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汉俊：屈原是一个值得仰望的文化高度

 

  

又逢端午，遥祭屈原。一个人与一个节日、一种民俗关系如此之紧密，中国历史上唯此一人。

 

 　　屈原，一位让世代中华儿女年年记起的先祖，一个让历代文人仕子朝诵夜吟的巨擘，是我们这个民族灿烂精神篇章中的一个厚重的标题。

 

 　　拂去历史的云烟，掸落鏖战的尘埃，一尊伟岸的独行者身影从遥远的两千多年前渐行渐近。屈原，是中华民族的一根铁骨。

 

 　　历数古今中华先贤，列在前几位的，当有屈原。更有人认为，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真正具有纪念价值的爱国精神缔造者，第一个真正具有忠肝义胆、满腹才情，敢于以身殉国、以身殉道、以身殉志的爱国主义战士。

 

《离骚》之后无《离骚》

 

感谢司马迁，从浩浩汤汤的历史长河，从亘古不息的汨罗江中，打捞起这位中国古代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文学家，他在《史记》中用了1200多字让后世记住了那个不屈的脊梁。

 

屈原是战国后期楚国人，籍贯湖北秭归，生于公元前340年左右，卒于公元前278年。年轻时的屈原担任过楚怀王的左徒，伴随左右，深得器重，参与和执掌楚国许多重要军政外交事务，起草宪令，修正法度，展示了高超非凡的治国理政才干。这一意气风发、豪情满怀的时期，确立了他事业的高度。　　

 

屈原人生的另一个高度是他的文学成就。他创作的《离骚》《天问》《九歌》《九章》《招魂》，耸立起中国文学风光雄奇的巅峰。《离骚》被公认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篇幅最长、最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政治抒情诗；《天问》以奇特的诘问形式、异常神奇丰富的想象力，一连向上苍提出170多个问题，涉及天文、地理、文学、哲学等许多领域，既敬天尊神法道，又借天问道、借古喻今，叩问现实，质疑巫术的盛行，充满科学求索精神；在祭歌基础上提炼而成的《九歌》，结构精巧，斑斓绚丽，美轮美奂，塑造了或优美妖娆或庄重典雅的云中君、湘君、湘夫人诸神形象，成为传世经典之作。《离骚》之后没有《离骚》，《天问》之后《天问》不再，《九歌》之后难寻《九歌》，屈原之后的中国文化人都聚集在这座高山之下，刨挖文学的泉眼和思想的深井。

 

钢筋铁骨的屈原精神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溯寻中国文化的源头，都不能不端视屈原的身影，触摸“屈原精神”的钢筋铁骨。

 

 　　一是国家至上。屈原志存高远，心系国家，襄理朝政，竭力勤勉。他主张对内变法图强、对外联齐抗秦，一度使楚国富足强盛，实力雄厚，威震诸侯。他“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对内对外都是一把好手。但他并非总是春风得意，他遭遇到了一个强劲的来自外部却深潜楚宫的政治对手。秦相张仪是中国历史上着名的谋略家和纵横家，诡计多端、老谋深算、胆略过人。他一生有两件最得意的政绩，一是几度破坏楚齐联盟，为秦国成就霸业扫清了前障；二是成功地离间了楚怀王与屈原的关系，使楚国驱逐忠良，丧失清醒，丢掉了雄起的基础和机遇，最终为秦所灭。这两件事合而为一，那就是张仪打败了屈原。张仪十分清楚屈原是楚国唯一使他感到威胁的对手，他收买靳尚，设诡郑袖，蒙骗楚王，谗害屈原，可谓用心良苦，心机算尽。屈原清醒地认识到楚国真正的敌手是强秦，“横则秦帝，纵则楚王”，不是楚吃秦，就是为秦所吃。但屈原贵在心系国家，失在忽视了小人的力量。两人较量的最终结果是，正不敌邪，屈原惨败。从一定意义上说，楚秦之战实质上是屈张之争，屈死而楚灭，张狂而秦胜。尽管如此，屈原至死也没有放弃对国家的责任和对使命的担当。历史的篇章总是飞扬着流畅与滞涩的墨迹，正邪不分、忠奸难辨的故事时常发生，让人嗟叹，但车轮总能曲曲折折歪歪扭扭地往前走。中国“大一统”的思想并非始于秦始皇，春秋战国诸侯之间的征战其实都是统一战争，是诸多帝国梦的灰飞烟灭与推倒重来。屈原的政治见识使他看到了战争的性质，知道战争的赢输决定着国家的存亡，而不仅仅是一城一池的得失，因此他的忧虑远比一般人要深沉、痛彻得多。国之将亡，已无暇计较个人恩怨了，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他不惜牺牲个人前途直至自己的生命。一切幻灭之后，他拼将生命全部能量的最后一跃，也是以身许国。这种为国尽忠的信念，构成屈原精神的主体，渐渐凝成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核心。

 

 　　二是忠君忧民。屈原身居庙堂而心忧天下，身居荒野却顾盼庙堂。他对楚怀王曾有深厚感情，一度几乎寄予了他所有的政治理想和事业追求；而又怒其不争、怨其不察、恨其不用、哀其不幸，悲叹昏聩之君误国、蛊惑之佞亡国，可谓爱恨交织。即使屡遭离间、屡受陷害而被疏远、流放，他仍然一步三回头，期盼君王的幡然醒悟和召回。在“楚才晋用”的时代，屈原有足够的理由选择离开，像春秋时期的孔子一样周游列国，一边寻找明君，开辟自己的政治试验田，一边传大道，宣扬自己的政治和道德主张，但屈原宁死也不愿意离开楚国一步，对国家、君王的忠诚日月可鉴。即使对昏聩的新主顷襄王，屈原也同样抱有过幻想，浪迹荒野之时仍以诗赋寄情，提醒朝廷，但终究是一厢情愿、枉自多情。屈原的忠君情结和爱民情怀并存，对民生有更多的体恤，在忠君与爱民的矛盾中备受煎熬。他“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以民为本，敬天法祖体恤苍生，为民请命，对百姓充满深深的同情和哀怜。屈原身为宗室重臣，却站在劳苦大众一边，反对世卿世禄、限制贵族特权，明知这样必定会触犯贵族垄断集团的利益，但他“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对民众、对王权的忠诚昭然若揭。两千多年来，屈原这种忧国忧君忧民的情怀一直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

 

 　　三是坚持真理。真理贵在发现，难在坚持。坚持真理是需要智慧的，屈原负责过许多国计民生大事，对政治、社会、文化、外交等领域有着自己的想法，他的倡导法制、鼎新革故、推进民主、选贤用能等改革思想，对于建立一个强大的楚国无疑是很有价值的。譬如他提出“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以奴隶傅说、屠夫吕望、商贩宁戚成才的故事为例，说明不拘一格选用人才的重要性，这一人才兴国的思想在那个时代是具有先进性和开拓性的。坚持真理也需要勇气，屈原对“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的世俗污秽深恶痛绝，敢于剑挑楚国政治的失误、吏治的腐败、贵族阶层的贪婪，甚至胆敢指责楚怀王、抨击顷襄王，威风凛凛，寒光闪闪，锐气逼人。坚持真理更需要百折不挠的毅力，屈原的远大抱负和政治理念一旦确定，便坚贞不改、矢志不渝，“虽九死而犹未悔”。即使在遭贬放逐的路上，仍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来自励，像一个战士，义无反顾。屈原的耿耿正气，感染着一代又一代为真理而斗争的勇士。

 

 　　四是情怀高洁。屈原有着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和高贵节操的坚守。“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这些葳蕤芬芳、烁金泛银的精美文字，像镜子一样照映着他那纯净的灵魂与高洁的思想境界；“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精色内白，类任道兮……嗟尔幼志，有以异兮；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他以橘言志，表达了自己表里如一、坚贞不屈的品格；“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表达了他洁身自好与清醒自重的秉持；“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表达了他爱憎分明、刚正不阿的浩然正气；“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表达了他对“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的昏暗时代的猛烈抨击和对黑恶势力决不妥协，纵然招致灾祸也决不苟且偷安的坚定决心。

 

伟大的悲剧英雄——忠烈屈子，千年一叹！

 

一声赞叹，一声悲叹。屈原纵身一跃，将自己定格成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悲剧英雄。

 

楚国社会千疮百孔时弊丛生，政权昏暗腐朽摇摇欲坠，政治生态险恶，官场上毫无清明正气可言，使屈原有生不逢时之感。他的真知灼见被君王视如草芥弃如敝屣，他的才干遭到无能之辈的嫉妒，“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楚怀王授权屈原负责起草国家宪令，屈原草稿未定，而“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上官大夫便向楚怀王进谗诬告屈原，使之“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是魑魅魍魉们的“羡慕嫉妒恨”祸害了一代忠臣贤良。

 

更可悲的是，屈原遇上了两代昏君。

 

强秦兵临城下，弱楚危在旦夕，楚怀王却屡中张仪之计，违背盟约与齐断交，既恼羞成怒又不讲信义，既贪婪自私且鼠目寸光，终于孤立无援，求救无门。被晾在一边的屈原看到了楚齐断交的严重后果，力阻无效，反而被逐出朝廷，流落到汉水之北。后来楚怀王终于被秦国诱捕，客死他乡。被流放的屈原“睠顾楚国，系心怀王”，为故主的罹难而悲愤，更为不思进取、无所作为的新主而悲哀，为新主听任满朝奸佞庸臣祸国殃民而愤怒。顷襄王更是心胸狭窄之人，他一怒之下将屈原驱赶到更偏远、更艰苦的江之南。面色憔悴、形容枯槁的屈原披发行吟，顽强地写下一篇篇政治性的辞赋诗作，执着地诉说他的爱国忧民之情、救国济世之策，坚定地表达他的楚国复兴之梦。无奈顷襄王在媚秦自戗的道路上越陷越深，楚国也就气数已尽，行将就木了。公元前279年，秦国悍将白起攻打楚国，引水灌城，一下子淹死楚国军民几十万人，还攻占了屈原的出生地、楚国的国都郢。第二年的五月初五，一代爱国名臣屈原投江殉志，留下千古奇恨、千古沉冤、千古悲歌。

 

臣事明君，将遇良才，这是中国历代仕子所追求的昌明环境。国与国的较量实质上是王与王的对弈和对决，一国之强弱取决于一君之明晦。屈原经历三代君王、事奉两代国君，但他们一个比一个昏聩，一个比一个素质差。楚怀王胸怀狭隘、目光短浅，朝秦暮齐、言而无信，低劣的政治品格、低下的政治智慧，使楚国的式微成为必然；顷襄王更无理政智慧可言，耳聋目塞，纵容小人弄权，使楚国驶入了加速灭亡的快车道。两朝昏君，一般器量，是楚国的不幸，更是屈原的大不幸。作为一位政治家，屈原从明亮转为黯淡，直至陨落，是他个人的悲哀，更是一国之殇。

 

屈原的悲剧，也在于他自身的不悟。

 

他或许没有意识到，他的壮志难酬除了有小人的嫉妒和陷害外，深层次的原因是国内阶级矛盾尖锐对立，而又缺乏一个强有力政治集团的统治。屈原所代表的士大夫阶层与君王之间的矛盾，是改革与守旧、民权与君权、维权与专制、分权与集权之间矛盾冲突的集中表现，是他的改革思想与君王权力意志之间、国家利益与统治集团利益之间矛盾冲突的深刻反映。而且这些矛盾在内外交困中迅速发酵激化、不断升级，使社会的分崩离析一触即发。外有强梁虎豹环伺，内有蚁蠹贪噬豪取，风雨飘摇的楚国大厦安有不倾覆的道理？屈原满腔热情地想挽狂澜于既倒，无疑要成为矛盾的一方——这是势单力薄的一个人与一个腐朽势力、利益集团的对峙，文弱书生想螳臂挡车，这是他的幼稚、天真与单纯。面对外腐内朽、苟延残喘的统治系统，屈原没有跳出专制权力的樊篱，没有号召民众摧毁专制统治的意识和力量。他不如70年后的农民陈胜、吴广那么勇敢无畏，不如楚国贵族后裔项羽那么气魄盖世，不如流氓无产者刘邦那么无所顾忌。这三拨人都是楚人后代，是他们前赴后继、共同奋斗，三年而灭秦，应验了屈原同时代先知的预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脱离政治系统使他失去了权力，脱离广大民众使他失去了根基，屈原的抗争无异于自己抓起头发往上拔，即使拔光头发也无济于事。这是一种不彻底的反抗，但是，反抗总比不敢反抗好。

 

屈原的悲剧，还在于他文人式的愚忠。

 

怒也好、怨也罢，骂也好、哭也罢，屈原的忠君思想是不曾动摇的，他的死也证明了这一点。这源自他所受的封建传统的教化和传统文化的熏染，源自他的政治理想对专制统治的倚重和依附、对君王权力的效忠与臣服，源自他的政治品德和人格操守。有人言其为才所困、为情所惑，那实在是看低了屈原。屈原的远见与胸怀是他的同僚们无可企及的，只是他有着书生的意气与弱点，崇文而不尚武，有宏韬而少谋略，没有革命的勇气与能力，没有振臂一呼而应者云集的号召力，没有敢说敢为、揭竿于阡陌之中的魄力。他把全部理想寄托在一个君王身上，一叶障目，看不到时代的趋势、朝代的更替、社会的规律、民众的力量，他的忠君思想显然具有浓厚的愚忠色彩，是一种文人式的抗争，是那个时代无可铣削的胎记。

 

屈原以身自洁、以死明志的精神可赞可叹，但一己之净并不能换得天下之洁。他的投江，无疑是投向黑暗、腐朽、窒息、昏聩君主专制和污秽官场的一枚人体炸弹，有惊世骇俗的一声轰鸣，但也只是一响而已，终究无益于国内政治矛盾的缓和与消弭，无济于民生的改善和楚国命运的起死回生，更无力撬动古代封建专制统治的沉重铁板。他以自戕的方式，给一个国家的式微画上了一个富有预兆式的句号，所荡起的涟漪波及中华民族两千多年。

 

屈原从政治顶峰坠入人生的窘境，从政治家回归到落魄文人，从理想的贲张走到了惨淡的现实，这种落差使他的思维从博大走向了单一、从宏观走向了微观、从灵变走向固执。他看到了楚国的末日，不愿意接受秦国即将一统天下的趋势，在奋起与隐遁之间，作出了痛苦和尴尬的选择。其实这是中国第一次实现大一统前夕的无谓挣扎，在摧枯拉朽的历史车轮面前，一切都会被碾得粉碎。屈原稀里糊涂地充当了一个有节气的螳臂，既可敬，又可怜。为一个不值得的政治系统而殉情，这是屈原的局限，也是屈原的悲剧。

 

屈原，是中华民族的一滴眼泪。

 

中国文化的精神巨雕

 

从这个角度讲，屈原应该向比他年长210岁的“至圣先师”孔子学习。当年孔子周游列国不为重用，或者被供而不用，也曾郁闷过，但他看清了现实的无奈，并不过多怨天尤人，只轻轻地一声叹息后，便一头扎进典籍诗书中，梳理上古时期的经典思想，集成和开创了博大精深的儒学思想。孔子的思想如一轮明月，映照人类文明的长河2500多年。人类文明史上影响时间之长远、影响力之深刻、影响范围之广的思想家，唯孔子为最，他在奠定历史文化高度的同时，成就了自身的精神高度，后世无以企及。苍天有眼，巨擘如风，总是在重重关上一扇门的时候，为你轻轻推开一叶窗。只是屈原没听到风吹窗启的吱呀声儿罢了。其实，人生原本就是多元、多彩的。

 

屈原的刚和孔子的柔，都是民族的骨骼，都是民族的性格，共同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巨雕和英雄史诗。

 

之所以感谢司马迁，是因为他敢于真实客观地评价屈原。像屈原这样一位不得志的贬官，在当朝的史官笔下是很难有真相可言的，如同对中国历史上许许多多被始用终弃的文臣武将的评价一样，历史是胜利者的历史。但是司马迁不同，他在屈原愤然投江150年后伫立汨罗江边凭吊先贤，那时的他只有20来岁，一样的满腹经纶，一样的家国情怀，“余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泪”。他高声诵读屈原的诗辞歌赋，志趣相投，英雄相惜，涕泪长流，所以他笔下的屈原才那么真实、那么有神采。司马迁的垂泪，是屈原溅起的水珠，是接续古今情感的一脉清流，因为25年后的公元前99年，司马迁因“李陵事件”而触怒汉武帝，出于同样的悲剧、同样的悲情，他发出了“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慷慨悲歌。我想，司马迁把屈原的死应该看得很重，而把自己看得很轻，因为他要着书立说，留住历史，记录包括屈原在内的悲剧英雄。从这个意义上说，屈原还应该向比他小210岁的司马迁学习。孔子、屈原、司马迁，各有志向，都是中国精神的骨骼。

 

挡车螳臂也是英雄，以死抗争也是战斗。水柱擎天，英气断流，屈原用生命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上，矗立起一尊令后人仰望千年万年的丰碑。

 

仰望是需要载体的。文化的盛宴无须山珍海味，一枚粽子足够，加上驱邪的雄黄酒、奋进的龙舟队，更好。棱角分明，粽叶幽香，年年端午，款款深情，咀嚼和回味的是一种精神。有意思的是，中国人选择了在孔子的诞辰纪念日祭孔，亦选择了以屈原的忌日为节日，从此，中华民族的文脉里，弥漫了一种淡淡的忧思，以及绵绵的诗意。

 

　　（作者系《党建》杂志社总编辑   摘自《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