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戳破西方“市场经济”神话，中国经济交出亮眼答卷

  

【导读】2020年中国疫情防控得力，经济逆势增长，GDP首破百万亿，对比疫情下的西方社会，贫富分化加剧、市场失灵、政府领导力不足等现象频发。这背后体现了两种经济模式的哪些特点？观察者网就此采访了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陈平。

 

 

【采访/观察者网 刘惠】

 

观察者网：以美国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一直宣扬所谓的“自由贸易”，您之前也说过美国利用经济、外交、军事等手段形成的权力，并不会形成真正的“自由贸易”。所以所谓的“自由贸易”，自由体现在哪里？

 

陈平：第一点，自由贸易只是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宣传。

 

从中世纪地中海的海军强权威尼斯，到海权国家主导的四次全球化，自由贸易都是自由掠夺殖民地人民的口号。他们有竞争力优势时，就高喊自由，一旦失去竞争力，就搞保护主义，甚至直接用武力或政变消灭竞争者。这点也可以从历史中看出，最早提出自由贸易的就是英国。英国国内若是贸易顺差，在军事（尤其是海军）和金融都占优势的时候，英国就宣传自由贸易，否则就搞保护主义。

 

无独有偶，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一旦贸易出现逆差，美国便一边在理论上宣称自己是“自由贸易”，一边对日本和德国进行公开谴责，指责他们是不公平的贸易。所以历史上，美国和英国的”自由贸易“全是对别人说的，就是我要进入你的国家，你得给我打开门户，让我自由进出，但是你想到我这儿来，美国的各种法律限制麻烦多了。

 

第二点，自由贸易的提出者，只看到自由贸易对海权国家的利益，看不到付出的代价。

 

第一个代价是海权的垄断暴利吸引新的竞争者来挑战海权，成为无法控制的军备竞赛，最终耗尽自己的国力。第二个代价是暴利造就国内一批食利阶层，最终使霸权国家的民众失去竞争力。所以，没有一个海权国家的霸权可以持续。自由贸易的神话也就随着霸权国家的生命周期而不断兴衰更替。因为国际分工竞争的是规模经济，必然导致垄断竞争。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实现平等的自由贸易与和平发展。

 

观察者网：因为新冠疫情，西方经济制度的很多弊端被放大了，比如贫富差距、比如市场失灵。为什么西方国家对这类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比较差？

 

陈平：西方国家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从来不如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如大陆集权国家。

 

历史上最典型的突发事件，也就是两次世界大战的起因，都是突发事件。一战爆发是奥地利大公被刺杀，二战爆发起因是大萧条。普鲁士和拿破仑战争时代的法国，议会制保护既得利益集团，导致国家被动应付突发情况，拖延时机。集权国家和强有力领导的革命党则抓住机会，改变既有秩序。反恐战争，中国和俄国的应对能力，显然远高于多党议会制的西欧。美国的总统制在发动外战时不受约束，但是两党制使国内改革寸步难行。

 

突发事件是权势集团发国难财、兼并竞争对手的好机会。囤积居奇是抵抗政府干预的主要手段。

 

西方国家的制度在和平时期能够让社会经济各方面平衡稳步发展。政府、资本家、工会三者的博弈，既要保证资本家发展经济，又要保证民众权利，同时制约政府，但是这个均衡在疫情面前失效了。这次新冠疫情，美国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发生矛盾，私人公司借机在国外赚高额利润，使国内的疫苗分配成为无序竞争。由此可见，议会制国家协调国内矛盾远比社会主义国家困难。

 

观察者网：还想多谈点美国这个国家，在这次总统选举和权力交接过程中，发生了所谓的“民主危机”。这个危机其实是和美国经济衰退、社会贫富差距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您怎么评价从里根政府时期开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制度，这套制度发展到今天，积累了哪些弊病？

 

陈平：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目的就是逆转大萧条时期的凯恩斯政策和罗斯福新政。用减税的政治口号大幅度降低政府的财政能力，大幅削减社会福利和基础建设，同时扩大军备竞赛，用不断发动外战的方法来捍卫美元的金融霸权，必然导致虚拟经济挤出实体经济，扩大国内贫富差距和国际的地区差距，不断产生国际金融危机和地缘冲突，最后拖垮美国经济。

 

 

2021年冲击美国国会大厦事件

 

说回美国的“民主危机”，中国的启蒙运动家对西方的民主制度一知半解，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陈独秀讲德先生和赛先生，以为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其实他们完全没有理解“民主”。西方的议会民主严格来说是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就是代议制民主，不是直接民主。像巴黎公社、希腊城邦那样的直接民主，西方完全行不通。柏拉图曾专门计算过理想的城邦，在内部不分裂、团结对外的状况下，居民人口最多容纳1000多人，如果加上家属和子女，这个城邦规模不会超过一万人。所以西方的民主是代议制民主，就是要代表人来替多数人做决策。

 

但穷人和无产阶级，连谋生都有问题的人是不会有时间、有精力去参与政治的。在里根做减税举措以前，公民还可以参与政治选举。但是里根减税以后，穷人参政的机会越来越少，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钱去参与政治，穷人和无产阶级在筹款方面就已经输了。

 

第二个特点：亿万富翁支持的议员参政，维护有钱人的利益，甚至越来越多的亿万富翁亲自参政。

 

因此在新自由主义的情况下，美国议会里面的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的人数，比大政府时期远远增加。新自由主义政策使得议员的社会基础越来越窄。新自由主义政策造成贫富差距的巨大分化，民主的土壤“平等”不复存在，传统的民主制度失灵了。

 

观察者网：邓小平曾说过，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市场里面计划的部分，两者之间会有哪些不同？

 

陈平：列宁的计划经济是直接模仿西方的卡特尔和托拉斯，用国有制取代西方的私人垄断资本。西方的计划经济，典型的就是美国的国防部、国立实验室和州立大学，土地是赠予州立大学的。牛津和剑桥名义是非公立的私立大学，实质接受政府补贴，教职员和学生享受稳定的待遇和福利，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比例比中国的北大清华高得多。法国的核研究就是西方的国有企业。

 

中国国有企业很大程度是解决就业问题。西方试图用福利制度解决就业问题，例如不断提高最低工资，增加制造业劳工成本，最终失去国际竞争力。中国国企的社会效率高于西欧的福利社会，所以中国的竞争力高于美国和西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里面的计划部分与资本主义市场里面的计划部分相比，不同之处只在决策机制。

 

西方总统制、内阁制、最高法院、央行等分权机制背后，都是各大利益集团之间的抗衡和交易，程序法治治标不治本，效率越来越低，无力从基础上解决贫富差距的社会问题。中国宏观金融、反垄断的决策机制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局。中国是党的领导优先，经济指标也是地方行政官员的工作考核指标。自上而下的宏观经济政策不仅能够执行到位，而且能大幅度规避追求经济效益所带来的负外部效应。

 

观察者网：您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反垄断调查？基于此，应该如何构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陈平：中国的反垄断调查，还在初期阶段，学习西方的反垄断经验。我认为更重要的是监管商业模式。大数据涉及国家安全，信用监督，以及良性竞争与恶性竞争的差别。垄断平台形成了政治话语权，私有平台的运营者利用大数据攫取过高的政治权力，这是我们应该警惕的。

 

经济学不懂价格以外的科学信息的重要，军事战略家才懂。否则美国找不到本·拉登，中国也破不了湄公河大案。大数据涉及到情报战和信息战，中国金融监管还处在初级阶段，监管部门需要学习平台的模式和技术。中国的经济缺少自己的理论，缺少自己的经济学家。中国主流经济学家误把西方经济学当作主流和教科书，不会区分多个经济学流派互相竞争的经济学思想。采取的是拿来主义，折衷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态度，因此没有国际经济学理论竞争的话语权。

 

中国的经济学理论中，有不少是直接翻译西方的名称，比如“新常态”；“双循环”是用了《资本论》中的概念，西方经济学的输出输入模型，没有循环的概念；“要素自由流动”则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概念，是供给学派“空想资本主义”的幻想，现实中根本不存在，因为所有组织的要素流动都是有限的，不可能完全自由。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全球化”和“城市化”，中国应该定自己的标准。

 

观察者网：十四五规划里面提出的“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高水平”应该如何理解？应该如何去做？

 

陈平：“高水平”完全有不同的标准。欧洲的高水平强调环保标准、劳工标准，是制衡美国标准的。美国贸易战提出的标准，是制衡中国的国企和产业政策的。中国提出的"高水平"，是应对不同的“自由贸易区”的谈判规则。

 

我建议的高水平游戏规则，要应对的是美国五角大楼策划的金融战与核战争。中国这些年放任房地产投机，资本过度扩张，使年轻人和中年人不敢结婚和生育孩子。如果还要搞超大城市，通勤时间长达一两个小时，年轻人哪里还有学习和恋爱的时间？片面追求资产保值增值，片面追求人均GDP指标，不符合人民真正的安居乐业的社会诉求。中国经济学家必须研究适合中国国情的“高水平”指标，不能照搬西方教科书指标。经济政策必须适合中国国情和国际竞争形势，绝不能纸上谈兵。

 

中国和西方的现实都是“混合经济”，“市场经济”的实际比例小于50%，甚至30%。作为物理学家，经济学基本概念的定义和统计问题极大。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来指导顶层设计，会严重脱离中国与世界的实际。

 

之前我们学习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现在弊病越来越多，我的观点是我们应该学习德国的模式。学习德式的社会市场经济（Social Market Economy）平衡资本与劳工、大城市与乡村、短期与长期的关系。我们需要一方面让市场来配置资源，发展经济，创造财富；另一方面，在分配上兼顾资本与劳工，体现社会的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