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新：追根究底论“公知”（一）

 

“公知”的要害在用“说”欺负“做”

 

一、特定意义下的“说”与“做”

 

2020年，“公知”在中国基本臭了大街，几乎没人对“公知”有好感——除了“公知”自己。

 

但许多人对“公知”却“知其坏不知其所以坏”——坏在哪儿？为什么坏？能有多坏？如果无大害，那何必大惊小怪？如果是大害，那为什么不消灭？“公知”是怎么产生的？怎么就会造成危害？能不能防范？如何防范？判断“公知”的标准是什么？为社么？——有些人把“公知”跟“人文类知识分子”划等号，这不符合实际情况——比如老一代革命家好些就是文人出身。不问青红皂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显然大错特错。既然如此，那该如何区分正常的知识分子和“公知”？为什么？……

 

不弄清这些，“公知”最多蛰伏一时，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兴风作浪卷土重来。

 

要弄清这些，就得追根究底，从本质上看透“公知”。

 

简单讲，“公知”就是一伙专门以知识为软暴力、以“利国利民”为名祸国殃民的知识分子。

 

这里有三大特色：

 

第一，是“某些知识分子”——不是全部知识分子，也不一定是真知识分子，但一定号称“知识分子”，一定有“知识分子”的头衔，其它人都不够格。

 

第二，以“利国利民”为名祸国殃民——大奸似忠，大恶似善，表面上悲天悯人，实际上伤天害理——不是小打小闹的小坏事，而是亡国灭族反人类的大手笔。

 

第三，以知识为软暴力——不一定真有知识，也不一定是真知识，但一定号称“有知识”，这样才能以“知识”为武器。“公知”的最大卖点是“知识”。“知识就是力量”。这个力量是精神层面的“软力量”。“软力量”可以被用来干好事，也可以被用来干坏事。一旦被用来干坏事，那就是破坏性的“软暴力”。

 

“公知”最大的危害，就在于“软暴力”的危害独特——劫持受害者的头脑，让受害者自己毁灭自己，用自己的手拿自己的刀割自己的头，“几年家软刀子割头不觉死”。如果明火执仗用有形的、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性硬暴力、硬刀子直接杀人越货行凶作恶，那是非敌我一目了然，容易定性，也容易抵御。但如果用无形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软暴力、软刀子暗中下手，不见直接的血淋淋的为非作歹，不见直接的有形的物质性财富转移，只见“利国利民“的沁人心脾口号和貌似无害的精神层面的东西——“知识”“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实际结果却是杀人不见血，劫财不露金，用鲁迅的话说，是“在血案中而没有血迹，也没有血腥气的”。国破家亡，脑袋掉了还莫名其妙不知道怎么回事，更不用说防范了——这才是最高级、最可怕的危害。

 

应对软暴力劫持受害者的头脑、让受害者自己毁灭自己这一非常规挑战是一个世界级难题——无论刑法刑律还是规章制度都只能应对加害者与受害者泾渭分明、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形的能物质化量化的的硬暴力，对加害者似乎就是受害者自己、看不见摸不着、毁灭受害者于无形的软暴力无能为力——软暴力跟只要没有跟有形的物质性硬暴力、有形的物质性财产破坏或转移直接挂钩，就无法定性定罪。但导致祸国殃民的软暴力一旦变成客观事实，定性定罪又有何意义？国破家亡，国家都不存在了，谁来定性定罪？谁定谁的罪？即使定了性定了罪又能怎么样？——苏联解体，再追究罪责，又能如何？

 

既然承受不起祸国殃民的后果，那对导致祸国殃民的软暴力就只能靠事先的防范使其无法发生，不能靠秋后的算账来吓阻。这就需要解决一个大问题：找出一个客观科学可靠可行的办法，确保在祸国殃民的软暴力成气候之前即劫持受害者头脑、转化成硬暴力、造成物质世界的既成事实之前就能客观准确地予以识别、定性、防范。不解决这个问题，就没法判断问题的性质：认识问题还是立场问题？蓄意作恶还是无心之过？你死我活还是不同意见？对抗性矛盾还是非对抗性矛盾？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能正确判定问题的性质，就必然宽严皆误，不是无处下手就是因噎废食；不是认敌为我，导致国破家亡；就是认我为敌，导致自相残杀人人自危。

 

有这样的办法吗？有。那就是从对知识这种软力量的运用入手——人类获取知识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用知识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服务的就是人间正道；用知识损害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就是邪门歪道。以此为最基本的是非判断标准，就不难判断各种人间是非。

 

但“知识”“生存”“发展”等是抽象概念，有个实际的可操作性问题，碰到具体情况马上就会扯皮——怎么才算“知识”？真知识还是假知识？怎么才算有利于生存、有利于发展？谁的生存、谁的发展？……

 

要避免这种扯皮，就需要换个既能概括本质、又准确具体、通俗易懂、可操作性强的提法。

 

人类的“知识”是精神世界层面的东西。人类所有精神世界层面的东西的表达都可以概括为“说”——口头表达是“说”，文字表达是“笔谈”“著书立说”。因此可以用打了引号的“说”泛指一切精神层面的东西——理论、知识、经验、宣言、鼓动等等，从而跟仅仅单纯表示说具体某句话的说相区别。

 

人类的“生存”“发展”是物质世界里有目的的物质力量的动作。人类所有有目的的物质力量的动作都可以概括为“做”。因此可以用打了引号的“做”泛指一切有目的的物质力量的动作——实践、行动、行为等等，从而跟仅仅单纯表示做具体某件事的做相区别。

 

这样一来，就把提法从“知识运用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知与行的关系”演绎成了“‘说’与‘做’的关系”。

 

二、人间正道在用“说”服务“做”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

 

“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毛泽东

 

人类世界的一切归根到底都是“做”出来的而不是“说”出来的，连人类本身都是“做”出来的而不是“说”出来的：按照传说是上帝造人、女娲造人，按照科学是“劳动创造人类”，都是“做”而不是“说”——世界上有哪个人是“说”出来的？如果说这一切太遥远，那至少有一条近在身边的实例：没有“做”就没有人——“爱”可以“谈”，但最终离不开“做”。“谈”是为了“做”。不“做”，人类何以延续？

 

人类世界的一切财富更不例外，归根到底都是“做”出来的而不是“说”出来的——光有“说”没有“做”，再能也休想“说”出哪怕一颗火星来，想吃熟食都没门，而人类的文明就是从会用火、吃熟食开始。换句话说，只有“说”没有“做“，连摆脱野蛮、进入文明都做不到。如果谁说人类世界的财富能不用“做”、光凭“说”就“说”出来，那等于说只要请某些高人出来“念动真言”就天上掉馅饼，地下冒黄金。这样的“说”是不折不扣的“神话”——神一般的话。这套玩艺儿拿来哄小孩叫讲童话，拿来当正儿八经的真理宣示于众就叫诈骗。

 

中华文明的精髓在于“做”，不管历史事实还是理想梦想都彰显了一个“做”字——大禹治水、愚公移山、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夸父追日、后羿射日、钻木取火、仓颉造字、神农尝百草、嫘祖先蚕、蒙恬造笔、蔡伦献纸、李冰父子修都江堰、李春造赵州桥、黄道婆纺棉、毕升发明活字印刷……统一中国是“做”出来的，“车同轨、书同文”是“做”出来的，驰道是“做”出来的，长城是“做”出来的，灵渠是“做”出来的，大运河是“做”出来的，下西洋是“做”出来的，四大发明是“做”出来的，抗战胜利是“做”出来的，建立新中国是“做”出来的，“两弹一星”是“做”出来的，中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做”出来的……

 

不管是个人还是整个人类，没有“说”还可能生存，没有“做”不可能生存——没有“说”而有“做”，活得会很艰苦，很低效，很多事会做不成，但能生存，比如与世隔绝的人，比如原始人类。没有“做”只有“说”，再能“说”、外部条件再好，也无法靠自己生存——养老院里生活不能自理的人，临终服务的对象，有几个是不能“说”的？

 

人类的“做”实际是动物的“动”的延申。除了人，一切动物都是不能“说”而只能“动”。之所以生存，靠的是“动”而不是“说”。足见动物生存之本是“动”而不是“说”——动物动物，不动就不是“动物”而是没有生命的“死物”。

 

由此可见，动物生存之本是“动”，人类生存之本是“做”。

 

对人类而言，既然“做”是生存之本，那“说”就只能是第二位的，只有为“做”服务才能发挥其作用，才有存在价值。也就是说，人间正道是用“说”服务“做”——理论要为实践服务，解释世界要为改变世界服务，精神力量要为物质力量服务，虚的要为实的服务。不服务，就失掉了存在意义，有也等效于没有——软件如不为硬件服务，再先进也失掉了存在意义，有也等效于没有。食谱如不为烹饪服务，再高明也失掉了存在意义，有也等效于没有。古往今来存在过的人不知多少。如果有人说其中必有比爱因斯坦或居里夫人等等更厉害的人，谁也没法证明不对。但也没必要证明——即使真有，即使真比谁都厉害，但没有通过转化为物质世界的东西证明自己的存在，人一死一切全完，谁也不知道有过这个人，对人类社会而言还不是有也等效于没有？

 

归根结底，社会的存在靠“做”，社会的发展更靠“做”。对社会来说，一切“说”只有为“做”服务才有存在价值，否则就毫无意义，一切不为“做”服务的“说”都等效于胡说、瞎说、邪说，对人类社会纯属多余，没有存在的价值。一切靠“说”谋生的人只有用“说”为“做”服务的人才有现实意义，才有存在价值，否则就是寄生虫，没有理由向社会索取生存必须——凭什么要社会养活一群对社会的生存毫无贡献、毫不相干的人？

 

（“说”与“做”孰轻孰重？不妨先看看鲁迅的一段话：“欧战时候的参战，我们不是常常自负的么？但可曾用《论语》感化过德国兵，用《易经》咒翻了潜水艇呢？儒者们引为劳绩的，倒是那大抵目不识丁的华工！”再看看外国对中国的封锁清单：见过对中国封锁高科技、工程技术人员和科学家之类属于“做”的，见过对中国封锁律师、经济学家、哲学家、文学家之类属于“说”的吗？最怕中国掌握的是“说”还是“做”？）

 

三、“公知”命根在用“说”欺负“做”

 

1．“公知”只能通过用“说”欺负“做”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

 

搞理工的只要学以致用，就自然用“说”服务“做”。搞人文的则一分为二：承认并身体力行用“说”服务“做”的，就跟一切用“说”服务“做”的人是一家子。不承认或做不到用“说”服务“做”的，则自成另一家，号称“公知”。“公知”以“说”为唯一生计，不屑“做”、不会“做”、不敢“做”，无法通过用“说”服务“做”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要证明自己有存在价值，就只能绝承认“做”是人类生存之本在、拒绝承认“说”必须为“做”服务、坚持“说”比“做”重要、用“说”把“做”踩在脚下，也就是用“说”欺负“做”——用“理论”欺负实践，用“知识”欺负生存与发展，用“言”欺负行……用俗话说就是光说不干的欺负埋头苦干的。正常人要证明自己不是废物，就只有靠自己做出成绩来；废物要证明自己不是废物，就只有靠挑出别人的毛病来——不踩着别人的肩膀怎么往上爬？连立足之地都没有。

 

否定“做”是“公知”的生存必须。不管是谁，不管做什么，只要“做”，“公知”就要横挑鼻子竖挑眼贬低否定，无需理由，不问是非，不计后果。不这样，“公知”就没有理由存在——“无事生非”，做不了正经事，就一定要惹事坏事，而且一定要把惹事坏事说成正经事，这才有理由向社会索取生存必须。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公知”给自己的社会定位是“骂”（美其名曰“批评”）——“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一定是批评的，如果他不批评他就不要做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定义就是一群永远在批判现实的人”“进行批评是知识分子的义务”“批判精神是知识分子高贵的灵魂”“知识分子就是以批评为己任”“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价值就是批判”“知识份子最大的贡献是保持异议”“真知识分子应该敢于批评人民”……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公知”那么狂热鼓吹“绝对的言论自由”——只有有了“绝对的言论自由”，“公知”才能想骂谁就骂谁，想怎么骂就怎么骂，想怎么用“说”欺负“做”就怎么欺负，不受任何约束，不受任何惩罚，不承担任何后果，才能靠用“说”欺负“做”谋生。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公知”面前总是“说”的骂“做”的，拼命苦干的不如啥也不干的，啥也不干的不如骂人捣乱的，干得越多，挨骂越多。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公知”总是吹捧外国的“做”——“德国抗洪神器”“青岛下水道百年奇迹”……用“说”欺负“做”，欺负的是本国的“做”——吃谁欺负谁。不敢指望吃外国的“做”，那就敞开了捧。捧高了外国的“做”，自然就贬低了本国的“做”，就实现了欺负本国的“做”的目的。

 

“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不明白用“说”欺负“做”是“公知”的生存需要，就无法理解“公知”为什么总是跟“做”的人过不去，越“做”越骂。

 

2．用“说”服务“做”与用“说”欺负“做”的区别

 

“公知”说，不对，我不是用“说”欺负“做”，而是用“说”服务“做”，通过“批评”为“做”服务——“知识分子的一个基本职能就是批判现实，通过批判现实推动社会的进步”。

 

这就引出一个问题：用“说”服务“做”与用“说”欺负“做”的区别何在？

 

用“说”服务“做”的本质是建设——最终目标一定不是整人而是“做”事，追求的一定是什么应该“做”、必须“做”、怎么“做”；最后结论一定是“做”而不是“说”——不尚空谈，落实到行动上；最后结果一定是继续“做”该做的，而且“做”得更好更来劲。

 

用“说”欺负“做”的本质是破坏建设——最终目标一定不是“做”事而是整人，追求的一定是借题发挥，陷人于罪，最后结论一定是“说”而不是“做”——什么也别做，回家读书去，大家一起比“说”去；最后结果一定是什么也不“做”，什么也“做”不成。

 

——一个一定是为了“做事”——解决问题，对事不对人，关心的是“事”办了没有，最终步调一致对外发力；一个一定是为了“整人”——挑剔问题，对人不对事，关心的是“人”办了没有，是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最终内斗内耗一地鸡毛。

 

——一个一定有破必有立，批评错的，肯定对的，最终是如何更好地“做”；一个一定有破无立——“根本不该做”，永远只说不能做什么、怎么做都不对，绝对不说应该做什么，怎么做才对，绕来绕去实际结论是“不管怎么做都错，只有‘不做’才对”“什么也不能做，做就是错，就该死”。

 

——一个一定为“做”创造必要条件：鼓舞士气，增强信任，鼓舞决心，加强凝聚；一个一定破坏这些必要条件：瓦解士气，破坏信任，干扰决心，摧毁凝聚。

 

——一个一定是能干的吃香，一个一定是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拆台捣乱的。

 

鲁迅是这样揭露用“说”欺负“做”的：

 

——“古来就这样，所谓读书人，对于后起者却反而专用彰明较著的或改头换面的禁锢。近来自然客气些，有谁出来，大抵会遇见学士文人们挡驾：且住，请坐。接着是谈道理了：调查，研究，推敲，修养，……结果是老死在原地方。否则，便得到‘捣乱’的称号。我也曾有如现在的青年一样，向已死和未死的导师们问过应走的路。他们都说：不可向东，或西，或南，或北。但不说应该向东，或西，或南，或北。我终于发见他们心底里的蕴蓄了：不过是一个‘不走’而已。”

 

——“从这些人们的批评的指示，则只要不完全，有缺陷，就不行。但现在的人，的事，那里会有十分完全，并无缺陷的呢，为万全计，就只好毫不动弹。然而这毫不动弹，却也就是一个大错。”

 

——“古训所教的就是这样的生活法，教人不要动。不动，失错当然就较少了，但不活的岩石泥沙，失错不是更少么？”

 

——“自己不做事，而骂别人的事做得不好，自然便是更做事者。若与此辈理论，可以被牵连到白费唇舌，一事无成，也就是白活一世，于己于人，都无益处。”

 

——“活动而有若干失错，也不要紧。惟独半死半生的苟活，是全盘失错的。因为他挂了生活的招牌，其实却引人到死路上去！”

 

——“智识高超而眼光远大的先生们开导我们：生下来的倘不是圣贤，豪杰，天才，就不要生；写出来的倘不是不朽之作，就不要写；改革的事倘不是一下子就变成极乐世界，或者，至少能给我（！）有更多的好处，就万万不要动！……那么，他是保守派么？据说：并不然的。他正是革命家。惟独他有公平，正当，稳健，圆满，平和，毫无流弊的改革法；现下正在研究室里研究着哩，——只是还没有研究好。什么时候研究好呢？答曰：没有准儿。”

 

——“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样起劲的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的说，我做得好极了，他和我感情好极了，今天天气哈哈哈……”“有些手执皮鞭，乱打苦工的背脊，自以为在革命的大人物，我深恶之，他其实是取了工头的立场而已”“我憎恶那些拿了鞭子，专门鞭扑别人的人们”“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入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公知”跟奴隶监工相同之处在于都是“不做”的欺负“做”的，不同之处在于，奴隶监工是因为嫌“不做”而打，而“公知”因为嫌“做”而打，“不做”反而不打。）

 

——“战士战死了的时候，苍蝇们所首先发见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着，营营地叫着，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但是战士已经战死了，不再来挥去他们。于是乎苍蝇们即更其营营地叫，自以为倒是不朽的声音，因为它们的完全，远在战士之上。的确的，谁也没有发见过苍蝇们的缺点和创伤。然而，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

 

鲁迅是这样比喻用“说”服务“做”的：

 

——“一条小溪，明澈见底，即使浅吧，但是却浅得清澈，倘是烂泥塘，谁知道它到底是深是浅呢？也许还是浅点好。”

 

——“孩子初学步的第一步，在成人看来，的确是幼稚，危险，不成样子，或者简直是可笑的。但无论怎样的愚妇人，却总以恳切的希望的心，看他跨出这第一步去，决不会因为他的走法幼稚，怕要阻碍阔人的路线而‘逼死’他；也决不至于将他禁在床上，使他躺着研究到能够飞跑时再下地。因为她知道：假如这么办，即使长到一百岁也还是不会走路的。”

 

大数据，见规律。“公知”如此“批评”不是个别的偶然的情况，而是全面如此，一贯如此，凡中国人“做”的一切——高铁、高科技、工业化、农业、国防、“两弹一星”、四大发明、中华文明……凡是从事“做”的人——劳动者、人民群众、科技工作者、军人、烈士……“公知”无不全盘否定，一棒子打死。有用如此“批评”推动“进步”的吗？说是用“说”服务“做”，服务了半天，实际结论却是“啥也不许做”——这是“服务”还是破坏？

 

这并不意外。利益一致才谈得上“服务”。利益冲突谈不上“服务”。“公知”的利益在通过否定“做”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否定就是一切，其他一切都不顾”。这样的利益关系怎么可能“服务”？

 

而“公知”是怎么“批评”的？

 

——“他妈的奇迹！”“死亡快车”“起来，不愿做高铁奴隶的人们”“请停下你飞奔的脚步！狂飙突进的中国高铁亟须反思”“飞奔的高铁啊，请停下来等等你的人民”“中国哟，请你慢些走，停下飞奔的脚步，等一等你的人民，等一等你的灵魂”“让高铁刹车”“整个列车空空荡荡”“焉能不赔”“破坏环境”“能力闲置，浪费严重”……

 

——“老说两弹一星，那玩意顶什么用呢？饿死那么多人弄出来的玩意，根本保护不了这个国家”“两弹一星是搞热出来了，但有什么用呢？”“原子弹还没有茶叶蛋管用，茶叶蛋好歹能裹腹。不造原子弹还可以少饿死点人。造原子弹是为了不遭受侵略，遭受侵略会造成南京大屠杀；结果因为你造原子弹饿死的人比南京大屠杀多的多”……

 

——“牺牲了农民，并没有实现工业化。建立的重工业体系是没有用的”“至于重工业，基本没有用”“中国不需要任何的产业政策”“炸掉南京长江大桥”……

 

——“祈祷天宫一号发射失败”“神九上天了，公知们有权力不高兴，也应当不高兴”“它一不代表正义，二不代表恒久，三不代表人民的利益”、”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耽误了民生的进步”“好不容易，把人送到太空，居然就是为了让她给孩子们上课。上课在地上不行吗？”“在太空上讲课水平高吗？当然高，人家都站到太空上了。这一堂课，得用多少钱来堆呀”“用炮仗装潢门面”“载人航天是满身脓疮穿了条时尚内裤”“它射得世界第一，也改变不了你没有公平正义的环境”“为了这个大炮竹，几百万的儿童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机会，这值得激动吗?”“载人航天确实是个形象工程，认为它的主要作用就是图一乐”……

 

——“不要拿我交的税款去建航空母舰”“中国不应该发展航母远程导弹等攻击性武器”“解除中国核武装以取信美国”“销毁核武装取信美国”“中国不该造太空战机应省钱发展经济”“中国造大飞机没有市场优势”……

 

——“液晶面板投资是没有出口的高速公路”“波峰投资、波谷产出的失败案例”“京东方中国高科技发展的悲剧”“烧钱王京东方”“不惜一切代价发展芯片产业很危险”……

 

——“所谓‘四大发明’是无稽之谈”“专家称‘四大文明古国’说法不规范中国应出局”“四大发明对中国今天惟一的意义，就是遮羞布！”

 

——“劳动不创造财富”“‘人民’？要‘人’，不要‘民’！”“‘民’，是一个不好的字眼”“‘民’却是一片没有长成的草，是敌囚，是奴隶，是社会的下层”“‘人’一旦被抽象成‘人民’，‘人’的日子就不好过了”“草民”“愚民”“堕民”“刁民”“暴民”“屁民”“民粹”“愤青”“群氓”……

 

——“‘群众’永远是一些没有身份与人格的工具，是一些从来也不要负责、不需要脑子，只需要听从号令、遵守指挥的冲锋队员。‘群众’并非个体的‘人’，就算是在网络这样的公共空间，‘群众’也是作为一股威胁力量，供‘领袖们’驱遣、挥耍、消耗与储存。它（而不是他们）不是一种可以对话、需要对话的理性个体，而是永远只作为一种压力、一股污秽物，一种语言巫术出现。”“毛主义和毛党之下的群众都是一群没有姓名、没有人格、不顾忌任何道德底线与法律的群氓，一群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群氓”……

 

——“中国人从肉体到精神统统阳痿！”“中国人缺乏创造力”“中国人有什么？中国只有一堆非驴非马的大杂烩”“对传统文化我全面否定。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早该后继无人”……

 

——“工程师都是造机器的，造机器的怎么能够治理好国家？一个问题解决不了，他就拿榔头来硬敲了。所以中国经济运营硬着陆、软着陆不断”“文人的思维特征是瞧不起工匠式技术思维，有问题喜欢向上走，走向云端，引出一个统摄一切的本源，然后再俯瞰下来，向下作哲学的批判或文学的抒情……而工匠式的经验性思维就比较笨拙，总是贴着地面步行，就事论事，局部问题局部解决，甚至是技术性地解决，轻易不敢把很多不相关的问题搅在一个大局里，然后发一通宏观议论了事”……

 

——“中国没有粮食安全问题”“在全球化条件下，安全的概念要重新考量”“我从来不认为粮食是个安全问题。如果真打起仗来，粮食到处可以种，北大校园都可以种粮食。随着世界贸易的发展，包括资本、人力的流动，依存度高了以后，大家不愿意动干戈，我觉得没有经济安全问题”“取消十八亿亩红线”……

 

——“猎鹰计划在行动”“宁可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罗援’、‘戴旭’战役意义深远”“中国鹰派军人惨遭人肉痛极端孤立”“中共鹰派少将罗援微博遭围剿乱了方寸”“中国鹰派军人遭到网民群殴式围攻”“围攻罗援的行为体现了高度的爱国责任感”“一大批公共知识份子讨伐罗援”……

 

——“烤肉”“半面熟”“挂炉烤鸭”……

 

……

 

这一切足以证明“公知”的“批评”是不折不扣的用“说”欺负“做”。“公知”就是专门靠用理论欺负实践、即用“说”欺负“做”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的一伙人。

 

来源：红色文化网  作者：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