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大转型的超前思考 贾根良《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新战略与政策选择》

 

 

 

 

贾根良，中国人民大学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演化经济学年会主席。

 

文章原标题：对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大转型的超前思考——读《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新战略与政策选择》，《学术评论》2020年第6期，第4-9页。

 

作者：张嘉昕，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主编“十一五”“十二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外国经济思想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2014），独撰《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

 

2020年5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指出，要充分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5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政协委员时强调，我国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从7月21日企业家座谈会，到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都谈到了推进“双循环”战略。国内学术界对中央这一最新战略举措进行了认真学习和积极研究。

 

在此背景下，“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贾根良新著《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新战略与政策选择》于2020年8月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随即受到较广泛的关注。当我第一时间拿到本书时，首先闪现的想法是：中央刚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等概念，学术界就立刻有著述面世，而且是近30万字的专著。毕竟这不是报刊文章，带着这一想法我开始学习此部专著。简要来说，本书合理的批评了主流经济学的思维模式和基本观点，力图运用演化发展经济学、现代货币理论等理论系统剖析和深刻反思我国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对于国家社会经济领域出现的问题及原因进行综合诊断，阐释了作者早在2009年就提出的“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基本原理和实施机制。对于该书的结构、观点及内容，现在已有一些专家学者、学术爱好者和相关机构进行了很好的解读和介绍。以下，本人结合自己从事理论经济学尤其是经济思想史专业的研究，提出三点认识或启发，与作者及相关同仁共同探讨。

 

一、以经济史为据、经济思想史为鉴，揭示大国崛起规律

 

通过阅读《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新战略与政策选择》可知，本部专著的部分内容或思想观点来自于作者近十年来在国内重要学术期刊、报刊上公开发表的十余篇高水平论文以及作者参与的学术交流活动或接受的访谈。例如，作者于2009年提出并详细论证了中国实施“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总体构想和政策建议，而后不断深化其研究，形成系列作品。本书的脚注分为三大类：数据整理、作者已公开发表的论著及国外学者相关著作。可见，此书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应时作品或跟风论证的研究成果，而是作者经过长期思考和学术积累后的学术佳作。作为一部学术著作，本书发行2个月就已被订购2万册即是对其专业质量的有力证明，更充分反映出社会公众对在国际政治经济局势新变化背景下，对新时代社会主义事业热情关注与积极思考的可喜状况。

 

作者以史为据、以史为鉴，运用详尽的数据和大量具体史实，详细总结了英、美、德等传统西方强国通过实行“保护主义”政策成为世界先进工业国的客观史实，另一方面也系统论述了如日本、韩国、芬兰等国如何参照传统强国基本路径并结合本国自身特点的成长历程。从英、美、德等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看，均走出一条“保护本国市场并打开别国市场”的非对称全球化道路。例如，作为经济自由主义旗帜的美国，在19世纪末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强国之前，对外国直接投资采取排斥乃至憎恨态度，而且外国投资绝大部分被限定于购买债券。自建国起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工业品的进口关税一直维持于40%至50%这样人类历史罕见的高关税水平。又如，日本对外资采取了严格的限制措施，1971至1990年，日本的外国直接投资占总固定资本形成之比例仅为0.1%，而发达国家的平均值为3.5%（1981—1995）。

 

世界经济史的研究成果表明，以上国家在崛起过程中，外国资本实际上几乎没有发挥什么重要作用。再来看韩国，这一数值在1971至1995年为不到1%，而发展中国家在1981至1995年的平均值为4.3%。北欧富豪芬兰一直严格限制外资进入，直到1993年打算加入欧盟时才实行所谓自由化政策。当我们面对史实时会猛然发现，这些国家经济的崛起与是否利用外国直接投资没有紧密关联，而那些试图依靠外国直接投资实现经济发展的国家（如拉美国家、东南亚国家），均陷入了“依附型经济”的悲惨命运。比如曾被誉为“拉美粮仓”的阿根廷在金融领域对外资自由化后，发生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

 

另一方面，作者以经济思想史为实际考察对象，以极具有影响力的德国历史学派的分析方法，阐释西方国家采取“保护主义”的经济理论之据。作为“新李斯特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贾根良教授对德国历史学派的理论学说有长期系统性研究。在主流教科书中，西方经济学或现代经济学被装扮为自亚当·斯密以来便高举自由贸易大旗，海纳百川、胸怀全球的理论学说。但实际上，西方还存在着如德国历史学派、美国学派等倡导保护主义的理论学说。这类学说提倡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强势干预，主张通过保护本国幼稚工业来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实现对先进国家的赶超。这种倡导贸易保护主义的经济理论特别强调内需和保护国内市场，将实现技术创新和提升资本生产率作为经济发展战略的直接目标，也在经济起飞之初就重视城乡协调等问题。德国历史学派具有世界性影响，“美国经济学会”其实正是参照德国“社会政策协会”的模式建立起来的，美国制度学派也深受历史学派影响。日本的理论经济学一直推崇历史学派，如盐野谷佑一（Yuichi Shionoya）教授曾组织十余位日本知名教授撰写了《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的历史与伦理方法》（2001）一书，为日本经济发展战略出谋划策，影响颇大。

 

综上，本书提示我们重视和正视对经济史中西方国家崛起历程的经济史实以及经济思想史中倡导贸易保护主义的理论学说的关注和研究。

 

二、摆脱主流经济学羁绊，提出演化发展经济学的思维体系

 

一段时间以来，我国经济学研究与教育呈现出偏向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现象，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内的其他经济理论（如西方非正统经济学）均被边缘化。经济学变成了没有历史（主流经济思想的抑制）、一种没有价值的选择（价值判断的抑制）、没有意义的工作（精神的抑制）、没有感情的思考（感情的抑制）和没有希望（民族精神的抑制）的“单向度的人”。长期以往，我们的经济学会呈现出“依附型经济学”的发展特征：不去明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科学基础，不思考它在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和忽视它已经对发展中国家所造成的危害；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所面临的技术自主创新、收入分配差距、对外贸易的模式选择，以及减少贫困、减少失业、推进教育公平和乡村振兴、重视环境保护等一系列问题都难以提出具体有效的办法，而一旦当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时就会更加措手不及。

 

贾根良教授很早便提出了演化发展经济学理论，倡导建立了中国演化经济学年会（2020年已是第十二届）。这一理论学说主要从“工业革命”前后的重商主义体系、德国历史学派和美国学派、新熊彼特经济学等那里汲取营养。演化发展经济学看待发展问题的基本视角是一个国家或本民族的经济成长，而非欧美“普世价值”的“世界主义”经济理论以及主导的行动规则。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培育某些特定的产业，这些产业不仅能够带来较高的垄断租金，而且能够通过动态外部性促进其它产业的成长以及所有劳动者的工资水平的增长。而知识和创新所提供的租金是经济发展的本质，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便是通过政策培育知识与创新提供租金的能力。

 

演化发展经济学已初步形成了研究一国经济发展模式和为其提供战略选择参考的完整分析框架。这在贾根良教授本部专著及其他大量的著作、论文中已有具有体现。特别是在当前世界政治经济局势发生很大变化的背景下，笔者认为贾根良最具实际价值的观点是他对货币发行问题的独特理解及其所提出的关于贸易平衡的具体逻辑。贾根良指出，在金本位时代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是国家富强的一种道路，贸易顺差作为经济增长强有力的引擎，造就了对外贸易和国内经济增长之间的良性循环。但自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事物就走向了其反面，赚取贸易顺差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或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已经转变成了一种“使己受损”和“自讨苦吃”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这就是国内大循环战略的历史起源：只有依靠国内市场的贸易平衡和略有逆差的国内经济大循环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对于演化发展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发展，笔者有来自主观的不同认识。演化发展经济学可能尚缺乏一定的微观基础，可充分借鉴马克思主义劳动关系理论，研究新时代社会主义劳动关系协调机制构建中的具体情况。这就可以展开关于我国如工会组织、劳动收入、劳动者工作现状等一系列问题的研究。从国际视角下，也有利于分析全球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揭示西方资本强权逻辑下，广大劳动者必然受到剥削的现实。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走国内大循环发展道路的一个基本原因。

 

三、强调国家总体安全，阐释“国内经济大循环”之策

 

中美经贸斗争和新冠疫情的爆发凸显了我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外向型经济”固有思维，抓紧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关于构建“国内经济大循环”，贾根良教授在经过对世界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综合运用，以其所提出的演化发展经济学为基础，形成了比较完整、日渐成熟的政策建议体系。贾根良教授在国家总体安全的视野下，所提出的一系列政策建议在国家政策中得到体现，如严禁包括稀土等在内的资源或原材料出口（2009、2010）；将“振兴高质量生产活动”作为国内大循环战略三大引擎之一，并“大力支持我国高质量和高附加值产品出口的发展”（2010）等。关于宏观对策分析是笔者的弱项，但当前的紧迫形势促使我们去积极思考应对之变，以下我按照自己的主观理解将其归纳如下。

 

在总体战略选择上，要改变固有思维，调整围绕“出口导向”为主的发展模式。这是由于跨国公司模块化生产、发达国家对国际贸易的垄断结构和美元霸权的支配性影响，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不仅使我国在国际分工中被锁定于产业低端的依附地位，国民经济遭受“美元霸权”掠夺。因此，尽管我国经济保持了长期高速增长，但已无法复制战后日韩发生的全体国民福利普遍增进的局面。如果说10年前贾根良的观点被认为是“偏激”，那么当前应该会更容易接受。在这里，我认为最重要还是贾根良关于对现代货币或货币型经济本质的理解，以及保护货币主权就是保护本国财政主权的观点，以及改革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机制和运用财政赤字应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对策方案。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把握“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历史起源。

 

现在看来，贾根良教授有关“中美经济脱钩”的主张（2010）是一个超前的理性思考。此外，他认为应逐步减少并最终取消出口退税，实施贸易平衡或略有逆差的新战略，出口中高端产品并进口中低端产品，大力实施民族企业进口替代。以中国为龙头，团结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建立一种与美元体系相平行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实施“外围包围中心”“高筑墙、广积粮、不称王”的“不对称全球化”新战略。他还提出，不要急于加入WTO《政府采购协定》，建立政府采购的自主创新体系，国内市场，回购部分资源型外资企业。

 

正是由于传统发展模式忽视了农业与重工业之间的循环关系，国民经济出现了重工业的低端产品产能过剩和高端技术仍被跨国公司所垄断的局面，又导致城市化进程滞后、“三农问题”难以破解以及高等教育内卷化等问题的主要根源。贾根良指出，国内经济一体化比国际经济一体化更为重要。首先，要构建核心技术创新的“新型举国体制”。通过国内经济结构的重大改革，实现“国内经济大循环”，即在核心技术创新、新基建、中国版绿色新政、乡村振兴战略与传统用于出口的廉价工业制成品之间逐步形成互为市场的良性循环。其次，要大力发展国内区域之间的分工和贸易，以开发中西部为重点，工业中心向中西部转移，从根本上扭转我国工业特别是高端产业集中在沿海地区的不合理局面。当然，东北振兴也是当前区域经济发展策略的重点内容。在内部改善方面，贾根良教授提出了如畅通国内流通体制、取消高速公路收费、打破地方保护主义等政策建议。

 

学者应为人民大众发声，贾根良提出了针对收入最低的六亿人口实施“收入倍增计划”。他建议在“十四五”期间通过就业保障计划推动最低工资每年增长15—18%，在“十四五”结束的2025年使其收入增加一倍，这不仅可以解决我国由于外部市场低迷和美国保护主义所导致的大量产能过剩问题，解决对美贸易顺差过大的问题，也是扩充中等收入群体的最有力措施。劳动者收入的增长与企业赢利的提高互为因果、循环累积的国内大循环。将月收入千元的六亿人收入增长与乡村振兴战略中增加农村公共物品作为解决廉价工业制成品出口危机的根本性措施，并发挥政府“最后雇主”的职能，实施就业保障制度。贾根良把此项设计视为强有力启动国内大循环战略的突破口，我认为这是很有针对性和实际效力的探讨。

 

来源：哈工大创新马克思主义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