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政治研究所教授刘国深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5月号发表专文《未来四年两岸关系“极限爆炸”可能分析》。作者认为：台湾问题极其敏感而且复杂，一般的民众甚至专家学者能够掌握的信息都极其有限。我们既不能排除未来四年可能出现的“极限爆炸”危险，也要从全面和战略的高度去把握好两岸关系的节奏和方向。从理性的角度出发，无论是台湾当局、美国政府还是中国政府，面对日益危险的台海局势，都存在“避险”的动机和条件。
2016年5月20日以来，由于民进党不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双方在缺乏共同政治基础的情况下，暂停共同事务合作治理互动模式，退回各说各话、各自为政的单边行动模式。2020年1月，民进党再次赢得在台执政以来，由于民进党部分政客在言论和行动上接连对大陆进行挑衅，并且扬言要再次“修宪”，大陆舆论对台湾当局寻求“法理台独”的疑虑骤然升高。当前特朗普当局正在对华进行极限施压，对台政策成为美方对华施压的重要筹码；更加令大陆方面不能容忍的是，民进党当局“自带乾粮”主动迎合美方大打“台湾牌”。中国大陆在综合实力快速增长的背景下，民众自信心大涨，网上盛传大陆“已经具备在物理方面解决台湾问题的条件和能力”，民间要求尽快以武力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呼声此起彼伏……未来四年的两岸关系将何去何从？作为普及性的科学知识，我们瞭解可燃物质与空气混合形成的预混气达到一定的浓度范围后，一遇火源就会发生爆炸。盱衡今后四年台湾局势发展、美国对华政策演变以及中国大陆自身因素的变化，两岸关系确实有如可燃物质和空气的混合比已经接近爆炸极限浓度，只要火源的距离足够接近，两岸关系就有可能发生“极限爆炸”。
一、台湾政客“台独边缘”骗术食髓知味
2020年1月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一如许多专家学者先前预判，民进党再次取得未来四年在台湾执政机会。台湾的政党轮替本是台湾地区内部事务，对整个国家的发展走向影响不大。但是，从近年来民进党“激进台独”势力的政治意向以及民进党当局核心圈内一些政客的言行来看，民进党当局很有可能在未来四年内尝试以“碎片化立法”、“修宪”、变相“制宪”等手法无限趋近“法理台独”的可能。1979年以来，两岸关系从对抗逐渐走向对话、交流、合作乃至共同事务合作治理的道路，虽然期间也有波折，但总体上看，两岸双方基本上默许在维持两岸政治关系现状基本不变的前提下，透过交流交往累积共同的利益、情感和政治共识，为和平解决两岸分歧创造条件的互动模式。但是，民进党支持者当中的一部分“极端台独”人士，由于他们的知识结构和价值体系异于常理，在他们的观念中，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将彻底扼杀“台湾独立”的可能性，因此，近年来利用民进党在台执政大玩各种花招的“台独边缘政策”游戏。台湾当局“行政院长”苏贞昌、“立法院长”游锡堃，以及即将上任的“副总统”赖清德等民进党政客，他们的“台独”色彩和调性本来就比蔡英文激进很多，随着他们的得势，未来四年蔡英文必然更加向“台独”靠拢，逐渐“跛脚”，民进党激进“台独”势力将逐渐掌控台湾政局。4月2日，苏贞昌在回应国民党“立委”陈玉珍“台湾是地名不是国家”的质询中再次刻意高调突显“台独”立场。苏贞昌等人一直以来都是利用“台独”口号骗取政治资源，此次苏贞昌再次高喊“台独”，既可固守激进“台独”势力的支持，又可挟“台独”势力与蔡英文相抗衡。蔡英文虽然对两岸关系的瞭解要比苏贞昌等人全面许多，但为了对抗大陆，蔡英文也乐于利用苏贞昌等人在两岸议题上的冲撞，形成“黑白脸”机制。因此，不可能期待蔡英文在两岸政策上当“刹车皮”，因为她在对抗大陆的政治立场上与“激进台独”没有本质上的分歧。人们更担心的是这些政客利用“台独”捞取政治资本的过程中，在台湾进行的“去中国化”和“文化台独”等政治社会化效应，长此以往，台湾人的政治文化将被彻底改变，两岸必然发生惨烈的“民意对撞”。
以教科书政策为例，据台湾学者的分析，“南一版《台湾史》P136白纸黑字指明：‘我国现今领土主要由台湾、澎湖群岛、金门群岛、马祖列岛、太平岛、东沙岛等岛屿所组成……’。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条明文：‘中华民国领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经国民大会之决议，不得变更之。’教育部这一课纲是公然进行‘法理台独’，‘固有’与‘现今’两字之异，台湾在法理上已从中国分裂出去。这不是“教育部”潘文忠部长一人所担待得起的罪行，只要中国不亡，蔡英文与民进党立法诸公都得担负分裂国家的罪名。”①虽然课纲调整未必立即影响到两岸同属一个国家的法理规定，但长期来看必然会导致台湾现有的相关法理规定走向瓦解。就像民进党当局不接受“九二共识”，虽然没有立即造成“法理台独”的问题，但台湾人长久以来的两岸同属一个国家认知必将逐渐被掏空。民进党当局这种极限挑战一个中国原则、走政治钢索的政治诈骗手法，普通台湾民众很难看穿。但是，这种无限趋近“法理台独”的政治冒险终有失手的时候，大陆方面必须做好应对两岸法理一国的底线被击穿的准备，时机成熟时采取防患于未然的行动也是中国政府职责所在。
最近我们注意到台湾多位学者、政治人物和资深媒体人都哀叹说：两岸已经回不去了。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美欧所研究员严震生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过后，两岸关系也没有和缓迹象，“两岸之间已经完全没有回头路”。仇中情绪已经深入到台湾下一代以及社会中，因为选举培养出“仇中情绪”，底下的年轻网军、线民，已经被灌输这样的意识，现在就算是蔡政府“想改都不敢改”。②郁慕明说，“回不去的原因是在于，大陆领导人总希望两岸的历史问题，解决方式应该用和平，但这段时间以来，已经不是领导人之间的问题，不说蔡英文前阵子公然挑衅对方的问题，就是在这次疫情中，台湾包括口罩，宁可给美国也不愿给大陆同胞，这会让大陆同胞看在眼里气在心里，骂在嘴里，只是还差一步，没有打在手里，如果走到这一步，那就是大打出手，就是要消灭对方”。③本来大陆发生疫情，是台湾当局与大陆缓和关系的机会，结果他们逆向操作，在大陆人伤口上洒盐。新冠病毒肺炎是世界卫生组织官方已经确定的名称，连美方政客都不再使用。台湾政客与媒体却刻意一再使用“武汉肺炎”或“中国病毒”，此种行径无异于赤祼祼的挑衅，大陆舆论“武统”声浪高涨情有可原。估计这些政客也认为反正与大陆的关系回不去了，刺激和挑衅一下无所谓。本文同意“两岸关系回不去”的判断，其实即使没有“以疫谋独”的挑衅，民进党政客至今用“中国”称谓大陆，两岸怎么可能回得去，连我们这些专业从事台湾研究的学者都难以接受。虽然民进党内也有许信良、洪奇昌、陈忠信、张百达等人公开反对使用“武汉肺炎”的说法，但他们并不是民进党核心圈里的人，连蔡英文自己都公开使用“武汉肺炎”字样，显见民进党当局的大陆政策早已不存在“刹车片”了。
最近蔡英文又一再重提所谓“中华民国台湾”老调，企图利用“中华民国”的空壳，偷渡“台湾国”政治私货。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当然不可能接受这一政治话术，但这一骗术在台湾内部还是有一定的政治市场，她把“台湾”和“中华民国”联结在一起，既可安抚“中华民国派”，又可向部分“独派”交差，因此这一政治花招主要是满足台湾内部消费。从本质上说“中华民国台湾”的提法仍然是分裂国家领土主权的政治花招。台湾知名学者姜新立说：“台湾今天仍在中华民国辖下，根据蔡英文就职宣誓效忠的中华民国宪法，以实际行动谋求‘台湾独立’，岂止是‘妨害国家尊严’，‘危害国家’，根本是变更国体，依其誓词，得接受最严厉的制裁。然而国安五法修例后，‘台独’已藉中华民国之壳正式上市，而释宪的大法官多系蔡英文任命的同路人，加上特朗普政府一路开绿灯，她自然是有恃无恐。”④2019年12月31日，民进党最终挟席次上的绝对多数，强行通过《反渗透法》，运用法律手段打击政治对手，甚至用来恐吓从事两岸民间交流的台湾人士，造成新的“寒蝉效应”，影响极其恶劣，严重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使和平统一变得更加困难。 民进党当局的上述行径，既是利用政治骗术谋求政治私利，也是对两岸同属一个国家进行极限破坏，用“切香肠”的方式无限逼近“法理台独”边缘。中国大陆制定的《反分裂国家法》第八条规定：“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造成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或者发生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或者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国家得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未来四年民进党政客如果继续在“台独边缘政策”上食髓知味，触碰《反分裂国家法》底线的情形将不可避免。
二、台湾再沦为美对华极限施压廉价筹码
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出任美国总统，他不按牌理出牌的个性，使得既有的国际规则和秩序受到严重挑战。在对华政策方面，特朗普挑战的着力点主要是要改变中美两国现有的经贸利益结构，试图通过片面修改中美经贸往来的规则，获取超额经济利益，以此改变他片面认定的所谓“美中经贸不平衡”。但是，在中国政府沉着应对、据理力争之下，特朗普当局的挑战实质上难以占到多大的“便宜”。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筹码对中国极限施压，成为他的谋士们的重要任务。特朗普身边存在不少对华强硬派人士，如博尔顿、纳瓦罗、蓬佩奥……他们除了利用香港议题、新疆维吾尔族议题、西藏议题等向中国施压外，利用台湾问题这一传统筹码讹诈中国，成为特朗普当局对华极限施压最直接又廉价的筹码。早在2016年12月2日，尚未上任就职的特朗普就打破惯例公开与台湾当局领导人蔡英文“通电话”，对中美关系造成极大的挑战。虽然特朗普就职后也公开表示他拒绝了与台湾地区领导人再次通话的建议，但他在台湾问题上所把控的尺度相当大，经常利用台湾问题为难中国政府。三年多来，特朗普不仅三次签署涉及台湾问题美国国防授权法案，而且在2018年3月16日签署“台湾旅行法”、2019年5月17日美国众院通过“台湾保证法”、2019年6月1日美国国防部的《印太战略报告》将台湾列入“国家”名单、2019年8月18日批准向台湾出售F16V战斗机、2020年3月26日签署所谓“台北法案”……不仅如此，特朗普当局还连续派遣军舰通过台湾海峡、派遣有军方背景的所谓科考船进入台湾港口，为民进党当局撑腰，公然介入中国内政。美国国内长期存在着反共反华政治势力，除了美国国内的政客，还有一些从中国大陆或港台地区流窜到美国的反共人士长期以“反共”为生，台湾当局也在利用这些美国的反共政治势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这股势力的斗争是长期性的，最早可能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初期。美国政府阶段性地利用这些反华反共政治势力勾联中国大陆内部分裂势力和台湾当局向中国施压，从手法上看并不高明，中国政府长期以来累积了大量与这些势力斗争的经验。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综合国力早已不是1950年代，也不是1970年代的实力。在那些困难的年代都没能让中国政府屈服于美国。“反华牌”、“反共牌”更多的是在舆论上抹黑中国政府，但美国政客打“台湾牌”则更容易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触动中国人民的敏感神经。面对美方这种极限施压恶习，中国政府绝对不会妥协，必然采取针锋相对的措施。如果美方片面推翻中美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挑战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核心利益，中国政府一定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美国国内重新评估其对台湾政策的呼声早就存在，大背景则是为了应对中国的崛起。“提出要对美国对台湾政策进行重新审议的学者和前政府官员，他们的建议虽各种各样，但出发点是一致的，即都认为由于中国的崛起，美中两国的实力差距在缩小，都意识到台湾问题的严重性，都认为美国现行的对台政策不能再继续下去了。”⑤尽管美国涉华研究专家学者对于台湾的角色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看法，但我们所接触到的美国涉华研究专家学者多数是将台湾视为“平衡”中国影响力的筹码，中国大陆在台湾问题上不可能依赖美国“善意”，同样的，台湾当局也不要一厢情愿地认为美国会为了台湾当局的利益牺牲美国自身利益。美国利用“台湾牌”对中国政府施压不能没有底线，过度施压只会让美国失去其在中国的利益。如果美国与中国展开零和竞争，台湾必将首当其冲。事实上，美国从来都是以美国的国家利益为核心，出卖台湾当局利益的行为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无论是2018年的“台湾旅行法”还是最近的“台北法案”，美国政客在收到好处、榨取台湾当局的利益之后，又有多大的意愿协助台湾当局？对此，台湾学者是有清醒认识的。台湾东海大学潘兆民教授说：“蔡政府认为只要拥抱美、日，就可得到其支持，然而，过去马政府无需担心WHA的参与问题，甚至出席国际民航组织（ICAQ）都是‘备受礼遇’，以特邀身份与会。而今蔡政府已三度被拒WHA门外，据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林德梅耶指称：‘无两岸谅解’，难以发邀请函。”⑥目前看来特朗普取得连任的机率颇大，未来四年中美之间在台湾问题上很有可能还会有许多冲突。中国政府必须做好出现最坏局面的准备，如果美方在外交承认和“法理台独”上进行豪赌，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进程将被打断，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就只剩下采取非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一途。
三、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面临极限挑战
中国大陆方面在台湾问题的原则立场是高度稳定的，历届领导集体的对台政策有着鲜明的一致性和延续性。一方面，中国大陆希望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另一方面也从未放弃以非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选择。这一对台政策在毛泽东、周恩来时代就已经形成了。1955年5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上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⑦1956年9月，中共八大报告申明：“我们愿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使台湾重新回归祖国的怀抱，而避免使用武力。如果不得已而使用武力，那是在和平谈判丧失可能性，或者是在和平谈判失败以后。”⑧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中，提出了“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但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对台方针政策。1995年1月，江泽民提出的“八项主张”在恳切主张和平统一的同时，也强调了“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的针对性”问题，他说，“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绝不是针对台湾同胞，而是针对外国势力干涉中国统一的‘台独’图谋的。”2005年3月胡锦涛在全国人大审议《反分裂国家法（草案）》前夕，提出了发展两岸关系的“四点意见”，既表达了“争取和平统一的努力决不放弃”的信念，也强调“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决不妥协”的坚定意志。2019年1月2日，习近平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指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们愿意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因为以和平方式实现统一，对两岸同胞和全民族最有利。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针对的是外部势力干涉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动，绝非针对台湾同胞。两岸同胞要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⑨最近5年，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入跌宕起伏的阶段。2015年11月的“习马会”是两岸领导人首次面对面会谈，标志着两岸共同事务合作治理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但在随后不久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击败国民党候选人朱立伦，民进党再次在台执政，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遇到严重挑战。由于民进党当局拒不接受“九二共识”，又未能提出可以让大陆方面接受的替代性共识，“习马会”达成的共识无法落实，两岸事务部门之间往来中断，两岸两会交流合作也无法继续，两岸共同事务合作治理的机制停摆。尽管如此，大陆方面并没有放弃和平统一的努力，仍然对和平统一展现出极大的自信和定力。习近平在2019年1月2日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两岸同胞血脉相连。亲望亲好，中国人要帮中国人。我们对台湾同胞一视同仁，将继续率先同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机遇，为台湾同胞台湾企业提供同等待遇，让大家有更多获得感。和平统一之后，台湾将永保太平，民众将安居乐业。有强大祖国做依靠，台湾同胞的民生福祉会更好，发展空间会更大，在国际上腰杆会更硬、底气会更足，更加安全、更有尊严。”⑩习近平的两岸融合发展主张并非仅仅一句口号，而是提出了具体明确的“路线图”：他说“我们要积极推进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打造两岸共同市场，为发展增动力，为合作添活力，壮大中华民族经济。两岸要应通尽通，提升经贸合作畅通、基础设施联通、能源资源互通、行业标准共通，可以率先实现金门、马祖同福建沿海地区通水、通电、通气、通桥。要推动两岸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合作，社会保障和公共资源分享，支持两岸邻近或条件相当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⑪事实证明，大陆方面的耐心和坚持使得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在艰难之中仍然得以继续前行，两岸人民的利益需求得到极大的维护。三年多来，两岸人员往来依然热络，两岸经贸关系不仅没有中断，贸易额还是有增无减，台湾方面继续从大陆获取大量贸易顺差。相对于大陆领导人的自信和定力，大陆民众面对民进党当局层出不穷的“台独边缘政策”明显缺乏自信和定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正在遭遇极限挑战。“2016年民进党重新执政以来，大陆民间出现了‘武力统一’的声音，也有人对两岸关系能否继续和平发展产生疑虑心理，还有人基于香港地区在实践‘一国两制’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对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与坚持‘一国两制’的关系问题，产生了一些模糊的认识。”⑫香港特别行政区“一国两制”实践中出现的问题，的确让大陆各界重新反思以“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行问题。作为专业从事台湾研究的学者，近年来我们强烈感受到来自大陆民间社会的舆论压力已经越来越大，要求采取“非和平解决”的断然措施解决台湾问题的呼声此起彼伏，显见大陆民众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信心更加不足了。
四、中国政府面对极限挑战的对策再认识
对于未来四年两岸关系发生“极限爆炸”的忧虑，不仅来自中国大陆民间社会，台湾方面示警的声音也是接连不断，这样的示警甚至来自民进党当局体制内的智库。“目前两岸民粹对抗非常高涨，而且越来越高涨。”⑬“所谓‘两岸关系回不去’、‘等大陆疫情或两会过后将处理台湾’或各界熟悉的武统论传闻，纷纷漫淹于对岸网络。”⑭民进党当局采取的“去中国化”教育、“渐进台独”等“台独边缘政策”，美国当局利用台湾问题对中国进行极限施压，中国大陆内部激昂的民众情绪，都有可能在未来四年引发一场严重的危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的最终完全统一，本来就是中国人民的神圣使命，一旦时机成熟或是出现了《反分裂国家法》规定的采取非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情况，相信中央政府一定会采取果断措施。台湾问题极其敏感而且复杂，一般的民众甚至专家学者能够掌握的信息都极其有限。我们既不能排除未来四年可能出现的“极限爆炸”危险，也要从全面和战略的高度去把握好两岸关系的节奏和方向。从理性的角度出发，无论是台湾当局、美国政府还是中国政府，面对日益危险的台海局势，都存在“避险”的动机和条件。我认为大陆方面在台湾问题上之所以在各种压力下仍能够表现出极大的克制和耐心，既与大陆方面在台湾问题上的控制能力提升有关，也与我们对两岸政治关系的认知深化有关。一如刘相平的分析：“大陆将不再将台湾海峡看成‘楚河汉界’，也不再采用‘将军’的方法来处理两岸关系，而是将两岸放在一张围棋棋盘上，以自己为主，谋势取势，为国家统一创造条件。”⑮中国大陆目前的包容与克制，既与民进党当局尚未正式改变台湾内部有关两岸同属一个国家的法理规定有关，也与中国大陆自身综合实力增长、两岸之间的利益联结已更加紧密有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大陆对台湾问题的把握和认识更加全面深刻了。在此基础上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变得更加自信、更有定力，处理台湾问题更加从容，更加精准了。习近平在2019年1月2日的重要讲话中明确强调：“尽管海峡两岸尚未完全统一，但中国主权和领土从未分割，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⑯由此我们认识到，两岸同属一个国家是当前的存量，两岸完全统一的“增量”应该是领土、主权之外的改变。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我们面对的台湾问题与回归前的港澳问题存在本质差异，两岸统一不是领土和主权的再造问题，而是实现结束政权敌对对立和民心的统一问题。进一步分析，台湾所处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两岸关系主导权已牢牢掌握在中国大陆手中。习近平说：“两岸关系发展历程证明：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改变的！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天然情感和民族认同，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改变的！台海形势走向和平稳定、两岸关系向前发展的时代潮流，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国家强大、民族复兴、两岸统一的历史大势，更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 ⑰另外，台湾内部政治生态也决定了无论任何人、任何政党在台执政，都无法片面改变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法理和政治现实。只要没有失去理性，台湾当局就必须在“两岸一国”的法理规定面前停下“台独边缘政策”的脚步。在习近平2019年1月2日的讲话中我们进一步瞭解到，在台湾，除了台湾当局之外，还存在着大量的政党、团体和社会各界人士。尽管我们断绝了与台湾当局的往来，但并不意味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不再有合作伙伴。习近平说：“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台湾任何政党、团体同我们的交往都不存在障碍。以对话取代对抗、以合作取代争斗、以双赢取代零和，两岸关系才能行稳致远。我们愿意同台湾各党派、团体和人士就两岸政治问题和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有关问题开展对话沟通，广泛交换意见，寻求社会共识，推进政治谈判。”⑱因此，习近平郑重倡议，“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两岸各政党、各界别推举代表性人士，就两岸关系和民族未来开展广泛深入的民主协商，就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达成制度性安排。”民进党当局之所以仓促推动修法限制两岸人民交流交往，正是感受到两岸人民交流交往的压力。“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民进党当局限制两岸人民往来的政策不可能长期执行下去，“台独边缘政策”的政治骗术也终有被戳穿的时候。美国当局利用“台湾牌”对中国进行极限施压也必将付出代价，一旦美方越过底线，中国政府必将采取对应的措施。这也是为什么民进党当局不敢直接改变两岸同属一个国家法理规定、美方一再强调一个中国政策不变的原因。本文的分析依据是建立在各方面都会理性决策的前提下，即使有人失去理性，突破底线，中国政府反制的政策工具箱也有相当多的可选政策工具。一旦两岸关系出现重大变化，即使采取军事手段，可选方案也非常多。除了武力解决方案，中国政府还可以运用政治、经济、法律、社会、外交等手段对台湾地区实施治理。目前在涉台外事领域和两岸交流交往领域的管制措施只是冰山一角而已。无论是美方还是台湾当局对我采取极限施压措施，都将激发中国政府藉力使力对台湾地区进行更加全面、直接的治理，具体采取什么措施端视台湾问题演变的具体情况而定。“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终结！”⑲本文坚信，中国政府已经做好未来四年两岸关系发生“极限爆炸”的应急准备，如果台湾当局或美国当局失去理性，逾越法理和政治底线，其结果只能是加快两岸完全统一的进程。
（本文系“文化名家”项目：《海峡两岸系统桥接研究》成果；作者：刘国深，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政治研究所教授；来源：昆仑策网，转编自“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原载《中国评论》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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