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牛仔对决张飞？

“牛仔精神是大航海时代以来西方兴起的海盗精神在美国的变种！”

01

看电影《金刚川》，令我想起张艺谋1987年拍摄的《红高粱》。

在《红高粱》中，姜文饰演的余兆鳌，在目睹了罗汉大哥与秃三炮被日寇剥皮的惨象之后，决计为他们报仇，和日寇以命相博。

但是，作为一个前现代的农民，他用来对付日寇的，不过是几缸浓烈的红高粱酒，鸟铳和砍刀，而日寇则已经用汽车、机枪、手榴弹等现代技术兵器武装起来了。

 

结局当然是惨烈的。

 

在《金刚川》中，张译饰演的高炮排长张飞，在目睹了师父兼“兄弟”，吴京饰演的关磊被美军飞机“丧门神”炸成碎片之后，也决计要为他报仇。

他在炮位前点起三堆篝火，自我暴露目标，对俯冲而来的“丧门神”怒骂：“做个了断吧！”

 

他的结局也是惨烈的，炮位上所有战士全部牺牲，自己也负了重伤。

 

张飞不依不饶，带着仅剩的一发炮弹艰难地挪到另一个炮位，终于击落了“丧门神”，但不旋踵就被美军轰炸机投下的凝固汽油弹烧成了一具“铜像”。

 

张飞和余占鳌，两个不同历史情景中的人，却不太合逻辑地具有几乎完全相同的精神结构——都愿意为兄弟慷慨赴死，“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余占鳌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未经政治启蒙，只能凭着血气之勇与日寇一决生死。共产党员罗汉大哥在这一地区犯了错误，他把精力主要用于争取土匪秃三炮参加抗日，却不是用来发动群众。

 

但张飞则不同，他已经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名基层指挥员，负责指挥大桥旁边仅有的两门高炮。他当然很清楚，他的使命是确保大桥安全，确保主力部队安全渡江，而不是为了“兄弟”一决生死。

 

现在，他为关磊报了仇，但大桥的天空却敞开了，美军飞机可以不受干扰地自由投弹了——这真的是关磊、张飞想要的吗？

 

也难怪会有小学生看完电影，会若有所思地说：

“是美国人放过了我们！”

 

02

《金刚川》的故事，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概括为“牛仔对决张飞”。

美军飞行员希尔，在目睹僚机被击落后，拒绝返场的命令，怒气冲冲地取下头盔，戴上牛仔帽。

 

美军飞行员似乎酷爱牛仔帽，他们经常会在关键的时刻戴上它。

 

在1964年库布里克拍摄的《奇爱博士》中，那位操着德州口音、对投放氢弹近乎偏执的B-52轰炸机机长，就戴着一顶牛仔帽。他下到弹仓里亲自动手排除故障，就在这一刻，弹仓打开了，他就骑在氢弹上，一边挥舞牛仔帽一边飞向目标。

 

牛仔帽，是牛仔精神、美国精神的外在象征。

 

由于受好莱坞潜移默化的影响，对许多人来说，美国西部牛仔是具有英雄主义和神秘色彩的人物。

 

但剥去种种华丽的包装，我们就会发现，牛仔精神的本质是一种殖民主义和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牛仔精神是大航海时代以来西方兴起的海盗精神在美国的变种。讨论牛仔精神，必须要和美国向西海岸的扩张、印第安人被灭绝、以及盎格鲁-撒克逊新教白人在北美大陆主导地位确立结合在一起，才能明白其真实的含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牛仔形象和牛仔精神，又为美国向全世界扩张提供了精神和心理支持。

在《金刚川》中，与牛仔精神正面相撞的，则是张飞精神。

 

我觉得，导演管虎有点太藐视观众的智商了，对这一点强调到了耳提面命的程度。

 

他不仅让张飞唱着“张飞”的“姓张名飞字翼德，万古流芳莽撞人”唱词走上炮位，还给三位主要人物分别起名刘浩、关磊、张飞，这样“刘关张桃源三结义”就齐了。

 

张飞精神，或者“桃源三结义”精神的本质是什么？

 

就是不问是非，只问情义。“兄弟”之间，有苦同受，有难同当，有福同享。你若遇难，我拼了命也要为你报仇雪恨。

 

在情义的压力下，“兄弟”时刻都可能成为莽撞人，冲动和不理智成了常态。

这里不去全面讨论江湖义气在历史上的作用，只想问一句：当时在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以及志愿军背后的新中国，难道是靠江湖义气组织起来的吗？

 

再问一句：“桃源三结义”精神能够抵挡西方的海盗精神吗？如果可以的话，近代以来为什么屡战屡败呢？

 

当年义和团的大师兄，往往喜欢以“关公附体”来号召徒众。义和团的反帝精神是可歌可泣的，他们也不怕牺牲，但仍然无法战胜按照现代性原则组织起来的八国联军。

 

与之成鲜明对照的是，把不讲大是大非的江湖义气视为一种腐蚀剂而予以严厉取缔的人民军队，反而百战百胜，打出了一个红彤彤的新中国！

 

《金刚川》就这样把志愿军表现成了一支前现代的、余占鳌式的军队。

 

这样的军队是不可能战胜美军的，《金刚山》的结尾，强烈地暗示了这一点。

美军飞行员向基地报告：“继续攻击已无意义”，建议停止轰炸。

 

美军不是被打败了，更不是没有能力继续攻击，而觉得杀不胜杀，反正也杀不完，所以还不如不杀。

 

《八佰》里国军人肉冲锋没过去的桥，管虎在这里让志愿军用人海战术过去了，惨出境界、尸浮水面敌人就手软了——原来抗美援朝是这样赢下来的？！

 

03

在抗美援朝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辉煌胜利，如果从精神、文化方面去总结，可以概括为是一种崭新的、正处于上升态势的政治文明对已经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文明的胜利。

 

这种新文明的实质，就是社会主义文明——尽管当年在新中国，社会主义还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社会主义文明也是一种工业文明，并且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基础之上，因而也是更高层级的文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正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它传到中国后，产生了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即将开始向社会主义进军。

这就使新中国在政治上处于比美国更加进步的状态。

 

《我的祖国》为什么听起来会让人产生幸福、温暖的感觉？因为它唱出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的向往——

“为了开辟新天地，唤醒了沉睡的高山，让那河流改变了模样。”

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是“新天地”的主人，他们的战斗和新天地的命运密切相关，不仅如此，他们也深信未来是属于“新天地”的。

 

 

我们看当时的纪录片、前线记者拍摄的照片，志愿军战士个个明朗自信。

 

电影《上甘岭》准确地传递出了这种感觉——坑道外，美军在狂轰滥炸，坑道内，志愿军战士们在唱歌，在讲故事，在学文化——所以它成了不朽的经典。

 

在《金刚川》中，这种明朗自信消失了，到处是粗重的喘息和乱作一团的东躲西藏。

 

这很自然，因为张飞精神面对牛仔精神面前毫无优势，未来固然不属于牛仔，但也不属于张飞。

 

抗美援朝，是黄继光、邱少云这样的新式英雄（即人民英雄）人物和已经开始走向没落的海盗、牛仔的对决，这才是抗美援朝胜利的根本原因，《金刚川》不能正确地反映这一点，因此它配不上这场伟大的战争。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高度一万五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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