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建设理论中提出了“刀口向内、自我革命”。这个提法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不断革命理论，列宁和毛泽东所发展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在新时期的体现，需要在思想战线和党的建设中，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着眼，防微杜渐。统一不断革命和自我革命，就是马克思主义主体论，防止中国共产党被局限于“执政党”。
归纳、演绎、注重实践，是思想符合客观必不可少的思维方式，特别是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主客观统一的活动，它可以衡量演绎、归纳的偏颇，因此可作为检验是非的标准。在实践中，集体实践可以纠正个人的片面性；人民群众的实践可以纠正某个群体的实践认识。从时间维度上，一个认识周期的实践可以纠正某个认识片段的实践，例如对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检验。历史证明，重大的历史事件离得越远，人们对它看得越清。但是，倘若偏执一端，排斥其他，就容易出现三种常见的片面性。一种倾向是教条主义，是观念先行，脱离实际的片面；一种倾向是经验主义，是从个别到一般，以偏概全的片面；一种是实用主义，有用即真理，藐视原则。三种倾向，殊途同归，都具有唯心先验的特征。人们在工作、思考中不断学习，联系群众，自我批评，就可以较好的克服片面性。相反，拒绝批评，固执己见，自以为一贯正确，就会走向极端。这就是习近平同志提出的“自我革命、刀口向内”在思想战线上的普遍意义。有片面性不可怕，可怕的是放弃思想改造。风起于青萍之末，如果固执己见，并将其竭力装饰为马克思主义，对批评者无情打击，于是，主客观分离就更为严重，直至滑入各种机会主义即今天修正主义的思想特征。这是《实践论》《矛盾论》的论证。教条主义惯于演绎法，或有生搬硬套西方经济学的西化派，如有的“三门”（家门、校门、机关门）海归干部，没有一天基层工作经验，被长期捧为高级智囊，指点误导国家工商管理，推动私有化；或有把马列当做绝对观念的书斋派，皓首穷经，问策坠雾。教条主义用一般替代个别，笃信仅凭书本即可指导企业、乡村、社区基层，忽视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这个“活灵魂”。有的同志忘了，共产主义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是行动的指南。今天的西化派、书斋派和历史上的王明属同一思维方式。教条主义的一度泛起，和淡化人民主体观同步。马克思主义是劳动者的科学，在所有专业知识中本应是浅显易懂的跨专业学问，但是一些抽象化、八股化倾向，喜好研究生僻问题，为研究而研究，使用远离大众的生涩抽象语言。例如，明明存在背离剩余价值论的大敌，偏要立足于马克思后期很少使用的劳动异化，言不及义。有的旁证博引，洋洋万言，结论仍是辩证法和理论思维很重要，究竟有哪些现实问题，怎样克服，则闭口不谈。一些文章夸夸其谈，无视习近平同志一再强调的问题导向、目标导向，而是论文导向、职称导向。这里并非批评基础理论的系统研究，而是强调要坚持马克思身体力行的有的放矢，发扬毛泽东、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屋建瓴又通俗浅显的表达方式和维护草根精神，特别是发扬习近平同志要求的战斗精神，防止把马克思主义研究变成专业清谈馆。思想是否符合真理，不仅在于读书多么精通，更在于运用，“使用是更重要的学习”（毛泽东语）。有的人有一千条理由阻挠青年学生深入工农，就是忘记了马列本原是联系实际，联系群众。经验主义同样也是党的大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时更为致命。它的特征是不读书，思维局限于归纳法，或把政治第一说成“说空话”，或人云亦云。他们的内心深处对精通理论知识是藐视的。他们的学习是有条件的，在逆境中被迫学习，一旦得意，就忘乎所以，口吐狂言：读书不需要很多，懂abc就够了。这类观点用经验增强折衷主义的说服力，例如盲人摸着象腿说象是柱子，承认大象是动物，但渲染柱子的形状和质感，增强大象是柱子形状动物的说服力，将其夸张为实践结果。其后果是，对马列原则上肯定，具体否定；主观上肯定，客观上否定；动机上肯定，效果相反，因此很有迷惑力。如把群众支持的生产责任制混淆为一刀切的解体集体经济。实用主义是经验主义的派生物，它也强调实践作用，开口实践标准，闭口实事求是，但它的实践是少数人的主观“实践”，一切以有用与否为标准，丧失原则。因此具有迷惑性。实用主义有时是以机械唯物论开道的，例如一位曾在真理标准讨论时期的理论权威，曾著文说马列毛著和红头文件都属精神范畴，因此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用貌似哲学基本问题的高度否定马列毛理论中的相对真理性，混淆经过前期实践检验的真理性精神和谬误性精神，否定认识的二次飞跃，从而支持了政治砍旗的历史虚无主义和实用主义，因此很有迷惑性。由不读书产生的实用主义，缺乏对立统一方法论的自觉性，以中性论折衷是非，放弃自我改造，是害怕群众的思想懒汉，往往刚愎自用，忽“左”忽右，早期是内部矛盾。但如果对自己的错误，采取机会主义态度，虚心接受，坚决不改，伺机翻案，必然停止前进步伐，主客观脱节而走向不应发生的曲折。培根说，不懂装懂者最狡狯，因为善于伪装。有的实用主义者本身就不相信马克思主义，离心离德，曲意逢迎，做两面人，把对待敌人的只说不做或只做不说的政治策略运用到党内，搞阴谋诡计，不搞光明正大，这在各个时期都发生过。十八大后，习近平同志就尖锐地提出过批评。有一种实用主义并非不读书，但信奉权力真理观，实用主义真理观，对革命事业造成的危害最大。和有的同志从党的组织原则出发，宁犯政治错误，不犯组织错误，以暂时妥协争取纠正错误不同，他们冠冕堂皇，利用经验主义的不读书，花言巧语为修正主义涂脂抹粉，演绎折衷主义。诬毛，加入批判所谓“晚年错误”的大合唱，拾来西方旧货，乔装打扮为马克思主义，误导党的政策方针。这类读书人貌似求实，作改革先锋状，实则卖身投靠，跪舔权力，沽名钓誉，是政治上的不倒翁，欺骗社会，最令人不齿。
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以及实用主义的本质是主客观唯心，它们往往相互联系。这些必然和客观产生矛盾，因此不得不祭出共同“法器”折衷主义。马恩列毛都对折衷主义进行过致命的批判。
折衷主义用二元论替代有重点的两分法。典型的表达方式，是平列“一方面……，另一方面……”。例如在社会主义论述中，“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悬殊”，貌似公允，全然不顾两极分化的客观现实和后果。其次，是调和两个对立的东西，混淆是非。按生产资料要素分配和按劳分配是两个对立的东西，有了按私有资本要素分配和私有化，必然两极分化，谈何按劳分配主体呢？只能导致“五六七八九”的客观后果。其三，用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东西，冒充辩证法。例如“既要提倡奉献精神，又要落实按要素贡献分配政策”。实际上是混淆所有制谈奉献，把航天精神、红旗渠精神与为私人老板打工的“九九六”混为一谈。其四，是不讲政治。例如“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没有根本矛盾”，把雇佣劳动支撑的市场经济美化成永恒规律。两个市场论混淆了国内社会主义主导的市场和国外帝国主义控制的市场性质。其五，是哲学上的折衷主义，必然导致政治上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几十年来中国社会中两极分化和资本垄断的形成，就是折衷主义的实际后果。在其误导下，对国际资本的垄断演变缺乏敏感，对金融垄断、高技术垄断、原材料垄断等长期缺乏主动防范，麻痹于美元霸权下我财富输出的金融陷阱，缺乏及时的战略作为；用市场万能论等资产阶级理论解释由两极分化导致的生产过剩和需求不足，为渊驱鱼；对市场促进资本集中、垄断等发展存在盲目性，用市场手段解决人民群众诟病已久的公共服务问题等等。折衷主义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方针政策的主要阻力之一。人民群众对折衷主义最不买账，看的也最清楚。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政治的重要性，把对立统一逐步运用到经济工作的拨乱反正中去，在批评折衷主义中，不断统一全党思想，使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充满了战斗活力。今天，对折衷主义不进一步加以揭露和批评，我们就不可能完成党中央决定的“十四五”目标和全面现代化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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