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莫高窟的文物保护工作是新中国文物保护工作的一个缩影。我们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保护祖国的历史文化遗产。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二个月，文化部文物局一成立，第一个最重要的任务是起草文件法规，堵住海关文物外流的口子。同时，在中央和地方设立文物保护管理机构，从而开始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由国家负责进行的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管理工作。周恩来在担任共和国总理的二十六年里，多次对文物考古工作作出明确指示，有时甚至是亲自指导，制定方案，使新中国的文物考古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2019年8月19日，习近平赴甘肃考察调研，首站来到敦煌的莫高窟。在敦煌研究院，习近平实地考察文物保护和研究、弘扬优秀历史文化等情况。
记者采访了参加接待的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记者写道：
【“习总书记这次来莫高窟，最关心的就是文物保护问题，”赵声良说，“现在的洞窟外围是上世纪60年代修复时做的护墙，总书记走到洞窟外，用手轻轻地抚摸着护墙问，‘这是什么时候进行修复的？’我对他说，这是上世纪60年代国家拨专款进行的保护工程，是在梁思成等专家的指导下做的。当时的原则是修旧如旧，我们修的那个墙面跟旧有的砂砾岩的原始状况几乎是一样的，做到了‘修旧如旧、有若无、实若虚、大智若愚’。经过了几十年，保护工程还是做得非常好的。总书记听了非常高兴，他说：‘你们敦煌研究院做了很多工作。’”】
莫高窟的文物保护工作是新中国文物保护工作的一个缩影。
我们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保护祖国的历史文化遗产。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二个月，文化部文物局一成立，第一个最重要的任务是起草文件法规，堵住海关文物外流的口子。同时，在中央和地方设立文物保护管理机构，从而开始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由国家负责进行的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管理工作。
周恩来在担任共和国总理的二十六年里，多次对文物考古工作作出明确指示，有时甚至是亲自指导，制定方案，使新中国的文物考古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著名文物专家、新中国关于文物考古文件法规主要起草者之一的谢辰生先生在《新中国文物保护史记忆》（下简称《记忆》）一书中说道：
【“（各种得力措施）管了三十年。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年，哪有什么大规模破坏文物、挖掘地下文物？没有这事。”（见该书第11页 文物出版社 2016年8月第一版）】
和谢辰生相交相知五十多年的著名历史学家金冲及先生是《记忆》一书序言作者，他写道：【“新中国成立以来，文物工作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认为谢辰生）“堪称对新中国文物保护和管理工作最有发言权的历史见证人”（见该书第1-2页）。】
甘肃敦煌的莫高窟、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和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并称中国三大石窟艺术宝库。在周恩来的心目中，这些都是“重点保护”中的重点。1973年9月和10月，周恩来抱病先后陪同两位外国领导人分别访问了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并表达“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完好保护下来”的信念。
1973年9月15日，周恩来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参观云冈石窟。参观完毕，宾主来到在台阶上会见记者们。蓬皮杜说：
【“云冈石窟是世界艺术高峰之一，它表明了中国人民的创造精神，云冈石窟从开创到现在已经15个世纪，使我放心的是你们进行了保护。”】
1973年10月14日，周恩来陪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参观龙门石窟。周恩来叮嘱讲解员和陪同人员，对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要研究好，保护好！”
不过，周恩来却并踏足过他向往多年的甘肃敦煌的莫高窟。但他为那里的发展、那里的保护工作，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莫高窟的文物在旧中国屡遭劫难。自1905年至1924年，先后有英国、法国、日本、俄国和美国等国的人骗购或者直接掠走、盗走大量珍贵文物。
1944年秋，敦煌学专家常书鸿担任“敦煌艺术研究所”首任所长。不到一年，因政局不稳，财力紧张，教育部宣布将其解散。但常书鸿决定带领大家继续工作。
1945年，当时在重庆的周恩来参观了常书鸿等人在重庆七星岗举办的小型敦煌壁画临摹艺术展。周恩来对常书鸿等人在艰难困苦条件下的不懈努力深表敬意。
新中国成立后，在周恩来的关心下，“敦煌艺术研究所”直接划归到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常书鸿任所长。
1951年，为配合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文化部计划在京筹办“敦煌艺术画展”。当时有人说这是宣传封建的东西，但周恩来明确表示支持。他在展览会开幕前亲临布展大厅。周恩来一见到在此等候的常书鸿就热情地说道：
【“七星岗看过你们的敦煌壁画摹本展览，已经五六年了，那次只有20多件展品，这次规模大得多了。”】
常书鸿说：
【“当年您对我们的鼓励和支持坚定了我们信念，使我们更有信心继续坚持工作。”】
周恩来一边参观，一边和常书鸿交谈，高度赞扬他为保护和弘扬祖国艺术瑰宝作出的的可贵贡献，并鼓励说：
【“看了这么多展品，使我大开眼界，相信敦煌艺术的发展，一定会有一个全盛时期。”】
这次展览的成功举办，大大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热情，对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展览会还专门安排一天时间用来接待外国驻华使节和国际友人，为我国敦煌学的研究成果走向世界迈开了第一步。
展览结束后，周恩来亲自批准，给敦煌文物研究所全体工作人员颁发了奖状和奖金。
1951年，在文化部组织有关方面专家勘察莫高窟保护情况，制定保护规划后，周恩来指示首先拨款2亿元（当时的旧币约合现在人民币2万元），修复了5座岌岌可危的唐宋时期木结构窟檐。同时还拨款改善了敦煌文物研究所员工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1961年，敦煌莫高窟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1963至1965年，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组织了对莫高窟南段窟区崖壁、栈道加固工程。开工前的1962年，周恩来指示：
“【敦煌莫高窟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宝贵的文化艺术遗产，已有一千数百年的历史了，解放前遭受过帝国主义者残酷的劫掠和破坏，现在我们一定要保护好它，否则，我们这些人不能向后世交代。”】
工程基本完工后，常书鸿到北京汇报工作。在京期间，常书鸿把拍摄的一整套敦煌石窟维修加固后的照片和一本自己编辑的《敦煌壁画艺术》画册托文化部的同志转交周恩来，以向他汇报敦煌石窟的维修加固情况，并表示希望周恩来有机会来敦煌指导工作。后来王冶秋专门打电话告诉常书鸿：周恩来收到他转交的照片和画册很高兴，希望他进一步做好敦煌的文物工作。周恩来还说，敦煌是西出阳关的名城，是他向往已久的地方，有机会他一定去敦煌参观莫高窟，看望大家。
“文革”初期，周恩来亲自签发了国务院“关于敦煌莫高窟第一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在文革期间一律停止对外开放，任何人不得冲击破坏，确有问题的待后期清理”的文件。有一次红卫兵来敦煌“破四旧”，敦煌县武装部部长张双虎闻讯带领解放军和公安人员立即赶到路上劝阻。当那些红卫兵听到宣传解释并看到周恩来亲自批示的文件后，马上打道回府。此后，敦煌石窟再没有受到过类似的干扰。
新中国的文物考古工作，尽管经历“文革”那样的曲折，但总的来说，取得的巨大的成就是毋庸置疑的。谢辰生回忆“文革”初期的“破四旧”的情况时，说道：
【“私人收藏损失较重”，“对故宫、颐和园、博物馆、纪念馆这些国家文博机构也有一些冲击，基本上都没有什么破坏。没听说把馆藏文物都拿出来砸了的。现在对这个问题都得清醒一点，客观一点。”（《记忆》第42-43页）】
因此，到周恩来逝世的1976年，1961年公布的180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除了西藏葛丹寺遭到破坏以外，其它的都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而且在考古发掘、出国展览等方面，在1970年代初期的那短短的几年中，取得可喜的成绩。金冲及指出：
【“文物工作在那几年确实取得了震动世界的巨大成就，包括秦兵马俑、马王堆汉墓、银雀山竹简、满城的金缕玉衣等等。”（《记忆》第2页）。】
党和政府对历史遗产的尊重和保护是一贯的，取得的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在新时代，一定会坚持得更好，发展得更好，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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