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飞刀：对义和团的嘲笑和蔑视可以休矣

1900年5月28日，义和团焚烧长辛店、卢沟桥车站，截断电线，芦保京津铁路中断。同日，各国公使议定调兵来京，武装干涉义和团，借此扩大对中国侵略。

 

 

 

“我们不要留情，不要留活口，我们的目的就是让中国人在一千年后提到德国，浑身颤抖，甚至要让我们的旗帜永驻长城。”

 

这段狂妄无耻的话，来源于1900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对即将启程的八国联军发表的演说。

 

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元凶，这个威廉据说小时候脑子患过病，病出了他好斗残暴的性格。这种病也在威廉的演讲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像中国人这样，悍然置千年固有的国际法于不顾，以令人发指的方式嘲弄外国使节和客人的神圣不可侵犯性，这样的事件，在世界史上还没有过先例。”

 

“我们决不要俘虏，只要死亡，你们如果遇到敌人，就把他杀死，不要留情，不要留活口。谁落到了你们手里，就由你们处置。

 

 

 

威廉所说的“以令人发指的方式嘲弄外国使节和客人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指的是当时举着“扶清灭洋”旗号，在中原大地如火如荼的义和团。

 

所谓“悍然置千年固有的国际法于不顾”，说的是义和团拳民围攻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和西什库教堂，在各省杀害传教士和教民，焚烧教堂和洋人住宅，破坏电线和铁路的种种行为。

 

威廉绝口不提的是，直到1898年，山东籍的义和拳“师傅”赵三多才在冠县首次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号，自1840至1898，这50年中，“没有国家观念”的百姓和“文明开化”的洋人的矛盾是怎么激化到这个地步的？

 

他没有提，或许根本不屑于一提的是，德国过往在强夺胶州湾及随后对山东内陆的渗透过程中，在高密、即墨、日照、兰山犯下了什么样的暴行？

 

人们总是从历史中抽出他们喜欢的那一部分真相，而选择性地无视另一部分。

 

就像国内有些人批评义和团是盲目残暴的排外运动，嘲笑拳民愚昧无知到以为铁路电线破坏了风水，义和团不是在抗击外来侵略，而是在现代文明面前的蚍蜉撼树、螳臂当车一样。

 

他们可以这样笑着，刀哥却真的笑不出来，因为刀哥知道，列强的铁路建设是怎么破坏老百姓们的“风水”的，又何止破坏了老百姓们的“风水”。

 

当一条铁路线在中国的土地上被划定的时候，不管经过多少村庄共有或者老百姓的私有土地，列强是没有耐性搞拆迁和补偿的，如果是房屋，就直接推倒，如果有坟墓，就直接毁掉。

 

 

 

俄国人修铁路经过已快要成熟的麦田，直接踏过不给补偿，农民们去理论即遭屠杀；德国人修铁路把田间水道切断，农民们去拦阻，被德军“枪毙数人”。

 

铁路交通令从事旱运、水运的运输工人大量失业，修路上只招收信仰基督教的“教民”，这更增加了教民与村民的矛盾。

 

列强们文明的铁路线修到一处，中国老百姓“田庐皆归乌有，无以饮食，无以栖止，父子夫妇兄弟流离道路，相转死亡于沟壑不知几人矣。”

 

所以，在百年后的今天，如果我们对义和团这样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看法还是片面情绪化的，在舆论的两头急剧摇摆，就是不深入到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实际中去，是无脑，也交代不过去的。

 

说回到那个脑子有点问题的威廉。

 

1895年，他自己草拟了一张油画图稿，让宫廷画师成稿印刷后送给自己的亲友以及欧洲各国君主。

 

画中希腊神话英雄打扮的七个人代表德、英、法、意、奥、俄七个西方国家，她们手持长矛盾牌站在一处悬崖上，大天使米迦勒站在悬崖边手指东方，那边一片乌云深处是佛祖的坐像，骑在一条中国龙身上。

 

 

 

他管这幅画叫“黄祸”。

 

从威廉的演讲和他的画里可以看出，他不正常的脑子里也集中反映出当时西方最正常的帝国主义者的思路。

 

第一，他们把一切东西方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冲突都归结于文明的冲突。

 

第二，在冲突面前，希腊和希伯来应该联合起来，皇帝和总统应该联合起来，用圣战来解决冲突。

 

 

 

这种思路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西方列强与中国的结局。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存在，中国历史上所有企图进入和影响中国的外来文明，都要学会与中国文化恰当地共处，尤其不能挑战两个底线：

 

融入而不能介入，尤其不要强力干预老百姓的世俗生活。

 

不要妄图政教合一。

 

孔子有言：“敬鬼神而远之”，所以外传的佛教和本土的道教，都倾向于选择在深山中建寺庙。

 

而洋人偏不。

 

在当时的东方国家，对西方将政治与宗教相混合，用时髦的话讲叫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办法，来外扩殖民地的手段是有共识的。

 

不单“盲目排外”的中国人这么看，连勇于拥抱西方的日本人也是这么看的。明治维新前，水户藩的学者会泽正志斋曾认为，西方的力量来自精神源泉，在欧洲列强竭力侵略世界上所有国家时，基督教是帮凶。

 

在贸易或者其他借口下，他们接近各地区的人民并与之为友，暗地窥测谁为强国，谁为弱国。

 

若一国守备空虚，他们就用武力夺取；倘若不能乘虚而入，他们就用邪恶的教条把人民引入歧途，从而夺取之。

 

从唐太宗允建景教教堂开始，基督教传入中国已有千年，但始终没有寻找到大规模传播的突破口。清朝末年国力的衰落，东西方实力的巨大差距，让西方传教士再也等不了了。

 

从1860年开始，利用《中法北京条约》的漏洞，传教士开始全国各处置地建教堂。

 

跟佛道不同，传教士依照西方习惯，将教堂一竿子插到中国最基层的乡村，凡是有人的地方都要有教堂，教堂选址所在，大都是传教士巧取豪夺得来的书院、公所等村社共有土地，这样就跟村民的公共生活发生了矛盾。

 

 

 

由于洋人在官府面前的强势，让许多社会边缘人物、戴罪人员、土匪看到入教官府就不敢追究的好处，他们入教后在村民面前的一些耀武扬威的行为，依仗教会势力获得的地位以及财富提升，激化了教民与村民间的矛盾。

 

教民入教后，就不再受地方管辖，不向县乡交税，激化了洋教与地方政府的矛盾。

 

传教士和教民强占土地、插手诉讼、放贷放款、敲诈勒索，激化了洋教与当地固有经济秩序的矛盾。

 

教堂的对非基督教信仰者的封闭性和神秘性，宗教习惯、生活习惯的冲突，加剧了一些流言谣言。比如江苏丹阳教案，就是有谣言说教堂外面挂的蜂箱里藏有人心人眼。

 

 

 

在洋教对传统中国基层社会秩序和传统文化的强势介入下，可以说在当时，传教士的教堂建到哪里，哪里就有矛盾和是非。

 

不同于西方侵略者、学者以及一些中国人把“土洋”矛盾归结于所谓先进与落后的文明冲突，当时大部分的矛盾实际上都起源于土地这样的经济纠纷。

 

纠纷一开始仅限于村民和教民的理论，最多是口角和小打小闹，使问题激化的是传教士的强出头以及官府的拉偏架。

 

当时的清廷把地方“土洋”矛盾的责任一概压给地方官，对办事不利、保护不力官员的连降两级留任。朝廷的态度是：你们自己看着办，地方的矛盾必须在地方解决，决不能闹到京城来，让大使馆出面干涉，告到总理衙门。

 

在这种态度下，地方官尽管有时颇为无奈，为了保住官帽，也不得不在诉讼中向着传教士和教民，有官员甚至直接对吃了亏的村民说，谁叫你不入教？！

 

清政府地方治理的空心化，地方官员一味的拉偏架，传教士和教民的强势，让村民和教民的对立越来越深。

 

教民被斥为毛子和鬼子，双方由口角上升为拳脚，拳脚上升为械斗，械斗上升为抢劫和杀人，每个人都成了施暴者和受害者。愤怒的村民最终将刀口对向传教士和教堂，死了洋人，这就成了大事，是为教案。

 

由于洋人的压制甚至武力威胁，清政府对教案的处理基本是将主犯斩首和弹压暴动，越弹压暴动越大，越弹压仇恨越深。

 

再加上1898到1899年的黄河大水以及1900年的大旱，三年无收，天灾人祸，缺衣少食的乡民迫切需要一个依靠，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上山当土匪，要么下山练拳（入义和团）。

 

 

 

今天的我们很容易嘲笑和轻视义和团的“请神上身”“刀枪不入”有多么愚昧，多么乌合之众，但对这些农民来说，目不识丁，不可能找到科学的理论做指导；饥肠辘辘，哪有力气和工夫练拳脚学枪棒。

 

他们只能相信、依靠“大师兄”们的巫术戏法，在义和团里，每个人都有资格请神上身，刀枪不入，学了拳，就再也不会挨欺负了。

 

八国联军侵华过程中，义和团在进攻天津紫竹林租界失败后，天降大雨，很多拳迷当时就散了，下雨了，该回家种地了。

 

 

 

打仗是朝廷的事，他们原本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是被破碎的国家，崩坏的秩序硬生生推到前台的，何辜百年后还要承受更多。

 

八国联军侵华后订下的辛丑条约中，赔款的数额是4亿5千万两，4亿5千万中国人，“人均一两，以示侮辱”。看好了，不管是开化还是未开化，只要是中国人，“人均一两，以示侮辱”。

 

 

 

中国作为千年来稳定结构的中央王朝，当权力核心不足以强力维系平衡时，这样的危机和耻辱就会像窜出地壳的岩浆般奔涌。

 

但另一方面，任何外力妄图强势介入直至颠覆这一结构，也绝对是痴心妄想。

 

辛丑条约的大方向只有赔款和惩办祸首两条，没有瓜分和割地。

 

联军统帅瓦德西向脑子有问题的威廉二世解释说，“我们对中国的民众，不能看成是衰弱不堪或者失去道德品质的人。实际上，他们还有无限的生气。中国人素有英勇善战的精神，并没有完全丧失”，因此，“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

 

联军各国指挥官和公使对瓦德西的意见都有同感。

 

有时候，敌人的看法最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