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李慎明这位将军学者，是从他关于苏联解体问题的文章开始的。研究苏联问题的学者不少，各种观点纷呈。我也曾写过《苏联解体十年祭》，从财政学角度对苏联解体进行了分析。在苏联解体问题上，李慎明先生是从苏联立国的理论基础入手的。列宁主义提供了布尔什维克建党的理论依据，也提供了苏维埃共和国建国的理论依据。抛弃列宁主义是容易的，但是建党和建国的新的理论依据在哪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根本不能成为建党和建国的依据，反而是蚀毁建党和建国的理论依据。于是，被抽掉理论基础的大党和大国，在没有强大的外力攻击下，自己就轰然地倒下了。李慎明先生看历史问题视野开阔，入木三分。最近，我又通读了《李慎明论金融危机》的系列文章，对李慎明先生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解释国际金融危机颇为赞同。

一是他对国际金融危机的预测和系列看法。早在1999-2000年，他就从八个方面判断“美国经济潜伏着严重的危机”，明确预言“美国经济的大衰落是极有可能的，只是不知其确切的时间。10年内会不会？10年不会，15至20年呢?”2008年爆发了国际金融危机。这恰巧在10年之内。据说，2000年李慎明先生在一个相关研讨会上提出这一观点时，到会的100多位专家学者，很少有人赞成他的这一结论。他还从美国经济潜伏的危机判定：“世界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21世纪前二三十年乃至上半个世纪，整个世界将极不平静，我国周边安全形势有可能出现较为严峻的局面”。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2011年8月，他又说：目前“这场国际金融危机是生产社会化甚至生产全球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生产无限扩张与社会有限需求之间的矛盾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是推迟多年、推迟多次不得不爆发的金融危机。尽管中间可能会出现一次又一次小的复苏，但整个危机极可能要延续十余年甚至更长。”国际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了九年多，目前仍是深不见底。

二是他判定“当今世界仍然处于金融帝国主义时代”。这是一个非常精准而重要的判断。在“金融帝国主义时代”，中国应该如何处理内政和外交，如何应对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如何引领世界未来的走向，李慎明先生提出了一系列的见解。我必须说，李慎明先生已经看到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的曙光了。是的，“金融帝国主义”必然将社会主义推向一个崭新的高度。易言之，我们将迎来一个全球社会主义大发展的新时代。

我后来得知，从1974年开始，李慎明先生就已经在一个炮兵师从事专职的新闻宣传干事工作了。这期间，报纸上经常刊登他整版或半版的理论文章了。1978年，他开始任解放军报记者。1983年又正式任王震秘书，每天都要接触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科技、教育、外交、军事等各个方面的大量的信息，做一些文字案头工作。这十多年时间，相当于读了几个博士呀。经济是基础，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因和对这一“梦魇”的摆脱之道，仅仅从经济本身进行诠释，无助于得出正确的答案。以我对学术的理解，恰恰是一些专业学者常常会陷入“所知障”不能自拔，一些学者对历史问题和经济问题的看法总是让人忍俊不禁。是的，如果学者们都能够正确解读历史，就不会纵容国际金融资本走向高度垄断，就不会导致越来越严重的两极分化和结构性金融危机。李慎明先生的逻辑基础仍然是源于《资本论》的，而《资本论》恰恰是剖析“金融帝国主义”最有效的工具。这一点也同时被西方的左翼学者所印证。更为重要的是，也被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所印证。正因为这样，我才觉得李慎明先生将军学者的视角弥足珍贵。

一般的学者专家会聚焦于如何解决金融危机问题，而具有政治学素养的学者专家才会着眼于解决“金融帝国主义”的问题。毋庸置疑，“金融帝国主义”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涉及民族国家生死存亡的政治问题。“金融帝国主义”仍然具有明确的殖民主义特征，只不过其通过股权控制主权的方式更具有隐蔽性。不解决“金融帝国主义”，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的金融危机。李慎明先生的新书从政治学的角度入手，对于解释金融危机和应对金融危机有了更为高远的视野。政治学高度关注国家主权和人民主权问题。主权可以细分为政治主权和经济主权。其中，政治主权的高端，在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权；经济主权的高端，在于财政金融领域的控制权。金融危机，表面上看是债务危机，本质上仍然是主权危机。当一个主权国家拱手让出意识形态控制权，拱手让出财政金融控制权，这个国家就无法逃脱被“金融帝国主义”殖民的悲惨命运。李慎明先生在分析苏联解体时已经触及苏联的双重主权问题。爆发金融危机的条件趋于成熟，被金融殖民的可能性不容小觑。李慎明先生的新书提出了问题，也提供了一些解决问题的不同思路。

危机，对于有准备的人，永远是宝贵的契机。“金融帝国主义”在疯狂攫取利益的时候，也在挖掘它们自己的坟墓。教皇方济各，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戈里奥（Jorge Mario Bergoglio）提出了著名的两段论：人类社会疾苦之根是不平等，不平等之源是资本主义。方济各甚至用“市场暴政”（tyranny of markets）来形容资本主义。其实，方济各批评的不仅是资本主义，而且是罪恶的“金融帝国主义”。我在马克思墓前说过，马克思未必能够想到，在今天批判资本主义的行列中，竟然有一个是教皇。美国爆发了“占领华尔街”运动，全世界左翼政党纷纷执政，全世界都在重新思考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了。马克思没有说错，决定生产关系的是生产力，信息技术导致的新的工业革命将彻底改变生产关系的现状。解决“金融帝国主义”的希望，就在于与“金融帝国主义”相对立的“新型的社会主义”的实践和探索。从政治学角度观察，人民开始懂得从“金融帝国主义”手中夺回国家主权和人民主权。建立在伪“人权”基础上的超级资本特权（实质上是资产阶级专政）将被颠覆，人民将通过赢得人民立法权而享有更为具体的、充分的人民民主。中国的经济奇迹，绝非一些经济学家所谓的各种“红利”。中国的经济奇迹，源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主权和人民主权的现实存在。由于国家主权和人民主权的现实存在，我们才能有效地对抗“金融帝国主义”的侵犯，才能实现社会资本充分并高效的使用，才能实现经济腾飞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地认识到国家主权和人民主权的意义，正在积极探索维护国家主权和人民主权的制度建设，我们将在经济腾飞的基础上实现政治上的伟大飞跃。我们将在制度建设上为全世界提供更为先进的制度模式。

李慎明先生的新书，虽然未能描摹新型社会主义的图景，但是在充满希望和高度自信的字里行间，我们已经可以依稀看到新时代的桅杆。希望年轻的一代接续思索，勇于创新，为中国，为世界，开启一个伟大的新社会主义时代。

（作者系中国香港沃德国际资产管理顾问公司董事局主席；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