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再评《柳青》：谁误解了柳青？

 

真实的柳青，和“创业史”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没有“创业史”，就绝不会有今天意义上的柳青，没有《创业史》，柳青就完全是另外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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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柳青》的一个重大失误，是把柳青与“创业史”做了切割处理。

 

这里的“创业史”，既是指小说《创业史》，也是指《创业史》所反映的波澜壮阔的农村合作化运动。

 

影片采用淡化、虚化的手法来表现“创业史”，甚至对著名的、明显“无害”的“梁生宝买稻种”都吝于做正面表现，仅仅是王家斌（梁生宝的原型）声称去买稻种，镜头一转，他已经买完稻种回来了。在小说中极富画面感的春雨潇潇之夜，梁生宝枕着“风声、雨声、渭河的流水声”，夜宿陇海线上小候车室的情节，居然没有一个镜头。这令许多既熟悉小说又看过电影的人为之遗憾。

 

由于没有深入挖掘“创业”的历史合理性与必然性，在影片中“创业”成了某种动机可疑、前景堪忧、效果也非常不理想的盲动，而主人公柳青也一直对这一运动缺乏真正的热情，他矜持地保持着距离，用怀疑、忧郁的眼光注视着身边发生的一切。 

 

但真实的柳青，和“创业史”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没有“创业史”，就绝不会有今天意义上的柳青，没有《创业史》，柳青就完全是另外一个人！

 

真实的柳青对“创业”是倾情投入的，“梁生宝买稻种”的故事就包含了柳青本人支持合作社的经历：1956年，柳青用自己的稿费和积蓄换来了日本良种稻——矮秆粳稻，在小范围种植试验成功，第二年秋天，王家斌(梁生宝的原型)所在的胜利合作社一千多亩水稻获得了平均亩产710斤的大丰收，创造了当时陕西地区粮食生产历史最高纪录。

 

电影《柳青》无疑受到了柳青女儿刘可风撰写的《柳青传》的影响。

 

关于写《柳青传》的缘由，柳青女儿刘可风说：

“他（指柳青）生前出版的东西，和他的思想，差别实在太大了。但是，他来不及完成整个作品就去世。如果我不写，后人会一直误解他。”

 

不知道刘可风女士是不是真的明白她这番说辞意味着什么？试问，如果柳青不赞成《创业史》，那么柳青还是柳青吗？柳青还值得我们如此尊重和缅怀吗？读者通过《创业史》来理解柳青是对柳青的误解吗？

 

刘可风女士是这样的态度，也就难怪一家颇有影响力的媒体，在报道柳青诞辰百年（2016年）时，会用这样一个肆无忌惮的羞辱性标题《〈创业史〉作者柳青百年：一生不敢说真话》。刘可风女士真的赞同这家媒体的评价吗？

 

 

 

对女儿刘可风的态度，柳青本人似乎早有预感。他曾对刘可风说：

“女儿呀！你长了我的头脑，血管里流了我的血，但没有我的精神！”

 

由于影片不是把柳青放在“创业史”中来表现柳青，所以电影中的柳青就变成了一个哈姆雷特式的人物——对合作化、集体化，赞同还是反对？这是个问题。

 

面对这个问题，他犹豫来犹豫去，直到影片结束，也没有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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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影片把柳青放到“创业史”中围绕合作化运动而进行的一系列激烈斗争中进行表现，那么柳青的形象无疑会丰满得多，也会有魅力的多。

 

实际上，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在中华大地兴起的合作化运动，既不是空想，也不是盲动，而是事关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亿万翻身农民的政治承诺。

 

《创业史》塑造的有血有肉的人物有20多位，但最重要的人物有两位，一是梁生宝，再一个就是蛤蟆滩主任郭振山，他们两人的矛盾冲突是“创业史”的主要线索。

 

 

 

相对于初出茅庐的梁生宝，主任郭振山有着明显的优势。一是，在旧社会，他就走街串巷卖瓦罐，有着商人的精明和丰富的社会经验；二是，在土改的时候，郭振山冲锋在前，以雷厉风行、轰轰烈烈的工作作风，为自己赢得了“轰炸机”的美誉；三是，他是蛤蟆滩最早的党员，上上下下都有关系，并且口才非常好，富有鼓动性，最知道庄稼人喜欢听什么。

 

对郭振山来说，土地改革结束后的中国农村，简直是一块充满无限可能的处女地，他终于有机会实现在旧社会无法实现的梦想——成为一个新的地主！

 

在原有地主、富农阶级被消灭，土地被重新分配之后，似乎没有什么力量阻止郭振山实现自己的梦想。他给自己制定了五年计划，要在五年内成为蛤蟆滩拥有土地最多的人！

 

郭振山的跃跃欲试，实际上提出了重大的政治问题：土地改革，难道仅仅是为了在土地分配上重新洗牌，换一批新的人来做地主吗？

 

如果是，如何面对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社会”的庄重承诺？如果不是，那么出路在哪里？

 

这实际上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一个普遍存在并且困扰许多党员的问题。

 

 

 

革命老人魏巍的长篇小说《东方》中，也触及到了这个难题：1950年，在土改中精明过人，最善于查找地主埋藏的金银财宝的村长李能（外号“大能人”），也雄心勃勃地要发家致富了，这让在抗战和解放战争中都一路紧跟共产党的“堡垒户”杨大妈产生了深深地困惑：难道我们牺牲了那么多人搞革命，就是为“大能人”革的吗？

 

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在党的领导下走互助合作的道路。

 

毛主席、党中央关于互助合作的一系列指示传达之后，杨大妈们立即就有了拨云见日，豁然开朗的感觉！

 

在《创业史》中，互助合作的代表人物则是梁生宝。

 

梁生宝经历颇为传奇，他童年逃难行乞，落户在蛤蟆滩。八岁就很讲礼仪，见长者必问安，以致“庄稼人觉得他老气横秋，很不活泼。”十一岁给人看桃园，恭恭敬敬地对付偷桃者，“摘桃的行路人，脸红腾腾地走了。”为救人之急，他破例卖桃，又把钱精心保管、交还主家，“当下富农主家被这个穷娃的光辉品格，惊得脸色发了黄”，“心下相当害怕这个娃。”

 

梁生宝长大后，熬长工、当佃户，买下地主家的小牛犊，租下十八亩稻地，显示出庄稼人里少见的胆识和魄力。显然，如果愿意，他也有变成新地主的机会和能力。

 

 

 

但梁生宝走上另外一条路。

 

学好——是梁生宝品质中永恒不变的一点。他的偶像是杨书记，杨书记的父亲在战斗中牺牲，母亲被敌人凌迟，血海深仇无过于此，杨书记无疑是超越了个人和家族利益的榜样人物，而刚刚入党的梁生宝也开始显示出这种品质，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新社会，这才是他的梦想。

 

梁生宝的梦想和郭振山的梦想发生了迎面相撞，“创业史”演进的过程，也是梁生宝和郭振山所代表的两条道路激烈博弈的过程。

 

这是何等真实、生动、丰富的生活？

 

梁生宝和郭振山面对的问题，揆诸今天“996”、“躺平”这样的现实，难道不是以不同的表现形式同样存在？如果能够在银幕上被恰当地表现，怎么可能不会在今天的观众中激起强烈反响？

 

遗憾的是，在电影《柳青》中，郭振山的原型完全没有出现，梁生宝的原型则被塑造成一个憨厚的、笨嘴拙舌的“傻根”形象，影片由此失去了重量和厚度，失去了历史感，变得轻飘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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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率地说，主创人员（我对导演选择这个题材怀有最大的敬意）可能没有吃透梁生宝这样的人物，因此也就没有吃透柳青。

 

柳青将《创业史》第一部稿费16000多元（这在1960年绝对是一笔巨款）全数捐献给王曲公社建设机械厂，又从出版社预支第二部的稿费7000多元捐献给皇甫村建设通电线路。人们对此津津乐道，似乎他是一个慈善家。

 

但这可能是对柳青最大的误读。

 

他向一直同自己保持联系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副总编辑王维玲解释过自己的动机：

“我写《创业史》，是宣传人们和私有制、私有观念彻底决裂，用共产主义思想，创社会主义大业，我是这样写的，也应该这样要求自己!”

 

柳青从未将“创业史”中的生活与自己的生活分成两个世界，在他看来，这完全是同一个世界。他说：

“《创业史》也是我自身的经历，我把自己体验的一部分和我经历过的一部分，都写进去了。生宝的性格，以及他对党、对周围事物、对待各种各样人的态度，就有我自身的写照。”

 

柳青说：

“要想塑造英雄人物，就先塑造自己。怎样塑造自己呢？在生活中间塑造自己，在实际斗争中间塑造自己。”

 

 

 

这才是柳青。

 

按照这样理念与事实塑造的柳青，才是具有真正感人的力量，并能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启迪，而无论把他塑造成托尔斯泰或哈姆雷特，都不会具备这样的效果。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独立评论员郭松民”微信公号；图片来自网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