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都不如。”
2012年，莫言先生在挪威奥斯陆领取诺贝尔文学奖时，穿起了燕尾服，打着领结。当时看这段电视画面时，觉得他的形象、气质与这套行头相当协调，莫言先生意气风发，俨然是二、三十年代上海租界里一位事业达到顶峰的大堂领班。
屈指一算，莫言先生获诺贝尔文学奖也不过是几年前的事，但在我的印象当中，这件事情似乎过去了很久，已经是某种陈年往事。
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原因无他，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时代变迁”。
因为，虽然没几年，但舆论和社会心理的变化，已经使莫言先生像一位被时代列车遗忘在站台上茕茕孑立的乘客那样，渐行渐远。
作为作家，莫言先生可以说“生也逢时”又“生不逢时”。说生也逢时，是因为莫言先生的创作高峰期，正好是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当时，国际大气候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美国建立“单极世界”，新自由主义浪潮席卷全球，“历史终结论”猖獗一时。国内小气候，则是精英的失败主义情绪严重，历史、文化虚无主义盛行，甚至就连中国“只有做三百年殖民地才有出路”的耻辱言论也能获得不少人的追捧。莫言先生的创作，迎合了这两个气候，或者说，他的作品正是这两个气候催生的产物。莫言“文学”的特点，在于把“黄色文明”（也包括现、当代的中国历史）描绘成一种野蛮矇昧的前现代文明，以满足西方人对“神秘异域”的想象，同时暗示走向“蓝色文明”才是唯一出路。比如，他在1997年发表的长篇小说《丰乳肥臀》，书中的“母亲”有八个女儿，老大、老二是母亲与母亲的亲姑父的私生女，老三是母亲与卖小鸭外乡人的私生女，老四是母亲与江湖郎中的私生女，老五是母亲与光棍汉的私生女，老六是母亲与和尚的私生女，老七是母亲被四个败兵强奸后所生，老八是母亲与瑞典洋牧师的私生女。莫言在小说中用津津乐道的笔触描绘了“母亲”和众多不同男性交媾的感觉，而最让她欲仙欲死的则是那位瑞典洋牧师。
由于气候适宜，风调雨顺，莫言“文学”得以野蛮生长，著作等身，获奖无数，并被颁授“最高”的诺贝尔文学奖。
说莫言生不逢时，则是因为，诺贝尔文学奖这顶桂冠，对他来说来得有点晚了。
如果他是在新世纪之前被加冕，可以想见在当年弥漫全社会的“诺贝尔奖情结”影响下，会掀起怎样的狂潮！
但到了2012年，由于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欧美媒体在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过程中指鹿为马的拙劣表现、西方利用“和平奖”、“文学奖”做政治工具经常图穷匕见等因素，“诺贝尔文学奖”在国人心中已黯然失色，莫言获奖，在为他增加光环的同时也为他涂上了一层诡异的色彩。
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无论如何，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莫言先生可以说是殿堂级的人物。
殿堂级的人物也愿意搞自媒体，与草根网民直接沟通，这不妨可以被视为是一种亲民之举。
所以，对莫言先生的公众号“莫言日记”，我还是抱有相当期待的。
但是，看了莫言先生昨天发的一篇内容为“体验了一下开收割机的快乐”的“日记”后，觉得相当失望。
“文学”水平不去评说了，但就见识而言，莫言先生并没有超过前几年活跃的“公知”平均水平。
莫言先生的“日记”文字不长，我对其中关键的几段略作点评——
莫言先生此言，颇有一点“看我今日已居人上”的自鸣得意，以及常见的“伤痕”与“牢骚”，看来他一生都走不出“伤痕”了。莫言先生在农村的时间，大致是六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前期，这个时期，共和国正在通过“高积累，低消费”的方式实现工业化。毋庸讳言，农村生活是艰苦的，但这却是一个民族走向现代化无法逾越的历史阶段，能够参与其中是光荣的。要知道，这个时候，城里的杰出青年还在黄土高原上的梁家河子挥汗如雨，带领乡亲们挖沼气池，修水利，努力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呢！莫言先生参加了几年农业劳动，并且很快就被招工、参军、提干，国家和时代并没有亏待你，至于几十年后还耿耿于怀，要用“面朝黄土背朝天”表达自己的不满吗？
“但受限于低效率的生产资料，那个时候我们付出了很多汗水，但收获却很少。”“当时主要的大生产资料，就是牛和骡马，以及铁犁、铁锹等一些延续使用了数千年的工具。”
历史的发展是连续的，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不可能一蹴而就，在一个早上突然完成。新中国七十余年农业的发展，是一个前后相继的过程。没有莫言先生“面朝黄土背朝天”期间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和水利建设，没有七十年代末工业化基本完成后化肥、农药和农业机械的大规模生产与使用，发生“巨大的变化”是不可能的。莫言先生的这段日记，看似平淡，却隐含了对历史的割裂，至少从思想认识的角度看，这是非历史主义的，是不懂历史唯物论的表现。“我的农民朋友杨树林，他是1967年出生的，他在胶州承包了4000多亩土地，用来生产苜蓿和这种做饲料的玉米。”“他还在东营承包了7000多亩土地，也用来生产这种饲料。”“同时他还在哈萨克斯坦承包了30万亩土地，也用来生产上等的喂养马牛羊的饲料。”
莫言先生又忍不住做“今昔对比”了，他的弦外之音我已经听明白了。但我想问一问莫言先生，农民当中，除了你的朋友杨树林这样可以承包成千上万亩土地的人之外，还没有其他人呢？比如，那些把土地转包给别人，自己外出打工，夫妻两地分居，孩子成为留守儿童的人，他们在农民中占多大比例呢？不可否认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也不否认“我的农民朋友杨树林”是优秀的，但莫言先生看到的，是不是农村和农民的全部呢？列宁说：“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都不如。”
很好，莫言先生需要劳动，尤其是在他获得“文学奖”，跻身精神贵族之列之后。但这种劳动不应该是体验、休闲式的“农家乐”，而是要通过劳动去重新接近、熟悉本国的劳动人民，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了解他们的所求所需，并用一种正确的而非扭曲的方式反映出来，这对莫言先生来说，将是一种灵魂的救赎，毕竟是他们养育了你！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高度一万五千米”微信公众号
；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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