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法解读：内忧外患并存，内忧甚于外患！

 　

【编者按】2015年7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新的国家安全法，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第29号主席令予以公布，中国首部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安全法问世。国家安全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的进程中越来越受到重视。为此，求是网特邀国际关系学院杨建英、李文良、刘跃进三位教授为您详细解读新一届中央政府国家安全整体布局。

 

　　访谈嘉宾 : 　　

 

 

刘跃进（国际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教授,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特邀研究员）

　　

 

李文良（国际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主任、教授）　　

 

 

杨建英（国际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教授）

 

　　 精彩观点

 

　　１、要看清当前中央的国家安全战略布局，就需要从过去的历史发展中看，从时代背景看，从思想渊源上分析这种必然性。从历史上看，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家安全态势，大致可以30年为期划分为三个阶段。在建国后的第一个30年中，整个国家安全形势比较严峻，第二个30年的国家安全形势比较缓和，进入第三个30年后则逐渐变得既复杂又严峻。

 

2、其实，在冷战结束后，很多国家的反间谍工作都在不同程度上加强了公开性，比如中央情报局、英国军情六处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等等。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也意味着我们要更加重视公开情报与秘密情报的结合，加强对国家安全工作的宣传，提高全民国家安全意识。

 

3、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构建总体国家安全观二者互为里表，辩证统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侧重发展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侧重安全问题，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

 

访谈实录：

 

求是网：自十八大以来，中央对国家安全有一系列布局动作，包括设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审议通过《国家安全战略纲要》，颁布实施《反间谍法》，通过新《国家安全法》等。这一系列动作的背景是什么？我国面临怎样的国家安全形势？

 

李文良：我国面临的安全形势，可以从每年我们发布的国家安全十大事件说起。从2012年、2013年、2014年这三年我国国家安全十大事件来看，我国面临的国家安全形势存在三个特征：

 

　　一、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因素相互交织。

 

2012年国家安全十大事件中，传统安全事件如日本政府的购岛引发中日钓鱼岛危机、中菲黄岩岛对峙、中国首艘航母“辽宁号”服役、中共十八大召开和三沙市成立事件占总数3/4，而如新疆劫机事件、“黄金大米”事件、韩国海警杀死中国渔民属于非传统安全事件，占总数的1/4。这里虽然显示了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交织并存特点，但传统安全事件仍占据多数。到了2013年非传统安全事件上升，占国家安全十大事件的3/5，所以说2013年国家安全面临基本形势、态势依然是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相交织，但非传统安全事件明显突出。

 

在2014年的时候，名列1、2、3、6、9、10的事件均属于传统安全事件，它们占了3/5，非传统安全事件则占了2/5，由此可见，2014年的时候中国国家安全面临基本态势，虽然继续与2013年保持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态势，但与2013年非传统安全问题凸显，传统安全问题更加突出，总体上与2012年的态势相吻合。总之，这三年所发生的传统安全事件和非传统安全事件数量不同，但三者平均后大体相等，即传统安全事件17项，非传统安全事件14项。从微观的十大安全事件事件来讲，中央对国家安全形势的战略研判与国家所面临的安全形势特点是相符的。

 

二、威胁中国海洋权益的强度持续增强。

 

实际上，对中国来讲，除了传统、非传统安全因素之外，现在主要的威胁来自东海和南海问题，这个也能够从中国国家安全十大事件当中找到答案。

 

在2012年的中国国家安全十大事件中，名列第一的是日本政府购岛引发的中日钓岛事件，名列第二的中菲黄岩岛对峙事件。2013年十大事件中名列第二的钓鱼岛争端持续升级，以及2014年国家安全十大事件中名列第十的南海冲突不平静。这些事件充分说明，无论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制造争端，还是菲律宾甘愿充当美国的马前卒，不断在南海问题上挑起事端，都对我国海洋安全造成直接挑战。

 

因此，正如《2013年国防白皮书》所言，“个别邻国在涉及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上采取使其问题复杂化、扩大化的举动对我国国家安全，特别是海洋国家安全造成威胁。”这也就我们所说的国家判断与中国国家安全十大事件相吻合的支撑。

 

三、恐怖威胁突然加大，国民安全的主要威胁就是恐怖主义。

 

例如，在2012年中国国家安全十大事件中，名列第七的“新疆和田劫机事件”和2013年中国国家安全十大事件名列第五、第八的“金水桥恐怖袭击事件”、“新疆屡县恐怖袭击事件”以及2014年国家安全十大事件中名列第四的“暴恐袭击多发”等系列袭击事件充分说明，恐怖手段越发血腥残忍，恐怖范围越发扩散，恐怖危害越发严重。

 

以上这三点，结合我国国家安全十大事件来说，这就是我们国家现在面临的安全形势。

 

刘跃进：刚刚李老师说的是现实方面，其实中央对于国家安全战略布局不是突然出现的，例如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定，国家安全战略纲要出台，还有现在的国家安全立法，都不是突然的，它们都是十几年不断探索的结果。

 

2004年，中央在关于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第一次关于国家安全有一个比较系统的论述，主要论述的是国家安全机制问题，完善国家战略问题。像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这就是原来的一个机制。现在设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就是机制的完善。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国家安全战略纲要》，则是多年来不断提“完善国家安全战略”的一个结果。所以说中央关于国家安全的部署，其实之前是有积累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也有其重要的历史必然性，是对世纪之交提出的“新安全观”的发展。

 

这里有一个过去多年中央不说的新提法，就是“国家安全法治”，这一点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第一次提出的，这之前有《国家安全法》，但是它的法律范围是狭义的，指的是隐蔽战线，是反间谍。虽然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深化改革的《决定》里面没有提“国家安全法治”，但习近平对《决定》作说明时，在讲到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责时，讲到的四个职责里面有一个就是“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虽然中央过去没有提国家安全法治建设问题，但我国学界对此是有探索的，比如我们过去在《国家安全法的名与实》的文章里，就提到了如何修改国家安全法的问题。

 

所以要看清当前中央的国家安全战略布局，就需要从过去的历史发展中看，从时代背景看，从思想渊源上分析这种必然性。

 

从历史上看，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家安全态势，大致可以30年为期划分为三个阶段。在建国后的第一个30年中，整个国家安全形势比较严峻，第二个30年的国家安全形势比较缓和，进入第三个30年后则逐渐变得既复杂又严峻。

 

在比较严峻的第一个30年中，国家安全形势同时比较简单，敌我友比较清晰，是非曲直比较明确，因而可以说是一种严峻而简单的国家安全态势。

 

进入第二个30年后，邓小平对国际国内形势有一个简洁明了的判断：对外，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对内，阶级斗争不是主要矛盾，因而要抓住机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搞建设、求发展。这个判断使中国可以不过高增加国防投资，降低了国家安全消耗，把有限的资金用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上，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比较缓和的第二个30年中，随着时间的发展，特别是“冷战”结束之后，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开始出现，国家安全问题开始变得复杂起来，敌我界线开始模糊，是非曲直不那么明确，从而形成了一种缓和但复杂的国家安全态势。

 

现在，经过30年多的改革开放，整个国家和人民的物质财富有了较大增加，经济利益在世界范围内拓展，从而形成许多过去没有的安全问题，包括国家安全问题。当共和国进入第三个30年后，特别是近几年来，国家安全形势又逐渐变得严峻起来，呈现出一种复杂且严峻的国家安全态势。当前中国国家安全形势，虽然没有达到第一个30年那种严峻程度，但与第二个30年相比又确实比较严峻，这体现在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两个方面。就外部安全来说，以美国战略再平衡或战略重心东移为主要标志，中国外部安全形势开始恶化。中国的一些海洋邻国，在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鼓励下，不断与中国发生各种海洋权益争执。对内来说，党政军内部的严重贪腐，给我们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剧烈冲击，扰乱了人心，破坏了党和政府在人民中的形象，加剧了各种社会矛盾的。当前，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多发、叠加，对国内社会安全造成严重冲击，形成了巨大的安全压力。社会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的重心。

 

总的来说，当前的国家安全形势是：内忧外患并存，外患日益加重，内忧甚于外患，社会矛盾升级，政治生态乖戾，形势复杂严峻，应对措施乏力。

 

对于这种既复杂又严峻的国家安全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说明为什么要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时曾指出：“当前，我国面临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2014年4月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时，习近平又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这样一种内外安全形势，要求最高领导层必须对国家安全问题进行全方位的系统思考和布局。这正是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的最重要的时代背景。

 

求是网：就在今年5月19日，习近平主席又主持召开全国国家安全机关总结表彰大会，提出与时俱进开创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以前没有公开报道过安全机关表彰大会的情况，那么这次会议传递了一个什么信号？

 

杨建英：是的，以前类似这样的会议都没有公开报道过。现在之所以公开报道，我想和刘老师刚才所说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发展历程是一致的，我们对国家安全的认识和理解也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过去一提到国家安全,往往是指狭义的国家安全工作，强调的是严格保密，因此国家安全工作总是给人一种神秘感，大家对国家安全工作的了解主要是通过一些影视作品，以为间谍都像电影里的007，其实是很不准确的。因为过于强调保密，所以也不能正常宣传，以至于大多数人并不真正了解国家安全工作，也缺乏国家安全意识，甚至出现国家安全工作人员在执行任务过程中，得不到民众的理解和支持，直接影响工作。其实，在冷战结束后，很多国家的反间谍工作都在不同程度上加强了公开性，比如中央情报局、英国军情六处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等等。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也意味着我们要更加重视公开情报与秘密情报的结合，加强对国家安全工作的宣传，提高全民国家安全意识。2015年7月1日刚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的第七十六条就规定了：“国家加强国家安全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国家安全宣传教育活动”，“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

 

刘跃进：《国家安全法》说的就是情报和信息二者的统一。

 

杨建英：在和平发展时期需要把秘密情报和公开情报相互结合，也需要改变我们的观念和工作方法。这次公开召开国家安全机关工作表彰大会是总结和吸取了我国国家安全工作长期以来的经验和教训，在强调大国家安全的同时，对狭义的国家安全工作也给予高度重视。过去因为不公开宣传，所以一般老百姓不知道什么是国家安全，在执法的过程中常常不被理解，甚至还被误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召开国家安全机关总结表彰大会实际上一方面体现了中央对国家安全工作，特别是狭义的隐蔽战线国家安全工作的重视，另外一个方面也是加强宣传，把我们能够公开的、可以公开的尽可能公开，让大家了解国家安全工作。只有了解了，才能进一步谈理解和支持。

 

过去对中国共产党情报历史的宣传，大都集中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但近几年，大家可能发现我们的文艺作品涉及这方面的题材越来越多了，说明我们的观念也在发生变化。像电视剧《暗算》、《誓言无声2》和刚刚播出的《于无声处》，都有大量反映建国以后隐蔽战线国家安全工作的内容，涉及到建国以后的一些间谍案例。类似这样的宣传是很有教育意义的，让大家意识到国家安全并不是一个离我们很远的问题，其实就在我们身边，每个人都有可能会涉及。特别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交流广泛而频繁，情报无处不在，关键是看你有没有国家安全的意识。

 

李文良：除了杨老师所说这个观点，国家安全观的这种转变，还与国家注重法治和透明有关。不论是《国家反间谍法》，还是《国家安全法》，都体现我们国家安全工作法治化透明化，如在法制层面明确了国家安全界定、国家安全任务、各个机构的职责等等。从而增强了我国国家安全工作的规范化和，从而有利于化解“中国威胁论”。

 

杨建英：西方眼中的中国威胁，不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实力上的差距，更多的是指中国发展过程中的不透明、不确定性让西方感到威胁。西方不知道中国下一步要做的是什么，这本身就会让他们觉得有恐惧感。那么我国从各个方面，从宏观的国家安全到具体的国家安全，一步一步地法治化，法治化就是规范化，规范了以后让人能看得清楚，能看得明白。

 

刘跃进：接下来就是要实现两个法治化，一个是隐蔽战线的法治化，狭义的国家安全法治化，这就要落实《反间谍法》，另外一个就是宏观的国家法治化，就是落实新的《国家安全法》。国家安全法治化，或者说法治国家安全，不仅要有制定各种国家安全法，更重要的是要落实这些法律。有了各种国家安全法律，如过去《宪法》中对国家安全的规定，《刑法》中对“危害国家安全罪”的规定，还有《反分裂国家法》、《国防法》、《保密法》等等，以及现在的《反间谍法》、《国家安全法》等等，这些国家安全类法律的制定，使国家安全领域逐渐实现了“有法可依”。当然，现在的国家安全法律体系还在建设中，还没有完全建成，例如，根据新《国家安全法》的原则规定，我们可能还需要“情报法”“网络安全法”等等一些更具体的法律。

 

但是比“有法可依”难度更大的是人们经常讲的“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国家安全法治化，或者说法治国家安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后面的路可能更难走。

 

李文良：你所问的背景，还要加一个契机，就是东海问题和南海问题发生之后的时候，这实实在在地让中央感觉到，如果不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不成立一个决策、协调机构，就没办法统筹国家安全工作。另外恐怖主义威胁爆发也为催生国安委的设立提供了契机 。

 

求是网：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级别与规格非常高，国安委的主席是国家主席习近平，副主席是李克强总理和张德江委员长。请问国安委地位为什么这么高？设立国安委有哪些作用？

 

李文良：国家不但把国安委提升到与宪法规定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国家元首一起同为国家安全领导机构的地位，而且在国家安全管理过程中，国安委将在国家安全的决策、咨询和协调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一、作为国家安全领导机关，国安委主要履行“制定和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制定国家安全工作方针政策，研究解决国家安全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的职责。

 

第二，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安全形势，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发挥咨询机关作用，不但能够及时有效收集、整理、反馈安全信息，为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提供高水准的咨询报告，而且能够改变目前国家安全信息零散、碎片化给国家顶层决策带来的不利影响。

 

第三， 长期以来，“国家安全各职能机关之间缺乏有效沟通协调，导致我国国家安全管理无法预防、减少或消除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压力’和‘风险因素’”， 因此，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发挥协调作用迫在眉睫。

 

刘跃进：现在还有一个重大的转变，如果说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一直强调经济建设是中心，强调发展是要务，那么现在开始强调国家安全了。国家的发展势头比较好，但是安全的问题成了一个拖后腿的问题。按照通常的说法，就是成了一个制约因素。中央过去把国家安全重心放在军事方面，或者放在对外关系、国际关系方面。这在过去党政各种文件中对国家安全问题的位置安排就可以看出来，例如从历次党代会的报告，历次中央政府的工作报告，都能够看出来。

 

但是，从十七大报告开始，集中讲国家安全问题的段落，既没有早期那样放在军队国防建设部分讲，也没有象后来那样放在外交与国际关系部分讲，而是把国家安全问题集中放在社会管理这一部分来讲。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中央对国家安全的认识由对外问题转向内部问题。十八大时叫社会管理，但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深化改革《决定》中就叫社会治理了，并且将国家安全放在社会治理这一部分来论述，论述社会治理时集中说国家安全，包括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实施国家安全战略等。这就说明，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内部问题是当前国家安全更重要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有一个大战略的转变，就是要从一个中心变成两个中心，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过去为什么只重视发展问题呢?主要是有两个基本判断：一是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二是阶级斗争不是主要矛盾。我们的安全要求非常低，只要不打仗，我们安全就行了，保持低水平的安全状态，我就可以一心一意搞建设。现在安全问题的要求高了，问题也多了，所以安全问题可能越来越突出。国家安全必然成为党和政府的另一个工作重心。

 

杨建英：我想再对刘老师的观点做一个补充说明。狭义的国家安全工作其实和国家整体的战略是相关联的。在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初期，和平、发展是两大主题，大家强调公开情报的重要性。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其实大家现在已经看到，虽然公开情报很重要，但是公开情报仍然离不开秘密情报。尤其是9·11事件之后，在国际反恐斗争中，如果没有秘密情报肯定不行。在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前提下，将经济和科技情报提升到国家战略地位的同时，政治情报、军事情报等传统情报仍不能忽视。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情报具有同样的战略性意义。

 

求是网：中国以前有五大机构，就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人大、政协和军委，但国安委设置之后，可能职能上和军委，或者其他部门有重叠。请问三位老师，国安委现在算不算五大机构之一？

 

李文良：刚才你说的这五大机构，它事实上是有分工的，在国家安全当中涉及到对外战争的时候，如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宣布战争状态，发布动员令等，属于人大及其常委会还有国家元首的权力;涉及到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范围内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的时候，属于总理的权力;涉及到整个国防建设，或者说军队建设的时候，是属于中央军委的权力。但是国安委是整个国家安全的决策和协调机构，其实国家安领导机关之间职责还是比较明晰的的，另外，新《国家安全法》当中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法理性不足问题解决了。总体上来讲，还是国安委在决策层面和协调层面承担的职责相对较多。

 

求是网：接下来想请各位老师解读一下“总体国家安全观”，它和以前的国家安全观有什么继承和发展关系？

 

刘跃进：以前我们叫“新安全观”。新安全观主要是对外安全观，就是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安全观。2002年，我国发表过一个关于新安全观官方文件，把新安全观阐释得非常详细。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4月15日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来的，但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容却不应局限于这次会上的讲话，而必须扩展到习近平总书记在其他场合关于国家安全的论述，特别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关于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说明，以及在第四次亚信峰会上关于“亚洲安全观”的论述。过去我说过，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事关中国国家安全全局的“四个顶层设计思路”、“五个既重视又重视”的辩证论述、“十二个安全”的国家安全体系、“四个国际安全理念”。

 

当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决定时，习近平就此提出国家安全委员会“四大职责”时，我曾发表文章指出，“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和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是有关中国国家安全全局的三个顶层设计新思路。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已经成立，《国家安全战略纲要》已经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也已经有了非常具体的成果，习近平总书记也提出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要求。这样一来，就形成了关乎中国国家安全全局的四个战略性顶层设计，一是“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二是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立与运行，三是国家安全战略纲要的制定与实施，四是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由于这四个方面都是关乎整个国家安全全局的战略性问题，因而我们把其概括为当前中国国家安全的“四个顶层设计思路”。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第二方面的基本内容，也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主要内容，是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15日论述“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时提出的 “五个既重视又重视”，一是“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二是“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三是“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四是“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五是“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这“五个既重视又重视”，体现了唯物新方法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体现了当代国家安全和国家安全工作的整体性与系统性，是当前大安全时代的一种国家安全大思路。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第三方面基本内容，是上述“五个既重视又重视”中的第三个“既重视又重视”的具体内容，即“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根据这段话，很多人认为总体国家安全观包括了“十一个安全”。我们认为，这种理解并不全面，因为它没有注意到习近平总书记在前面论述中还分别提到了“人民安全”和“国民安全”两个概念，指出“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这里虽然用了“人民安全”和“国民安全”两个不同概念，但这其实指的都是国家安全中的“人的安全”中，因而可以统一用“国民安全”来指称。这样一来，便形成了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十二个安全构成要素”，即国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

 

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一个月后，习近平在第四届亚信峰会上又针对亚洲范围内的安全问题指出：“我们应该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创新安全理念。”这种以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及可持续安全为主体的亚洲安全观，事实上不仅适应于亚洲，而且适用于整个国际社会，因而我称其为“四个国际安全理念”。把这四个国际安全理念概括进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因为在论述总体国家安全观时，习近平已经指出要“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这就把国际安全问题包括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中了。亚信峰会上习近平对“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和“可持续安全”的阐述，不过是在国际场合、针对国际安全对“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的进一步具体化。

 

如果说原来的新安全观是非传统安全观，那它还是一个低级别的非传统安全观，是只重视外部安全、只强调非传统安全问题的非传统安全观，那么总体国家安全观则是一个高级的非传统安全观，是一种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非传统安全问题又重视传统安全问题的高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这就是一个发展。

 

李文良：刚才刘老师从国内安全和国际安全两个层面解释国家安全观念的继承发展关系。还有一点，原来是传统安全观发展到非传统安全观，再到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也是一个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传统安全观强调的是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非传统安全观本强调除国民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和信息安全等等。总体安全观将传统安全观和非传统安全观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兼而顾之。

 

杨建英：因为国家强调的就是和平发展，其实在这个大的战略背景下，慢慢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家围绕经济建设就使得安全观慢慢就出现了偏差而只注重全球化带来的一些新问题。

 

求是网：最后请问建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保证国家安全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间有何联系？

 

李文良：我认为第一，构建总体国家安全观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目标相同。构建总体国家安全观就是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总目标也就是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的保障下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满足全国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第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构建总体国家安全观二者互为里表，辩证统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侧重发展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侧重安全问题，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从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提出“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要求，到党的十八大报告“确保到二〇二〇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充分表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旨在满足中国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没有人民安居乐业，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同样，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没有夯实的国家安全物质基础; 全面深化改革催生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催生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催生应急储备基金和丝路基金，这些战略和举措的实现不仅仅极大促进中国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也为中国国家安全能力的显著提高提供了巨大空间。

 

全面依法治国的意义在于加快国内法治建设，尽快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因此，全面依法治国为国家安全提供了制度保障。

 

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要通过抓党风、惩腐败、推法治来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不断提升党的治国理政能力的提升，确保共产党不但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强领导核心，因此，“必须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由此可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奠定的基础。

 

第三，如果中国没有稳定的安全状态和保障国家安全的能力，就根本谈不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现;全面深化改革催生的诸多战略措施只能纸上谈兵，或者根本不会产生;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也会失去基本条件。由此可见，构建总体国家安全观又构成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条件。

 

　　总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构建总体国家安全观二者互为里表，互相影响，互相作用，辩证统一，不能顾此失彼，必须统一兼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