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河：大力弘扬反腐文化 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作家二月河

 

　　作为党的十八大代表和全国人大代表，我曾见到党的十八届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同志，我对他说，现在党中央的反腐败力度，读遍二十四史都找不到。我说这话决不是当面奉承岐山同志，而是我的真实想法，是我长期耕读史书并对照现实思考的结晶。后来，我又在多种场合与一些媒体和官方网站的朋友探讨过这个问题。

 

　　现在，《国防参考》的记者朋友让我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角度梳理一下历史上的反腐文化问题，我觉得很有必要，但谈不上“系统”，只是谈一点有感而发的“碎片”，与读者朋友们交流切磋。

 

　　一个转业军人，为什么要花半生精力写那三个皇帝？

 

　　我年轻的时候也有雄心壮志，父母亲很早就参加革命，父亲在部队带兵，母亲在地方公安部门工作。周围的人都算成功人士，于是自己也想将来一定做一番事业。可是，父亲所在的部队调动频繁，我只好不断地转学。上学没有上好，小学、初中、高中都留级了，留到1966年。

 

　　“文革”开始后，高考没了，去当兵，参军又十年，33岁才当上了副指导员。别人33岁当正团，我还是一个副指导员，我不想当官了，我想做点事情。不能做官就在文学这条路上走一走。

 

　　于是，我转业了，走上了研究《红楼梦》这条道路。我把我写的研究文章寄给红学会，他们也没有给我回信。后来，我给红学家冯其庸先生写信，我说我写的稿子请您看一看，如果我真不是研究《红楼梦》的料，请您给我回一封信写几个字，我不在这儿浪费时间了。如果您觉得我是这块料，也给我回几个字。这个信去了几天，冯其庸先生给我回信了，洋洋洒洒一百多字，主要就是说觉得我可以，这样我就走进了《红楼梦》研究行列。

 

　　后来，1982年在上海召开全国第三次《红楼梦》学术讨论会，有人提到，康熙对我们中国历史贡献很大，但是到现在没有一部像样的文学作品加以反映。我脑子一热，就说由我来写。这样我就用了将近20年的时间，先后写了《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三部历史小说。

 

　　 这三部是皇帝系列小说，又叫“落霞”系列，我们的华夏文明在那时像晚霞一样绚丽，同时又存在一些很要命的东西，这就是太阳就要落山时的美丽与忧虑。忧虑的是我们的文明当中不只有精华，也存在糟粕，其中突出的是腐败与反腐败的思想文化的较量及其权力斗争的血腥角逐。

 

　　我曾经给43位中科院的教授上过课，我问他们当中有没有人既是政治家、农学家、数学家，又是军事家、书法家，还精通几门外语。这样的人鲜有，但康熙就是这样的人。数学当中的一元二次根，他很早就解过，他还在试验田种植双季稻。康熙甚至还组建了我国第一个皇家科学院。

 

　　如果商贸往来从康熙时期不停，西方工业革命的信息可使中国的工业革命大致与西方同步，或许就不至于有鸦片战争。所以我讲，康熙是中国的潘多拉。

 

　　我写这三位皇帝，就是想表明，我们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却没有抓住机遇，与工业革命擦肩而过。我用这样的艺术形式来告诉大家，我们民族曾经发生这样的事情。历史总是在提醒我们，不要重蹈覆辙，作家的责任就在于此。

 

　　历史告诉我们，腐败不会导致速亡，但腐败能导致必亡

 

　　腐败不会导致速亡，历史上没有这个效应，但腐败能导致必亡。满军入关的时候，只有8万5千兵力，吴三桂在山海关的驻军是3万5千人，合在一起就是12万人。

 

　　汉族的兵力是多少呢，李自成的铁骑部队有100多万，明朝的各类武装人员有300余万人，加起来汉族的武装力量在400万人以上。可是12万人打400万人，却如入无人之境。为什么，因为你腐败了，400万人也就是一堆臭肉，对此，12万人也能变成一把剁肉的刀。

 

　　崇祯皇帝最后是什么样子呢？只能跑到景山自杀了。这些历史的细节真切地告诉我们，腐败与每个人都有关联。不是说某人因为腐败被抓去了才有关联，那只是来早与来迟之间的差别。到了某一天，腐败蔓延至全社会，社会“糖尿病”的并发症整体发作，你说你往哪里逃？

 

　　毛泽东讲过，崇祯不是个坏皇帝，可是在那样的情况下，他又有什么办法呢？所以说到了那一天，大家知道的时候已经为时晚矣。人保持清醒是需要条件的。很多人的清醒是在大祸临头时，在东窗事发时，在接受调查时。但到那时清醒还有什么意义，错误已经铸成。

 

　　拿我写的康熙朝代的反腐文化来说吧。康熙是满清定都北京后的第二个皇帝，在位达61年。康熙帝继位时，虽然镇压农民起义、消灭南明政权的大规模战争业已结束，但不久又发生了连续8年的三藩之乱。长期的战乱不但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力，而且也使政纪废弛、吏治腐败。康熙亲政后，一直把整饬吏治、反对腐败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

 

　　康熙帝在整饬吏治、反腐倡廉方面，先后走了三步棋。

 

　　其一、亲察。即通过亲自接触官员进行考察。一旦发现庸劣官员，随即斥退罢免，按照清朝的制度：总督、巡抚及各省其他文武大吏离京赴任前，未经特许，都得进京陛见请训。在陛见中，康熙帝除征询他们的打算外，还有针对性地同其研讨问题，告诫他们要“受养百姓”，好自为官。通过陛见，康熙帝可以更好地熟悉和了解这些官员，同时为以后进一步考核提供依据。康熙曾深有体会地说：“官吏是否贤良，社会舆论是不会骗人的。如果廉良，向老百姓一打听，自然是极力称颂；反之，回答一定很含糊，廉与不廉，一下子就区分出来了。”

 

　　其二、惩贪。惩贪是康熙管治内外官员的中心和重点内容。康熙认为，制定考核办法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认真贯彻执行，特别是对那些纠察出来的贪庸之辈要严惩。侍郎宜昌阿被派往广东查看尚之信家产，竟伙同广东巡抚金俊侵蚀兵饷、贪污公款、收受贿赂，共计白银89万余两，另外还有大量财帛等物，并将知情者灭口。案破后，宜昌阿、金俊等多名官员被斩。

 

　　其三，奖廉。即提倡清官政治。康熙帝率先垂范、严于律己、勤于政事。他认为，加强纠察、惩处贪官是很重要的，但毕竟是消极防堵。贪官惩办了，危害已经造成，而消除影响，平息民愤，却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积极的做法是防患于未然，通过清官抚绥民生，稳定封建统治秩序。面对贪官多于清官的现实，康熙把清廉作为选官的第一条标准，以廉吏事迹激励百官。他对清官竭诚关怀、大力支持、积极培养，经康熙亲口表扬的清官就有三十多人。

 

　　康熙坚持不懈地反腐败，明辨是非功过，实行奖惩，以正抑邪，自律行为受到约束和引导，形成了清初重要的文化氛围。

 

　　但康熙后期沉湎于“太平盛世”，放松了反腐惩贪，吏治显著腐败、税收短缺、国库空虚。雍正接手时，国库储银仅800万两，而亏空的数字却大得惊人。雍正说:“历年户部库银亏空数百万两，朕在藩邸，知之甚悉。”严峻的形势下，清理积欠、诛杀贪官，势在必行。雍正别无选择。

 

　　雍正在位时诛杀贪官不计其数。但他的反腐措施并不仅限于此，除惩治诛杀贪官以外，雍正还有三项更为彻底的措施: 绝不放过贪官涉案的亲戚和子孙，让贪官“死而不已”。

 

　　贪官们的罪一经核实，雍正就下令把他的家底抄个干净，连他们的亲戚、子弟的家也不放过。雍正下令:“丝毫看不得向日情面、众从请托，务必严加议处。追到水尽山穷处，毕竟叫他子孙做个穷人，方符朕意。”此令一下，全国一片抄家声，雍正也得了个“抄家皇帝”的封号。可见当时官场上对这个“刻薄皇帝”的怨毒之深。

 

　　但“乱世用重典”，为国家计、为社稷计，不如此不足以拨乱反正。没有雍正大刀阔斧的整顿吏治、肃清贪官、清理积欠，就不会有后来的“乾隆盛世”。

 

　　由此看来，贪官们只有“死路一条”了。可是，在雍正时代贪官连“死路一条”都没有。雍正的政策是:“死了也不放过他!”雍正四年，广东道员李滨、福建道员陶范，均因贪污、受贿、亏空案被参而畏罪自杀。

 

　　雍正继位不久就发生山西亏空和科场舞弊两大案件。经审理，山西巡抚诺敏与下属官僚“上下其手，内外勾结”，致使山西库银亏空400多万两；恩科主考官张廷璐泄漏考题、收受贿赂、营私舞弊、罪大恶极。雍正原本是要把诺敏“腰斩”、把张廷璐“凌迟”，经大臣谏劝，才改为诺敏“赐死”、张廷璐“腰斩”。

 

　　雍正下令:“传旨给顺天府和京师各大衙门，让那里四品以上的官吏，在诺敏、张廷璐行刑时，不论是否沾亲带故，也不论是不是门生好友，统统都到西市去‘观刑’。让所有的人都去给这两个墨吏送行，大有好处!”—— 这就是杀一儆百。

 

　　对此，雍正还有一番高论:“杀贪官不能只叫老百姓看。要叫当官的去看，一人也不许不去，朕就是要让他们好好看看，看得心惊肉跳，看得筋骨酥软，看得魂消魄丧，看得梦魂不安！这样，以后他们的黑眼珠盯着白银子时，就会有所惊觉，就得掂量掂量，就不能把事情做得太绝，就得想法给自己留条后路!朕告诉你们，这些当官的，都自称是孔子和孟子的门徒，让他们见一见这血淋淋的场面，比他们关在房子里去读一百部《论语》《孟子》还管用得多呢!”

 

　　雍正反腐倡廉仅仅五年，国库储银就由康熙末年的800万两增至5000万两。更重要的是，营造了反腐争廉的浓烈文化氛围，国家文化安全支撑了社会风气大变。“雍正一朝无官不清”的说法，也许夸张了点，却是对雍正治理腐败的肯定。

 

　　（雍正帝朱批奏折——雍正反腐风暴镜鉴：法治不彰、吏治难清明。）

 

　　乾隆是继康熙、雍正之后的又一位高瞻远瞩、雄才大略的君主。他从执政伊始，即把整顿吏治、严惩贪官放在治国勤政的首位，不仅从重惩治了一批索贿受贿、转移赃款的腐败分子和高级官员，而且修订刑律严惩贪腐：恢复雍正朝设立的上司分赔制度，凡属员亏空上司必须分赔；修改侵贪条例，凡亏空钱粮官员必须如期补足亏额，否则按律治罪；坚决镇压以身试法者。

 

　　“千里做官只为财”，云南布政使戴朝冠贪案事发，下在牢里，自忖年逾七十，便要钱不要命，宁死也不交侵吞的库银。乾隆帝下令将戴朝冠斩立决，赃款悉数追还，使其人财两空。

 

　　乾隆三十年后，由于连年战争和皇室贵族的靡费，朝廷财富日益虚耗，满汉官员的贪污腐败像蛀虫一般侵蚀着大清帝国。乾隆帝痛下决心，亲自查处了震动一时、以各省督抚为首的贪污大案、要案：两淮盐引案、云南贪铜案、甘肃冒赈案、浙江贪赃案、山东库银案、江苏庇贪案、福建贪赃案……严惩了一批贪官污吏，刹住了腐败颓风，缓和了社会矛盾。

 

　　乾隆帝所旨办的大案要案一般半年左右就能破案、了结；最后对贪官污吏的处置，不仅从严而且从速：“此等劣员，多留一日则民多受一日之残，国多受一日之蠹。”在乾隆一朝，被从速处决的贪官污吏有三千人之多，封疆大吏以上的高官有二十多人；赃款悉数抄没，不足则勒令补足。

 

　　至于后来出现的“贪污之王”和珅之案，乾隆帝当然要负很大的责任，但根本原因还在于封建制度。公正地说，乾隆帝在退位前，对和珅的擅权不法还是有所觉察，曾两次下旨对和珅降级、革职留用处分，但此时和珅权势已固，而乾隆帝已宣布归政于皇太子即嘉庆帝。乾隆帝权衡利弊，为了大清帝国的前途，诛杀和珅的大任只能交由嘉庆帝来完成。

 

　　总之，“康乾盛世”的出现，是与当时反腐崇廉的文化氛围的日趋浓烈分不开的。史实证明，强力反腐不会导致社会震荡速亡；不反腐败则导致必亡！而封建制度的特权痼疾决定了任何明君大帝都不可能彻底反腐，所以清朝到头来还是在日趋腐败中走向灭亡。

 

　　如果腐败蔓延，经济再好、文化再好又能怎样？

 

　　有一种观点认为，经济高速发展，出现腐败问题在所难免 。

 

　　这决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中国的唐代和今天的美国，有相同的地方。如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机器，武力都很厉害；都拥有世界上最高的GDP。美国现在是占世界20%，而唐代已经达到40%。唐代的长安是国际大都市，当时欧洲的人来唐都朝拜，很是羡慕。到乾隆年间我们的GDP还占世界的30%，但是到了道光年间就发生了鸦片战争，中国就变成了半殖民地的黑暗旧中国。两千多年以来中国的GDP在多数时期是世界第一，但是后来就不断地落后。

 

　　经济水平高也好，文化程度高也好，都不代表你强大。腐败蔓延，经济再好、文化再好又能怎样？宋代是经济大国、文化大国，是世界历史上文化程度最高的朝代之一，但也是政治腐败、社会生活腐朽的朝代之一。今天，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能说宋代的中国是个强国。

 

　　现在，有的人在跟我交流反腐问题时，都会把经济文化和治理腐败混在一起说。但我认为，对经济实力不能迷信，对文化实力也不能迷信。对政治的腐败，不能拿经济的繁荣、文化的灿烂这些事去抵消。一个政权如果不能维护国家完整，不能维护民族团结，不能下狠心治理腐败问题，其他方面再强大，都不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不管你有多高的GDP，多大的文化体量，如果腐败横行，都会轰然倒塌。

 

　　我们不能迷信任何东西，不能迷信GDP，要把国家综合实力搞上去，这是最根本的问题。中央是太阳，阳光照射到每个人心中，需要折射，折射到每个角落，同时要注入信仰的力量。

 

　　什么叫正能量，人民在追求光明，追求幸福，追求健康，向往人人都美好的世界，那么这种信仰支撑可以说是民族力量的现实所在。这个问题要综合利用。所以说我们党一定要把自身的这种阳光力量通过各个领域和层次折射到各个层面去，让各个领域沐浴这种阳光，那么整个社会的正气便可以培育起来了。

 

　　现在的反腐败力度，读遍二十四史都找不到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定不移改进作风，坚定不移惩治腐败，党心民心为之一振。现在中央的八项规定很有效，在社会上已基本形成良好的舆论风气。以前没有感觉这种东西是见不得人的，现在大家知道了。这个八项规定给全党干部确定了一个最起码的、公开的社会底线。

 

　　当前，中央的这种反腐是在争取时间。争取时间干什么？就是争取时间深化改革、完善制度，制定长治久安的政策，因为腐败的问题惩治起来是很难的。贪官污吏在那个地方拼命地捞，捞的都是我们老百姓的钱，那老百姓当然是不满意的。

 

　　我很拥护中央的决策，党中央的决心很大，已经为老百姓所认知，大家也从心底拥护中央，因为腐败违反了人们最基本公正的道德底线。自古而今，没有因反腐而导致国家或者民族产生危机的，原因就在于，反腐根植于人民群众最基本的心理诉求。

 

　　我们党的反腐力度，读遍二十四史，没有像现在这么大的。这种力度绝对是不见史册的，但反过来说，现在我国的腐败程度也是严重的。我笑说腐败是中外两种文化的恶劣基因搀和到一起产生的杂交品种。可能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商品大潮，还有各种思潮，鱼龙混杂，经济抓得紧，在思想道德方面、信仰方面抓得松，融合在一起就产生了这样的社会现象。

 

　　有的人认为西方制度下腐败问题不那么严重，而我明确表示西方的制度不能用来约束中国的政治文化，为什么？腐败和意识形态无关，不管什么样的意识形态，都要面临腐败问题。腐败是个社会病，不要把它和制度联系在一起。

 

　　西方制度难道就没有腐败吗？法国前总统萨科齐，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都是因搞腐败下台的。所以说，无论在什么制度下，只要不管，或者只要放纵，腐败肯定要滋生、要繁衍。但是在权力相对集中，或者对权力的监督相对较少的情况下，就更需要高层领导人有清醒的头脑。基层负责抓这个问题的人也要有自律，要把自律和他律结合起来。

 

　　有人尝试用“西药”治理中国的贪腐顽疾，但我不认为西方制度能约束中国政治文化。中国有中国的特点，不可能照搬西方。相应的制度，还得靠我们自己来建立。

 

　　中西医结合可能会比较好。比如治病动刀子，这是西医，把腐败的部分毫不惋惜地剜出去；同时也加强内服治理，就是严厉整治。可以说是秉刀斧手段，持菩萨心肠。秉刀斧手段，那就是该查的查，该处理的处理。但我们实际上是治病救人，还需要警示，提醒更多的人不要走这条路，不要在这个问题上玩火。刀斧手段当然是西医，同时也要内服一些我们国学的营养，让更多的干部别出这种差错，让实心踏地干工作的人少一些顾虑。

 

　　纵览历史，有什么治理腐败的措施或制度值得我们借鉴？

 

　　我们现在说权力制约，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面，这句话说得非常到位。但是笼子的钥匙在哪里？钥匙要放在人民群众的手里。如果权力关在笼子里，钥匙还在官员手里，那等于没用，笼子的钥匙要放在舆论监督和人民的手中，让反腐败更为公开更为透明。要让官员对人民的事业有敬畏感，对自己的工作有担当。要让他们有一种意识，民生即是天心，如果民生搞不好，天怒人怨，这个官还能当得下去吗？这样他就会格外小心。

 

　　郭沫若在蒲松龄的故居里写了一副对联：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木三分。他把贪和虐相提并论，是说当官的如果贪腐，看起来没有直接虐待别人，但是等于把别人的蛋糕分了，间接地虐待了别人。所以，切蛋糕的人要在人民目光之下做事，想偏心也要有所顾忌。

 

　　在人民监督方面，我们党已经采取了很多措施。通过新技术、互联网这种手段，比如通过我们中央纪委的网站实施监督，民众的介入度是空前的，民众现在可以很方便地把自己的意愿反映出来。可以说，这是我们中央顺应民意，也可以说是老百姓利用科技手段创造出来的结果。

 

　　我想在这里不妨谈一谈雍正的密折制度。这种制度是官员向中央和雍正反映情况，他们不一定光说负面的问题，还可以讲琐事，比如哪个地方天气如何，收成如何，官员出了什么笑话，他都要给雍正汇报，作为中央掌握情况的一种材料。要了解情况，领导干部需要交一些基层朋友。这些基层朋友给你反映的情况也不一定大，就是把真实的情况反映给你，作为制定政策时候的一种参考。像这么一种党与群众的联系可能会使中央进一步耳清目明，再加上互联网，人民通过网络跟领导进行相对直接的沟通，这些对有效监督都有所裨益。

 

　　目前我们对官员的教育只是注重物质上，这是最基本的。但还应该注意，过去我们讲光宗耀祖，一个人做官了，祖宗也觉得光荣，不一定要发财。但现在的官员没有把尊崇的地位、人们的敬仰、家族的声誉考虑到，这很可怕。所以，要加强这方面的宣传，家族的荣誉，社会的尊崇，都应算成是官员的“收入”。

 

　　在《强项令》这个戏里讲，洛阳令董宣死后，在他家里只发现了一百多枚铜钱；另一个例子，清朝云南总督杨名时死后也是在家里只发现一百多枚铜钱，折合成人民币也就是十块八块的样子。杨名时在做官的时候没人敢给他送东西，被诬陷进了班房后过的生活比做官时还好。因为老百姓都把东西拿到班房里给牢头，让他们转给杨名时，放下就走。这是人民对他的崇敬，是他自己挣来的。应该把这种信仰传递出去：干部要爱惜自己，把自己美好的公众形象确立起来，可以给自己的家族带来更崇高的地位，这也是一笔无形的财富。

 

　　（雍正反腐“革命”手迹。）

 

　　因此，我想应该把这种“收入”的概念放在学校、家庭教育中，让他们从小就知道什么叫体面、什么叫无耻。官员要对自己负责、对家庭负责，就要有担当、就要有做官的底线。突破了这个底线，就对不起亲人。

 

　　中国正在开启一个全新时代

 

　　把现代中国放到中华五千年历史长河中去定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正逐渐开启一个全新的时代，这个时代与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朝代比都有本质上的区别。

 

　　当下中国的发展态势跟康乾盛世绝不是一回事。故宫养心殿的对联“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可以说明当时封建王朝还是强调“人治”，与现代中国的“法治”有明显区别。

 

　　我们回顾历史可以看到，历史上的各个朝代显然也有法，秦皇汉武有法，康乾盛世也有法，但那还不是依法治国。过去衙门挂的匾额说“天理、国法、人情”，国法排第二位。

 

　　汉唐时代有丹书铁券制度，官员立下大功就可以免受法律制裁。明代有八议制度，官员功劳大，朝廷对这八种情况可以免罪。清代有议罪银制度，当官员出现违纪违法、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缴纳一定银两，就可以免除一些处分。

 

　　这些都说明封建时代强调的是人治，尤其是皇帝的意志，这些都游离于法律之外。法律只是限制平民老百姓的工具，法律只是维护一家一姓的封建统治手段，法律的平等线根本就是站在官僚和权贵一边，平民老百姓就是靠边站。

 

　　回顾历史，大家也可以看到，明清皇帝搞过反腐，也治理过环境问题，但那时候与现在同样有本质区别，过去反腐、治理黄河泛滥、修道路，都是为一家一姓服务的，整体来讲，就是没有把人民的利益贯彻其中，还是为了维护金字塔最顶端那一小部分人的利益，清代就是爱新觉罗家族，明代就是为了朱家。

 

　　从这些方面，考量今天的反腐、治理雾霾等，都是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了实现“中国梦”。我们所说的“小康社会”不光是讲“吃、穿、用”，也有社会问题、环境问题。

 

　　中国共产党强调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方面加强治理，这在中国历史上没有过。中国共产党执政整体上就是为人民服务，这是我们的根本思想，从严治党，让党更纯洁、能更及时听取人民意见，是全方位为人民服务的根本保证，而带领老百姓奔向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是为人民服务的根本目标。

 

　　（来源：国防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