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子旸：为革命正名，理解中国人

 

前几天，我偶有心得，随手写下一条微博：

 

 

 

国史分期，是很复杂的问题，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我提到这个话题，其实主要是想说，不应把“改革前”笼统划为一个时期，那样就无法解释“文革”等政治运动，要么将其原因归结为权力之争，要么就是咋说咋有理的劣根性等等。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粗浅想法，并不是系统专门的研究结果。有意思的是，发出这条微博不久，我看到一篇论文《再谈国史分期问题》，专门对新中国历史应该怎样分期，做了一番深入的分析。

 

论文作者朱佳木，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现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会会长。显然是体制内的重量级人物。不过，这篇论文引起我更大兴趣的，不是国史分期问题，而是其中对“文革”的认识和评价。看来，体制内对“文革”的认识，也是多元多维的，而不是千篇一律严格一致的。

 

当然，作者首先表示，要坚持《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对“文革”的评价，那就是：“这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文革’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可是，虽然表示坚持上述评价，但作者随后提出的一些观点，并不是“历史决议”的简单重复，而是并不完全相同，或者说有更深入的分析和见解。

 

 

 

比如，作者说：“文革”虽然是错误的，但出发点是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因为，“文革”也是对社会主义的探索，“文革”时期仍然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作者指出，邓小平说过：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

 

作者还说：（毛泽东的）有些论点，比如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还存在得而复失的危险，要警惕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等，如果离开当年的具体所指还是有其科学性、正确性的一面的，而且也被后来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及中国改革开放后党内出现资产阶级自由化和腐败分子的事实所验证。

 

作者进而说：苏联解体、苏共下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一大批思想被“和平演变”的官员丧失了共产主义信念，还有一大批贪污腐败的官员盼望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苏联解体后，摇身变为资本家和形形色色“寡头”的人，其中很多是苏共原来的各级干部和国有企业的领导。

 

可见，毛泽东发动“文革”，虽然在对阶级斗争形势、党内干部队伍状况的估计以及实际做法上都发生了错误，但其中某些论点还是十分深刻、符合逻辑、具有远见的，是经受了后来实践检验的，是站得住脚的。

 

当然，绝对不能说，作者是想要挑战“历史决议”，或者是想要给“文革”翻案——其实，乐于说人要翻案云云，是很无聊的话术。翻案与否，也根本不适用于评价“文革”这样重大的历史过程。实际上，无论是作者的写作主观上，还是论文的客观效果上，都不是这个用意。毋宁说，作者的这些个人观点，是历经时间以后认识深化的结果。

 

毕竟，“历史决议”发布时，还没有发生苏东剧变。苏东剧变及随后的苏联解体、苏东国家难说成功的转轨，都是世界级别的重大事实。面对这些重大事实，理论，尤其是社会主义理论，理应做出调整和深化。人们对世界、对自身的认识，本来就是没有终点的，永远应该根据事实，对理论做出更深入、更细致、更全面的研究和分析。

 

问题的关键在于，对“文革”，很多人自觉地将其列入思考和分析的“禁区”。在他们看来，对“文革”，只能揭露和批判，不能有任何的、丝毫的正面评价。这未免也是一种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

 

 

 

到底应该怎样评价“文革”？这是个超级大课题，不是我这篇小文能够容纳的。在这里，我只是提出一些很初步的问题和想法。

 

一、“文革”的种种错误、危害，显而易见，无从否认，无可辩解，但是，重要的和核心性问题是：“文革”究竟是20世纪中国革命的一部分，还是应该将其驱逐出中国革命史？

 

如果将其彻底驱逐出中国革命史，那么，结论就是：最好当初根本就没有文革。或者说，如果当初没有“文革”，现在的中国要好得多，中国伟大复兴的实现，要早得多。但这个观点，可信么？我个人表示不相信。

 

如果把“文革”看成20世纪中国革命的一部分，那么，“文革”在20世纪中国革命的整体进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发挥了什么作用？这个角色，这个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么？在理论上，有没有代价更小、效果更好的替代办法？

 

二、如果把“文革”看作20世纪中国革命史的一部分，进一步的问题是：我们评价革命利弊得失的标准是什么？

 

当我们说“革命”二字的时候，同时表达的意思就是，这是一场暴烈的、彻底的、颠覆性的、代价巨大的，同时也是带来巨大进步的社会进程。既然如此，20世纪的中国革命史，从新中国建立算起，不过70多年；从共产党的成立算起，也不过百年。百年时间，在人类文明史和中国文明史上，都不算什么长时段。

 

横向比较的话，无论是发源自英国的工业革命，还是法国大革命引领的民族解放潮流，还是美国开创的现代大工业文明，从发生到发展，到壮大，所经历的时间，都要比20世纪的中国革命长得多，最终失败的苏联革命，也经历了七十多年。这些革命所付出的代价，也比中国革命大得多，甚至大了不止一个数量级。

 

事实上，所有人类的伟大进步，都是血和泪换来的，都伴随着无数个体的毁灭和牺牲。革命和代价高昂，是同义词。我们是否要因此“告别革命”呢？

 

三、在中国的伟大复兴中，革命到底发挥了多大作用？

 

我有一个观点，认为当代中国的伟大复兴，是三种力量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那就是悠久漫长的历史传统及其经验、革命的红色传统及其成果和市场经济理论。后来有人提醒我，类似观点早就有人说过了，比如甘阳的“通三统”。

 

我把甘阳的“通三统”找来看了一下，大致是同一个意思，但也有很重要的不同。关于这个，这里就不展开说了，以后有机会再说。

 

这里想说的是，目前，对这三种力量，舆论待遇大不相同。对中国历史传统和市场经济理论，怎么好评都没问题，大家都支持。但是，对革命传统，却因为有“文革”等因素，大家总是有所保留，尤其是在知识分子那里，给革命说好话，很不“政治正确”，甚至有很大风险，会遭到人身攻击。

 

实际上，革命的红色传统，在中国伟大复兴的过程中，作用很可能比一般认为的要大得多、重要得多。在20世纪经历了漫长、艰苦、残酷、复杂的革命，这是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区别所在。我觉得，正是因此，中国才得以成为极少数成功完成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

 

问题是，其中的机理、逻辑、因果关系，还远远没有被揭示和解释。甚至可以说，革命还没有摆脱被污名化、妖魔化、简单化的处境。

 

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说，为革命正名，是讲好中国故事，建立中国理论，进而树立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的必有环节。革命，已经成为中国国家和人民气质的组成部分。

 

全面准确深入地理解革命，是中国理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为革命正名，则是中国社会伦理道德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核心组成部分。

 

一言以蔽之，不谈革命，避谈革命，无从理解中国和中国人。

 

作者：李子旸   来源：铅笔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