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百年来，文化帝国主义大体相继呈现出三种话语体系，即盛行于19世纪的“文明等级论”、20世纪中期的“现代化论”以及20世纪后期的“普世价值论”。至21世纪，文化帝国主义更加傲慢和排他，但从历史长河看，它失败的命运是注定的。
文化帝国主义是指为推动帝国主义扩张以及维护帝国主义统治而建构的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表现为宗教、知识、文艺、教育、媒体、娱乐等不同形式，核心是所谓的“价值观”。
两百年来，文化帝国主义大体相继呈现出三种话语体系，即盛行于19世纪的“文明等级论”、20世纪中期的“现代化论”以及20世纪后期的“普世价值论”。至21世纪，文化帝国主义更加傲慢和排他，但从历史长河看，它失败的命运是注定的。
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法国和苏格兰出现了以进步论为核心的文明观念。启蒙思想家认为，人类的历史是从原始的野蛮状态向初级文明再到高级文明状态的线性发展过程。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英国获得世界霸权，成为当时最大的世界性殖民帝国。同时，法国为了弥补拿破仑战争失败后丧失的大片殖民地，疯狂地在西非和北非扩张。因此，两大帝国亟须为殖民行径寻找法理支持，以平抑国内的批评声音，消解殖民地人民的反抗，乃至激励国民积极参与殖民活动。由文明进步论演变成的“文明等级论”，很快被用于为帝国主义扩张辩护。“文明等级论”由一批西方学者所建构，包括英国功利主义思想家詹姆斯·密尔与约翰·密尔，历史学家、政治家托马斯·马考莱，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他们都与殖民事务有着很深的纠葛。密尔父子长期任职于东印度公司，马考莱曾在英属印度总督参事会任职，主张用英语彻底改造印度的教育，对英国在印度的政策影响较大。托克维尔虽然未直接参与殖民活动，但一直关注殖民事务，鼓动法国与英国在非洲展开竞争，扩大殖民地。殖民事务塑造了詹姆斯·密尔等人的思想，同时他们的思想也服务于殖民事务。“文明等级论”者将各地区规划在一个差等的世界秩序中，认为只有西方社会经历了从原始部落社会到初级文明再到现代高级文明的整个过程，处在文明顶端；非洲、美洲、大洋洲和东南亚还停留在原始阶段，属于未开化的“野蛮社会”；中国、印度、阿拉伯等东方文明虽然在遥远的古代创造过辉煌，但两千多年来一直停滞不前，仍处于文明低端，属于“半文明社会”，成就有限。马考莱称，“即使把所有梵语文献加起来，还不如一本再简单不过的英国小学生课本有用”。通过拔高西方文明，矮化非西方文明，“文明等级论”者在两者间建构起“文明—野蛮”的二元对立格局。“文明”与“野蛮”的标准是被价值化的西方“特性”—“文明”包括进步、富有、强盛、民主、自由、法治、科学、个人主义等；“野蛮”则是落后、贫穷、软弱、专制、愚昧、迷信、贪婪、懒惰等。这一被刻意组织起来的二元对立话语秩序，具有强烈的排斥性，即西方文化是正确的、优越的、合理的，应当向全世界推广；非西方文化是错误的、劣等的、不合理的，应当消除。基于此论，“文明等级论”者进一步提出，非西方的“野蛮社会”只能靠西方“文明国家”获得“进步”；殖民行为正是向“野蛮社会”传播“文明”的必要途径。如此，“文明等级论”作为一种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建构了殖民扩张的“正义性”和“道德性”。在“文明等级论”的支撑下，殖民者在亚非拉等地区大肆扩张，并建立起强固的殖民统治，给当地人民带来深重苦难。首先，殖民地人民的人权受到严重压迫。以当时最大的殖民地印度为例。17、18世纪英国尚未在印度完全建立殖民统治时，印度女性可以与东印度公司职员通婚，混血子女也拥有继承父亲财产的权利。然而，19世纪印度彻底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被殖民者划为“野蛮社会”，印度人作为一个“种族”被“劣等化”了，印度女性与英国白人男性的通婚被明令禁止。殖民统治期间，印度人口增长极为缓慢，平均寿命没有延长，印度人民连基本的生存权利都无法得到保障。其次，殖民地经济遭到进一步剥削。在英国殖民统治印度近两百年的时间里，印度没有像殖民者承诺的那样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农业也踏步不前，甚至某些地区的农业产值反而下降了。英国殖民统治只能加深印度贫困和落后，而不可能帮助印度实现进步。最后，更为严重的是，殖民者通过各种手段，向殖民地上层灌输“文明等级论”，推行奴化教育和洗脑教育。他们通过推行西方教育、灌输西方思想，排斥、抵制甚至消灭本土文化，妄想按照西方文明的模板，打造一个均质化的世界。马考莱任职于印度殖民机构时，极力提倡在印度推广英式教育，培养“虽然仍带有印度血统和肤色但拥有英国审美、观念、道德和智力的代理人阶级”。事实上，19世纪，几乎整个印度西化精英都基本接受了“文明等级论”，承认英国殖民统治的合法性。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的发动者正是受西方影响较小的北部土邦王公，孟加拉和孟买地区的西化精英则保持了对英国的忠诚。第一，强烈的文化同化动机。“文明等级论”者声称非西方人与西方人本性相同，两者的差异在于后天文化，可以通过殖民统治快速地改变“落后”状态。第二，持续建构与非西方世界的差异性，强化与非西方世界的边界，如种族、血统、肤色等概念。“种族”是恒常的或具有遗传性的，而文化与文明是后天习得的，但是它们同时存在于“文明等级论”的话语之中，构成了“文明等级论”的悖论。第三，强烈的干涉主义倾向。干涉主义是“文明等级论”的必然指向。约翰·密尔专门论述“文明国家”干涉“野蛮民族”的正当性，认为“野蛮民族”没有成为独立国家的权利，不适用国际法的平等准则，“野蛮民族”应该被“文明国家”征服；只有臣服于“文明国家”，“野蛮民族”才能获得长足的发展和进步。总之，“文明等级论”作为意识形态权力，与殖民者的政治、经济、军事权力互为补充，须臾不分。
爆发于20世纪初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沉重打击了西方文明的傲慢，知识界普遍出现了文明悲观主义情绪，如德国思想家斯宾格勒直言“西方的没落”。与此同时，印度、日本、中国等非西方国家也出现了严厉抨击西方现代文明的思想家，如印度的甘地、日本的冈仓天心和中国的杜亚泉、梁漱溟。此时，“文明等级论”面临严峻挑战，丧失了说服力。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替代欧洲国家成为世界霸权国家，为了维护霸权，美国学者提出了“现代化论”。“现代化论”来源于社会学家的理论成果，如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提出的“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分野理论，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对“现代资本主义”以及“现代官僚制国家”的阐释；留学欧洲的美国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为欧洲经典社会学理论集大成者，是“现代化论”的主要提出者。除社会学家外，经济学家罗斯托、政治学家亨廷顿、历史学家布莱克等都从各自学科的角度进一步阐释“现代化论”。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这一理论的黄金时代，几乎主导了整个学术体系。
“现代化论”者以“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进行二元划分，认为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过程，前者主要是第三世界落后的农业专制国家，后者是西方先进的工业民主国家，其中美国最为现代化，是所有国家的楷模。他们进而提出，“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交往可以加速“传统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作为最先进的现代化国家，美国有能力、有责任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因此干涉主义是必要的。帕森斯等理论家毫不隐讳地宣称，“现代化就是美国化”，为达此目的，甚至可以采取暴力手段。“现代化论”权威罗斯托作为美国政府的顶级智囊，主导了扩大越南战争这一暴力推销“现代化”的典型行动。肯尼迪和约翰逊执政时期，美国直接参与越南战争，使战争步步升级。罗斯托的“现代化论”极大影响了两届政府的对越政策，其行政职务也从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帮办升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他设计了一套“现代化”方案：短时间在越南取胜，并彻底改造当地文化，迅速让越南实现“现代化”，再以越南为“现代化”的成功样板，吸引共产主义国家以及东南亚和拉美的共产主义革命组织转向美国阵营。然而，这种暴力推销的“现代化”只符合美国上层利益，并不能获得各国民众的认同。事实上，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淖，并激起国内的反战浪潮，最终从越南狼狈撤军，这证明以推行“现代化”的名义实施霸权主义政策必然失败。不难看出，“现代化论”与“文明等级论”的逻辑结构是极为相似的。首先，两者都秉持线性进步论的时间叙事，“文明等级论”强调从“野蛮”状态到“文明”状态的进化，“现代化论”突出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发展。其次，都主张西方与非西方二元对立的空间叙事。西方对应“文明社会”或“现代社会”，非西方对应“野蛮社会”或“传统社会”，两套话语中的二元对立结构没有本质区别。同样，划分二元结构的标准十分相似，两套话语都通过诸如自由、民主、法治、科学、工业化、资本主义、个人主义等空泛的概念，建构西方与非西方世界的“本质差异”。最后，两套话语都体现了相同悖论，既要强制推行所谓的“文明”观念，使非西方国家同样“文明化”，又要维护不平等的国际秩序，从而攫取长期的霸权利益。
20世纪70年代，“现代化论”同样遭到挑战。首先，“依附论”者沃勒斯坦、贡德·弗兰克、萨米尔·阿明等揭示出“现代化论”的本质，即发达国家维持与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不平等的意识形态工具；其次，环保主义的兴起让人们看到工业化的消极后果；最后，后现代主义思潮对“现代化论”中的目的论观念造成了沉重打击。70年代后，在新形势的冲击下，“现代化论”进入了反思阶段。西方国家为了维护霸权，保持对发展中国家的优势地位，需要新的意识形态为现存的国际秩序辩护。因此，一套“普世价值”话语被推出：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卡特政府祭起“人权外交”的大旗；80年代末，美国学者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宣称西方的“自由民主”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和“人类政体的最后形式”，非“自由民主”政体终将崩溃，并走向“自由民主”。由此，宏大的“现代化论”被转换为若干空泛的价值观，继续为帝国主义政策效劳。冷战结束后，这种借用“价值观”进行意识形态宣传的趋势更加明显。美国以“人权”、“自由”、“民主”、“法治”、“市场经济”“普世价值观”的名义，肆意干涉他国内政，挥舞“制裁”大棒，大搞“颜色革命”，甚至武力颠覆他国政权，扶持代理人。这被英国社会学家大卫·哈维称作“新帝国主义”。讽刺的是，西方国家宣扬的空泛的普世价值观正在给自身带来严重危机。20世纪80年代，美英等国家在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指导下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弱化国家的作用，减少国家的经济干预和资本监管，进一步推动私有化，堪称寡头资本的狂欢。那么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导致了怎样的后果？以美国为例，贫富差距拉大，寡头资本积聚效应愈显，而中产阶级的财富却缩水严重，一些中产阶级甚至沦为“新穷人”。美国资深记者赫德里克·史密斯责问“谁偷走了美国梦”，直指这场新自由主义改革就是祸根。近年来，福山也认为美国政治处在衰败之中，开始注重“国家能力”的作用，呼吁“国家的建构”，而不是一味强调所谓的“自由主义”。特朗普时代美国两党政治斗争以及社会的撕裂，充分暴露了西方市场原教旨主义和自由民主制的弊端。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放大了这种弊端的危害—疫情最严重者恰恰是贯彻新自由主义政策最彻底的国家，如美国、英国以及印度、墨西哥、巴西等。
近两百年来，虽然文化帝国主义话语的主导者由英法转向美国，话语形式也相继表现为“文明等级论”、“现代化论”、“普世价值论”，但文化帝国主义的行为逻辑一以贯之。第一，西方与非西方二元对立的空间结构。从“文明等级”话语下的“文明国家”与“野蛮社会”，到“现代化”话语下的“现代国家”与“传统国家”，再到“普世价值”话语下的“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都呈现出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二元对立的空间秩序。第二，以“价值观”为划分标准。从根本上说，文化帝国主义划分西方与非西方的标准是建构起来的若干概念，诸如“自由”、“民主”、“法治”、“工业化”、“现代化”、“人权”、“市场经济”等。英国著名人类学家杰克·古迪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将整个人类历史“概念化”，并窃为己有，然后再强加给世界其他地区。第三，依托于强大的学术和学科体系。文化帝国主义话语的持续性建构以西方的古典学、哲学、文学、历史学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为支撑，这是一个多学科相互指涉、相互支持的话语体系。第四，“软”“硬”兼施，双管齐下。即一方面进行文化、意识形态的诱导，另一方面配合以经济、军事手段的制裁和威胁，两种手段总是并辔而行。作为推动帝国扩张的意识形态动力，文化帝国主义也具有反噬的作用。近年来，这种作用更加明显。这是因为，西方国家宣传的“普世价值观”越来越空泛化，越来越脱离现实，失去了指导社会规范的根本性意义。真正的价值观是指导社会规范的根本总则，但是在文化帝国主义话语体系下，所谓的“普世价值观”却沦为服务于少数利益集团的意识形态工具。民主本来是表达多数民意的渠道，却成为少数利益集团的政治“玩物”；人权宣传没能解决真正的人权问题，反而被当作转移贫富分化、种族歧视等社会矛盾的手段；法治更是畸变为“律师治国”，为了获得高昂的律师费，部分律师随意曲解法律，伤害了司法的公正性。然而，文化帝国主义者并不能清醒地认识自身问题，反而表现得更加傲慢。正如汤因比所说，文明的衰落来自文明的傲慢、自我崇拜和自我陶醉。文明的傲慢只会掩盖更多的内部矛盾，回避切实的问题，从而丧失解决问题的时机和可能性。当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需要国家间的团结与合作。文明的包容与互鉴、国家的开放与交流，才是当下世界最佳相处之道，也是解决外部危机与内部危机的根本之道。可以预见，未来的世界，缺乏包容性的文化帝国主义终将失败，而一个包容、共存、交往、互惠的世界秩序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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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历史学院；来源：“中国历史研究院”微信公众号，原载《历史评论》2021年第3期
；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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