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派的“女权主义”并非植根于妇女的客观条件，而是植根于对平等权利的抽象政治要求，这种要求没有考虑阶级状况。这种区别是马克思主义分析“妇女问题”的关键。共产党人不像自由女权主义者那样为抽象的“妇女权利”而奋斗；他们为建立一个社会而奋斗，在这个社会中，基于性别的从属不再是社会的必然。
图片来自“团结网”
【原编者按】2020年11月16日，左翼网站“团结网”刊文，指出社会主义的女权运动与抽象的为妇女权利而奋斗的资本主义自由女权运动的目的不同，社会主义的女权运动其旨在消除性别障碍，使妇女和非双性别人群，同男性同志平等地参与阶级斗争。原文内容如下：
“[……]只有彻底改变工人阶级妇女的生存状况，改变其家庭和生活条件，使其在民法上获得与男子平等的地位，才能彻底消除迄今为止阻碍妇女工人自由地参加阶级斗争的障碍。”
1919年，亚历山德拉·柯伦泰（Alexandra Kollontai）将这些话“作为前言”写到了关于妇女在阶级斗争中的地位的一系列著作中。
柯伦泰关于妇女解放运动历史的小册子《女工如何为自己的权利而奋斗》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重要著作。不仅如此，还建立了更具包容性的阶级运动的现实基础，这一运动真正使性别与阶级交汇。
作为澳大利亚共产党百年庆典活动的一部分，工人周刊《卫报》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澳大利亚革命妇女的简介。这是重要的历史著作，值得庆祝。然而，如果不分析妇女在运动中的地位，我们就无法真正尊重这些进步妇女的遗产。
因此，在澳大利亚革命斗争的这个历史性关头，我们是时候来探讨成为“红色妇女”的真正含义了。
在激进的空间里，性别问题是如何凸显出来的，这是否给女性同志和非双性同志参与党的工作设置了障碍？柯伦泰告诉我们，关于“红色妇女”，首先最重要的是一名共产主义者——也就是说，在这里关键是“红色”一词。
与任何激进的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相比，工人阶级妇女或非双性别工人必然与男性无产阶级有更多的共同点。正因为如此，我们不应忽视女性和非双性工人阶级特定的客观条件，这些条件使她们处于男性的从属地位。
该系列著作于1919年出版，目的在于响应1918年11月举行的第一届农民和劳动妇女大会的一项决议，即成立一个委员会，致力于俄国革命后女性无产阶级的动员工作。出版后不久，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妇女部成立，负责教育和动员妇女从事实际的政治活动。这本小册子，以及后来的《真诺德》作品，代表了一种交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柯伦泰在其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一直在倡导这一理念。
也就是说，到了1919年，这本小册子也有些过时了。它主要是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工人运动背景下妇女运动的历史性分析。
这些运动很大程度上是在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的政治氛围下发展起来的，正如柯伦泰本人所认识到的那样，这些运动不适用于俄国革命后的新的社会主义秩序。
然而，由于“资本主义秩序的遗产”仍然存在于“工人阶级的家庭生活条件、生活方式、束缚妇女思想的传统和家务劳动的奴役”之中，妇女无产阶级中的动员工作是教育妇女走向自身解放的必要条件。
这样，早期妇女运动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仍然十分尖锐，也就是“妇女无产阶级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单独开展特殊工作，并为此在党内建立一个专门的机构——委员会、办事处或小组。”
柯伦泰强调，党的妇女工作应当建立在坚定的唯物主义基础上，根据妇女特殊的生理状况和社会状况，以及与男性同志根本不同的需求，开展党的妇女工作。
为此，她对社会主义妇女运动和自由的“女权主义”运动做出了重要区分，比如社会主义妇女运动区别于19世纪末兴起的女权运动。
自由派的“女权主义”并非植根于妇女的客观条件，而是植根于对平等权利的抽象政治要求，这种要求没有考虑阶级状况。这种区别是马克思主义分析“妇女问题”的关键。
根据布尔什维克的反党派主义政策，柯伦泰主张，特殊的动员工作必须在思想上服从于总的党组织。但是，目标不应该像柯伦泰建议的如同英国和德国的许多组织那样，为妇女创建一个独立的组织或将妇女从一般政党中分离出来。相反，这项工作应该是一项劳动分工，使整个党能够完成它所需要的工作，以解决妇女无产阶级的需要，并将她们纳入总的党组织。
尽管今天的女权运动比1918年的运动更具交叉性，但柯伦泰指出的“主要问题”仍然非常尖锐。我们如何与女性和非双性无产阶级合作，以解决他们在一般阶级运动中的特定问题，以及什么样的组织最适合达成这一目的？
在阶级运动中缺乏性别包容性和可及性。事实上，我们没有理由相信激进主义者的空间必然会免受如同妇女和非双性人群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的不利条件的影响。
由于种种结构性原因，非男性同志很难“闯入”男性主导的空间，在这些空间里，关键决策都是由男性主导的，一旦进入，他们所做的工作往往被低估或忽视。因此，任何旨在实现性别包容性的工作都必须直面这些排他性的结构性（即物质）条件。
也许我们生活在全球资本主义之下，与无产阶级革命后不久的柯伦泰相比，我们更需要处理性别和阶级的交叉性。柯伦泰对“女权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区别是这项工作的关键。任何对“妇女问题”的分析，最终都必须进行对性别的唯物主义分析，把性别作为一种由阶级社会产生并在阶级社会内部建构的社会结构。对性别构成的物质基础的忽视，等同于对维持性别作为生物绝对的二元概念条件的一种表现性反应。
柯伦泰提醒我们，要积极努力解决女性同志和非双性别同志的特定需求，但最终目的是把他们拉进一般的阶级斗争。我们应该根据妇女和非双性别人群所经历的具体客观条件，在党内开展“特殊动员工作”。
但是，我们必须注意，致力于提高妇女或性别不合格者地位的政党机关不要成为非男性同志的储存库，因为这样在浪费他们的时间和精力，从而使他们无法积极参与党的一般性工作。
“妇女的比例”将取决于整个政党内部的分工，这与我们处理环境保护问题或反帝主义的方式大致相同。把妇女问题留给妇女解决，只会转移妇女对党的一般工作的注意力。
从宏观上讲，阶级的交叉性要求我们考虑党内的工作，以及它们如何给入党设置障碍。因此，这需要自我批评，并主动改变做事方式。无论我们的性别身份如何，承担这项工作是我们所有人的责任。
总之，这篇文章的核心问题：无论什么性别的共产党员，首先都是共产党员。妇女和非双性别人群，必须同男同志平等地参与阶级斗争。
非男性无产阶级的特殊动员工作，应当作为党的一般工作的分工，并以唯物主义的性别分析为基础。我们必须时刻谨记我们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共产党人不像自由女权主义者那样为抽象的“妇女权利”而奋斗；他们为建立一个社会而奋斗，在这个社会中，基于性别的从属不再是社会的必然。
（来源：“WorldCommunistParties”微信公号，华中师范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政党研究中心张丽艳 编译
；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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