内；另一方面又可以腾出手来全力以赴地开展对辽斗争。可是，北宋在启动对辽战争之后的第五年，又错误启动了对包括西夏在内的西部少数民族的战争。于是，北宋从此便陷入了长期两面作战的危险处境。这种危险处境使得北宋既不能全力以赴地抗击辽军，又不能很好地处理西部安全问题和军马、铁器等战略物资的引进，同时还促成了辽国与西夏的战略联合：
“辽圣宗统合四年，继迁叛宋，始来附辽，授特进检校太尉、都督夏州诸军事，遂复姓李。”
“统合七年，以王子帐耶律襄之女封义成公主，下嫁继迁。”“统合八年十二月，下宋麟、鄜等州，来告，遣使封继迁为夏国王。”
“统合二十八年，遣使册德昭（笔者注：李德昭，李继迁之子）为夏国王。”
“重熙元年，李德昭薨，册其子夏国公元昊（笔者注：李元昊，西夏开国皇帝，李德昭之子）为王。”
辽国和西夏的战略结盟使得北宋在地缘上陷入了危险的境地，北面和西面同时与两个强敌的战争则严重消耗着北宋的国力。富弼对国家两面作战的危险态势痛心疾首：“二敌为患，卒未宁息，西伐则北助，北静则西动，必欲举事，不难求衅。通和则坐享重币，交战则必破官军，叛而复和，孰敢不许？擒纵自在，去住无梗，两下牵制，困我中国”。两面作战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虽吴起不能定其规，孙武不能善其后”，国力严重透支，不得不断割地赔款，最终北宋在靖康之乱中被金国灭亡，连宋徽宗和宋哲宗都被金兵俘虏北去。
毛泽东等老一辈共产党人在处理国际关系，特别是调整中、苏、美战略关系时，作出了极好的典范。1972年1月，他同周恩来、叶剑英谈外事工作时说：“无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不能两面作战。”在毛泽东的主导下，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开始缓和，并走向一个全新的阶段，中国的国际环境从此得到优化，而地缘格局也向着对中国有利的方向发展。
对于中国来说，当前的国际形势复杂多变，这就需要我们在制定国家战略时，客观分析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的因素，处理好国家实力和战略目标之间的辩证关系，始终抓住国际斗争中的主要矛盾以及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绝不四面出击，到处树敌。当前对我们的国家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以及全球化进程构成严重威胁的外部因素主要是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守主义。我们要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多边主义的大旗，大力发展和巩固国际统一战线，让我们的朋友多多的，为民族复兴伟业努力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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