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曾为许多人视为世界的灯塔。虽然这种观点正在幻灭，但围绕国家治理结构，世界还在进行激烈的博弈。国家治理结构的博弈首先是理念的博弈。必须是适应21世纪发展需要的理念来指导一个国家治理结构的搭建。
一、深入认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命题
《参考消息》2019年4月19日发表文章《俄民调：俄民众对斯大林好感创新高》。据该文，列瓦达中心的民调显示，俄罗斯70%的受访者认为，这位苏联领导人在国家生活中的作用是正面的，其中52%的人认为基本正面，18%的人认为完全正面。只有19%的受访者对其持负面评价，其中14%认为基本负面，5%认为完全负面。另有11%的人对这个问题难以作答。列瓦达中心指出，民众对斯大林的好感度创下开展相关调查以来的最高纪录。该文最后说：“人们需要斯大林，一个可以对所有官僚开枪的人。”①
这是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它反映了俄罗斯及其周围国家亟待改变命运的愿望。它既是俄罗斯及周围国家人民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强烈不满的表达，也是这些国家人民对造成苏联解体的国内势力强烈不满的表达。因为斯大林代表着与西方的对抗，代表着好生活，代表着其所领导的国家和民族的美好的未来。它也意味着，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不管怎样利用其获得的政治权力不遗余力地诋毁斯大林甚至诋毁列宁，都只能得逞一时。它也意味着俄罗斯及周围国家的人民要从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之流的统治下彻底摆脱出来。
毛泽东说过：“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第一次看到这句话的年轻人未免会把它作为毛泽东对自己革命经历的总结，对这种总结是否具有普适性在相当长时间内可能还并不确定。一些人士认为，这是毛泽东最具有煽动性的话。然而，这句话反映了有着悠久历史的反抗精神的中国人民的特性，而且具有普遍的真理性，只是它的真理性长期以来并不为人们所普遍认识。事实上，压迫和反抗是一对矛盾。只要有压迫，就必然有反抗。而且，随着压迫的持续，人们感受到的压迫的程度会不断加深，即使压迫的力量并不增强。为什么？原因在于，只要受到压迫，被压迫者就不可能有好生活，就不可能实现自己的愿望。而一旦好生活被剥夺，再过上好生活就很难了。生活只能每况愈下了。如果压迫是社会性的、制度性的，那么，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陷入到越来越难的生活之中。于是，广大人民的反抗必然越来越强。反抗越普遍、越强烈，则国家的普通维稳之道就越难行通。而无论是压迫者还是被压迫者，无不借助于对革命人物的怀念来发起这种反抗。俄民众对斯大林好感创新高，就是这种普遍规律的一种反映。可以预期，俄罗斯人民对斯大林的好感会越来越高。曾几何时，斯大林“大清洗”、“大屠杀”的消息被赫鲁晓夫等人放了出来。很奇怪，在革命的队伍里，具有二号人物、接班人位置的人对于一号人物的行为、决策做出颠倒黑白、以偏概全式的阐述。赫鲁晓夫为了抹黑斯大林，不惜挖掘所谓历史黑幕，甚至无中生有。二号人物、接班人对一号人物要有多大的仇恨，才能做出这样的行为啊！然而，历史就是这样。如赫鲁晓夫生活的时代，许多领导人的认识水平就是这样。他们在一号人物领导的革命的裹挟之下，做出了一些贡献，然而，他们一旦掌握了国家的领导权，就不知道何去何从了。斯大林虽然所受的正规教育不多，但凭借着对革命的赤诚和个人的艰苦努力，达到了极高的理论水平。经历了革命的腥风血雨的赫鲁晓夫等人就没有从理论上认识到斗争的绝对性和普遍性，结果就幻想着在实践上可以和平建设共产主义，就把凶恶的敌人当成了朋友。于是乎，本来被解放了的人民又重新被压迫起来。值得指出的是，斯大林对此多多少少是有所察觉的。1943年斯大林曾说：“我知道，我死后有人会把一大堆垃圾扔到我的坟上，但历史的风会毫不留情地把这堆垃圾刮走。”1969年拍摄的苏联电影《解放4：柏林之战》中，斯大林会见罗斯福、丘吉尔时曾谈到杜勒斯与德国人秘密接触，他的台词是：“我们都健在的时候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之间决不允许有什么危险的分歧。但是十年后，也许不到十年，我们不在了，新的一代上来了，他们没有经历过我们现在所经受的一切，那时候会怎么样呢？”【1】不仅赫鲁晓夫是这样，而且赫鲁晓夫后的领导人走的还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路线，直到戈尔巴乔夫。有文献认为，戈尔巴乔夫有意把苏联引导到解体的地步。苏联解体构成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惨痛教训！毛泽东生前至少最后十几年就预见到苏联的结局，并布局防止苏联悲剧在中国重演。生活于原社会主义国家的人类不是自然地，而是受革命的推动从20世纪进入到21世纪的。在这样一个世纪里，人民对于压迫的承受力大大降低了，人民对于美好社会有了更强的思维能力。特别是，他们很容易对比他们所生活的不同时代。他们不会把简单的吃穿住行条件作为美好生活的代表。他们期望受到尊重，他们期望自己的国家受到尊重。在这种社会心理的作用之下，那些最孚众望的领导人终究会掌握国家政权，最终必然响应人民的呼声。因为这种呼声与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一致的。
二、中国国家治理观念从民本到以人民为主体的提升
《尚书》第一书《虞书》就形成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构成《尚书》的《虞书》、《夏书》、《商书》、《周书》中形成了用民、重民、生民、养民、怜民、保民、恤民、安民、利民、惠民、爱民、亲民、敬民、裕民、新民、显民等所构成的概念体系。可以说，整个《尚书》所阐述的就是统治阶级的民本思想。就整个中国近代以前的历史来看，基于统治阶级的观点，最基本的统治规律就是民本思想【2】。在以《尚书》为起源和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话语体系中，统治阶级与人民是作为对立统一物而存在的，但是以统治阶级为主体，人民处于客体的地位。这主要是《尚书》的统治阶级叙事使然。明末清初，随着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新的生产关系的因素产生，古代民本思想由于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为代表的进步思想家得以产生质的提升。因为他们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思想。后来，才有马克思在西方提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的观点【3】。这种观点一旦产生，国家治理就从民本上升到了以人民为主体的思想了。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历次的改朝换代，如果没有人民的参与，就不可能成功。新的朝代的君主总是从人民或人民的代表中分化出来的。毛泽东的革命、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把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把共产党的干部作为人民公仆，从而让人民主体论这种人民群众英雄史观无论在革命年代还是在建设年代里都在中国大地上扎根发芽，茁壮成长。即使是弥漫了少数人先富这种精英史观的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其实也是以人民为主体的。没有广大农民的辛勤劳动，就没有十几亿人民赖以生存的食量；没有广大农民工和工人的辛勤劳动，就没有几万个亿万富翁的个人财富；没有十几亿人的需求和生产，就没有中国的国内大循环。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马克思曾主张，公平正义是上层建筑，不能构成理解社会的基础变量。当人类进入21世纪时，经济基础已经产生了对于公平正义的明确的需要。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要在全体人民共同奋斗、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紧紧围绕执政为了谁，执政依靠谁，如何执好政掌好权等重大课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其中包含诸多关于“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重要论述，在政治理念方面，赋予了人民主体地位以全新内涵，逐步形成和确立了自己的人民主体地位思想【4】。2012年11月17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所以必须在全体人民共同奋斗、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必须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2013年11月12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进一步揭示，中央全面审视和科学分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和态势，认为（社会公平正义）这个问题不抓紧解决，不仅会影响人民群众对改革开放的信心，而且会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坚持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必然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着眼创造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不断克服各种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如果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如果不能创造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甚至导致更多不公平、非正义，改革就失去意义，也不可能持续。
三、社会主义公平正义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人类道德制高点
虽然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原则剖析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上流行的各种公平正义观，将抽象的公平正义观嘲讽为“意识形态的胡说”【5】，但这并不排除一种普遍的科学的公平正义观的存在。在所有的公平、正义概念中，经济公平相比分配公平、机会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法律公平、交易公平，经济秩序正义相比制度正义、形式正义和程序正义，都具有根本的意义。公有制本来就是原始共产主义的经济制度，即使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当时的条件下也不需要意识到这一点，在公有制下形成的经济秩序自然就是正义的经济秩序。而中国封建社会就已经产生的均贫富、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的大同理想，也不过就是追求共产主义的一种时代表达。在人类还不能完全实现人的自由发展的时代（也许人类永远不可能实现人的完全的自由发展），针对社会的不公平、非正义，提出超越现有社会公平和正义水平的公平和正义价值观，系统性根本性解决社会贫富分化问题，本身具有改造世界的巨大价值。只有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公平的基础上，人类才有可能建立超越资本主义的分配公平、机会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才可能建构超越资本主义的制度正义、形式正义和程序正义。由此不难看出，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共产党提出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在要求的命题，就是重新发现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要义，就是重新占到了人类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道德制高点。中国必然是以这个道德来治理国家的。中国切切实实地以这个道德来治理国家，必然引起世界一系列的变化。①《俄民调：俄民众对斯大林好感创新高》，“环球视野”网站转载：http://www.globalview.cn/html/global/info_31180.html【1】随着苏联档案解密，西方对斯大林有了重新认识，这种新认识高度评价斯大林。参见Davies, S. and J. Harris, Stalin: A New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2】参见王今朝：《作为社会治理根本规律的民本思想：基于<尚书>等古代典籍的考察》，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工作论文，2020年。【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4页。【4】安 宇：《“人民群众是我们的力量源泉”——学习习近平的人民主体地位思想》，http://dangjian.people.com.cn/n/2015/0624/c117092-27200927.html。【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488-489页。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武汉大学当代中国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导；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本公众号所编发文章欢迎转载，为尊重和维护原创权利，请转载时务必注明原创作者、来源网站和公众号。阅读更多文章，请点击微信号最后左下角“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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