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周来：美国迎来与中国的“斯普特尼克时刻”

不久前，中共中央《建议》中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在此我介绍3份资料，以此理解中央《建议》中提出的这一重大观点。一个是美国两位科学家、同时也是科学政策和创新经济学的研究者，写了一本书叫《超越斯普特尼克》；第二个是2020年10月底，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刊登的罗伯特·曼宁一篇著名的文章《美国最后终于迎来了与中国的“斯普特尼克时刻”》；第三个是美国司法部长巴尔在国会就所谓“华为威胁美国家安全”的证词。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美国终于迎来了与中国的“斯普特尼克时刻”。图源：环球网】

斯普特尼克时刻与美国国家科技政策

1957年，苏联斯普特尼克一号人造卫星上天，震惊了美国。这就意味着“这个国家的冷战对手已经在太空探索上打败了美国；更意味着美国已失去了二战以来赖以奠定其国际霸主地位的科学和技术上的优势。”美国感觉，“斯普特尼克制造了一种几近疯狂的氛围。似乎现在天空中有一双眼睛在随时俯视美国，也许炸弹最终会从外太空发射下来，攻击这个既没有科学能力、也没有技术能力保护自己的国家！” 斯普特尼克危机“比起美国历史上任何一个事件，都更使美国民众和政策制定者认定，必须联合盟友在科技上进一步封锁和打压苏联，同时必须重视创立支持科学和教育的政策，目的是保持美国在科学、技术和军事方面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的地位。”

自那一时刻始，不到十年时间：美国拉拢盟友，强化以“巴统”为核心对苏联科技封锁，美国启动“长臂管辖”打压与苏联进行任何科技贸易的国家与企业。在苏联外围编织了一堵密不透风的科技封锁“高墙”，切断了苏联与西方国家之间科技交流的可能性，迫使苏联走上了关起门来搞科技的道路。最后，致使其科技发展因缺乏“组合式创新”而迟滞，逐渐落后于欧美。

与此同时，艾森豪威尔总统任命了自己的科学顾问，相继在政府最高层面成立了国家科技政策决策咨询和协调机构，包括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PSAC）现改为总统科学技术顾问委员会（PCAST）、白宫科学技术办公室（OST）现改为白宫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OSTP），联邦科学技术委员会（FCCSET）现改为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NSTC）。成立了国家宇航局（NASA），负责制定和推动国家空间发展计划。国防部成立了高级研究计划署（DARPA），目的是确保开展先进的研究与发展（R&D），“防止出现像斯普特尼克这样出乎意料的技术震惊，发展更具巨大技术回报潜力的高风险研究思路。”同时改革组建了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其前身为国家心理卫生以及国家心脏研究所等，能源部（前身为海军研究办公室和原子能委员会），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和农业部。近700个联邦实验室中的大部分也在此时期建立。国会通过《国家防卫教育法案》，奠定了美国大学STEM学科教育基本框架。1960年，美国培养出6千名科学和工程学博士，到1971年已经超过1.8万名。国家在Ｒ＆Ｄ方面投资大幅增长。十多年间，国会给NSF的拨款从350万美元增长至1968年的５亿美元。总资金则从1957年的不到40亿美元，猛增到1967年的近400亿美元，包括阿波罗登月计划等大科学工程项目也在这一时期启动。

在美国国家主导下，美国科技发展步入“黄金十年”，产生了包括卫星、激光、宇宙飞船、核武器、洲际导弹、喷气式飞机、计算机、互联网最早雏形（ARPANET）等重大科技成果，涌现了38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更为重要的是，此时形成了美国国家科技发展的基本框架，并以此重拾对前苏联的科技竞争优势，巩固了美国全球科技霸主地位。

回顾历史，1957年成为美国科学政策历史的一个里程碑。此后，美国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成为后来半个多世纪国家科学政策的基础。因而，苏联卫星的发射成为驱动美国现代科学史上的第一个“斯普特尼克时刻”。

中国为什么能够成为美国的“斯普特尼克时刻”

自从第一次“斯普特尼克时刻”出现后，美国政界与科技界就一直警惕第二个“斯普特尼克时刻”什么时候会出现。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政府资助科学的热情减退，对支持科学技术的承诺减少，对科学技术的关注点由满足国家安全需要，更多转向满足人口老龄化以及治疗疾病方面的需求。特别是“9·11事件”之后，美国政府虽然对科技发展有所重视，但科技发展的重心“未能转向应对以国家为主体的竞争性行为”。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中国加入全球化进程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科技发展非常迅速，随之而来的“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有一些美国国内人士也不时表达对中国科技发展的担心，认为如果不早些遏制中国科技发展，“长此以往，美国必将遭遇当年与前苏联一样意外的‘斯普特尼克时刻’”。在一段时期内，中国在经济与科技发展上并没有达到美国人“安全焦虑所能承受的限度”。一直到2017年，一方面，中国经济总量达到82.17万亿元，相对于美国GDP的比例从2010年的40.54%升至2017年的61.65%，超过了美国所谓的“60%”容忍度上限。另一方面，中国科技发展的积累终于发生了质变。2017年，中国国内研发支出居世界第二，但只有美国的一半。

不过，从2000年至2018年，中国国内R&D支出增长了20多倍，年均复合增速达到21.3%。同期美国国内R&D支出增长不到2倍，年均复合增速仅为4.1%。如果按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到2024年前后，中国研发投入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还有一些数据也很惊人。比如说论文的高引率。在国际名刊上高引论文始终是一个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标志。根据2019年的数据，我国材料科学的论文高引率排世界第一，工程技术、计算机科学、数学、物理学、化学、药学与毒物学、农业科学、环境与生态学都排世界第二。近10年来才逐步兴起的信息安全技术，美国和日本专利的授权占主要份额，但中国已经排列第三，而且发展势头比它们快。从发明专利授权数量看，我国在2016年就已经超过美国了，成为世界第一。

国际科学界在讨论一个问题，下一个世界科学中心会是谁？日本科学史学家汤浅光朝认为，当一个国家的科学成果数量占世界科学成果总量的25%，这个国家就可以称之为世界科学中心。他依此将历史上的世界科学中心转移分为5个阶段：先是意大利，后是英国，再是法国，再是德国。平均70-80年一个周期，美国是1920年以后才成为世界科学中心。按此推断，2000年前后，美国的世界科技中心地位将受到新兴势力的挑战，这一角色正是中国。这一结论加深了美国对中国科技发展速度的恐惧。正如罗伯特·曼宁在《外交政策》发表的文章中所言：“过去一段时期，我在研究全球创新时，越是看中国作为一个科技强国的惊人崛起，越是有一个难解的问题不断跳出来。为什么美国在与中国竞争时，没有发生与前苏联那样的‘斯普特尼克’呢？……一直到担心被中国超越的生存恐惧终于催生了改变的动力。下一个‘斯普特尼克’时刻终于到来了！”

“华为事件”在美国当代科技史上承担的角色，相当于苏联当年的斯普特尼克卫星发射。特朗普政府司法部长巴尔在美国国会作证时所表达的对华为的恐惧，与当年美国人表达对苏联人造卫星上天的恐惧几乎是一致的。他认为，“5G技术处在正在形成的未来技术和工业世界的中心，本质上，通信网络不再仅仅用于通信， 它们正在演变成下一代互联网、工业互联网以及依赖于这一基础设施的下一代工业系统的中枢神经系统。”“据估计，到2025年，以5G为动力的工业互联网可能创造23万亿美元的新经济机会，如果中国继续在5G领域独占鳌头，他们将能够主导一系列5G平台并与之交织的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任正非领导的企业是一个工业帝国、科技帝国，5G一路领先，5G是核心，未来技术的中心和工业世界的中心。然而，华为把所有技术都打了个包。”

“自19世纪超越了英国之后，美国就在全世界的技术领域、工业领域中一骑绝尘，而华为却可能颠覆这一切，这是美国承受不了的，是美国人民难以接受的。”“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如果工业互联网依赖于中国的技术，中国将有能力切断各国与其消费者和工业所依赖的技术和装备之间的联系，与我们将屈服于中国主导权这个前所未有的杠杆影响相比，美国今天使用的经济制裁力量将显得苍白无力。”“未来5年内，5G全球版图和应用主导地位格局将形成。问题是，在这个时间窗内，美国和我们的盟国是否能够与华为展开足够的竞争，以保持和占领足够的市场份额”。

巴尔的看法代表了美国现在的主流观点。在他们看来，中国科技的跨越式发展，尤其是华为5G技术的横空出世以及在未来经济与科技发展中担当的角色，就相当于当年苏联卫星发射。因此，中国“斯普特尼克时刻”被美国确认了。

如何造就更多的中国“斯普特尼克时刻”

如何造就更多的中国“斯普特尼克时刻”，就是说，中国科技发展尤其是前沿科技发展，应该有更多能让美国人或者世界各国“感到意外的时候”。

第一，要对中美在科技领域的关系有更清醒的认识。

实际上，美国与前苏联的“斯普特尼克时刻”，不仅仅是改变美国科技政策与政策科技行为的“时刻”，也是美苏之间科技脱钩的“时刻”，还是两个超级大国正式迈入“科技战”的“时刻”。所以“斯普特尼克时刻”的含义很多。现在，以华为在5G通信领域一举超越美国在该领域的长期独占优势为标志，美国确认了与中国的“斯普特尼克时刻”，也随之启动了与中国科技及高科技产业强行脱钩的“准备”，同时对我国主动发起“科技战”。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既然美国已经确认了与中国的“斯普特尼克时刻”，那一定会把与中国的科技竞争放在其国内政策的优先位置，就一定会把打压中国的高科技发展作为其长期战略。中美在科技领域的关系不会因为美国领导人更替而更改其大方向。这一点，必须成为筹划发展我国未来科技事业的基本考虑。所以国家提出，必须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发展战略的基点，这是非常正确的选择。

第二，必须真正把中兴与华为事件做成中国的“斯普特尼克契机”。

比尔·盖茨首先提出了“斯普特尼克契机”这一概念。他的意思是，在大国竞争时代，科技发展往往遵循“挑战-应战”模式得以往前推进。苏联的斯普特尼克，给予其竞争对手美国以深深的刺激，并由此最终造成了美国半个多世纪科技繁荣，实际上是造就了美国科技史上的一次契机，而美国科技发展需要更多“斯普特尼克契机”，即意外震撼所带来的机会。华为的5G给美国带来相当于苏联发射卫星造成的震撼。但我们反过来想，美国打压中兴和华为何尝不是让我们也非常震撼？！因为此前，我们都相信，在全球一体化背景下，我们可以用市场换技术，可以通过交流合作发展技术。但中兴和华为事件的出现颠覆了我们的习惯性认知。因此，我们要把中兴与华为事件看作21世纪西方强加给我国科技界的奇耻大辱，并将其当作中国科技发展的一次“斯普特尼克契机”，真正实现国家科技发展的自立自强！自主创新这口气一定要争，这场仗一定要打赢，我们必须识得破发达国家的伎俩，一些我们还不会做的高技术产品，我们急需的时候对方就封锁或者漫天要价，一旦我们取得突破就降低甚至低价倾销，不择手段打压我们产业技术进步的努力。由此，我们必须要有很强的战略定力。在坚持自主创新上不能心猿意马、三心二意。

第三，真正发挥好国家在推动科技发展中无可替代的作用。

《超越斯普特尼克》这本书中说，“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推动着社会许多方面的发展。……然而，公众一般认为，这种进步是由市场甚至好运气带来的。他们没有意识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及应对苏联发射斯普特尼克，国家通过实施政策而支持科学所持续尽责的结果”。国家在科技中的作用一定要有充分的认识。关键是尽快形成新型举国体制，当前的问题是不能再在“市场还是政府”上纠结，不能再在“谁是创新主体”上纠结。总体上讲，在“抓基础、管长远，抓关键、补短板，抓前沿、布新局”上，都需要政府宏观统筹与协调，都需要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发挥主力部队作用，都需要国企和民营科技力量发挥在应用研究中的生力军作用，都需要风险投资和企业发挥其在推进成果转化中的主体作用，都需要应用市场“激励相容”机制来调动科技创新链的道路上各主体的积极性。

在1957、1958年美国曾经有过短暂的争论，政府到底在推动科技发展上扮演什么角色。但后来艾森豪威尔政府果断地中断了这个争论。因为他知道，这种争论除了浪费时间，并不能带来什么好的结果。今天在中国，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必须倾举国之力，打赢科技创新这场战争。

 

（作者系国防大学中国国防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来源：昆仑策网，转编自“中信基金会”，原刊于《经济导刊》2021年1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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