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世界划分”是符合历史发展客观事实的科学理论，其要旨是在战后复杂的国际矛盾运动中建立起更加广泛的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统一战线，捍卫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这一理论的基本战略意志和外交原则，仍深刻影响着当今中国外交方略的基本价值取向。
1974年，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指出，“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其要旨是在战后复杂的国际矛盾运动中建立起更加广泛的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统一战线，捍卫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这一理论的基本战略意志和外交原则，仍深刻影响着当今中国外交方略的基本价值取向。有人认为，“三个世界划分”不符合国际事实，缺乏历史基础和客观标准，更多地带有“以我划线”的主观随意性。这一说法不符合客观事实。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不是凭空臆造的理论，而是对世界发展大势的科学判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局势呈现出三大征象：一是美国开始策划和实施“领导世界”、实现“美国世纪”的霸权战略；二是美苏战时同盟结束，双方结构性矛盾爆发，同时美国与西方国家关系也出现新的矛盾，大国博弈空前加剧；三是亚非拉国家或反对、或亲善各资本主义力量和殖民主义势力。这样一来，国际社会逐渐分化成三种不同势力，即美国和苏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以及众多亚非拉国家。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基于对国际局势的判断，于1946年提出“中间地带”理论，指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间地带”理论的提出，奠定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内核。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进一步发生变化，这主要表现在：美国开始实施一整套称霸全球的计划，侵略行径威胁世界安全；苏联则奉行大国沙文主义，社会主义阵营名存实亡；西欧国家开始谋求并建立经济共同体，呈现出明显的摆脱美国的独立意志，美国与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不断泛现；与此同时，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不断发展，特别是万隆会议召开、埃及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首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举行和七十七国集团建立等，充分表明亚非拉民族独立和解放力量的不断壮大。由此，毛泽东自然地发展形成“两个中间地带”理论，即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大洋洲、加拿大、日本是第二个中间地带。可以说，世界力量格局的新变化，为“三个世界划分”的形成提供了事实支撑。及至60年代末70年代初，“三个世界”格局仍在深化。苏美军备竞赛日趋激烈，尤其是苏联，在欧洲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在中国周边也强化其军事存在，更于1969年挑起珍宝岛事件，中国在地缘政治、外交和军事领域都面临巨大压力。与此同时，欧洲和日本在战后迅速发展，与美国的矛盾也在不断深化；亚非拉国家独立运动不断发展，美苏争夺战后民族独立国家力量的斗争也如火如荼地开展。从经济发展水平、军事力量对比、国际地位和战略意图等方面来看，此时世界已明显呈现出三大力量分野的态势。由此，1974年毛泽东正式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由此可见，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以一个“中间地带”理论为开端，进而发展为“两个中间地带”，到70 年代初期逐渐成熟。这一理论恰恰是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总体矛盾运动和力量格局的演变，在大国博弈空前激烈和民族独立运动迅猛发展的历史背景下，围绕国家安全和民族独立进行外交和政治思考的结果，是理性的分析和科学的判断。
有人认为，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过于突出意识形态，强化和渲染国际阶级斗争，陶醉于依靠亚非拉国家进行世界革命的幻想之中，具有“极左革命外交”的政治色彩，导致中国外交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这种看法片面误读“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精神实质、科学内涵和辩证思维，无法理解该理论对国际社会发展深刻的洞察、高远的战略意蕴和坚定维护国家利益的政治意志。从历史的角度看，“三个世界划分”并非毛泽东的主观臆想，而是对世界格局变迁，尤其是20 世纪70 年代中国与世界互动关系的客观反映和理性认知，具有强大的时代逻辑支撑。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决定了中国外交抉择面临的现实课题，也是毛泽东捍卫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历史前提。这就在国际政治层面形成两个重要的现实逻辑：一是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猖獗的时代如何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安全，以免重蹈近代悲惨命运的覆辙；二是面对战后国际秩序，在“三个世界”的矛盾博弈中，如何对国际安全形势作出理性判断，对国家安全路径进行战略选择。正如基辛格所言，“自从19世纪上叶鸦片战争打开中国门户以来，中国人视西方是一连串无休无止地国耻的始作俑者。地位平等、强烈坚持不听命于外国，在中国领导人心目中，不只是战术，更是道德上的必然”。二战后，国际力量格局逐渐分化为“三个世界”的力量对比，在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势力空前猖獗的同时，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也汹涌澎湃地展开，这让毛泽东明显感受到革命力量的日益壮大，看到了新的依靠力量和革命希望。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毛泽东在外交战略上自然产生了两个维度的判断，这就是既看到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对中国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威胁，也发现了维护国家利益的国际力量，并坚定了一个外交意志，即中国与亚非拉国家连结为利益和命运共同体，建立起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就20世纪70年代的国际社会而言，既存在诸多力量之间的矛盾运动，在矛盾运动中也存在可以联合的力量，这些矛盾的对立与统一，必然蕴含巨大的政治动力，影响国际社会的发展。这些矛盾的结构性存在，正是毛泽东构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现实依据。当然，国际政治斗争始终充满矛盾的斗争性与妥协性，在差异和矛盾中寻求安全的发展路径，就必须在外交活动中具有变通思想。“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要旨在于，在复杂的国际矛盾运动中超越意识形态分歧和社会制度差异，建立起更加广泛的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统一战线，更好地反对旧的国际秩序，建立公正、平等、合理的新秩序。这种外交哲学不是什么“斗争哲学”或者简单的“革命外交”，而是实事求是地判断国际力量对比和国际政治发展趋势，形成符合世界形势和中国国家利益的外交战略。有人认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只是冷战时期的特定产物，随着时代变迁，该理论早已过时；有人还将这一理论与改革开放以后的外交战略进行简单割裂乃至对立，否认新中国外交的历史连续性。这些说法刻意回避了新中国外交的辩证发展逻辑。其一，“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坚持捍卫国家核心利益的原则和立场没有过时。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一直是新中国的战略意志和外交传统，“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逻辑原点和主轴，就是反帝、反霸、反殖，捍卫国家利益。从一个“中间地带”到“两个中间地带”，再到“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毛泽东外交逻辑的核心始终是维护主权独立、国家安全与社会发展，这一外交逻辑奠定了新中国外交的基本方向。无论世界风云如何变幻，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无法改变，即只要世界上仍然存在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就不会过时。其二，“三个世界划分”所秉持的基本外交价值取向没有过时。“三个世界划分”理论蕴含深刻的价值理念，对当今国际社会和中国外交都产生了积极影响。比如，意识形态操纵一直是西方国家实施文化霸权战略的主要模式，由霸权国家构拟的“西方中心论”、“霸权和平论”等，成为国际社会中起支配地位的声音。毛泽东用中国的话语方式，给予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以巨大信心和力量支持。在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空前对立的情况下，“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强调对主权、安全的尊重，突出对民族独立、平等的追求，奠定了维护国际正义的外交取向。“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中，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称霸的国际定位，对于当今中国开启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格外珍贵。这同时为反击个别国家抛出的所谓“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黄祸论”等，提供了经典的理论范式。其三，“三个世界划分”理论蕴含的外交智慧和世界和平理念没有过时。在冷战背景下，如何超越社会制度及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对立，寻找解决世界问题的有效方案，“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堪称典范。其中关于“第三世界”的身份识别，就是超越社会制度差异和意识形态分歧而进行的新界定。这一理论实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体现出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深远的战略设计，拓展了新中国外交战略空间，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储备了外交资源、扩大了国际舞台，同时也为有效处理和解决当今国际社会一系列难题提供了新启示。概括地说，尽管历史条件已发生重大变化，但世界的基本发展规律和内在本质并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定位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尽管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反对霸权主义、维护国家利益和世界和平这一外交方略并没有发生改变。因此，“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所体现的新中国外交战略的基本宗旨、方法原则和价值向度，仍然有其巨大的价值。
（作者单位：：深圳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来源：“中国历史研究院”微信公号，原载《历史评论》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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